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紅學觀點」芻議

作者 宋新宇 

    顧城（1956—1993）是著名的中國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被稱為當代「唯靈浪漫主義」詩人。他對中國古典文學有其獨到的感會和體悟。顧城於1987年便開始遊歷歐洲做文化交流；1988年，顧城赴紐西蘭，被奧克蘭大學聘為亞語系教授，講授中國古典文學。顧城對《紅樓夢》可謂推崇備至，他在諸多場合都表現出對《紅樓夢》的喜愛：1992年4月26日，身處柏林的顧城同友人談到：「我喜歡中國式的語言。我讀《紅樓夢》，可以來來回回讀兩年。那它就是漂亮……《紅樓夢》那樣的文字波瀾開闊、柔和鎮定，它講說的過程就美麗無比，就先不說裡邊的人物了。」[1]；同年7月9日，在德學生座談會上，顧城再次感慨道：「有一本小說真讓我服了，就是《紅樓夢》，那個真不知道怎麼寫出來的。」[2]；更被眾人所熟知的，是他與斯洛伐克社會學院教授高利克那次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的對話，在此次對話中，顧城系統地講解了他由《紅樓夢》中申發出來的「女兒性」思想，此次對話由謝燁整理成《「浮士德」·「紅樓夢」·女兒性》一文，發表於《上海文學》1993年第1期。此後「女兒性」更成為「顧城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顧城喜歡《紅樓夢》中「恍若隔世的淚水人生」，欣賞《紅樓夢》中「如水的古代心境」，認為《紅樓夢》是中國「美的文化」的代表，甚至曾經直言道：「中國是什麼？中國對於我來說就成為這麼一片柔和的詩的聲音，就是這麼一個《紅樓夢》的夢想，它不是那麼一個規則了。」[3]在顧城零星的筆記中，更留下了這樣的文字：「《紅樓》的完美，給我們剩下的是一個粗鄙的世界，以及再無可能。」[4]關於《紅樓夢》，顧城還有更多的自成系統的論述，散見於四卷本《顧城文選》。「《顧城文選》於2005—2007年間出齊，計約155萬字，收錄了顧城詩歌之外的散文性文字，惜乎流通不廣，識者未眾。」[5]顧城的很多「紅學」觀點亦「塵封」於此，在學界沒有引發廣泛的討論。本文擬較為全面地概括顧城對《紅樓夢》的思考和其思想形成的原因與得失，並反思顧城思想對《紅樓夢》學術研究的意義。

一．顧城論「薛寶釵」

    「寶釵藏奸論」在「薛寶釵」人物接受史上，可謂由來已久。戴潮聲在《讀紅樓夢記》中有這樣一段描述「薛寶釵」在小說批評家筆下境遇的文字：「『奸險』成為她不能脫卸的形容詞。溫和容忍的美德被指為藏奸，仁慈寬厚被認為牢籠的手段，一位穩重大方的女孩子卻硬要拿謀權奪國的曹瞞來比照她，一切的罪惡都推在她一個人的身上，壓榨得簡直透不過氣來。」[6]就「薛寶釵」的此種境遇，顧城論道：「薛寶釵，人家都說他圓滑、勢力。其實她是一個『白茫茫大地好乾凈』的人。她不說。她的屋子裡什麼都不擺，一片白色。」[7]單憑這一段話，肯定難以令持著「寶釵藏奸論」的紅學家們信服。須知，在綿延已久的「釵黛之爭」歷史中，「寶釵藏奸論」者們早已闡發出一套完整的理論系統，並持此為「擁黛」派的惜黛憐黛者們打下了一片天下。幸好顧城也是「有備而來」。讓我們梳理一下顧城的觀點，看看顧城是如何與「寶釵藏奸論」持有者「過招」的。

「寶釵藏奸」，顧名思義，意指寶釵內心不懷好意、藏有姦邪之念。那麼寶釵內心之中究竟藏有什麼姦邪之念呢？「藏奸論」者們認為，寶釵一心想要破壞寶玉和黛玉的愛情結晶，以便成全自己和寶玉的婚姻。所謂「寶釵謙恭，以奪林婚」是也；所謂「見寶黛二人情意深厚，便想出千方百計，以奪寶黛姻緣」是也；在「薛寶釵出閨成大禮」一節，姚燮的「發言」頗具代表性：「姐姐之趕妹妹也，費煞苦心，其巴結尊上，和悅同輩，俯循下人，但在遠大處，預為地。故但見小心謹慎，大度優容，無纖芥之失，蓋諸人皆受其籠絡，而願望始酬。」[8]也就是說，薛寶釵無論做什麼事，其背後的目的都是「趕妹妹」。對此顧城有不同的觀點：「（薛寶釵）對針鋒麥芒的黛玉都意外愛護，贈詩送葯。小心人讀此多以為是她伎倆，其實不然，寶釵還是知人品性、清濁，她看黛玉倒是較寶玉為重。其實她又何嘗看得上寶玉。」[9]；「薛寶釵，她看不上賈寶玉，沒有愛情這回事。……包括出嫁，都是無所謂的。」[10]顧城一再強調：「實際上，她（薛寶釵）根本看不上寶玉，但她無所謂。」[11]這些話乍看起來好似薛寶釵「辯白史」里的老生常談：高陽說：「寶釵不看重『金玉良緣』，則寶釵以黛玉為情敵的看法，即不能成立。」[12]梁歸智也說：「按雪芹原作，寶釵根本未和黛玉爭寶玉，她絕不是一個『一心想登上寶二奶奶的寶座』的陰謀家和偽君子。」[13]但這些辯白者們不再進一步闡述寶釵不看重「金玉良緣」、不爭寶玉的原因，而又予人口實，或強調寶釵是一個遵守道德禮教的完美淑女，或空說寶釵是一個寬宏大量、溫柔敦厚的高士。表面上雖然否定了寶釵之「奸」，實際上卻坐實了寶釵之「藏」。於是一切都成為了「假撇清」：你有「蘅蕪君蘭言解疑癖」、「金蘭契互剖金蘭語」，我有「從而譽之，從而諒之，且從而親厚之……並能使黛玉亦忘其相忌」；你有「送土儀」，我有「慰殺」；你有「心地純厚，見識高超，處處容忍退讓，事事為人設想」，我有「此鄉愿所以為德之賊也」。顧城並沒有重蹈這些辯白者們的覆轍，他闡釋道：「（薛寶釵）應物不藏，對她都是跟自己關係不大，她只是做得合適罷了。一個無所求的人，你是不能以世俗經驗推想她為什麼，要什麼的；她的行為中沒有目的，就像『月映萬川』，沒有目的，只是現象罷了。」[14]「應物不藏」出自《莊子·內篇·應帝王》——「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逆，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意思是「應和事物本身從不有所隱藏」。顧城不止於否定寶釵之「奸」，直點出寶釵是一個「應物不藏」的人，這是很有識見的。接著，顧城馬上又對「寶釵藏奸」論者們的方法論提出了質疑，認為「以世俗經驗推想無所求之人」這樣的做法很值得商榷，因為寶釵是從無所謂、不含目的之人，不在世俗邏輯的解決範疇之內。「藏奸論」持有者無法直接論證寶釵之「有目的」，所以身上時刻背著一個「藏」字作擋箭牌；顧城放話說寶釵「行為中沒有目的」，又何以能自圓其說呢？對此，顧城也有自己的解釋：「她的一件件事都做得合適，是因為並無所求。」[15]顧城認為，從薛寶釵日常生活中臻於完美的行為舉動，並不是「藏奸」的結果，恰恰是相反——「並無所求」的結果。顧城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呢？這還源於顧城「執者失之」的哲學觀：「人有一個目的以後，他邏輯就改變了。」[16]顧城認為，人一旦持有目的，他的自然性就受到損壞：「我想當一個詩人的時候，我就失去了詩，我想當一個人的時候，我就失去了我自己；在你什麼也不想要的時候，一切如期而來。」[17]所以顧城認為，薛寶釵其「滴水不漏」的個人行為，恰是其「月映萬川」「應物不藏」的最佳反證；所以顧城說：「其實她（薛寶釵）是天然生性空無的人，並不須在『找』中『執』中參透看破。」[18]

顧城這樣評價寶釵的行事做派： 

她無求無喜，卻一切有度，不是無可奈何的折中，卻是一種『合適』。這『合適』的法則舉世無例，所以也不拘泥。所做大體是公正，名分上的事自去做。[19]

她是真正無所謂的人。可是她一切事情都做，一切事情都做得合適；她不求目的，她只有一個『合適』。這就是中庸之道。這種『合適』它又很微妙，這個人應這個事，它合適；他們倆之間這樣做合適——它是隨機應變的，又是先驗的。這個『合適』蘊含在她的所有內里外在中間。[20]

若只用一個關鍵詞來統括這段評價中的核心內容，這個詞就是「合適」。牟宗三在《紅樓夢悲劇之演成》中早就點出薛寶釵「道中庸而極高明」，將薛寶釵的「中庸之道」理解為「合適」，這又是一個十分具有「顧城特色」的「薛寶釵人物論」觀點。顧城的這個「合適」很有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意味，用顧城自己的話說，這個「合適」既是「先驗的」，又是「隨機應變的」；其微妙之處，在於「這個人應這個事，它合適」，而薛寶釵這個人在顧城看來又是「不求目的」的：「她不求目的，她只有一個合適。」所以顧城口中的這個「合適」又與「不求目的」互為表裡。顧城認為，有沒有目的是「物動」和「精神動」的區別所在：「物動」是為目的而動，可以認為是一種「盲動」；「精神動」因為目的只在自身，軌道不可改換，前行不可遏制，是一種「清清楚楚的動」。[21]這下我們明白，這個「合適」就是「精神動」的結果：因為「軌道不可改換」，所以它「先驗」；因為「前行不可遏制」，所以它「隨機應變」。「合適」就是「清清楚楚」。顧城這樣形容無目的的「精神動」：「『春來發幾枝』——自然的生長」。[22]原來在顧城看來，薛寶釵的「不以自身以外的目的為目的」與「合適」，都是所謂的「自然的生長」。「花兒並不需要你的研究，也不會為你的研究著作而開放。」[23]同理，薛寶釵也並不需要我們以世俗經驗去推想她，她這個人也並不會因為「藏奸論」的存在而「變得」虛偽。

顧城不是專門從事《紅樓夢》研究的學者，但這並不代表他在下結論之前沒有經過嚴格的邏輯推演；相反地我們發現，顧城對「薛寶釵」這個人物，無論是主體上的把握還是細枝末節處的評價，都顯出一種自成系統、體系完善的「科學性」。作為一個詩人，顧城並不像專業學者一樣去切合文本以落實評價，他直抒胸臆地表達自己的感悟：「林黛玉對寶釵（一直心懷恐懼，這個恐懼是一種對未知的恐懼）是一個例外。她無法明白寶釵的心之所在。」[24]；「寶釵的空和寶玉有所不同，就是她空而無我；她知道生活毫無意義，所以不會執留，為失敗而傷心；她又知道這就是全部的意義，做一點女紅，或寬慰母親。她知道空無，卻不會像寶玉一樣移情於空無，因為她生性平和，空到了無情可移。這也許就是儒家生活的奧秘。她永遠不會出家，死，成為神秘主義者，那都是自怨自艾的人的道路。她會活下去，成為生活本身。」[25]「心無所住」、「空而無我」、「無情可移」……若用學術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結論都是不可靠的，因為它們無從辨別，有些甚至永遠無法考證；但這些評論仍舊錶現出一個詩人閱讀《紅樓夢》時的深邃的思考。整體來看，顧城這套自成系統的「薛寶釵人物論」，未必盡能服眾，甚至可能會被認為是「無稽之談」，但這位詩人大膽而新穎的思考問題的方式，難道沒有給我們帶來啟迪和鼓勵？這些「過早」下出的「草率」結論，以「一己之力」頂住了「寶釵藏奸論」的壓力，以其獨特的哲學系統「自立腳跟」，難道不值得我們珍惜？顧城以其獨特的詩人視角，帶我們領略了他對「薛寶釵」這個人物的理解，其所「洞見」到的「應物不藏」、「執者失之」、「生性空無」和「自然生長」等諸多結論，至今依然獨具魅力。 

二．顧城談《紅樓夢》的「女兒性」

    《紅樓夢》中的「女性崇拜」意識可謂眾所周知，也最受顧城重視。學者樊星指出：「顧城對《紅樓夢》的『女性崇拜』主題中蘊含的現代性進行了頗有新意的闡發。」[26]其實，顧城對《紅樓夢》中的「女性崇拜」主題不止於「闡發」而已：在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之後，顧城將之總結升華為「女兒性」這一概念：「《紅樓夢》寫了一個中國人從來沒有寫的事情，就是『女兒性』——女兒的性情。」[27]他認為『女兒性』是《紅樓夢》之所以偉大的最重要原因：「其實中國啊，它沒有神；它有一個什麼呢，我跟人家說，它有一個『女兒性』。『女兒性』並非女兒也非女孩兒，它是一種特別微妙的靈動。《紅樓夢》的出色並不在於它寫了那麼多事，而在它寫出了亘古一新的那樣一種自在、清凈、獨斷的『女兒性』。」[28]可見，顧城已經把「女兒性」提升到了「神」的、宗教的高度。顧城曾坦言，「女兒性」是他最喜愛的一個題目，是他的一個信仰。甚至放言道：「那麼多人研討《紅樓夢》，講得太多了。可是我說《紅樓夢》講的就是一個『女兒性』。」[29]這話聽起來未免武斷，但終究令人好奇：顧城口口聲聲說的「女兒性」到底是什麼？真的有那麼神奇？

    「女兒性」這個辭彙對《紅樓夢》的讀者來說可謂「既陌生又熟悉」，因為在《紅樓夢》中我們雖然並不能直接見到「女兒性」這三個字，卻常能見到「女兒」這兩個字：「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30]；「這女兒兩個字，及尊貴、極清凈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31]與其說「女兒性」這個詞是顧城的「創造」，不如說這是他在《紅樓夢》基礎上的「再創造」。在與高利克對談時，顧城給「女兒性」下了一個定義：「我們這裡所說的女兒性，是通過女兒表現出來的，或者說是女兒固有的那種微妙的天性，此性即色即空、無樹無台，亦無塵埃，只象一朵花映出了她的微笑。」[32]在下定義時，顧城依舊錶現出一種以「特徵描述」代「概念解釋」的傾向，在其描述過程中也盡顯出一種「禪宗」的意味。但無論詩人的語言如何玄妙，其所指向的對象還是《紅樓夢》中的女兒性情。顧城認為，《紅樓夢》中的女兒性情具體表現為清凈、自在和獨斷這三大特性，並且是與「禪宗」思想相整合的。《紅樓夢》中的女兒性情，就是「女兒性」，就是「永恆女性之光輝」。「女兒性」能使我們感受到真正的生命的美麗，能使我們的生活和語言具有意義：「就像春天使萬物有了生機一樣。」[33]

具體而言，「女兒性」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光輝呢？顧城是這麼說的：「那是光明升起來的時刻，生命中有一種願望，它總是要脫離黑暗，脫離混沌，脫離重力，使自身和萬物都處在清澈乾淨中間；『相思』就近似這樣的狀態，永恆的女性就是這樣的一片光輝。」[34]就哲學性思考而言，此即康德所探討的個人自然欲求與社會道德律令之間的矛盾：「人有一種社會化的傾向，因為在這種狀態中他感到自己不僅僅是人，即比發展他的自然才能要更多一點。但是，他又有一種個體化自身的強烈傾向，因為他同時又要求事物都按自己的心愿擺布非社會的本性，於是這在所有方面都發現對抗。」[35]筆者認為，就顧城的此種描述而言，我們完全可以把顧城的「女兒性」理解成為一種人類的非社會化本性。顧城同時抓住《浮士德》中「永恆之女性，引導我們走」這句話，認為「女性呈現出來的靈性的、上天的光芒」是中西方的共同欲求。[36]但在對待、處理這個共同欲求時，中西方則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和做法。顧城以《浮士德》為西方文化之代表，認為書中「真美呵，你留下來吧」這句話證明，西方文化是深陷在精神與存在的衝突之中的：「他們在現實中要這個精神，要顯耀這一精神，要這一精神在現實中的勝利，唯此不能獲得存在的感覺。」[37]與《浮士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紅樓夢》。顧城認為融會於《紅樓夢》中的是一種「相思」的過程，[38]這個過程「不說不求，靜在其中」：「它中間那麼重的情，但是不說『真美呵，你留下來吧』，沒有『我愛你』這個話。他們看過去就是說話、吃飯呵，隨便地寫些詩詞呵，而它是一個充滿默契的過程；最核心的字不說，心有靈犀一點通。」[39]儘管寶玉和黛玉之間有著非常深切的感情，但在他們相愛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我愛你」這句話，完全是兩個心性的顯現過程，這在顧城看來是東方的一個智慧，也是中國文化非常成熟的一個表現：「它讓精神歸精神，存在歸存在；避免了這個相撞，也就避免了衝突。」[40]這個「成熟」也是「保存美麗的唯一方法」。浮士德說出「真美呵，你留下來吧」之後立即倒地死亡，更令顧城堅信西方的征服精神並不足取：「《紅樓夢》體現出了中國精神的一個特別美妙的部分，這個美妙的部分我覺得在西方文學裡本來是個絕望的部分，就是浮士德的那個『真美呵，你停下來吧』，但是就消失了的部分，它不停下來。執者失之嘛。」[41]而賈寶玉表現出的「相思」精神則得到了顧城由衷的欣賞：「他愛不是為了肉體，這是中國文化最精美的地方。」[42]在顧城眼裡，賈寶玉對女孩子的憐惜和林黛玉自身的憐惜是一致的，完全是對於自身的、本性的信仰和熱愛：「正是這種潔凈的熱愛，使他們潔身自好。」[43]由《浮士德》、《紅樓夢》比較可見，「女兒性」雖為東西方所共有，但西方在「征服」過程中失去，東方在「相思」過程中使之得以延續，這令顧城欣喜若狂：「我原來挺恨中國人沒有夢想的，後來我發現還是有一個《紅樓夢》的。」[44]所以顧城認為「中國的審美和它的精神在《紅樓夢》中達到了最高點。」對照後來的中國學者關於《紅樓夢》和《浮士德》比較研究的部分成果，可以看出顧城對《紅樓夢》認知的深廣性。張帆、向蘭在《問詢生命的不同反思——論<紅樓夢><浮士德>生命價值的異質觀》一文中就指出，東方「天人合一」與西方「物我二分」的哲學差異直接孕育了賈寶玉和浮士德不同的生命觀。浮士德的偉人氣質來自於西方文化表現出的認知、控制與征服的慾望，而賈寶玉則認為人生天地之間，是自然母體的一部分。[45]這些觀點都與顧城的觀點如出一轍：「西方總是要走過去，要去得到；中國呢？他壓根兒就不過去。」足可見顧城於此透露了現代性的先聲，走在了時代的前列。

其實，顧城和「賈寶玉」的「男女觀」也具有相當的一致性，這是顧城之所以如此推崇「女兒性」、認為《紅樓夢》中的「女兒性」是理想、完美的人性的另一個主要原因。現實的顧城與文學的賈寶玉「兩人」的觀點是如此相近，以至於比附的特點十分明顯。為便於看清顧城和賈寶玉觀點的相似性，我們一邊把他們的語言和想法進行對照，一邊把相同的觀念用數字標註如下：

1.「女清男濁」：賈寶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46]顧城：「男性用他們自己的混亂和暗淡來反襯女兒性的光輝。」[47]

2.「男性盲動」：賈寶玉：「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48]顧城：「我本質上是反英雄主義的建功立業，我覺得都是裝腔作勢，因為男人非常空虛。」[49]

3.「女兒變質」：賈寶玉：「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50]顧城：「女人嫁給男人是這個世界的一大不幸，有如詩變成了政治，而字變成了章程。」[51]

4.「摒棄男性」：賈寶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52]顧城：「男人是丑的，是笨的，是同我詩的來源格格不入的。這樣的印象後來在看《紅樓夢》時得到了印證。」[53]

從「女清男濁」到「女兒變質」，從對女性的崇高讚美到對自身性別的徹底摒棄，顧城與「賈寶玉」兩人思想的高度重合性顯而易見。賈寶玉托茗煙發出「再不可托生這鬚眉濁物」的心聲，顧城也認為自己的出生就是一個錯誤，高喊：「我不情願做一個男孩兒，不情願做一個男人！」[54]「兩人」真可謂是一對高山流水的「異世知音」！難怪學者唐均在《高利克與紅學》一文中這樣感嘆：「顧城本人於寶玉形象甚為契合，賈寶玉形象的藝術誇張以及現實脫節問題無一不在顧城的人生軌跡中得到鮮明的認證。」[55]這句話中的「無一」很有些「對號入座」的傾向：儘管顧城與「賈寶玉」的上述觀點可謂「從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但我們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賈寶玉形象的藝術誇張和現實脫節問題，既無須亦不能去顧城的人生軌跡上去獲取印證！從本質上講，「兩人」除了在思想上取得了「共鳴」之外沒有任何關係。若真的去以顧城的人生軌跡去「印證」寶玉的「藝術誇張」，那我們則將回到「索引派」的「歧途」之上：顧城持斧殺妻、上吊自縊；難道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也在親手殺死薛寶釵之後上吊自殺了嗎？！若是這樣，那這「藝術」也真夠誇張，而且荒謬！

甄寶玉說：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女兒」兩個字要緊。顧城真的在「女孩姓」、「女兒性」和「女人性」等近義詞中捜求爬剃、錙銖必較。結合自己的審美經歷，顧城認為，安徒生筆下的「海的女兒」、「賣火柴的小女孩」表現為「女孩性」，而列夫·托爾斯泰筆下的「安娜·卡列尼娜」則表現為「女人性」，而中國又在這兩者之間，發現了一個特別微妙的階段——「女兒性」的階段。《紅樓夢》中表現出的東方女性的感覺——「女兒性」，並不是作為一個性別的生活方式出現的，而是作為一種心境出現的。生活的方式只能表現短暫的「形而下」的「生活」的過程，女兒的心性則能彰顯永遠的「形而上」的「生命」的真諦：「比如你看《紅樓夢》吧，它有好多生活過程，婚喪嫁娶，它寫得很具體，可是你還是印象不深；但是呢，她們的輕靈，一言一行，一顰一笑呢，卻歷歷在目。這就是生命跟跟生活兩個過程的分離。」[56]顧城認為，因為生命的過程遠遠超過了我們的生活，所以書中「女兒性」思想也就遠比書中「婚喪嫁娶」那些部分要重要得多、突出得多：「《紅樓夢》確實是把中國的所有獨到的東西忽然全都體現了出來，特別是『女兒性』，是一個創造。」[57]正因為顧城是區分「女孩性」、「女人性」和「女兒性」的，所以我們不得不稍加註意的是：元春、李紈和王熙鳳等出嫁了的、「成為悲劇」的女人，是不在顧城所謂的「女兒性」的光輝籠罩之內的。

在顧城看來，自然而生、如天觀世的清凈、獨斷和自在是《紅樓夢》中「女兒性」的具體表現，但這些特性之間並是不分離的，在下面這段話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顧城的互補思想：「女孩子有幾個特點，首先是乾淨，非常的清潔。比如林黛玉、妙玉這樣的人，包括薛寶釵。她們的乾淨是因為她們的自在，她們自身達到了完美，她們不必再求得什麼。她們也就獨斷。」[58]因為「清凈」，所以「自在」、「獨斷」。在另外一次描述「女兒性」的清凈特徵時，顧城就說：「像林黛玉說，什麼臭男人，皇親國戚也罷、風流才子也罷，都是臭男人。」[59]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林黛玉平時那種孤高自詡的「自在」和與世隔絕的「獨斷」，都被顧城理解為女兒性情清潔的一部分。顧城認為，雖然《紅樓夢》中每個女兒都有自己的性情，互相之間很不一樣，但是由於她們擁有清凈、獨斷和自在的共性，所以她們也就都表現出一種自在的生命的美麗：「（她們的美麗是）不予駕馭的，自現而自隱，自滅而自生。」[60]在顧城看來，這「自現—自隱」、「自滅—自生」的過程就是「林黛玉」口中的「質本潔來還潔去」。顧城喜歡通過「黛玉」來闡釋這種女兒心性的美麗：「林黛玉的顯現，是她自身的夢幻的顯現，沒有對象的，一切都是春光燦爛的。就像一個女孩子一會兒想跳舞了，一會兒想穿好看的衣服了，完全是對自身的，自身閃耀出的漂亮，就像紀伯倫說的，『美是永生攬鏡自照』，你是永生也是鏡子，這完全是一個水仙花的故事。」[61]水仙花的典故出自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納西索斯（Narcissus），他因愛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而難以自拔，赴水求歡而死。顧城用這個典故來呼應紀伯倫的詩句本無可厚非，但「一會兒想跳舞」、「一會兒想穿好看衣服」，乍一看這哪裡是《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分明是《戰爭與和平》里的「娜塔莎」！熟讀《紅樓夢》的顧城怎麼會犯這樣一種錯誤？不要忘記，這只是顧城在以「女兒性」的普遍現象去類比「林黛玉」的生命現象。當我們聯想起林黛玉那多少有些「矯情」的葬花舉動，再想想平時黛玉對寶玉的苛求，念及她那悲從中來不可斷絕的眼淚，我們就能切實了解顧城的思想：黛玉的那些所謂的「小性兒」、「尖酸」，原來全是「自身閃耀出的漂亮」。

實事求是地說，並非曹雪芹筆下的所有女孩子都自尊自愛自憐自重；但我們的確可以大膽地推斷：曹雪芹擁有一種對女孩子的潔凈之美的憧憬與追求。否則他又何以要刻划出那麼多個率真又各異的美麗性情？從自性敏感的林黛玉到苛求挑剔的妙玉，再到凡事無求無愁的薛寶釵，再擴及到所有在《紅樓夢》中表露天性的女孩子，顧城認為她們都是極美的顯現，都具有潔凈的、無求的女性光輝：「對於女性的光輝（女兒性）來講，她是既不用在歷史中確定自己，也不需要在現實中確定自己的。」[62]這句話難道不能看成對《紅樓夢》作者「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這句話的另一種呼應？難道不是對石頭那句「所以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的絕佳唱和？無獨有偶，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一書中指出，在《紅樓夢》中，曹雪芹建立的是女性般的似水柔情，女性的「乾淨」是一個超越的象徵：「女性的美質如果能回到歷史時間，終止一切損害的力量，無疑會給終歸無從擺脫歷史時間的一息生命帶來新的生存性力量。」[63]劉小楓是從哲學的角度觀照《紅樓夢》的文學精神的，值得我們深思的是，詩人的浪漫感悟和哲人嚴謹的邏輯推演結果竟然驚人地相似。他們對很多問題的觀點和看法都趨於一致：顧城認為「女兒性」是與禪宗相整合的，劉小楓亦認為《紅樓夢》中「似水柔情」的「現實倫理」脫胎於逍遙的庄禪精神；顧城一再強調：「女兒的性情是從天上來的，女兒天性的美麗是從天上來的。」[64]劉小楓也說女性的「乾淨」就是「超驗美質」；顧城強調與「女兒性」相對立的是「人間功過」、「妄求」和「芸芸眾生」。劉小楓亦強調：「《紅樓夢》中女性的似水柔情象徵著世界中的絕對力量，一種任何世俗力量和自然形態都無法比擬的至上存在。」[65]觀點的一致亦代表著價值的認同，如果哲人可以說「熱鬧的『紅學』還在耽誤這部情案」，那麼詩人為什麼不可以講「中國現在把所有最真實的東西都給變得不真實了，《紅樓夢》那麼多人在討論」？事實擺在我們面前：在「女兒性」的重要性認知問題上，一個天才的詩人與一個傑出的哲人「攜手」，與「紅學界」唱了一次反調。 

附記：顧城自己說：「我並不想建立什麼體系，確立什麼目的，我也不想變得高尚、偉大，成為大藝術家。」[66]《顧城文選》雖幾乎收錄了顧城平生全部的散文性文字，但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演講性、訪談性的對話式文字，這亦給本文的寫作帶來了不小的困難：只有《<紅樓夢>翻讀隨筆》與《「浮士德」·「紅樓夢」·女兒性》這兩篇文章是以《紅樓夢》為主題、通篇探討《紅樓夢》相關內容的；在其他文章中，顧城的「談話」主題經常是變換的，於是筆者只好「執象而求」，在弄明白顧城在談論什麼之前不敢有絲毫的「穿鑿附會」。但即便是這樣，仍有兩個嚴峻的問題擺在筆者面前亟需解決：一.顧城大量的詩化語言是無法以理論概括加以學術化的，筆者自忖沒有解決「詩化哲學」這一問題的能力，難逃「斷章取義」之嫌；二.為了表現顧城的思想深度，筆者經常要在不同文章之間加以蒙太奇式的「剪輯」，即使顧城探討的是同一話題，他的思想亦有可能在不同文章之中發生轉變，筆者有「移花接木」之嫌。雖面對著永不能企及的「女兒性」的光輝，顧城依舊盡其所能向我們描繪著她的美麗：他在《紅樓夢》中感受，在禪宗中頓悟，甚至在西方文化中摸索，用他那如詩般地語言、認真地向我們勾勒著。這成為本文寫作的最佳助力。今年是顧城誕辰六十周年，謹以這篇小文，紀念顧城先生。 

注釋：

[1]顧城《它的注視之下》，《顧城文選》第2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頁。

[2]顧城《「別有天地非人間」》，《顧城文選》第1卷，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頁。

[3] 28 42顧城《與光同往者永駐》，《顧城文選》第1卷，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05、206頁。

[4]顧城《罕語詞點 成語不全》，《顧城文選》第4卷，中國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頁。

[5] 17 51顧城著、胡少卿主編《顧城哲思錄》，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34—35、4頁。

[6]戴潮聲《讀紅樓夢記》，呂啟祥、林東海主編《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81頁。

[7]顧城《真理沒有「好」「壞」》，《顧城文選》第3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頁。

[8]姚燮《紅樓夢回評》，轉引自白盾主編《紅樓夢研究史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頁。

[9]15 18 19 24 25顧城《<紅樓夢>翻讀隨筆》，《顧城文選》第4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65、63、63、65、63、64頁。

[10]16 22 27 59顧城《最端正的杯子，是橘子》，《顧城文選》第3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7、46、44、44頁。

[11] 14 20 41 49 57 60 61顧城《生生之境》，《顧城文選》第2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247、247、246—247、246、239、247、247頁。

[12]高陽《曹雪芹對紅樓夢的最後構想》，周遠斌編《紅樓夢人物百家言·薛寶釵》，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03頁。

[13]梁歸智《薛寶釵的「金玉姻緣」》，周遠斌編《紅樓夢人物百家言·薛寶釵》，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14頁。

21關於這個問題，參見顧城《生命本質中的戒律》，《顧城文選》第3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頁。

23顧城《是水還是光？》，《顧城文選》第2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頁。顧城認為，詩歌創作等藝術活動都是無目的的「精神動」，都是自然的生長。

26樊星《<紅樓夢>與當代中國》，《文藝評論》2003年第2期，第33頁。

29 37 39 40 58顧城《因為土地才有天空》，《顧城文選》第3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86、86、85頁。

30 31 46 48 50 52曹雪芹、無名氏《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1、274、480、1078、28頁。

32 33 43 47 62 64顧城《「浮士德」·「紅樓夢」·女兒性》，《顧城文選》第2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89、85、87、89、85、86頁。

34顧城《那是光明升起來的時刻》，《顧城文選》第2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頁。

35康德《從世界公民角度看的普遍歷史理念》，轉引自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3頁。

36關於這個問題，參見顧城《因為土地才有天空》，《顧城文選》第3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頁。顧城這樣講到：「歌德在《浮士德》的最後說了一句話，中文的意思大概是：永遠的女性，引導我們前行，或者引導我們向上。它講的也是這樣的一種光芒，就是由女性呈現出來的靈性的上天的光芒。」

38關於這個問題，參見顧城《最端正的杯子，是橘子》、《因為土地才有天空》，《顧城文選》第3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顧城分別講到：《紅樓夢》那麼長，融匯其中的是一個「相思」；《紅樓夢》講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相思」的故事。

44參見顧城《最端正的杯子，是橘子》，《顧城文選》第3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第45頁。顧城講這句話之間的語境是這樣的：「我原來很笨，我喜歡我就要，一要就沒有了，走進了也會消失。後來我跟謝燁說，說這個『相思』呵，是中國最為智慧的一件事情。從這裡我讀唐詩也就讀懂了，那就是『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一直在這個光芒里。」緊接著，顧城說這句話：「我原來挺狠中國人沒有夢想的，後來我發現還是有一個《紅樓夢》，有一個唐詩的。」

45張帆、向蘭《問詢生命的不同反思——論<紅樓夢><浮士德>生命價值的異質觀》，《紅樓夢學刊》2010年第3輯，第141—142頁。

53顧城《詩人只面對上帝》，顧城文選第3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頁。

54鍾培旭《論顧城的女性觀》，《語文學刊》2010年第2期，第88頁。

55唐均《高利克與紅學》，《紅樓夢學刊》2015年第6輯，第278頁。

56顧城《實境·虛境·幻境》，《顧城文選》第3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頁。

63 65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1、257頁。

66顧城《唯一能給我啟示的是我的夢》，《顧城文選》第2卷，中國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頁。

（本文原載於《紅樓夢學刊》2016年第6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