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城市與城市文化

距今1萬—2萬年前，當時的日本尚與亞洲大陸相接，後來由於地殼變遷才和大陸分離。距今1萬多年前的繩文時代，日本的先民主要依靠狩獵、捕魚、採集維持生活。以後直至彌生時代，種植水稻，使用金屬器具，開始創造了日本人的生活原型。雖然當時日本各地有100多個小國，但以後逐步實現了統一。到了公元4世紀，在關西地方建立了比較大的國家，據說最終將它們統一起來的是當今天皇家族的祖先，範圍包括本州西部、九州北部及四國。據《古事記》（《古事記》是公元712年，太安萬侶編寫的日本最古老的史書，同時也是日本最古老的文學作品。記錄了從開天闢地到推古天皇時期的歷史，分為上、中、下三卷。）和《日本書紀》（《日本書紀》是日本留傳至今最早的正史。由舎人親王等人所撰，於公元720年（養老4年）完成。記述神代乃至持統天皇時代的歷史。全書三十卷，採用漢文編年體寫成。）記載，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於公元前660年建國並即位，即位日相當於現在的公曆2月11日，因此就把這一天定為「建國紀念日」。日本是島國，由於不易受到外來侵略，距離大陸又不太遠，所以迄今仍與大陸文化保持著共性，同時還孕育了相當獨特的日本文化。

一繩文時代

繩文時代的具體時間界定還頗有爭議，起始時間按照放射性碳元素測定得出的是從13000年前，後由歷年校正年代法更改為約16500年前。吳廷璆著的《日本史》提出是距今10000—8000年以前，日本進入繩文文化時期，這一時期是日本的新石器時代（吳廷璆：《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繩文時代的「繩文」二字是來源於1877年美國生物學家Edward S. Morse在大森貝冢中挖掘出的土器名稱。Edward S. Morse將其稱為Cord

Marked Pottery。谷田部良吉將其翻譯為索紋陶器，後由白井光太郎將其改名為繩紋陶器，之後演變為繩文陶器。二戰後，將該陶器存在的年代稱為了繩文時代。

繩文陶器前期多為尖底缽，中期以後趨向平底深缽，後期和晚期造型富於變化，出現了瓮形皿、圓筒形皿以及土瓶、土碗等用品。陶器色彩多為深褐色或紅褐色，表面圖案基調為繩文式花紋。此外，繩文晚期，日本東北地方還出現了黑陶器，陶胎薄而輕，表面經過研磨呈黑色，造型挺秀俊美，體現出新時期早、中、晚不同時期的審美觀。在作用方面，繩文時代的土陶器除作為飲食器具和貯藏食物的器具之外，還被用作宗教祭祀和喪葬。

繩文時代的各時期的多樣性給劃分時期以相當好的依據。現在日本學者普遍認同將繩文時期劃分為草創期、早期、前期、中期、後期、晚期6個時期。

透過其遺址，可以看出繩文時代的先人，是數人或十數人一戶居住在一種被稱為豎坑式草屋的房子內，主要通過弓箭狩獵動物，還會捕魚、採集植物，在繩文時代後期先人還學會了植物栽培，有著多種獲得食物的來源。保存和烹飪食物都使用極具代表性的繩文土器，還製作了打制、磨製石器，以及獨木舟等工具。並建立了以當時的生產力來說相當大型工程的環狀列石作為共同墓地以及共同祭祀的地方。

二彌生時代

公元前10世紀，另一說為公元前8世紀日本進入彌生時代。彌生時代的名稱起源於1884年在現東京都文京區彌生的貝冢遺址中挖掘出的被命名為彌生式土器的土器。當時將彌生式土器存在的時代稱為彌生式時代。但後漸漸將式字略去，成為彌生時代。

關於彌生時代的起源，最初是按照是否使用了彌生式土器，但後來隨著人們發現彌生式土器是因農耕技術而誕生，漸漸地將彌生時代定義為農耕時代的開始更有利於與繩文時代區分的呼聲越來越高。彌生時期分為早期、前期、中期、後期4個時期。

這個時代，水稻種植技術由中國傳入九州北部，之後迅速向四國、本州擴展。稻作技術給日本社會帶來了劃時代的變化，它擴大了生產，使日本形成了最初的農耕社會，從而農村共同體逐漸趨向集團化，誕生了學術上稱之為環濠聚落的大型部落。部落開始建造大型的首長墓，體現了當時已經出現貧富差距，為後來的古墳時代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除了農耕技術，開始有了紡織業，也逐漸傳入了冶煉技術，到了彌生時代後期已經可以看到「鐵質器具」（鐵質器具，種類包括鍬、鋤、鐮等農具，斧、鑿、錐等工具，刀、劍、戈、

矛、鏃等武器。）以及漁叉、魚鉤和銅劍、銅矛、銅戈、銅鐸等銅器。農耕帶來的信仰、禮儀、風俗習慣也逐漸傳播開來，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原型。

當時的日本被中國稱為倭或倭國，分成許多小國，有「王」、「大夫」、「下戶」、「生口」等不同的階級和階層。為求保護，多次向中國派送使節。公元1世紀，班固所編《漢書·地理志》寫道：「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在《魏志·倭人傳》、《後漢書·東夷傳》中也都有記載。公元57年漢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曾遣使到洛陽，漢朝賜其王以金印，上書「漢委奴國王」。後於1784年2月23日在現在的福岡縣福岡市東區志賀島被發現，現存在福岡市博物館內，被指定為日本國寶。公元107年漢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又遣使來朝，並獻上「生口」，即為奴隸。後日本各個小國逐漸加強了相互之間的政治關係，在公元2世紀初，形成了倭國聯盟，統一管理各小國。然而到了2世紀末期，各小國之間互相不滿，發生被稱為「倭國之亂」的內亂。被一個名為邪馬台國的國家所統一，其女王卑彌呼成了倭國王。卑彌呼女王曾於公元239年即景初三年遣使到洛陽向魏王奉獻過奴隸和其他物品，魏帝賜「親魏倭王」金印及錦緞、銅鏡等各種禮物。之後，又多次派遣權臣到中國訪問。

三古墳時代

古墳時代歷史比較短暫，一般被認為是在公元3世紀中葉到公元7世紀末這400年左右的時間。因在這個時期盛行建造巨大的前方後圓的大型古墓而得名。一般將古墳時代分為3個時期，即3世紀後半期到4世紀為前期，4世紀末開始為中期，6世紀初到7世紀中葉為後期。

在彌生時代就出現的體現了貧富差距的首長墓到了這個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為了彰顯地位，各地不斷建造了巨大的墳墓。其形狀多為前方後圓，體積巨大。與此相伴隨的是政治集團進一步聚集，到了3世紀中葉，畿內、山陽、北部九州等幾個政治集團統一日本大部分地區，建立了大和王權。在日本古墳時代前期到中期，中國正處於五胡十六國的戰亂時期，故這個時期中國與日本的交流並不頻繁，在中國史書中也找不到相關記載。到了南北朝時期，日本與北朝的關係史料上沒有記載不可考證，但在南朝史書《晉書·安帝紀》、《宋書·倭國傳》、《南齊書·倭國傳》、《梁書·倭國傳》中，有記載倭國在公元413—478年間至少向南朝納貢9次。中國共冊封了日本當時的大和首領為倭王前後5人，分別為「贊，珍，濟，興，武」5位倭王，史稱「倭之五王」。4世紀後半期到5世紀初大和王朝為了武器、農具等曾出兵朝鮮半島，以此為契機，中國的很多技術，文物通過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包括鐵器生產、制陶、紡織、金屬工藝及土木等技術，同時已開始使用中國的漢字。這個時期也是古墳時代的高峰期，代表強力王權的巨大古墳傳播到日本大部分地方。但也是由於這時各部落內部發生的戰爭消耗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使大和王權出現了內部叛亂，直到繼體天皇繼位後開始大幅整頓內政，才逐漸強化了由大和王權支配的政治體系。

四飛鳥時代

飛鳥時代從公元6世紀末期到公元8世紀初，與古墳時代有一部分重疊的時間。故而日本歷史曾經將其與古墳時代並稱為大和時代。不過現在日本史學界普遍將古墳時代和飛鳥時代分開。飛鳥時代是以奈良縣的「飛鳥地方」（即當時的藤原京。）為政治中心而得名。

這個時期日本與中國交流密切，且中國正處在文明高度發達的隋唐期，日本派送了許多遣隋使來到中國學習，將中國的文化、技術帶回日本，從而推動了日本的一系列改革。比較有名的是聖德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

聖德太子受中國的尊王大一統思想影響，試圖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挽救社會危機，為此實行了一系列改革。公元603—604年，進行了「推古改革」，先後制定了冠位十二階和憲法十七條。公元594年，由天皇下詔，號召「興隆三寶」（三寶：佛（佛陀）、法（佛教、教義、經典）、僧（僧侶），見吳廷璆《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崇尚佛教，在全國修建許多寺院。為了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聖德太子在與中國加強來往的同時，不再以臣相稱，而是採取了對等的稱呼。他還向中國派遣大批遣隋使。聖德太子的改革主要限於道德觀念方面，沒有涉及社會根本問題，收效不大。但是它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奠定了中日平等友好邦交，尤其是派遣遣隋使，積極攝取中國文化，為日本日後的文明與進步以及大化改新奠定了基礎。公元622年，在聖德太子死後，蘇我氏害怕進一步的改革損害蘇我氏獨攬朝政，於是殺死了聖德太子的兒子山背大兄皇子，使剛剛開始的改革夭折。

日本的社會政治變革運動，發生於公元645年，因這一年為大化元年，故名大化改新。公元640年，聖德太子派到中國留學30多年的高向玄理、留學僧南淵請安歸國，他們帶回隋唐的封建統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並傳授給皇室貴族，為日本的封建化提供了思想基礎。公元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等人在皇極天皇接見高句麗、百濟、新羅使節的時候，於朝中殺死了蘇我入鹿。翌日，其父蝦夷自殺。這一事件史稱「乙巳之變」。政變後，皇極天皇退位，革新派擁立孝德天皇繼位，以中大兄為皇太子、中臣鐮足為內臣，僧旻和高向玄理為國博士，建元大化，遷都「難波」（現在的大阪。）。新政府以唐朝律令制度為藍本，參酌日本舊習，規定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體制。此後，日本建立了以天皇為絕對君主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公元646年1月，新政權頒布了《改新詔書》，公元667年遷都近江（今滋賀縣）。次年，中大兄即位為天智天皇，編纂了日本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新政府從公元653年起，16年中派6次遣唐使，學習盛唐文化和封建生產方式，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20餘年後，藤原不比等於大寶元年（公元701年）編成日本封建國家最完備的法典《大寶律令》，最後完成大化改新的以開元盛世的唐朝為楷模的天皇制國家的理想。大化改新是個漸進的過程，大約經歷了半個世紀，改革的綱領在實施中也不斷完善和修改。大化改新之後，日本在經濟方面廢除了部民制，建立起封建土地國有制。在政治方面，廢除了貴族的世襲特權，建立以皇權為中心的中央集權國家。在軍事上，實行徵兵制，在京師設立了五衛府，在地方設軍團，所有軍隊一律歸中央統一指揮。大化改新加強了中央集權，促進了國家的統一，是日本進入封建社會的起點。

五奈良時代

奈良時代，始於遷都於平城京（現在的奈良。）的公元710年，止於遷都於平安京（現在的京都。）的公元794年，歷經八代天皇。元明女帝是奈良時代的第一代天皇。她死後，元正天皇（女）、聖武天皇、孝謙天皇（女）、淳仁天皇、稱德天皇（女）、光仁天皇、桓武天皇七位天皇中女性就有3位，其中聖武這一代幾乎是皇后光明子掌政，淳仁這一代也是上皇孝謙的天下，所以奈良朝可以說是女人的天下，也是律令國家的興盛時期。

新建立的平城京乃是模仿唐朝京城長安建造，東西長約6公里，南北約4公里。大內與平城宮位於北側中央，朱雀大路由北向南將京城分為兩邊，東側被稱為左京，西側被稱為右京，又有數條東西及南北向的大路將城內分為八十四坊，每坊十六坪，其中平城宮佔四坊，寺院、東西市、陵墓又佔十坊左右。建立時，由各地遷入的人口約20萬人，就如身在長安一樣。

此時的奈良時代受中國盛唐文化的影響，又通過唐朝接受到印度、伊朗的文化，從而出現了日本第一次文化全面昌盛的局面。遣唐使、派往中國的留學僧和留學生在日本文化和美術繁榮方面起著極大的作用。日本全國大興造寺、造像，堂皇的繪畫、華麗的裝飾藝術，今天仍見於奈良的寺院和正倉院寶物中。這個時期由於國家極力保護佛教，因此，佛教文化，特別是佛教美術開始繁榮起來。如7世紀初期開創日本佛教文化的飛鳥文化；7世紀後期獨具一格的白鳳文化；8世紀中葉在唐代鼎盛期文化的影響下以寫實手法體現人類豐富情感的天平文化等等。與佛教美術相媲美，這個時期文化方面的頂峰是《萬葉集》。《萬葉集》收集了8世紀中葉前約400年間，下至庶民上至天皇所作的大約4500首和歌，如實反映了古代日本人的樸素的生活情感。此外，現在還保存著的日本最古老的歷史書籍《古事記》（公元712年）、最古敕撰歷史書《日本書紀》（公元720年）、最古的漢詩集《懷風藻》（公元751年）等等都是這個時期的文化遺產。

在飛鳥時代時，日本就已從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地傳入了仗樂，仗樂其實是源於中國之踏歌。到了奈良時代，唐樂、渤海樂、林邑樂等大陸樂舞又東傳入日本，乃成為流行的音樂。在天武、持統兩位天皇時設置了專門的樂官，雅樂寮樂官的設置對日本以後的歌舞、音樂發展有很大影響。據《大寶律令》的規定，在治部省設雅樂寮，並分派專門的歌人樂師學習各種音樂、舞蹈，以在宴會或宗教儀式上進行表演。直到平安初期，來自大陸的樂舞被稱為「雅曲、正儛」，而傳統的樂舞則叫做「雜樂」。當時在日本的宮廷內不僅表演傳統的樂舞，還融合表現各種外來的樂舞，歌人樂師們演奏各種樂器，穿著華麗的服裝表演各種樂舞。在天平勝寶三年(公元753年)，日本宮廷又模仿唐制，為女踏歌、女樂設置內教坊，而當時為了配合特技與魔術表演而演奏的散樂亦相當盛行，並成為之後猿樂的雛形。

在白江口之役戰敗之後，日本朝廷便致力於改善其與唐朝、新羅的關係，並大力引進唐朝的典章制度及文化，而隨著當時日本與大陸的交通往來，大陸的工藝技術亦傳入日本，使得日本的手工業及礦產開採出現明顯的進步。當時日本朝廷設有織部司、漆部司負責製作供貴族使用的紡織與工藝品，而隨著農業的發展與國家的獎勵，民間亦開始出現製作工藝品的小工坊，日本政府便將之設立為「產業」並允許其流通販賣。而隨著商業交易的發展，在京城大街、交通大道、神社或寺院前開始出現商業市集，當時奈良的東西市的交易頗為盛行。隨著手工業和商業交易活動的發展，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無法符合需求，因此在元明天皇和銅二年乃首次鑄造標明面額的貨幣，此貨幣鑄造一直繼續到醍醐天皇的延喜年間，前後共鑄和銅開珍、萬壽通寶、神功開寶、隆平神寶、富壽神寶、承和昌寶、長年大寶、饒益神寶、貞觀永寶、寬平大寶、延喜通寶、干元大寶等十二次，並稱為皇朝十二錢。不過，這些貨幣多流通於以東西市為中心的京城內，雖然日本朝廷曾發布蓄錢敘位法，鼓勵一般人民使用貨幣，但是效果不彰。

另一方面，日本朝廷亦致力於改善交通設施，在文武天皇時便已完成東海、東山、北陸、山陽、山陰、南海、西海等七條幹道，這些官道沿途並設有驛站，不過這些驛站乃專為政府傳令所設，因此一般人民無法利用。

六平安時代

平安時代是日本古代的最後一個歷史時代，它從公元794年桓武天皇將首都從奈良移到平安京開始，到1192年源賴朝建立鎌倉幕府一攬大權為止（吳廷璆：《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頁。）。在奈良時代末期，朝廷與貴族勢力之間的矛盾激化。為了削弱權勢貴族和僧侶的勢力，桓武天皇於公元784年決定從平城京遷都到山城國的長岡，在那裡籌建新都，命名為平安京，希望藉此獲得平安、吉利、安寧與和平。由於平安京於公元794年完工，故史家常把公元794年作為平安時代的開始（也有把公元784年決定遷都的時間作為平安朝的開始的說法。）。平安時代是日本天皇政府的頂點，也是日本古代文學發展的頂峰。在平安時代武士階層得到發展，到這個時代的後期，武士階層從貴族手中奪取了權力，後來建立了幕府。

8世紀末，日本將都城移至平安京的目的是試圖重建律令體制。但由於公地公民制的崩潰，國家陷入了財政困難。公元894年派出最後一批遣唐使後便告終止，從此不再大量攝取大陸文化。10—11世紀，藤原氏壟斷政權，以莊園為經濟基礎，勢力最為強盛。但是，由於地方政治的混亂，導致治安混亂，武士集團強大起來。到11世紀末，為對抗藤原開始實行「院政」（指日本平安時代太上皇、法皇代理天皇執政。）。平安末期經過保元和賓士兩次暴亂，武士進入了中央政界，產生了「平氏政權」（吳廷璆：《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頁。）。

平安時代的文化在9世紀時受唐朝影響，密教和漢學方面的弘仁、貞觀文化還十分繁榮。但是，從10世紀開始與大陸的直接交流中斷後，便產生了日本獨特的貴族文化，誕生了《古今和歌集》（誕生於10世紀初，是第一部敕撰和歌集。）、《源氏物語》（誕生於11世紀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長篇小說。）、隨筆《枕草子》（誕生於1000年前後，隨筆。）等一批文藝作品。另外，日本現用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在這個時期開始使用。

在平安時代，桓武天皇積極維護法制，刷新地方政治，公元786年制定國郡司考績條例16條，用以考核地方官吏政績，打擊貪官污吏。公元789年承認良賤之間通婚為合法，所生子女為「良民」。良賤制度修改是從法律上取消奴隸制度的一個重要步驟，為10世紀初醍醐天皇統治時期用法律明定廢除奴隸制奠定了基礎。延曆十一年即公元792年，桓武天皇乃廢除邊境以外各地的徵兵制，而代之以從郡司子弟和富裕者中招募的「健兒制」。桓武朝改革使農民的債務負擔和徭役負擔相對地有所減輕，奴婢逐步得到解放，經濟軍事實力有所增強，天皇制集權國家的權威得以保持。

到10世紀以後，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耕作已經普及，水稻生產方法獲得顯著進步。如實行播種前浸種、插秧、開始用水車灌溉，還懂得田間除草，利用稻架晒乾的乾燥法等，水稻產量因之有了提高。10世紀的日本古辭典《倭名類聚抄》中列舉的旱田作物多達70種，證明這一時期旱田作物也得到顯著發展和普及。

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農業同手工業的分工擴大了。在奈良、京都和一些莊園附近的手工業作坊，擁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織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爐匠、漆器匠、金銀器匠、佛像鑄造匠等，這些工匠或按訂貨生產，或從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手工業發展起來。與此同時，商業也有發展。在奈良和京都，從市集商業已發展到店鋪商業，出現稱作「市人」、「市女」的獨立商人。在各地的寺社門前和莊園要地都開闢了定期集市，出現稱作「販夫」的獨立商人。在水陸要地出現了稱為「津屋」、「問」一類的棧。這些經營貨棧的「問丸」或為莊園保管運送年貢，或代理販賣、收取手續費，在物資集散方面開始發揮作用，特別是在最繁盛的淀川沿岸這類貨棧特別多。

平安時代相當於中唐和晚唐，那時中國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所以日本也流行天台宗和密教，與唐朝一樣產生所謂山嶽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叢林，以出世靜修。平安後期，以《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為主的祝福個人來世的凈土宗風行日本，倡導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生活痛苦，他們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託於來世。凈土宗正好迎合了勞苦大眾的這種心情，所以發展很快。同時凈土宗沒有浮華的儀式和供奉，宣稱通過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眾的信奉。日本佛教雖然是從中國移植的，但傳到日本後逐漸日本化了。日本佛教國家主義色彩濃厚，最澄、空海以鎮護國家為宗旨，「為國念誦，為國祈禱，為國講《般若》」，「國無謗法之聲，家有贊經之領，七難退散，國界守護」，他們提倡「為國忠，在家孝」。空海回國後把東寺（在京都。）改為教王護國寺，還將高雄寺改為神護國祚真言寺，這種濃厚的鎮護國家思想是日本佛教的特色之一。

奈良時代以來，佛教極盛，日本固有的神道不得不退避一隅，苟全於佛教之下。但到平安後期，學習中國的高潮已經過去，日本進入「國風時代」，又由於經濟重心從中央轉到地方，氏族勢力抬頭，日本固有文化開始復活，於是神道又復活起來了。平安前期有官幣社737所，國幣社2395所，各分為大小兩級。從中央神祇官直接領取經費的稱官幣社，從國司領取經費的稱國幣社。當時有名的神社有京都的賀茂神社、大原野神社、石清水的八幡宮以及奈良的春日神社等。當時的神道雖已復活，但還不能擺脫佛教的影響。神社的祭祀，最盛大的是石清水的八幡神宮，被稱為「南祭」。其次是賀茂神社，被稱為「北祭」。

在假名沒有發明以前，日本只有語言，沒有文字。漢字傳入後，日本一直使用漢字處理國事，並通過漢字引進中國文化。由於日本文化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有一種能夠表達本國語言的文字，假名就是隨著歷史演進而產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所謂假名就是將漢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極簡草體化而創造出來的表音文字，採用正楷漢字偏旁的叫做片假名，漢字偏旁草體化的叫做平假名。日本的假名不是某個人發明的，而是日本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平安前期，漢文學仍很盛行，和歌衰落，日本文學史上稱為「國風黑暗時代」，但這時日本文學已開始逐漸擺脫漢文學的影響。平安後期，由於古代國家經濟崩潰和莊園制的產生，日本文化開始脫離中國文化的束縛，隨著假名的出現，日本文學開始登場了。延喜五年即公元905年，紀貫之等編了《古今和歌集》20卷，其後又編成《後撰和歌集》。到六歌仙時代（公元858—888年。），出現了在原業平、小野小町、大伴黑主、喜撰法師、文屋康秀、僧正遍昭六位歌仙，和歌開始與漢詩分庭抗禮。散文方面出現了在原業平的《伊勢物語》。其後又出現了《竹取物語》、《大和物語》、《宇津保物語》等作品。11世紀為藤原氏的全盛期，文學上出現了服務於宮廷的女作家寫的長篇小說，其代表作是《源氏物語》（吳廷璆：《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頁。）。11世紀末出現了兩部以歷史為題材的貴族小說《榮華物語》和《大鏡》。詩集方面，出現了小野半守編的《凌雲集》，藤原冬嗣編的《文華秀麗集》，良半安世編的《經國集》。

平安前期日本繪畫還受唐和五代的影響，到平安後期產生了摹寫日本風土和人物的「大和繪」。大和繪是純粹採用日本畫題的畫，與此相對，以唐朝的人事和風景為題材的畫叫做「唐繪」。當初描寫四季風情的叫做「四季繪」，描寫名勝風景的叫做「名所繪」。後來進一步以和歌為題材，達到了繪畫、書寫、詩歌三位一體。最典型的大和繪是描寫世俗故事的畫卷，其中最傑出的是《源氏物語繪卷》。《源氏物語繪卷》是描寫平安貴族女性的風俗畫，表現了宮廷貴族女性的風貌。

日本把從朝鮮、渤海、唐朝、印度傳來的外國音樂總稱「雅樂」，其管理機構叫做「雅樂寮」。雅樂傳到日本後，受到日本上層社會的歡迎，用於寺院的法會和貴族的宴會。當初雅樂和日本固有音樂同時並存。至平安前期，日本音樂採取了折中形式，即在起源於日本儀式上的用日本固有音樂，起源於外國儀式上的用雅樂。當時日本貴族喜歡採集古樂，還成立了「大歌所」，專門傳授日本音樂。嵯峨(公元809—822年在位)、仁明(公元833—849年在位)、一條(公元986—1011年在位)三位天皇皆諳音律，熱衷於日本音樂。一條天皇親自規定了神樂和催馬樂的譜子，嵯峨和仁明天皇在統一房樂、高麗樂的基礎上復興、改編了16種樂舞，還創造了多種音樂形式。醍醐天皇初期產生了用管弦樂演奏的「御游」。這種音樂形式的產生表示日本音樂開始擺脫宗教的束縛和表現貴族華麗的生活，而獨立成為一種音樂娛樂了。御游之後，又產生了獨樂和田樂，最後民間音樂逐漸代替古代音樂，成為日本音樂的主流。

平安時代以前日本只有官學，中央是大學，地方是國學。空海在唐朝學習時，看到長安每坊有間塾，每縣有鄉學，教育機構完備，對日本沒有私學感到遺憾。於是回國後於公元828年開創綜藝種智院，培養人才。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創立勸學院，公元850年橘嘉智子創立學館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創立獎學院，私人講學之風興起。後來有的大學教官在私邸進行講學，如菅原氏的菅原清公(公元770—842年)、菅原是善(公元812—880年)、菅原道真(公元845—903年)三代相繼為文章博士，門人滿朝野。平安後期，私塾形式的私學終於代替了官學，教育得到普及。官學和私學衰落後，學問以家門相傳，如明經道是清原氏、中原氏，明法道是扳上氏，算道是三善氏，陰陽道是賀茂安倍，醫道是和氣丹波，都曾壟斷各家學問。

平安時代政府組織專人撰寫史書，陸續修成《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和《日本三代實錄》，這五種漢文歷史著作與奈良時代的《日本書紀》合稱《六國史》。除以上編年史外，還組織編纂了分類的歷史。醍醐天皇時菅原道真奉命編寫《類聚國史》，把從《日本書紀》到《文德實錄》的歷史按事實類別編成205卷，於公元892年完成。

七鎌倉時代

鎌倉時代始於1185年鎌倉幕府成立，終於1333年幕府滅亡，歷經149年。始期另有1180年說、1183年說、1192年說（參見吳廷璆《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頁。），是以鎌倉為日本全國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權時代。由此誕生了武士政權，產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政治的對立。

源賴朝在打敗平氏以後，在後白河天皇的挑撥下，與他的弟弟源義經交惡，後來義經轉投奧州藤原氏，賴朝迫奧州藤原氏殺死義經，義經死後兩個月，奧州藤原氏被鎌倉幕府所滅。源賴朝死後，幕府的政權開始被他的妻子北條政子與外父北條時政掌握，北條政子又稱為尼將軍。北條氏借執權一職架空將軍的權力，在第三代將軍死去以後，從京都迎接貴族藤原道家之子出任將軍。此後，幕府的政權被北條氏所世襲的執權所領導。後期，幕府的統治日漸衰敗，無法維持，終於在後醍醐天皇舉兵，被討伐大將、上野國大族足利尊氏的倒戈後滅亡。在北條時宗在位的時候，元世祖忽必烈曾兩次侵日未果。

13世紀中期開始，由於貨幣經濟的滲透、商品流通的發展和村落出現等原因，引發了社會大的變動，使幕府的武士統治開始面臨困難，鎌倉幕府逐漸走上滅亡的道路。在文化方面，以過去的貴族文化為基礎，攝取宋朝時傳入日本的禪宗文化，培育了生動、寫實、樸素及獨特的武家文化。在宗教方面，由法然、親鸞、日蓮等著名僧人創建了鎌倉佛教，獲得了各階層的信仰。12世紀傳入日本的禪宗受到了關東武士的重視，藝術領域也出現了新的傾向。文學方面出現了以源平會戰為背景的小說《平家物語》，是日本古代軍記物語的傑出代表。

八室町時代

室町時代因其幕府開設在京都的室町而得名。從時間範圍上來說，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室町時代指室町幕府存在的時代，即從足利尊氏於1336年制定「建武式目」（1336年頒布的室町幕府的施政方針。）起至1573年第十五代將軍足利義昭被織田信長從京都流放的這237年間。狹義的室町時代將包括建武新政的最初的60年到南北朝時期，將應仁之亂（1467年）或明應政變（1493年）之後作為戰國時代，僅取1392年南北朝統一到應仁之亂或明應政變這75—100年間為室町時代。

由於室町時代被足利將軍家所控制的室町幕府統治，故也被稱為足利時代。足利氏原是上野國豪族，是鎌倉幕府將軍源賴朝同族。1336年，與後醍醐天皇對立的足利尊氏在京都的室町開設幕府擁立持明院統天皇，是為北朝。1392年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統一南北朝，從此兩個多世紀內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武家都壓倒公家，處於優勢。由於室町幕府是聚集了各有力大名而建立的，因此幕府本身的統治能力薄弱。應仁元年（1467年）一月，在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在位時，因繼承權問題而爆發了應仁之亂，自此幕府的權威日下，管領細川家勢力逐漸增強。第十三代將軍足利義輝被殺，他的弟弟足利義昭被織田信長擁立，後因與信長作對而被流放，幕府滅亡，正式進入安土桃山時代。

從應仁之亂開始至足利幕府滅亡這一時期，雖然戰亂持續，但內外通商繁盛，農業、工業技術也有所提高。與此同時，日本倭寇開始侵擾朝鮮和中國。

在京都室町時代的文化方面，無論是貴族還是武家的文化，都受到禪宗的影響。14世紀末期以金閣寺為代表的北山文化及15世紀末期以銀閣寺為代表的東山文化都十分發達。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來到日本，傳入了槍炮和基督教，使日本進入新的時代。

九安土桃山時代

安土桃山時代是日本歷史上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掌握全國政權的時代。也被稱為織豐時代或安土大坂時代。又因安土桃山時代的年號大部分是在天正，也被稱為天正時代。

應仁之亂後，日本各地大名紛紛崛起，戰火紛飛，民不聊生。永祿三年（1560年），織田信長在桶狹間以兩千人馬擊敗今川義元四萬大軍，名聲大振。爾後逐步統一尾張、近畿，並準備進攻山陰、山陽。在此期間，信長修築了氣勢宏大的安土城。因此，信長的時代被稱為「安土時代」。天正十年（1582年），本能寺之變爆發，信長身亡。織田重臣羽柴秀吉先後擊敗明智光秀及柴田勝家，確立了自己的繼承人地位。此後經過四國征伐、九州征伐、小田原之戰，逐步統一日本。後被天皇賜姓「豐臣」，並受封「關白」一職。豐臣秀吉的居城伏見城又稱桃山城，故豐臣秀吉的時代被稱為「桃山時代」。織田信長和豐臣秀吉統治的時代就被叫做「安土桃山時代」。

慶長三年（1598年），豐臣秀吉在伏見城病逝。豐臣家分裂為近江西軍和尾張東軍兩派。身為豐臣政權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於慶長五年（1600年）發動關原會戰，大敗西軍，建立德川政權。慶長八年（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安土桃山時代結束。

安土桃山時代，傳統的貴族政治土崩瓦解，土豪平民甚至浪人成為多國大名乃至「天下第一人」都成為可能。另外，此時日本與歐洲人之間的貿易交流正式展開，基督教和火槍的引進改變了社會和戰爭形態。到了戰國後期，以往封建制度下的農奴地主關係也逐漸遭到瓦解。以織田信長為首的各國大名逐漸擺脫以往的兵農合一制度，改用以現金僱傭浪人為職業軍人。同時早期各諸侯的國人土豪聯合體制也逐漸轉型成集權獨裁的軍國政體。於是大規模的會戰成為常態，統一的幕府也自戰火中歷練誕生。

十江戶時代

從1603年到1867年為江戶時代。慶長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受封征夷大將軍，在江戶（江戶，即現在的東京。）建立幕府政權，此後260多年，德川家統治日本全國，這段時期被稱作江戶時代。

從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戶設幕府起，至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幕府機構大體完備。幕府領地約佔日本全國土地的1／4，其餘由大名（大名，諸侯。）所有，稱藩國。將軍是全國最高統治者，下設「大老」、「老中」、「若年寄」等職務，其中「老中」是常任執政官，相當於內閣，由他們決定政策，統轄政務，負責控制朝廷、大名與外交；大名是各藩國的統治者，下設「家老」、「年寄」等職務，直接統治人民。大名擁有領地的行政、司法和年貢徵收權等。幕府設巡見使及被稱為「大目付」的監察官監督各藩國，並採取大名參覲交代和大名改易等辦法控制大名，但各藩國仍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形成在德川將軍控制下的各藩國分割統治的政治體制。元和九年（1623年），德川家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就職，下令鎖國，除開放長崎、堺作為對外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國人來日本，也禁止日本人遠渡海外。由於閉關自守，幕藩體制迎來了安定時期。17世紀末，由於商品經濟發展，幕藩體制出現危機，表現為幕藩財政困難，農民起義頻繁。為應付危機，幕府在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40年代實行改革，但並未奏效。1854年日本開國後，民族危機又加劇了封建幕藩體制的危機。薩摩、長州等西南強藩，在改革派下級武士的推動下，逐漸採取與幕府不同的政策，殖民興業，抵抗外敵。在幕末農民起義和薩長等西南強藩為中心的倒幕運動壓力下，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於1867年末被迫宣布奉還大政。1867年12月9日倒幕派發動王政復古政變，宣布廢除幕府制度。新成立的明治天皇政府經1868—1869年的戊辰戰爭，徹底打倒幕府勢力。至此，日本的封建幕府政治結束。

在德川時期，日本人被嚴格的等級制度分為四個階層：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德川將軍為了維護他們的勢力和特權，各階層之間限制流動，使得農民階層不可能成為武士。武士就是戰士階層。最頂端的就是將軍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及控制著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們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為他們服務。武士有各種各樣的功能——幕府中的官員，或者警官，還有浪人，就是沒有主人的武士。德川時期日本一共有3000萬人，其中大約200萬人是武士。在這個時期，日本水稻年產量估計是2500萬石。將軍負責分配整個國家的收成。他自己拿了20%，另外把絕大多數都分給了地主和大名。農民通常上繳一半以上的水稻收成，雖然農民在社會中的地位僅在武士之下，但他們的生活通常十分艱難。德川時期的手工業者和商人是很難明確分開的，因為他們的經濟活動經常重疊，常見的技術包括木工、石工、釀造和塗漆。這一時期，武士對造劍技術有很高的要求，所以，造劍者有很高的地位。

江戶時代的經濟制度是一種封建的小農經濟。16世紀末，日本人口的80％以上為農民。基本的生產關係為各藩領主直接控制廣大農民，農民為領主耕種一塊世襲土地，並繳納一定量的實物地租和貢米。這種被稱為「本百姓」的自耕農，是德川幕府時代幕藩體制的主要經濟基礎。幕府的收入主要依賴農民的年貢。因此，為保證水稻等糧食的供應充足，幕府千方百計提高對土地產量的剝削，不斷地變換租稅收取制度，提高農民納稅的份額，對農民的搜刮幾乎到了使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境地。儘管如此，商品經濟還是在農村出現了，農村的生產力程度由於生產工具的改造以及栽培技術的提高而獲得了很大的發展，農村經濟作物的生產，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

隨著各種產業的發展，城市進一步繁榮起來。為削弱各地大名的反抗力量，1615年幕府下令摧毀除藩主居住地以外所有地方的城堡，保持「一國一城」。到17世紀末，全國上下有城市300餘座。其中江戶、大阪、京都三座城市的經濟飛速發展，成為全國商業活動的中心地區，時稱為「三都」（鄧凌志：《淺論日本江戶時期的商業倫理思想變遷》，載《湖南農機》2007年第5期，第67頁。）。江戶不僅是幕府所在地，而且是經濟文化的中心。據1693年的調查，江戶各階層的人口總數有100餘萬人，超過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倫敦。大阪為當時商業的中心，有「天下的廚房」的美譽，江戶時代在這裡形成了全國市場的中心，活躍在城市的町人與進出大阪的商人使大阪成為當時最具活力的城市，人口也僅次於江戶。另一個繁華的城市就是京都，18世紀初城內外人口達到36萬人左右。

江戶時代人們的教育水平在中古形態的國家中是出奇的高，當時的男性大部分皆識字，女子識字率也較高。江戶時代的學校有五種：幕府直轄學校、藩學、鄉學、私塾、寺子屋。一是因為私塾和寺子屋沒有特定收費，富人可交銀兩作學費，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農家也可交以少量農作物土產作學費，學費的相對便宜令多數人皆有機會受教育。二是隨著商業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藝的提高，也迫使人們必須識字以維持生計。故當時日本社會的教育水平是頗高的。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元祿（1688—1704年）時代，商人在經濟上的實力終於超過武士階級，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代表町人（江戶時代對居住在城市的手工業者和商人的統稱。）意志、努力為町人爭取社會地位的思想家、文學家出現，產生出別具一格的町人思想。町人思想否定封建社會的尊卑觀念，否定等級身份制度，提出人皆為天地子孫，本沒有貴賤上下之分，主張「武士不為貴，商人亦不賤」，努力追求與武士階級的平等。尤其是在文學藝術方面，創造出了別具一格的町人文化。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對俳句進行改造，使之成為由17個音節組成的短句，並改革俳句的內容與風格，將俳句從純粹的通俗消遣文學中升華，成為一種雅俗共賞的詩歌藝術形式，至今俳句仍然被廣大人民所喜愛，成為日本文化的特色之一。17世紀中後期出身於商人家庭的井原西鶴是江戶時期浮世草子作家的傑出代表。他創作的代表作品有著名的「好色」文學《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還有《世間胸算用》、《日本永代藏》、《西鶴諸國話》等，被譽為日本社會現實主義的頂峰作家。在井原西鶴之後，一大批浮世草子的作家活躍於文壇。

歌舞伎現在被稱為日本的「國劇」，但它最初只是一項民間的娛樂活動，而且發展過程較為曲折。歌舞伎的始創者是17世紀初一位名叫「阿國」的女子。她在當時流行一時的「風流舞」的基礎上創造出節奏明快、具有市井風俗特色的舞蹈劇。女性在舞台上出現本是一件稀罕的事，更何況還要女扮男裝，甚至還要穿著西洋服飾登場；劇情內容活潑通俗，甚至有涉及風月場所的劇情，這一切都大大刺激了庶民的口味，歌舞伎一經推出，便受到庶民社會男女老少的狂熱喜愛，迅速在民間傳播開來。這一態勢引起幕府的擔心，1629年，幕府下令女子不得參加歌舞伎的演出。然而男扮女裝的歌舞伎似乎更受歡迎，幕府不得不於1651年全面禁演歌舞伎。然而禁演引起的抗議迫使幕府最終向民意投降，兩年後歌舞伎解禁。經過壓制的歌舞伎逐漸改變了其過於媚俗的特點，慢慢走向洗鍊、正規，並出現了例如市川團十郎、坂田藤十郎等著名的歌舞伎演員。18世紀中葉，歌舞伎大膽改革，借用人形凈琉璃的劇本上演，再次獲得了強大的生命力，一直延續至今。

在江戶時代，美術創作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浮世繪」。17世紀後期，隨著町人思想與文化的崛起，原本服務於宮廷貴族的狩野、土佐派繪畫作品逐漸失去魅力，取而代之的是風格華麗、取材生動的「浮世繪」。浮世，是指既非過去又非未來的今生今世。「浮世繪」就是描寫歌舞伎、相撲、花柳巷等今世浮華景象的繪畫。刺繡工人出身的畫師菱川師宣是浮世繪的始祖。菱川師宣先是為假名草子、艷情小說繪製插圖，後來這些插圖因受到熱烈的歡迎，而從文學讀本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欣賞繪畫。菱川將這些畫製成木版，套色印刷在民間廣泛出售，浮世繪因此在民間快速傳播流行。18世紀，鈴木春信發明「錦繪」，使浮世繪的色彩如織錦般華美豐富。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畫、東洲齋寫樂的歌舞伎演員畫都是當時人們喜愛的浮世繪畫。江戶時代末期，浮世繪的描繪對象由原來的美女、歌舞伎肖像轉而變為風景畫，葛飾北齋的《富岳三十六景》、歌川廣重的《東海道五十三次》都是其中的傑作。

十一明治時代

從1868年到1912年為明治時代。江戶幕府末期，天災不斷，幕府統治腐敗，民不聊生。且幕府財政困難，使大部分中下級武士對幕府日益不滿，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鎖國達200餘年的日本國門，英、美、俄等國家先後迫使日本簽訂許多不平等條約，民族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實行封建鎖國政策的德川幕府統治動搖，具有資本主義改革思想的地方實力派薩摩和長州兩藩，在「尊王攘夷」、「富國強兵」的口號下倒幕。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日本人逐漸認識到，只有推翻幕府統治，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才是日本富強之路。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幕運動展開了。在這場推翻幕府統治的運動中，薩摩、長州兩藩武士起著重大的作用。1868年1月3日，代表資產階級和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倒幕派，在有「維新三傑」之稱的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的領導下，成功發動政變，迫使德川幕府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交出政權，並由新即位的明治天皇頒布「王政復古」詔書。1868年實行「明治維新」，廢除封建割據的幕藩體制，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恢復了天皇至高無上的統治。這就是日本歷史上的「明治維新」，日本從此走上資本主義道路。1869年（明治二年），明治天皇遷都江戶，並改名為東京。之後從政治、經濟、文教、外交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一方面新政府確立國家制度，如設立帝國議會及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另一方面又以培植產業及加強軍力為推進國策，日本國力逐漸強大。明治維新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迅速，對外逐步走上侵略擴張的道路。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1904年日本挑起日俄戰爭。在甲午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中，日本打敗中國北洋艦隊，全殲俄國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後來，又於1910年吞併朝鮮。日本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之一。

明治新政府經過明治維新，一舉改變了日本的封建社會形態，在日本的思想發展史乃至其社會進程的歷史上，都是公認的一個關鍵的革命性的里程碑。（項松：《明治時期的日本經濟思想簡析》，載《理論月刊》2006年第9期，第158頁。）經過明治維新後，在文化上，日本從歐美引進了新的知識、藝術，帶有未曾在日本出現過的個人主義小說、文學開始出現；在宗教上，改變了以往神佛合流的現象。

十二大正時代

大正時代從1912年到1926年，是日本短暫而相對穩定的時期。該時代的根本特徵，是大正民主主義風潮席捲文化的各個領域。自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日本壟斷資本迅速發展，並成長為亞洲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中間階層即中產階級。這一階層在政治上反對當時的軍閥官僚專制，要求實現政黨政治，實施普選，從而形成大正民主主義運動。在此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大正文化帶有鮮明的現代性，即主張確立近代自我，宣揚個人主義、理性主義，成為大正文化的基調。在民主主義的時代風潮下，大正時期的哲學社會科學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學派的理想主義哲學獨佔鰲頭，堪稱大正哲學的主流，其影響不限於狹隘的哲學領域，而波及整個知識界。作為新康德學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義、人格主義、教養主義，一時風靡思想界。文化主義在肯定文化價值的同時，還強調人的主體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義思潮，即把人格價值視為唯一的倫理價值。為大正文化推波助瀾的岩波書店出版了許多新書，並於1915—1917年推出《哲學叢書》，宣傳理想主義哲學，被稱為「岩波文化」。此外史學家津田左右吉對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義解釋，民俗學家柳田國男對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都有力地推動了大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

在大正時期，如果說政治思想以民本主義為代表，哲學以新康德學派的理想主義為代表的話，那麼，文學領域則以「白樺」派為代表。以武者小路實篤為首的一批年輕作家於1910年4月創刊文學雜誌《白樺》，形成很有影響的文學派別「白樺」派。至1923年（大正十二年）停刊的13年間，該派高舉新理想主義旗幟，展開活躍的文學活動，居大正文壇主流地位。他們不滿於日趨衰落的自然主義文學，提倡「通過個人或個性發揮人類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類的意志，探索個人應該怎樣生活」作為該派文學的目標。以此思想為指導，他們創作出許多內容豐富、形式新穎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樺派運動還超出文壇，在教育界乃至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此期間，戲劇、美術、音樂等各文化領域，都展現出異於明治文化的新貌。在教育界，隨著世界民主主義運動的興起，歐美新自由主義教育思想被迅速介紹進來，兒童中心教育觀開始滲透日本教育界，新教育運動在日本蓬勃興起（吳德為：《關於日本大正時期新教育運動的研究》，載《長春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第71頁。）。

與明治時代取得的歷史性進步相比，大正天皇被稱為「不幸的大正」。大正天皇在位15年，政績還不如明治，而且他一生為腦疾所困，最後被迫讓權療養，由裕仁親王攝政。

十三昭和時代

昭和時代從1926年到1989年。1926年，裕仁登基，年號「昭和」，即昭和天皇。昭和時代前30年，對於中國、朝鮮、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人民來說，是黑暗的30年。這時的日本政府致力於侵略擴張。1931年（昭和六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侵佔中國東北。1937年（昭和十二年）7月7日，日軍挑起「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41年（昭和十六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這一時期，不僅給中國、朝鮮、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也給日本人民帶來痛苦和困難。這是日本歷史以及中日關係史上最黑暗的時期。1945年（昭和二十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成為戰敗國。戰後初期，美軍對日本實行單獨佔領。1947年5月，日本實施新憲法，由絕對天皇制國家變為以天皇為象徵的議會內閣制國家，天皇只作為日本和日本國民總體的「象徵」。

戰後的日本蒼涼凋敝，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據統計，由於戰爭，日本35%的國家財富受損，陣亡和因災難致死者達350萬人，另有67萬人負傷或下落不明。全國除盟國刻意避免轟炸而倖存下來的京都、奈良等個別文化古城外，其餘100多個城市均遭受美軍飛機的轟炸，約20%的房屋被毀，236.2萬戶居民受災，900多萬人流離失所。1946年，日本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只相當於戰前的62%，工礦業生產只相當於戰前的31%。在農業方面，1945年，水稻產量較常年減少了1/3。在財政金融方面，戰時日本政府為籌措經費發行了大量赤字公債。1945年年底，日本的累積公債餘額高達1439.7億日元。戰後，為了彌補公債發行的缺口和龐大的財政開支，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貨幣。由於貨幣的過量投放，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半年之間，日銀券的發行量，由303億日元增至615億日元，增發了1倍多，物價也隨著漲了2倍以上，萬物齊騰。特別是日本當時處在美國佔領之下，美國大軍建立了幾百處軍事基地，佔據了十幾萬公頃土地，形成國中之國。而美國大兵又常常以戰勝者自居，為非作歹，使日本人民同其他受害國人民一樣，遭受到空前的困苦。

但是，經過短暫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其國民生產總值和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生產總值，於1952年和1955年就已分別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之後經濟發展迅速，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在50年代達22.8％，60年代達11.1％，70年代為5.3％，這些都顯著地高於同時期美國與西歐各國的發展速度。其中1955—1973年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到60年代末，日本就已成為除美國和蘇聯之外的世界第三經濟大國。1979年其國民生產總值達9739億美元，已接近當時蘇聯10855億美元的水平，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大大高於蘇聯，為蘇聯的2.1倍。1980年年底，日本黃金外匯儲備為蘇聯的4.9倍。日本工業在世界工業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從40年代的1.2％上升到80年代初的10％。日本外貿的出口額也增長很快，成為僅次於美國和聯邦德國的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同時其城市化進程也快速推進，從1950年到1975年，城市化水平從37.3%上升到75.9%，第三產業的比重也從29.8%上升到57.1%，在亞洲率先實現了國家城市化（呂斌：《日本經濟高度增長與快速城市化階段的城市規劃制度及其實踐——剖析昭和時期(1925—1989年)城市規劃制度的變革歷程》，載《國際城市規劃》2008年第2期，第19頁。）。

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7月，田中角榮出任日本首相，開始執行「多邊自主」外交。同年9月田中訪華，於9月29日與周恩來總理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宣布中日正式建交。1978年8月，中日兩國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10月，鄧小平副總理應邀訪問日本，宣布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中日兩國關係從此趨於正常化。1989年（昭和六十四年，平成元年），昭和天皇病沒。皇太子明仁即位，改年號為「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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