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中國人的考古之始
1926年3月，從太原一路南下的李濟，在山西運城夏縣西陰村，看到了這樣的情景：「突然間一大塊到處都是史前陶片的場所出現在眼前……他們隨手採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帶彩的。」再之後半年，1926年10月15日，這位後來被尊稱為「中國考古學之父」的先生，就在這西陰村，掘下了有史以來由中國學者主持的考古第一鏟。
今天是李濟先生的忌日。而今年，既是他120周年的誕辰，也是中國人的考古之始——西陰村發掘90周年。謹以此文，獻給中國考古乃至中國學術史上的巨人李濟先生。
李濟
中國人的考古之始
1926年的李濟，雖然只有30歲，卻已在清華國學研究院負責人類學、考古學課程，與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並稱「五大導師」一年有餘。這一年的小年當天，李濟離開北京奔赴山西，在介休考察窯房、對居民做體質調查，到綿山考察佛院，至臨汾考察堯都……直至發現西陰村遺址後兩天，李濟才結束這次歷時近兩個月的調查。
未曾想在歸途中，李濟患上了斑疹傷寒，返京後一病不起。李濟家人又錯信民間偏方，一度耽誤了醫治，李濟險些病危。所幸趙元任的夫人斷然做主，將李濟送至協和醫院，他才轉危為安。大病初癒，西陰村的情景又在李濟腦中浮現，病榻之上，他便開始為考古發掘做起了準備。
《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中的教員合影，從左到右：李濟、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
李濟為何要發掘西陰村，如今已有不同觀點。如考古史學者陳洪波認為，當時安陽殷墟已通過出土的甲骨文被確定為商代晚期都城，「西陰村所在的夏縣是傳說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濟看來想碰一下運氣，看是否能夠在這裡找到夏的蹤跡……」當時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古史辨派」對先秦史抱以普遍的懷疑態度，尋找夏代的考古學證據，自此便成為當時乃至今天中國考古的焦點問題。但也有學者如北大的孫慶偉認為，李濟是想通過調查和發掘史前遺址，回應安特生——這位瑞典的地質學家根據他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發現的彩陶，發展出結論：中國的史前彩陶與歐洲的史前彩陶相似，中華文明可能「西來」。當時中國學界自然無法認同這種觀點，但因為尚未自己主持過考古工作，所以也拿不出可資反駁的實證。
此外，選擇西陰村還有一些學術外的考慮。譬如梁啟超向李濟推薦山西，因為那裡治安穩定；雖然到最後時任山西省長閻錫山沒有回復國學研究院的公文，但山西內務署負責人被李濟的誠意所感動，代表省長批准了發掘。此外，「史前遺址不含任何金屬品，可以避免挖寶的懷疑」，「發掘的是過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減少公眾反對挖墓的意見」，也成了選擇西陰村的原因。
雖然最終李濟在西陰村發掘短短兩個月，既沒有發現傳說中的夏都，也沒有發現中華文明並非西來的鐵證，但發掘出的大量陶片與半枚繭殼等新石器時代遺物，仍可謂收穫頗豐。只是當時國人還不能理解考古的意義，李濟用了9輛大車、五六十匹馬騾走了9天，才把60箱陶片運回北京。有人問：「花了這麼多錢，難道就為了這些破陶片？」而有故作聰明者回答：「這些都是科學標本，運回北京化驗後，可以提煉出值錢的東西……」
比發現的遺物更為重要的，是西陰村發掘為考古這門從西方引進的全新學科，在中國奠定了科學的方法。李濟使用的「探方法」（挖8個2米見方的方坑發掘）、「三點記載法」（記錄三維坐標）、「層疊法」（記錄人工層位）等，都與如今國內外考古工作的方法一脈相承。
其實嚴格來講，李濟並非考古學出身。最初在「清華留美預備學堂」7年半，他就涉獵廣泛，出任過清華演劇隊隊長，發起過砥礪品行學問的學生團體「新少年會」。到1918年他登上奔赴美國克拉克大學的客輪時，準備就讀的也是心理學。待兩年過去，他來到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研究方向才變為人類學。在美國，通過田野發掘獲得研究材料的考古學，往往被視作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一個分支學科。不過李濟的博士論文《中國民族的形成》雖然讓李濟成為中國第一個人類學博士、美國人類學會會員，但文中使用的知識與方法，仍是非考古學的體質人類學等。
只是李濟從美國歸來後，作為國內絕無僅有的人類學博士，很快就被中國豐富的考古資源吸引而去：1923年，他在新鄭李家樓大墓小試牛刀，採集材料雖不足一個月，日後卻做出了細緻的研究——《新鄭的骨》。及至西陰村發掘，李濟已成長為當時中國當之無愧最專業的考古學者。1928年，他實至名歸地加入由主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傅斯年主持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組主任，成為當時中國考古的實際領袖，並開始執掌後來被稱為「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系統展開之始」的殷墟發掘。
殷墟考古的輝煌與艱難
從晚清在殷墟發現甲骨開始，殷墟就既成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又成為各方勢力盜掘的對象。傅斯年選擇殷墟作為史語所乃至當時中國考古的主戰場，當然有看重此地作為商代都城，有文字材料、年代明確、學術意義重大的考慮，但也有搶在盜掘者之前發掘以保護殷墟的目的。1928至1937年，史語所先後在殷墟發掘15次，幾乎全考古組齊上陣，聲勢之浩大，在1949年前的中國考古史上無可匹敵；發現的宮殿、宗廟和帝王大墓，則將3000年前商王朝的輝煌背影從無到有勾勒而出。
考古工作新鮮而神秘，影響力隨即擴散至圈外。1930年李濟在濟南出席一場新聞發布會，聞訊而至的記者和當地文化人把大廳圍了個水泄不通。自由提問中，記者直接拋出了考古和盜墓有何不同的問題。李濟的回答，可謂殷墟發掘方法的概括：「考古不是挖寶，因為在我看來，對於增進我們關於歷史的學問來說，地下的瓦礫骨頭與黃金珠寶並無區別。」「（盜墓賊）之卑劣採集手段，導致廣大公眾對古器物之出土地點、層位及連帶關係無從得知；而此種知識乃為進一步系統發掘所必具備……科學發掘之結果，不僅能以古代遺址及遺物之科學價值取信於公眾，並能促進對其施加必要保護，並傳布科學考古學知識之進步。」
但是，在殷墟考古輝煌的成績背後，這10年間坐鎮現場或後方的總指揮李濟所面臨的艱難，其實層出不窮。
首先是盜墓。古董商利誘盜墓賊，盜墓賊又與地方軍官勾結，致使盜墓屢禁不絕。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934年，據史語所的石璋如回憶：村長跑來打聽，「中央」是否派遣了「中央夜晚發掘團」？石璋如等人帶軍警到現場查看，果然是縣府官員做了盜墓賊，謊稱史語所是「中央白天發掘團」。猖狂的盜墓賊甚至與軍警交了火，後被繳械帶至縣政府，但最終此事仍以不了了之收場。
其次是土匪。1936年發掘團發現了藏有1.7萬餘枚甲骨的127號灰坑，為了妥善發掘，發掘團決定將整個灰坑切割起取至南京。切割下來的土塊重達3噸，搬運工作十分緩慢，當地的土匪就打起了搶甲骨的主意，一度鳴槍希望嚇跑考古隊員。所幸發掘團「已經準備好士兵藏在附近高土堆，見土匪射擊也就居高臨下回擊」，土匪也就未再輕舉妄動。
再次是與地方的矛盾。河南省圖書館館長兼民族博物院院長何日章，抓住李濟等人為保護文物免遭軍閥戰火，曾攜少量文物返回北京的「把柄」，倚仗馮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擁兵自重，「中央」束手無策的局勢，聲稱河南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對史語所的發掘百般阻撓，如出價收買知道文物消息的村民，用「無記載、無照相、無方法，挖完了不知是怎麼回事」的所謂「考古」破壞殷墟，以致史語所一度被逼出河南，只得轉戰山東龍山鎮發掘城子崖遺址。而李濟甚至因此請辭考古組主任，「安陽工作進行無術」，被中研院院長蔡元培力勸才回心轉意。
第四是對考古的誤解。村民對考古不明所以，狀告李濟「故意侵及民墓」也就罷了，1934年，更鬧出過一起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在《大公報》上批判考古的「公案」：「近年以來，研究國學科學諸家，忽起發掘古墓、尋取學術材料之風。在學術界中，或多視若當然；而在愛國愛民者，則痛心疾首，呼籲無聲，哭泣無淚。中國今日貧弱極矣，學術教育敗壞極矣，應作之事不知其幾千萬，何必發墓，然後為學？」他要求「通令全國，凡一切公然發墓取物者，無論何種理由，一律依刑律專條嚴辦」。所幸蔡元培堅守在史語所一邊，以自己名義在各大報紙刊出駁戴季陶的公開信，奪回了輿論。
最後一項艱難則遠大於前四者，以致一舉終結了史語所在殷墟的歲月——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1938年，安陽落入敵人之手，日本學者開始了對殷墟的非法發掘……
「一個巨人消失了……」
1940年，李濟和史語所，以及他1934年接手出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來到川南古鎮李庄，這一先後雲集了中研院社會所、營造學社等機構專家的「抗戰文化中心」。在此之前，從南京出發的李濟，已輾轉長沙、昆明，躲避著日軍的空襲，押送著國家的文物，撤退了兩年多。此後的6年，直至抗戰結束，他在此一邊整理殷墟的陶器材料，一邊指揮史語所與中博院就地發掘四川的彭山漢墓、成都前蜀王永陵，兩度深入西北考察，在成都、重慶舉辦「遠古石器展」……李濟勸勉同仁：「不要問在第一線的忠勇將士抵抗得了敵人嗎？我們應當問我們的科學或一般學術是否敵得過敵人。」
但躲過了日軍炮火的李濟一家，仍未被死神放過：1940年李濟生日當天，他的次女、剛剛初中畢業的李鶴徵因急性腸炎，在病發不足三日後撒手人寰。轉眼1941年底，李濟的長女、即將高中畢業的李鳳徵又感染了傷寒，堅持到第二年初也終告不治。自責「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兒」的李濟，兩女一兒入西南，1945年抗戰勝利後，與他同回南京的子女，只剩了兒子李光謨一人。但1945年之後的3年，不僅沒有讓李濟來得及重啟殷墟發掘，反倒成了他在大陸的最後時光。1948年12月22日，李濟督運著裝載有史語所重要圖書、設備以及故宮遷運文物的輪船，揮別大陸，去了台灣。李濟選擇了守護殷墟的文物，而因此，他又失去了他的兒子。
2005年李光謨曾向《李濟傳》的作者岱峻回憶，解放前夕他身處上海，「父母一天一個電報，把飛機票買好了寄來……那時機票比黃金還貴」。但「我給他們寫了最後一封信，告訴他們我決定留下來，說我想看到一個新社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我們還會有相見的一天……後來有人告訴我，母親收到信後大哭一場。父親輕易不掉眼淚的，我這個人，在他眼裡也許是不可救藥了。那一年，我22歲」。
自此，李濟與李光謨的餘生分道揚鑣。1959年，大陸的《考古》雜誌發表《批判李濟的反動學術思想》，稱「李濟是美帝國主義一手扶持起來的所謂『考古學家』，過去在中國考古界長期篡竊著領導地位……」而服從組織安排，後成為著名馬克思哲學理論翻譯家的李光謨，「文革」期間也被「大字報」批鬥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李濟的親生兒子」。
但近年才公布的材料表明，其實二人1960年於珠海拱北海關有過一次秘密而短暫的相見。李濟解放前的高徒、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副所長的夏鼐，還曾為此次相見寫下一封后來被李光謨稱作「勸降書」的文字。只是既已「選邊」，爾後怎能輕易反悔？李光謨回憶，當年臨走時，便衣提醒他千萬別跨過邊界線，結果他在遞給母親香蕉時仍越了線，當即被便衣提醒——「他們（父母）過去了，我不能過。」
1995年李濟虛歲百年誕辰，受邀赴台的李光謨終於來到了父母的墓前，敬獻了花籃。他發現，「對父親其實有著很深的感情」，「越來越覺得他這個人很了不起」。之後直到2013年辭世，李光謨一直致力於李濟遺著的編校整理。
另一邊，來到台灣的李濟，婉拒了美國多家大學的長期講學邀請，將餘生獻給了兩大事業：一是篳路藍縷，建立、興盛起台灣的考古。他出任遷至台灣的「中研院」史語所第三任所長，後又兩度代理「中研院」院長。他創辦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大力推進台灣島的考古工作。他桃李滿園，改革開放後給大陸考古帶來深遠影響的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就是李濟在台大的高徒；李濟到台灣後過繼的內兄之子李光周，後來也在台大、哈佛讀到考古人類學博士，並繼承了父親衣缽，執教台大。二是恪盡職守，完成對殷墟的研究。當年發掘殷墟的同仁，時過境遷早已星散，李濟覺得，把對殷墟的研究完成，是他的責任。他綜合15次殷墟發掘的材料，至1977年終於完成了《安陽》等著作，對當年的考古工作做了總結性回顧。至他生命的最後年月，他還堅持每周去一次台北「故宮」。「先生便扶著鐵架，一步步緩慢而艱毅地走到書桌前，仔細端詳準備好在桌上的青銅器，神情如此專註，如此不厭其煩……」
1979年7月，83歲的李濟還曾表示，他正計劃自己的最後一本著作，「要與最初的著作《中國民族的形成》同名」。半個月後的8月1日，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成立30周年紀念日，上午9點半，身處大陸的李光謨的女兒在家莫名其妙摔了一跤，磕掉了包括門牙在內的4顆牙。三周後李光謨收到訃告，就在8月1日上午9點半，李濟心臟病猝發，駕鶴西去。後人在整理他的遺物時，除了在書房見到5隻木猴子，以及台北「故宮」贈送的兩三件仿造藝術品，未發現一件古董。
正如張光直曾對恩師的評價：「迄今為止，在中國考古學這塊廣袤土地上，在達到最高學術典範這一點上，還沒有一個人能超越他。隨著他的過世，一個巨人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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