坐擁數十萬大軍的南明為什麼不能像南宋那般重生？

05-26

　　短命的南明弘光政權

　　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李彥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明思宗朱由檢在走投無路、萬念俱灰之時，於煤山自縊殉國。

　　在常見的歷年記法中，明作為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已經不復存在，但在中國南方卻先後興起了數個短命的明王政權。

　　其中最早建立也是最有號召力的弘光政權卻在坐擁數十萬大軍、江南沃野千里的大好局面下只維繫了一年光景，其原因不得不引人深思。

　　朱由檢

　　明思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漢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亦是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

　　弘光政權建立之初與南宋初期極為相似，都是在國家統一政權滅亡後依靠殘留下的軍事力量和官員基礎在較為富裕且少戰亂的南方建立政權。

　　但明末較北宋末年，形勢又略為不同甚至好於後者。

　　明末唯一一條相對而言的劣勢就是沒有朱由檢的嫡系皇子存活下來，南宋開國皇帝宋高宗趙構是宋皇室唯一未被金國擄走的皇子，而且在開封城破之前就已經先兆性的被授予「天下兵馬大元帥」一職，有了整合殘留力量的名義。

　　反觀明末，由於朱由檢對形勢極度悲觀的判斷以及醒悟後行動的遲緩，未能讓自己皇子逃出來重新凝聚力量，最終還引發混亂之初的福王、潞王名分之爭。

　　但除了此條以外，明末的形勢相較於北宋末年而言則優勢極大。

　　首先是明廷實行的是雙京制，留守在南直隸的一套行政班子雖無實權且參政較少，但存在這樣一套系統仍然有助於新政府行政機構的組建。

　　其次是明之亡緣於李自成攻下北京，此時的滿清正在關外洞若觀火，勾結吳三桂得以迅速入關，與李自成歷經多次大戰爭奪北方。這兩個主要政權正在爭奪北方統治權而無暇留意南方，這個戰略空檔期正是弘光政權穩定人心、整合力量、再創新朝的大好時機，這點比當時被金軍逼入大海中的趙構的形勢要輕緩許多。

　　最後便是南明尚存強大的軍事力量，南明主要的軍事力量有江北四鎮以及鎮守武昌的寧南伯左良玉的部隊，總兵力號稱百萬，絕對擁有與滿清、大順爭雄之力。

　　但意想不到的是弘光政權在這種較好的形勢下反而支撐不足一年，許多歷史學者將弘光政權「聯清抗順」政策歸結為其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認為在民族矛盾面前，應當放下仇恨、聯合李自成共同抵禦清軍。這些站在後世的角度，從結果來倒推過程而得出的結論其實過於膚淺，我們應當設身處地的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來思考這個政策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李自成（1606.09.22—1645.05.17），原名鴻基，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勇猛有識略。高迎祥犧牲後，他繼稱闖王。

　　聯合農民軍激發民族矛盾共同抵禦清軍，這個策略相當不錯而且也是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例如後來的永曆政權聯合大西農民軍共同抗清也取得了相當好的成效。

　　可是對於弘光政權以及李自成來說，在當時的時局形勢下完全沒有聯合的可能性。

　　試問大明是如何亡的？是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破京師、迫使朱由檢自縊而亡，對於仍然效忠於明廷的官員百姓而言，李自成就是最大的仇敵。

　　要知連「滿萬不可敵」的滿清數度入關、包圍京師都未能成功滅亡明廷，仍然只能在關外虎視眈眈。

　　弘光政權正是建立在大順政權的敵對基礎之上，倘若聯合大順，那其合法性何在？

　　這並非拘泥於仇恨的眼界狹隘之舉，而是會影響到南明立國的基礎！

　　早在福王朱由崧監國之時，史可法就上書「王宜紊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之義」，這便是昭告天下大明的直接敵人是誰，我們成立政權就是為了延續明廷，為大明報仇，如此才能彰顯政權的合法性。

　　福光朱由崧繼位後，「草莽孤臣」劉宗周就上疏說:「今日中興大業，舍討賊復仇,固無以表陛下前明渡江之心,而苟非陛下毅然決策親征，亦何以作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雖然像劉宗周、史可法所說的親征只是冠冕之話，可除一心討賊以外，無法表明繼承、光復大明之心，也就無法籠絡凝聚仍然效忠大明的軍民之心。

　　在當時人心渙散、各方勢力逐鹿中原的嚴峻形勢下，想繼承大明這快旗幟樹立合法性，重新凝聚積攢人心勢力，就必須找准並打擊大明的敵人。

　　滿清甚明此理，所以入關之初也是打著為明復仇的旗號，因此而迅速籠絡了一大批前明官員將士。

　　倘若弘光為了所謂的最終利益聯合大順共同驅逐滿清，誰還會相信一個先王被殺、竟然還聯合劊子手找其他人報仇的政權？

　　這也是後來的永曆政權可以聯合大西農民軍而弘光政權不能聯合大順農民軍的主要原因。

　　1644年4月形勢1650年11月形勢

　　南明南明（1644年—1662年或1683年）是明朝京師順天府失陷後，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若干政權，歷經四帝一監國。

　　此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順政權和弘光政權在爭取民力資源上存在著極大的競爭，而且雙方是處於完全的對立面。

　　大順農民軍起義之初就是與明廷存在對立立場的基礎上才獲得了大量北方人民的支持。

　　站在民族角度上，大順政權同為漢人政權，在北方漢人中具有極強的號召力，這也是李自成攻打京師、沿關明將紛紛投降的原因之一。

　　試問兩個政權同時存在，北方漢人在此之前就已經放棄統一的大明而選擇新起勢力的大順，還有可能選擇偏安東南的弘光政權嗎？

　　所以弘光和大順是根本不可能跨越這種政權整體利益層面上天然的鴻溝。

　　弘光政權樹立起再復大明的旗幟就必須要解決而且迅速解決掉大順政權，由此成為漢人中唯一合法的政權，再以獨一的政權號召漢人、激起民族仇恨對抗清軍相較於兩個處於競爭的政權來講就要容易許多。

　　當李自成攻破京師後，吳三桂一直投機遊走在大順和滿清之間，而後南方弘光政權建立的消息傳到北方，吳三桂雖然已經投降清軍，卻依然保持著與南明的曖昧聯繫，曾言對南明「不忍一矢相加遺」。

　　弘光帝朱由崧甚至派人封吳三桂為薊國公，並發銀五萬兩、槽米十萬石犒賞其借兵滅順的功勞。

　　要知擁有明廷最後一支同時也是戰鬥力極強的遼東軍的吳三桂投靠清軍也是打著「報君父之仇」，拉攏這樣一批遺留下的實力派和官員子民，對於初建的弘光政權來說尤為必要，而拉攏他們就必須得豎起再興大明、報仇國恨的旗幟。

　　倘若此時不採取這種較為緩和的做法（即使最終不成功），但反而直接宣布對抗清軍，豈不是就是逼迫這些實力派迅速做出決斷，這種方式是不可能取得當前最大化的利益。

　　由此可知，在當時提出的「聯清抗順」政策完全是基於當時形勢的必然之舉，政策的本身並無不妥，而且在當時極為不利的形勢下起到了凝聚民心、整合實力的較好效果。弘光朝廷的問題根源並不出在於這個政策之上，而是在於內部建設。

　　吳三桂

　　吳三桂（1612年6月8日—1678年10月2日）明朝遼東人，祖籍江南高郵（今江蘇高郵），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軍事人物。明崇禎時為遼東總兵，封平西伯，鎮守山海關。

　　在清軍忙於剿滅李自成而無暇他顧時，這個戰略空檔期正應該是弘光政權解決內部問題、迅速達到各派系利益均衡的大好時機。

　　在派出與滿清通好的使者被拒後，史可法手下幕僚閻爾梅獻計「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

　　此時的史可法深知此時內部不穩，應當趁空閑之際著手大力發展，而非北上貪功。

　　前有南宋聯蒙古滅金之教訓，沒有強大的實力和後援，北上也不能收復故都乃至九邊防線，空取山東河南一帶毫無意義，反而會引起清軍的快速反撲而導致功虧一簣。

　　史可法能夠清醒的認識到內部矛盾尚未解決的緊迫性，而且在被馬士英排擠後為了避免矛盾的尖銳化而屈身選擇督師江北四鎮。

　　只可惜史公一心忠烈、清廉奉公、顧全大局，卻缺乏亂世之中所急需的雄才偉略，統籌四鎮軍務一年有餘，

　　既不能統一戰線、彌合諸將間隔閡，又不能穩固防線、抵禦清軍，最終只落得個忠烈殉國以及數十萬揚州百姓陪葬的下場。

　　弘光朝廷的內部紛爭在政權建立之初就埋下了禍根，這種紛爭朝堂之上體現在自萬曆年間就出現的黨爭，由黨爭接而引發的內部軍事力量的碰撞則徹底將弘光政權推向了覆亡。

　　朝堂之上馬士英、阮大鋮等對東林、復社舊臣首先開火，「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諸臣也。

　　不盡殺東林諸臣,不足以謝先帝!今陳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迫使政局陷入更大的混亂之中。

　　軍鎮之間的矛盾則更加突出和致命，擁有弘光朝廷最大的一支軍事力量的左良玉，因未立定策之功、擁兵數十萬而支言不能參預國是，最終從武昌興兵「清君側」。

　　史可法無奈只能盡撤四鎮精銳攔江圍堵左良玉，導致淮河、長江一線毫無軍防，最終被清軍一擊而破。

　　更為痛心的是作為弘光政權最為核心的軍事力量——江北四鎮的四位主要將領中劉良佐、劉澤清降清，高傑同室操戈被自己人殺死，唯獨黃闖子黃得功一人是為抗清而死。

　　強敵在外，內部初興，不思團結進取反而為私利而排除異己、拔刀相向，坐擁江南沃野千里，雄師百萬而一朝破滅，君無君威，臣無臣德，軍無軍容，弘光之亡實不可惜。唯獨憐惜此間萬千百姓身死家滅，余者剃髮易服而偷苟一生，可嘆數千里河山上下破碎，三千年文化一脈斷絕。

　　歷史慨然，願後人嘆之而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