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PK上海：換個角度可以看到什麼？

香港PK上海：換個角度可以看到什麼？

香港大學地理系  王緝憲

 

近二十年來，我們看到很多文章，或者比較上海與香港，或者比較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其實上海與香港，長三角與珠三角，無論從面積、人口、經濟總量這三個基本的尺度，都不好直接對比：上海人口2500萬，香港760萬，僅為上海的三分之一，面積上海是6340平方公里，香港是1020平方公里，更只有上海的六分之一。長三角面積約為99600平方公里，人口約7500萬（戶籍），包含了上海這個核心大都市；而珠三角，通常都不會包含香港和澳門，面積為24437平方公里，人口4283萬人。 「大珠三角」若指珠三角加香港和澳門，則面積約為25500平方公里，為長三角的26%，常住總人口5616萬,為長三角的75%。以經濟規模論，大珠三角也不過相當於長三角的一半多一點。於是，這些比較如果不是從人均值去比，則似乎在比較兩個經濟當量相差一倍、面積差三倍的兩個區域，再加上還有兩個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憑空又多了一層不可比性。

 

於是我想到，是不是可以『剔除』一個不可比尺度，用香港+深圳+東莞（以下簡稱港深莞）比較上海？按照這個想法找資料，構造了下表：

 

表：上海與港深莞的幾個基本數據比較（多為2012年數據）

	人口 (萬人）	面積 （km2）	人口密度 km2	建成區面積 （km2)	建成區佔總面積比	GDP （PPP國際元）	人均GDP （國際元）
香港	718.4	1104	6544	265	24%	4048.92	55383
深圳	1054.74	1953	5201	842	43%	2400.19	26847
東莞	822.02	2465	3335	854	35%	1076.14	13380
港深莞	2595.16	5522	4700	1961	36%	7525.25	28997
上海	2380.43	6219	3775	1563	25%	4768.39	20313
港深莞/上海	109%	89%	124%	125%	141%	158%	143%

說明：嚴格意義上，考慮到港深之間的貿易關係，港深莞加起來的GDP應該小於上述總和。謝謝@牛津小裁縫指出這一點。數據來源：各個相關城市統計局或者政府的網站。

 

如該表最下面一行顯示，港深莞作為一個地域單元與上海比較，在人口和面積這兩個基本規模當量上的差別都在±10%以內。差別較大些的，是人口密度、建成區密度；差別更大的是建成區佔總面積的比、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和人均GDP。表上沒有顯示、但實際上最大的差別，在行政體制和經濟體制：上海是一個直轄市，而港深莞是一個行政特區加一個經濟特區兼計劃單列市再加一個普通城市。那就讓我們對照比較一下，在幾乎同樣的空間和非常接近的總人口的規模上，行政和經濟體制的差別給這兩個大都市區帶來了哪些不同的後果吧，因為這正是我想看到的。由於本人更了解珠三角和香港，全文的重點也就主要是針對香港和珠三角出現的問題做些粗淺的分析。

 

（以上的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示意圖分別來自香港特區政府網站與百度）

 

第一部分：經濟發展結構和空間展開

 

不言而喻，三個城市當然與一個城市不同。不過，從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看港深莞，其實有著很強的整體性。1979年以前不存在深圳經濟特區。深圳東莞都是「廣大農村」的一部分。深圳特區選擇緊鄰香港設立，目的就是利用香港的經濟發展動力。不用說世行舉出的非洲某些經濟特區的失敗，就拿幾乎同時成立的汕頭經濟特區與深圳比，臨近香港帶來的優勢或者說市場基礎，肯定是深圳成功的主因之一。外資內資齊聚深圳，就是因為從市場角度，充分利用香港的外聯優勢和深圳的廉價土地和勞動力以及特區政策，是一個必然。198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新界的製造業迅速轉移到了深圳。在沒有任何政府的干預和「規劃」下，香港產業結構急劇和自動地轉變為服務業為主。當時在新界建立起的新市鎮，比如屯門和天水圍，由於工業北上深圳甚至東莞，大大偏離了原來職位-居住平衡在內部實現的設想，出現了居住遠郊區公屋區的藍領工人不得不到九龍甚至港島尋找工作機會。

 

當深圳1990年代後期迅速崛起，成為廣東第二大經濟重鎮後，其特區內租金和勞動力成本也跟著上漲，特區外和東莞便成了產業轉移的地點。從政策/體制邊界上看，那時的港深莞有一個香港——深圳特區——特區外及東莞的空間格局。與港深相比，東莞沒有任何『政策優勢』，於是提出一種非常簡單的招商『戰略』：深圳給什麼條件，我們都更多優惠一點。由於這種優惠的誘惑只能對成本敏感企業奏效，而不可能吸引依賴人才和科技創新為本的企業，深莞的產業差異是明顯的。東莞自1978年開始，由鄉、村、生產隊、村民個人划出地塊蓋廠房，招商引資，先後建成了503個工業區，到2013年仍有14413家企業（參見《從工業區到園區》）。它們佔地多數小於300畝，一半以上新建於1990-1999年間，之後逐步減少。其中企業數量最多的是電子、五金、塑膠，映出1970年代香港工業的影子。這些工業區的分布與深圳北部特區外的情況一樣，是沿著高速公路網在展開而散開的。當年「三來一補」帶來的出口退稅以及「三減兩免」（兩年免稅三年減半）的政策，加上外來勞工進入東莞並沒有任何限制，成就了這個滿地是靠廉價勞力+廉價地租+吃中央出口退稅政策的企業的『世界工廠』。我們無法確切知道東莞外來勞工最多的時候（2007年）到底有多少，但「外來人口不少於800萬，其中至少有400多萬居住在舊村、舊廠」（東莞市長李毓全語），而這些企業主要是港資背景。它們在2008年大幅度撤離（包括倒閉和轉移）也是不爭事實。34年東莞GDP增長820倍，是官方的統計。

 

在香港工業北移並在珠三角、特別是在東莞和深圳（後來主要是二線外地區）持續擴張的同時，由於香港政府長期採取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包括從不對高科技採取政府大力投資推動的做法，導致香港製造業跌到不到GDP總量的3%，成為一個純服務中心，包括金融、物流、保險、及各種生產和供應鏈上的其他服務，統稱『producer services』（生產者服務業或者廠商服務業）。九七回歸，從各個方面都給了香港更名正言順的條件，不僅繼續投資擴張在珠三角，主要是對深圳東莞和惠州的出口加工業，更利用香港的國際都市環境，為這些企業提供全面的服務。

 

夾在東莞與香港之間的深圳，恰如其分地利用著東莞沒有的經濟自由度和香港沒有的政府主導力，有力地集中了全國的人才，確立了自己發展高科技產業的路徑以及同時面向內地和國際的產品定位。然而，大概有兩個重要方面是深圳始料不及的。一個是迅速膨脹的人口，它造成了全世界都沒見過的城市化速度。第二個是崛起之後瘋了一陣就陷入長期萎靡不振的金融業。雖然後者與上海甚至北京在中國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關，但更有理由認為，鄰居香港對這兩者的形成都至關重要。香港是一個嚴格控制內地人口移民的城市，而深圳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新移民城市。對不少非『北上廣』但有外闖心的人，到不了香港或國外而到深圳，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比留在北京或者上海都容易些。至於金融方面，深圳發展股票市場與金融中心的初衷，應該是希望利用香港這個世界排名前茅的國際金融中心。然而，幾十年下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深圳對於香港金融界而言，除了是一個人民幣進出的重要渠道，其餘業務幾乎不相干。成為金融中心，城市本身的成熟恐怕是一個宏觀基礎，因為成熟的城市是有成熟的法制環境和公開自由的信息環境的必要條件，雖然不必然條件。因此，可以說，成熟的城市是金融企業生根發芽的土壤。前海金融區的出現，是深圳走向成熟，還是港深金融服務業走向一個中心，我們後面再談。

 

談完東莞深圳，我們分析一下香港。中國改革開發初期，香港尚未回歸。人們熟知，恰恰是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上半段，是香港資本和企業大舉北上，促成深圳一致珠三角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快地區的時期。但是，也許由於大家的注意力放在了香港回歸本身的意義和香港對珠三角的作用，比較少的人提及，這二十年也是香港從工業社會轉型到後工業社會的階段。除了前面提到製造業大幅度萎縮，1998年投入運行的赤臘角國際機場以及相關配套設施青馬大橋等也成了過去30年間唯一的一輪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而這部分建設所服務的對象，也恰恰是後現代社會的主業：高端服務業（金融、服務貿易、空運物流為主）和旅遊。

 

那麼，1997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這十七年，又發生了什麼呢？首先，隨著製造業幾乎消失，香港真的成為了不少人所說的『地產霸權』和『金融霸權』的城市，因為除了地產與金融資本以外，其他產業內的大企業，已極少以香港本土為主要市場，而是把生產線和銷售網都移入了內地。同時，政府的收入也越來越依賴賣地、地租（所謂差餉）以及金融業的各種稅收。從市民生活的層面，地價最終都會轉嫁的百姓身上（比如在超市買東西，所以物品的價格內都含有了相當高的租金，包括政府的地租與物業費，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是個收隱形銷售稅的地方）。除了金融與地產，還有就是與旅遊相關的行業（如酒店、餐飲、零售、跨境客運等）隨著自由行帶來的消費而受益和增長外，其他的行業或者在萎縮，或者在轉型（如國際物流業）。即便是地產金融兩業中的巨頭，比如李氏家族的長實和黃以及英資的滙豐銀行，也把更多的資金投到大陸或者歐美。這造成了很多隱性的社會問題，比如，香港社會上近年一直有一個說法，說年輕人覺得自己沒有晉陞機會。其實，當社會上大機構大企業很少，社會組織出現了扁平化，就會少了縱向的階層。如果要想得到晉陞機會，大概需要到香港以外的地方打拚，或者成功將小企業做大。但究竟又有多少85後90後的港人願意或者能夠這樣做呢？

 

第二，從政府到民間都明白，一國兩制是把雙刃劍：以自己的『五十年不變』應珠三角以至全中國的巨變，一定有利有弊。利就是從內地經濟增長的到好處（如與內地貿易上的種種優勢以及自由行所帶來的經濟刺激）的同時，避開了內地出現的一些問題（如嚴重的污染與大量的貪污腐敗）。弊就是香港經濟對內地經濟的依賴性越來越大，逐漸地偏離了原來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橋樑和門戶的作用。但這個堅持積極不干預原則的小政府以「不變」為由，沒有積極對任何宏觀政策作出有效的調整。舉個例子：美元掛鉤的港幣從未調整。人民幣對美元大升值後，讓港幣這個美元等價物對人民幣從1:1.2跌到了1:0.8，讓靠大陸產品生活的中下階層港人深深感到通脹壓力。當然，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以來的香港與內地經濟的關聯程度已經遠遠超過與美國的關聯程度，與美元掛鉤的理據已經很難成立。香港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卸任不久，就坦誠地表示掛鉤美元做法需要改變，需與時俱進，考慮與一攬子貨幣掛鉤。但我們不僅沒有看到當時那屆政府曾經與任總一起阻擊金融大鱷的曾蔭權特首有任何動作，本屆政府也似乎沒有什麼膽量做調整。港幣和與自己關係不密切經濟的貨幣掛鉤，不僅放棄了用貨幣調控經濟的作用，更扭曲了貨幣本身該反映的一些信息。比如，過去10年新加坡元兌美元升值30% （根據同濟大學方圓的分析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2998255），是造成近年來新加坡名義GDP總量大幅超過香港名義GDP的一個重要原因，讓全世界和不少香港人自己都誤以為本港經濟非常不濟。

 

『不變』香港的另一個不變，是以現有的市中心為單中心的發展遲遲沒有變。製造業北移一方面早就了深圳與東莞的工業化與繁榮，同時造成了原來新界一批新市鎮（內地叫衛星城，有點像今天的一些新區）的失敗。原來設計為工作崗位與居住區一體（即所謂職住平衡）的新市鎮突然一夜之間發現，工廠區的工廠都不見了。於是，遷入的居民，主要是藍領工人及其家庭，不得不回到市區的九龍甚至香港去找工作。而那些可以找到的工作又與自己原來的技能不符，造成低收入兼高通勤費用與通勤時間。新界西北部的屯門、元朗、天水圍於是就成了『悲情城市』，問題特別多的是一些從大陸娶了新娘生了娃，而妻子又因為語言障礙找不到工作的家庭。

 

於此同時，已經成熟的後現代城市意味著再建設新市鎮風險大，而剩下的核心產業——國際金融中心的相關公司之間需要極高的面對面溝通機會和步行可達性。因此，作為大市場中的小政府，繼續提高現有市中心全面的可達性（市內、城際、國際），顯然是相對向北向新界擴張更合理的選擇。如果考慮填海，可以繞過很多收地上的麻煩並取得很高的回報。於是，繼續以維多利亞港為核心的發展成為必然。這一點不僅可以由大面積在西九龍填海證實，在香港2030長遠規劃研究可以看到，也可以在最新的關於重新考慮在大嶼山與港島西之間構造人工島的遠景規劃探討中體會（見圖）。在深圳做了幾十年城市規劃的王富海博士說得很形象：「香港的臉是向南的，深圳的臉也是向南的，結果就是香港的後腦勺對著深圳的臉」。是的，香港臉向南，其實是向著國際，深圳向南，是依託香港，不過，作為普通廣東城市的東莞，則不得不把臉轉來轉去，一會兒對著深圳和香港，一會兒對著廣州。

 

（說明：這張關於大嶼山人工島位置圖，不是政府提供的報告中的圖，而是香港免費報刊《晴報》畫的示意圖。）

現在，深圳開建了一個前海金融區，更進一步地把臉湊上來。我們還看到，隨著越來越多港人在淘寶上購物，順豐等物流公司已經殺到，進駐了天水圍，把原來服務北上集裝箱的空箱堆場改造成了向九龍和港島方向的配送中心。香港金融業到底有沒有興趣回過頭來跟深圳在前海結緣？我的初步回答是既肯定又否定。肯定的是，有兩類港企極有興趣進駐前海。一類是那些尚未建立但需要在中國境內提供金融服務的企業，另一類是已經在珠三角特別是深圳的港資金融保險業的企業。前者會考慮到這是內地最開放的政策空間，而前者和後者都會考慮到這是稅率最低的地點。否定的是，以目前的政策環境和城市環境，真正的國際市場業務應該不會從香港遷過來。至於所謂金融業中的支持系統，比如銀行的一些後勤業務，可以離開香港的已經離開（比如滙豐銀行2000年後已經先後在廣州和上海設立了後勤服務中心）。比較可能的效果應該是前海的新政策空間可以大大提高深圳金融中心的服務面、水平和地位，也可能加強港深的金融業互動，但對香港不會產生什麼負面影響。

 

如果更宏觀地看，香港與內地在貿易金融和信息管制的體制與政策越接近對香港真正融入中國經濟、穩定香港社會制度都越有利，因為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肯定香港現行制度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既不可能順利，也不可能快。這點上，鄧小平定下50年為期，確實有遠見。

 

比比上海的情況。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35年間的巨變絕不亞於任何中國大城市。站在香港看上海，最大的變化有三。第一，浦東的出現，第二，產業貿易金融全面升級，第三，晉身為世界2000萬以上人口的頂級都市圈（從規模上，還有東京、墨西哥城、北京、可能還有孟買（謝謝@牛津小裁縫的指正））。與港深莞不同，這些變化都是發生在同一個行政單元內，在一個強勢的政府管理下。這意味著很多與港深莞不同的地方。首先，對很多問題的處理，是『內部』的。比如人口問題。上海戶籍是一個及其敏感的話題，因為它直接涉及很多不同背景不同時期移民入上海的人，以及在滬工作但無上海戶籍的人及他們家庭的種種利益差異。而如何處理這類事宜都牽扯到政府財政預算分配，即納稅人的錢如何用的大事。這事同樣存在於港深莞，但情形很不同：上海財政目前一年大概上繳一半左右的稅給中央政府（不計入代收的海關稅項），剩下作為下一年預算在上海市全境投入；而港深莞則只有深莞上繳國稅，但香港則是「50年不變」不交稅！由於該三個城市財政上相互獨立，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港深莞三市在進一步投入上，呈現越富的區域就越有更多資源投入（假設大家都是採取長期有盈餘的財政制度，且政府財政收入與GDP成正比）。

 

其次，在空間上不會形成各謀其利的規劃。1992年浦東新區的出現，某種形式上有點像香港隔河冒起來一個深圳特區：1430平方公里的農村（深圳是2020平方公里），突然成為了「副省級市轄區」的行政級別（大多數港人都不會明白這種級別背後的『行政資本』的重要性），之後有逐步加冕了『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國家級新區』的頭銜，成為中國另一個最『特』的空間。國家在浦東開發初期給予了許多優惠政策，不僅建立了中國國內外資大企業最集中、創新水平最高的張江高科技園區，還「允許外資在浦東新區投資第三產業，發展金融、零售業（在當時的中國其它地區，政策禁止外資從事金融和零售貿易）、允許外商設立外資銀行、允許外資機構從事倉儲貿易、鼓勵外商簽訂土地合同、優化對財政收入的利用等。同時，為了鼓勵企業在浦東新區投資落戶，政府還頒布了減免稅賦的措施。」「在隨後的幾年內，政府又追加了在行政審批、股票債券、進出口審計等方面的優惠措施，使得浦東新區享有的部分優惠政策甚至超過深圳」（引自《海外學者論浦東開發開放》，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2: 76頁）。

 

然而，浦東與深圳對於上海和香港而言，非常不同。在於這些政策環境是比原來的市中心浦西開放，而深圳對於香港這個」市中心「而言並沒有更開放的優勢，特別是最核心的金融及國際貿易方面。另外，當上海確定發展浦東，並希望儘快挖掘那裡的巨大潛力後，可以用市政府的手段，比如取消過江橋隧收費的措施，來不斷加強和整合浦江兩岸的經濟關係，而深圳與香港之間的互利共贏則說得多，做得少，做得慢，不僅因為是兩個城市，更因為一國兩制下，基本理念、思維方式、政府角色、利益範圍等都不同，不可能以一體化的心態和形態面對未來。不過，也有一個好處，就是這一道關（港深之間）二道閘（原來的深圳特區與非特區之間）形成了多中心和空間發展的起伏錯落。今天深圳河兩側與35年前正好相反——城市景觀跑到了深圳一側(見圖），而香港的郊野公園成了深圳人登山郊遊的好去處。

（第一部分完。 預告：第二部分《國際貿易與對外交通》將集中討論作為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樞紐，港滬的角色有何不同，而深與莞又起了什麼作用和遇到什麼特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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