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魯迅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

（一）

　　魯迅是思想家么？我認為，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但凡一個人提筆寫文章，總是要表達對於某種事物的看法，提出某個思辨命題，所以凡著文者皆可稱為思想者；如果他經常寫文章，並且有一定名氣的話，便可稱之為思想家了,思想家「門檻」並不是很高。歷史上的李長之、當代的王朔等人以魯迅沒有成本大套的思想專著為由而否認魯迅是思想家，我認為這種說法是沒有道理的。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魯迅是不是思想家，而在於他究竟是怎樣一位思想家。

　　魯迅是偉大的思想家么？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認為，被我們頂禮膜拜了七八十年的這位魯聖人，這位據說「最懂中國」的可以與孔夫子、馬克思、毛澤東並列比肩的偉大思想家，實際上只能算是一個平庸的蒼白的淺薄的思想家。一個人要被尊為偉大的思想家，起碼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思想的獨創性，2、思想的深刻性，3、必須對全人類或某個國度產生了深廣的影響。人們常稱愛迪生為偉大的發明家，是因為他發明了包括電燈在內的很多與人類息息相關的東西，如果有人早於他一百年就發明了同樣的東西，他還能被稱作偉大的發明家么？這個淺顯的道理同樣適用于思想家魯迅。綜觀魯迅的人生軌跡，我認為他還不具備一個偉大思想家所應具備的社會閱歷、思想建樹、學識素養與人格魅力。平心而論，六七十年來（主要是上世紀50—90年代），被一代又一代的魯學家們津津樂道地不厭其煩地引述、歌頌、讚歎了千萬遍的並被廣泛塞進中學大學教科書的所謂魯迅的光輝而深刻的思想，其實絕大部分只能算是一些正確的或大致正確的思想碎片，只能算是一些支離破碎、平庸淺薄的別人早就闡發過的老生常談(需要強調一點，本文所談僅限於魯迅的「正確思想」，至於其思想中那些負面的陰暗的成分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魯迅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他頭腦中固有的嗎？不是；是他從「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大實踐」中得來的嗎？少部分是，大部分不是。現在，是徹底揭穿魯迅肉身上那層塗抹得最厚的最耀眼最斑斕的金裝的時候了。我們說，魯迅相當一部分隻言片語、老生常談式的「正確思想」其實並不是他的獨創，只不過是拾前賢之牙慧，炒他人之冷飯而已。

　　魯迅拾何人之牙慧，炒誰家啊之冷飯？這樣的「前人」當然不止一位，但有一位與魯迅的關係最為密切,也最出人意料；他，就是那位曾經被魯迅時不時陰陽怪氣地諷刺挖苦過的、中國近現代大名鼎鼎的傑出的啟蒙思想家梁啟超梁任公先生。

　　梁啟超（1873—1929），廣東新會人，字任父，號任公，筆名有「哀時客」、「飲冰室主人」、「中國之新民」等，是我國近現代文化史上一顆燦爛的文化巨星。梁氏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年甫弱冠即投身於戊戌維新的漩渦中心，時以康梁並稱。戊戌政變後，東渡日本，書寫了更加輝煌的人生篇章。他在日本先後創辦了《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著名報刊，撰寫了一大批膾炙人口的傳世名文，一時「言滿天下，名滿天下」（張東蓀挽梁語），被戈公振譽為「中國新聞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是世所公認的「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他所創辦的的報刊，由他所主導的啟蒙宣傳，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深刻地熏陶、影響了戊戌以後數十年間的幾代知識分子。曆數近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諸如鄒容、陳天華、蔡鍔、黃興、黃遠庸、蔣百里、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郭沫若、胡適、梁家父子（梁濟、梁漱溟）、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錢玄同、邵飄萍、戈公振、鄒韜奮、鄭振鐸、丁文江、李四光、陳寅恪、吳宓、朱光潛、梁實秋、徐志摩、曹聚仁、王芸生、聞一多……無一不曾是這所無圍牆大學的忠實學生，用句時髦的話來說，他們都曾先後是梁啟超當年的狂熱的「粉絲」。1915—1916年的討袁護國運動中，梁啟超運籌帷幄，冒死從軍，是當之無愧的實際領導者，就連歷史上一度的論敵章太炎也由衷地承認「共和再造賴斯人」。「五四」時期，無論是狹義的「五四」愛國遊行活動，還是廣義上的「五四」文化啟蒙運動，均與梁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五四」時期的幾乎所有啟蒙命題，如救亡圖存、反封建專制、反思傳統文化、國民性改造、個性解放、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等，其實均可從梁氏《中國積弱溯源論》、《愛國論》、《新民說》等20世紀初年的論著中找到其歷史淵源。晚年的梁啟超脫離了政治活動，專心致力於文化教育事業，創辦了清華研究院並南北講學，培養出了一大批聲名籍籍的學者，寫下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等博大精深堪稱經典的開山之作，為中華文化的整理與傳承立下了他人無可替代的赫赫之功。梁氏一生著述凡1400萬字，寫作之勤，著述之豐，思想之深邃，近現代文化人中無出其右者。一百多年來，像梁啟超這樣的「大才如海」（馮玉祥挽梁語）的並真正影響了中國歷史進程的文化巨人，實屬絕無僅有。

　　之所以要如此不惜筆墨地詳細地介紹梁啟超，是為了說明魯迅所處時代的思想文化背景。的確，梁啟超對「五四」這代人的影響實在是太廣泛太深巨了。胡適曾經在《四十自述》中深情地寫道：「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暢曉中，帶著濃摯的感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他在《新民說》這十幾篇文章里，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筆鋒常帶感情』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郭沫若1928年說：「平心而論，梁任公的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習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鄒韜奮說他在上海南洋公學上學時常常把《新民叢報》「幾本幾本的借出來看，簡直看入了迷」。青年毛澤東對梁啟超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梁的《新民叢報.》被他讀得倒背如流，並且曾經取名曰「子任」（意即做梁任公的學生），後來乾脆發起成立了一個「新民學會」。陳獨秀作於1915年的《敬告青年》（《新青年》發刊詞），在文章風格與主旨方面基本上是《新民說》的翻版。……魯迅的青年時代正值梁啟超在思想文化領域叱詫風雲的時期，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被梁啟超的逼人光芒所籠罩（關於這一點似乎也可以叫做「靈台無計逃神矢」吧）。他不但自己如饑似渴地讀梁啟超的書，而且大包小包地寄給遠在故鄉的周作人讀（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自然，對於這一切，「傲岸決絕」，誰也看不上眼的魯迅歷來諱莫如深，一字不提；然而，歷史本身卻好像總愛與他過不去，時不時地抖落出一些令聖人尷尬的蛛絲馬跡來。1903年，魯迅發表了他的處女作《斯巴達之魂》，這是一篇從梁啟超的《斯巴達小史》中「扒」下來的「作品」。若干年後，他承認「自己當時的歷史水平並沒有那麼高，所以那篇文章總是從什麼地方偷來的，究竟是從哪裡偷來的，卻怎麼記也記不起來了。」揆諸人之常情，一個作家對於自己第一篇變成鉛字的文章之來龍去脈差不多是永遠記憶猶新、到老不忘的；事情才過去二十來年，當事人不過四十幾歲，卻如此健忘，顯然有悖常理，人們有足夠的理由認定他是在因愛面子而故意說謊。相比於胡、郭、鄒、毛等人的坦誠而言，人們再一次地看到了可笑可鄙的獨具魯迅特色的虛偽。

　　平生第一篇作品便是模仿克隆梁啟超，這件事頗有象徵意義，它似乎預示著魯迅終其一生將與梁啟超結下不解之緣。事實正是這樣。如果將魯迅與梁啟超進行對照閱讀，稍微細心的讀者即可發現，從魯迅的早期論說到晚年的雜文，其中不時會閃現出梁啟超的身影，不時會見到一些梁啟超早在若干年前就曾經反覆表達過的思想論斷。魯迅從梁啟超那兒「偷來」的又何止一個「斯巴達」呢？！本文由貼庫網(www.tieku.org)自動同步脫水整理,訪問地址:http://www.tieku.org/281684/1.html

　　（二）

　　 「大膽狂徒，一派胡言亂語！」文章寫到這裡，恐怕早就有人按捺不住滿腔怒火，捶胸挽 袖，作口誅筆伐之狀了。不過，先生們請稍安勿噪。要講拍磚頭、扣帽子、糊大字報，在下肯定不是諸位的對手，我們的原則是擺事實講道理，讓事實發言，讓證據說話。下面，我們就採取那種最原始最笨拙的方法，將魯迅與梁啟超作一對照閱讀（有的地方酌加按語），看看魯迅究竟是如何跟在梁啟超後面亦步亦趨，是如何炒梁任公之冷飯的。

　　1、關於「看客」

　　魯迅：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吶喊》自序》，1922年）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到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到了滑稽劇。…….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效。（《娜拉走後怎樣》，1925年）

　　梁啟超：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為樂；如立於此船，觀彼船之沉溺，而睹其鳧浴以為歡。…...中國尋常人有俗語二句，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數句者，實旁觀派之經典也，而此種經典口號，深入於全國人腦中，拂之不去，滌之不凈，質而言之，代表吾全國人之性質也。是即無血性三字，為吾全國人所專有物。嗚呼，吾為此懼！（《呵旁觀者文》1900年）

　　按：梁啟超曰「旁觀者」，魯迅曰「看客」，梁先生用三個字才能概括的某種社會現象，人家魯迅兩個字就搞定了。偉大的魯迅啊！深刻的魯迅啊！

　　 2 、關於「鐵屋子」

　　魯迅：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難被毀的，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人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吶喊》自序》，1922年）

　　梁啟超：彼昔時之民賊，初不料 其有今日之時局也……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桎捁之拘攣之或閉之於暗室焉。一旦有外盜焉，嗒然壞其門入其室……雖欲救之其奈桎捁拘攣而不能行，暗室仍閉而莫為啟，則唯有瞠目結舌，聽外盜入此室處，或劃然長嘯以去而已。今日我中國之情形有類於是。（《中國積弱溯源論》，1901年）

　　按：梁啟超二十世紀初年的文章中經常用到「暗室」、「漆室」、「幽 室」這些詞兒，用以指代當時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生靈塗炭的中國社會與思想界。魯迅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把「暗室」、「漆室」等文言詞換成了大白話的「鐵屋子」！鐵屋子就鐵屋子吧，只是我們要知道，最早最明確地號召人們起來打破這鐵屋子的人是梁任公而不是周樹人。

　　 3、關於封建制度的「吃人」

　　 魯迅：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1918年）（中國的固有文明）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的人肉的筵宴，（中國）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的廚房。（《燈下漫筆》，1925年）

　　梁啟超：蓋我國民所以沉埋於十八層地獄，而至今不獲見天日者，皆由此等邪說（指封建倫理之說—引者）成為義理，而播毒種於人心也。（《新民說》，1902年）日本人常言曰，支那一部歷史，實以膿血充塞之歷史。吾恥其言，雖然，吾不得不忍其言。（《論專制 政體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1902年年）使我數千年歷史以膿血充塞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萬里土地為虎狼窟穴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過活者誰乎，專制政體也。（《討專制政體檄》，1902年）

　　按：歷來的魯學家說到 「吃人」、「人肉筵宴」等話題時總是眉飛色舞，精神亢奮，高呼「深刻，無比的深刻」，此種現象，吾無以名之，謂之「坐井觀天」。難道「吃人」之說就一定比「十八層地獄」的說法深刻？聽一聽梁啟超早於魯迅二十多年的真正洪鐘大呂般的聲音，不知魯學家們可曾會為自己昔日的眉飛色舞、喋喋不休而臉紅？

　　 4、關於封建統治者的「治績」

　　魯迅：近來的讀書人，常常嘆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其實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國人的。……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文來說，就是「治績」。（《沙》，1933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對於「文藝政策」，或說得 較大一點的文化統治，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鉤稽，將其中的關於駕馭漢人、批評文化利用文藝之處，分別排比輯成一書，我想，我們不但可以看出那策略的博大和惡辣，並且還能夠明白我們怎樣受著異族主子的訓擾，以及遺留至今的奴性的由來罷。（《買<小學大全>記》，1935年 ）

　　梁啟超：數千年民賊，既以國家為彼一姓之私產，於是凡百經營，凡百措置，皆為保護己之私產而設，此實中國數千年來政術之總根源也。…….蓋其治理之成績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渙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績者，其恃術有四：曰訓之之術，曰甛之之術，曰役之之術，曰監之之術也。（《中國積弱溯源論》，1901年）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吾觀於此，而嘆彼數千年民賊之所以訓伏吾民者，其用心至苦，其方法至密，其手段至辣也。（出處同上）

　　按：在這裡，魯迅除了一以貫之的濃烈的「排滿」情緒和大漢族主義與梁啟超有所分歧外（梁氏認為清朝的建立是中華民族內部的改朝換代，而不是中國被滅亡），其主旨與梁氏大致雷同，1935年的魯迅與1901年的梁啟超的言論竟然如出一轍。魯抄梁乎,抑梁抄魯乎？

　　 5、關於舊中國的「黑暗」

　　 魯迅：我所抨擊的社會上的種種黑暗，不是專對國民黨，這黑暗的根源，有遠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幾百年、十幾年前的，不過國民黨執政以來，還沒有把它根絕罷了。現在他們不許我開口，好像他們決計包庇上下幾千年一切黑暗了。（見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梁啟超：嗟乎！吾中國之病，顧猶未久耶？……淺識者流，徒見夫江河日下之勢，極於今日，因以為中國之弱，直此數年間事耳，不知其積弱之源，遠在數千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數十年之內。（《中國積弱溯源論》，1901年）

　　按：由許氏轉述的魯迅的一番語錄說於何時，筆者才疏學淺，無暇考證，估計是三十年代講的罷。重要的問題不在於那是他何時的言論，而在於這言論在讀過梁啟超的人們聽來怎麼就那般耳熟？……

　　 6、關於「破壞舊世界」

　　魯迅：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它。（《忽然想到.六》，1925年 ）

　　梁啟超：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虎城狐之憑藉，然後能蕩滌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乃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新民說》，1901年）凡人之情，莫不戀舊，而此戀舊之性質，實阻閾進步之一大根源也。……快刀斬亂麻，一拳碎黃鶴，使百千萬億蠕蠕戀舊之徒，瞠目結舌，一旦盡失其根據之地，雖欲戀而無可戀，然後驅之以上進步之途，與天下萬國馳驟於大劇場，其庶乎其可也。（《自由書.破壞主義》，1902年）

　　按：魯迅的那段話歷來被捧上了天，然而將其與梁啟超的相關言論一作對照，立馬就顯現出「皮袍下的小」來了。嗚乎魯迅，論建設自然乏善可陳，論破壞其實最多也就是個「半瓶醋」的水平。有論者曰：少不讀魯迅，等人老了，閱歷深了，再來讀魯迅，就能讀出些味道來了（大意）。是說也，余頗不謂然。筆者年屆花甲，已進入老年行列，別人我不知，我的體會是：上了年紀後，讀的書多了，知道橫向比較了，再回過頭去讀魯迅，常常從書中讀出他的淺薄。至於他的那種晦澀、陰暗、悲觀的色彩，就更不適合需要注重養生的老年人讀了。順便說幾句無關宏旨的題外話，打住。

　　 7、關於「反抗奴隸」

　　魯迅：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是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歷史無非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燈下漫筆》，1925年）然而我們從古典里，聽熟了仁人義士來解倒懸的胡說了，直到現在，還不免總在想從天上或什麼高處遠處掉下一點恩典來，其甚者竟以為「莫做亂離人，寧為太平犬」，不妨變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嘆不如租雞鴨者，也正有這氣味。（《倒提》，1934年）

　　梁啟超：天下不能獨立之人，其別亦有二：一曰望人之助 者，二曰仰人之庇者。望人之助者，蓋凡民也，猶可言也；仰人之庇者，真奴隸也，不可言也……今之論者，動曰西人將以我為牛馬為奴隸，吾以為特患同胞之自為牛馬，自為奴隸而已：苟不爾，則必無人 能牛馬之奴隸之者。（《國民十大元氣論》，1899年）數千年民賊之以奴隸視吾民，夫既言之矣，雖然，彼之以奴隸視吾民，猶可言也；吾民之以奴隸自居，不可言也。……舉國之人，他無所學，而唯以學為奴隸為事。驅所謂聰明俊秀第一等之人，相率而入於奴隸學校，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天下可駭可痛之事，孰有過於此者！（《中國積弱溯源論》，1901年）我中人以服從聞於天下者久矣。二千餘年 俯首蜷伏於專制政體之下，以服從為獨一無二之天職……但得他人主我，則不惜怡聲柔色而為之子；但使他人主我，則不憚奴顏婢膝而為之奴。一若無父無主之怙恃，則孤兒遂仆，將伶仃孤苦，不能自立於天地，養成服從之習慣，深種奴隸之根性。（《論獨立》，1901年）一曰勿為古人之奴隸也……二曰勿為世俗之奴隸也…….三曰勿為境遇之奴隸也……四曰勿為情慾之奴隸也。（《新民說》，1902 年）

　　按：某魯學家云：魯迅思想的核心是「反抗奴隸」，魯迅全集中使用最多的辭彙是「奴隸」二字。果其如此，則魯迅為梁任公之忠實學生可知矣。何則？蓋奴隸二字亦為梁啟超二十世紀初年經常使用的語彙，其使用頻率不知要比魯迅高出多少倍，相關的論述更是舉不勝舉。在中國，梁啟超才是「反抗奴隸」思想的集大成者，魯迅不過拾其皮毛耳！魯迅曾熟讀鄒容的《革命軍》，他關於「做奴隸而不得」的那番話，顯系直接脫胎於鄒容「中國之所謂二十四朝之史，實一部大奴隸史也」的說法。而鄒容的這一番話，又是完全照搬自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

　　 8、關於「主子與奴才」

　　 魯迅：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地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燈下漫筆》，1925年）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卻奴性十足……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時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諺語》，1933年 ）

　　梁啟超：且天下唯能諂人者，為能驕人；亦唯能驕人者，為能諂人。州縣之視百姓，則奴隸矣；及對道府以上，則自居於奴隸也……蓋其自居於奴隸時所受之恥辱苦孽，還以取償於彼所奴隸之人。(《中國積弱溯源論》，1901年)

　　按：魯迅的那兩段話，分明是幾句老生常談，其固有的精義早就被梁啟超說透了。還有，魯的《阿Q正傳》中的不少內容其實不外是一些老生常談式的思想觀念的生硬圖解。如，當年阿Q被趙太爺搧了嘴巴子，反過來便拿小D和小尼姑出氣，這不分明就是梁啟超所說的「自居於奴隸時所受之恥辱苦孽，還以取償於彼所奴隸之人」么？

　　 9、關於「瞞和騙」

　　魯迅：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天的墮落著，但卻又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1925年）中國人是並沒有「自知之明」的，缺點只在於有些人安於「自欺」，由此並想「欺人」。（《立此存照.三》，1936年）

　　梁啟超：好偽至極，至於如今日之中國人，真天下所稀聞，古今所未有也。君之使其臣，民之事其君，長之率其屬，屬之奉其長，官之治其民，民之待其官……無論何事，無論何地，無論何時，而皆以偽之一字行之。奏章之所報者，無一非偽事；條告之所頒者，無一非偽文；應對之所借者，無一非偽語…….中國人好偽之憑據，萬緒千條，若盡說者，更仆難盡。（《中國積弱溯源論》，11901年）

　　按：「瞞和騙」=造假+隱瞞真相=「好偽至極」。「中國人缺乏誠與愛」，固也；然而很可惜，它並不是由魯迅最早診斷出來的。

　　 10、關於「文化染缸」

　　魯迅：每一新制度、新學術、新名詞，傳入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烏黑一團，化為濟私助焰之具，科學，亦不過其一而已。（《偶感》，1934年）外國用火藥製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他看風水；外國用鴉片治病，中國卻拿來當飯吃。凡是一種東西，而中外之不同有如此，蓋不但電氣而已。（《電的利弊》，1933年）

　　梁啟超：……外國之新思想，隨列強侵略之勢力以入中國，始為一二人唱之，繼焉千百人和之……「橘在江南為橘，過江北則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新民說》，1901年）舉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國，無不百弊叢生，徒供私人之利用。（《與<大公報>記者談今後之社會事業》，1917年）

　　按：梁說「淮南為桔，淮北為枳」，魯說中國有個「黑染缸」，兩人的說法大同小異。三十多年過去了，魯迅的思想究竟比梁氏當年有多少實質性的長進呢？

　　 11、關於「拿來主義」

　　魯迅：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文化偏至論》，1907年）我只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沒有拿來的，人不能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成為新文藝。（《拿來主義》，1934年）

　　梁啟超：故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新民說》，1901年）蓋大地今日 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一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候門，三輯三讓，以行迎賓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寧馨兒以亢我宗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2年）一個人不是把自己的國家弄到富強便了，卻是要叫自己國家有功於人類全體，不然，那國家便算白設了。明白這道理，自然知道我們的國家，有個絕大責任橫在前途，什麼責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它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歐遊心影錄》，1920年）

　　按：早在一百年前，梁啟超就對新文化與古代優秀文化及西方先進文化的關係問題作出了高屋建瓴的深刻的闡述，既反對墨守成規，也反對全盤西化，「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口號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了。相比於梁任公的博大、深刻而言，魯迅的「拿來主義」除卻多了一點兒雜文家的俏皮之外，其內容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廢話」。

　　 12、關於「立人」

　　魯迅：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文化偏至論》，1907年）大約國民如此，是絕不會有好政府的……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受賄、無特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如此的么？這類的議員，其實正是國民的代表。（《華蓋集.通訊》，1925年）

　　梁啟超：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泱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為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然則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新民說》，1901年）

　　按：在此很想斗膽問一下魯學界諸君，不知您看了此處的魯、梁言論對照之後有何感想？（提示：一定要講真話哦）幾十年來，關於魯迅的「立人」二字的論文、專著可謂汗牛充棟，很有可能成為中國學術史上著名的一大笑柄。實際上，魯迅之所謂「立人」不過是對梁啟超「新民」口號的拙劣的「硬譯」罷了。立者新也，人者民也（在古漢語中，人、民二字是經常混用的），魯迅自身沒有什麼思想創建，也只能跟在梁先生後面照葫蘆畫瓢了，如此而已。明目張胆地照抄，顯不出自己的高明，那就稍微換個說法吧。魯少年時學過「對句」，後又從太炎先生學過幾天「小學」（文字訓詁），這方面的學問看來終於派上用場了。

　　 13、關於「改造國民性」

　　魯迅：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使奴才主持家政，哪裡會有好樣子。最初的革命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身的壞根性，於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兩地書》，1925年）

　　梁啟超：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醒。（《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3年）

　　按：「改造國民性」是個大題目，前面談到的破壞舊傳統、反抗奴隸、立人、提倡拿來主義，以及對瞞和騙、文化染缸的揭露等都屬於「改造國民性」的範疇。「改造國民性」、「新民」、「立人」其實是一個意思。 「萬派橫流置此身，平生功業在新民」（籍忠寅挽梁詩句）的梁啟超早在一百年前，肩負著歷史的使命，以其如椽巨筆對民族劣根性的種種癥狀、危害、歷史由來、破除的途徑、「新民」的標準等等都作了精闢的全面的論述，其目的就是呼喚民族的覺醒，促進中華民族人的現代化，呼喚「紅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少年中國」的誕生。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在近現代中國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在他之後，任何涉足「國民性改造」的人，都是也只能是跟著他譜就的曲子跳舞。當今學界和網路上的「倒魯派」中有一種說法，說「改造國民性」是「迎合殖民主義者的話語」、「客觀上為專制服務」，把「改造國民性」誤當成了魯迅的發明首創而加以否定，這顯然是一種對歷史無知的皮相之見。質而言之，「新民」或曰「改造國民性」曾是近現代中國在社會轉型時期客觀存在的符合歷史自身發展邏輯的文化啟蒙課題。以雲有功，則梁啟超居功至偉，魯迅不過是跟在梁氏後面搖旗吶喊的一個小卒子罷了；以雲有罪，則首當梁啟超是問，還輪不到他魯迅來承擔罪責！

　　 14、關於「改革與阻力」

　　魯迅：我也同意於一切冷嘲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嘲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中國語文的新生》，1934年）文化的改革如長江大河的流行，無法遏止。（《再論雷鋒塔的倒掉》，1925年）

　　梁啟超：凡辦事必有阻力。其事小者，其阻力亦小；其事愈大，其阻力亦愈大。……故我輩惟當察阻力之來而排之，不可畏阻力之來而避之。譬之江河，千里入海，曲折奔赴，遇有沙石則挾之而下，遇有山陵則繞越而行，要之必以至海為究竟。辦事遇阻力者，當作如是觀，至誠所感，金石為開，何阻力之有焉！（《自由書.養心語錄》，1899年）

　　 按：誰個博大精深？誰個淺薄平庸？兩相對照，一目了然！

　　 15、關於「改革與民眾」

　　魯迅：多數的力量是偉大的，要緊的，有志於改革者倘不深知民眾的心，設法利導，改進，則無論怎樣的高文深意，浪漫古典，都和他們無關，僅止於幾個人在書房中互相讚歎，得些自己滿足……倘不深入民眾的大層中，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加以研究，解剖分別好壞，立存廢的標準，而於存於廢，都慎選施行的方法，則無論怎樣的改革，都將為習慣的岩石所壓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一時。（《習慣與改革》，1930年）

　　梁啟超：凡一國之進步也，其主動者在多數之國民，而驅役一二之代表人物以為助動者，則其事惘不成；其主動者在一二之代表人物，而強求多數國民以為助動者，則其事鮮不敗。故吾所思所夢所禱祀者，不在轟轟獨秀之英雄，而在芸芸平等之英雄！（《過渡時代論》，1901年）從前的立憲黨，是立他們自己的憲，干國民甚麼事？革命黨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干國民甚麼事？好比開一瓶皮酒，白泡子在几面上亂噴，象是熱烘烘的，氣候一過，連泡子也沒了，依然是滿瓶的冰冷。這是和民主主義運動的原則根本背馳，二十年來種種失敗，都是為此。（《歐遊心影錄》，1920年）

　　按：改革開放以來，以「魯迅與改革開放」為題目的研究文章層出不窮，差不多每篇此類文章都少不得要引用魯迅的上述一番話，贊其如何高瞻遠矚，如何先知先覺。在這裡寄語此類文章的作者們，請諸君也捎帶看看梁啟超的比魯迅早得多的相關言論，可乎? 拜託了！

　　 16、關於中國人的「調和心理 」

　　魯迅：中國人的性情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同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時白話文之得以通行，就因為有廢掉中國字而用羅馬字母的議論的緣故。（《無聲的中國》，1925年）

　　梁啟超：故某以為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為病……若相率為從容模稜之言，則舉國之腦筋皆靜，而群治必以沉滯矣。夫人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常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此吾所謂變駭為習之說也。（《敬告我同業諸君》，1902年）

　　按：魯迅說了一大堆，無非是講了一番「不過正不能矯枉」的老生常談，不過是將梁啟超的「變駭為習」說幾乎原封不動地複述了一遍。他的「不讀中國書論」、「廢除漢字論」便是對梁氏「變駭為習」說的活學活用的產物。

　　 17、關於「革命」

　　魯迅：其實，「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變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是因為沒有一刻不革命。（《革命時代的文學》，1928年）

　　梁啟超：新民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夫淘汰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譯名言之，則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聞「革命」二字則駭，而不知其本意實變革而已（《釋「革」》，1902年）

　　按：魯迅的「革命」觀與新民子的「革命」觀何其相似乃爾！

　　 18、關於「火與劍」

　　 魯迅：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 ，而中國還是如

　　 此者，最大原因在於他沒有黨軍。（《兩地書》，1925年）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流血得來。（《死地》，1926年）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 （《革命時代的文學》，1927年）

　　梁啟超：卑士麥之言曰：「天下所恃者非公德，黑鐵而已，赤血而已。」寧獨公德之無足恃者，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智識，雖有民眾，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新民說》，1902年）「君看歐羅今世史，幾回鐵血買文明！」（《新大陸遊記》，1904年）

　　按:過去學界中人每談到魯迅的上述語錄，總是佩服的不得了，頌其「一針見血」、「入木三分」，不一而足；殊不知，稍涉一下近現代其他思想家的書，便知魯之所言不過是一些普通常識。不必說梁啟超了，就連聞一多早在1915年就曾說過「賦一詩不能退虜，撰一文不能送窮」這樣的話哩！

　　 19、關於封建社會停滯的原因

　　 魯迅：屹然出於中央而無校讎，則其益自尊大，寶自有而傲睨

　　萬物，固人情所宜然，亦非甚背於理者極矣。雖然，惟無校讎故，則晏安日久，苓落以胎，迫拶不來，上征亦綴，使人苶，使人屯，其極為見善而不思式。（《文化偏至論》，1907年）

　　梁啟超：大一統而競爭絕也。競爭為進化之母，此義殆成鐵案矣……中國惟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分立之運最大，而群治之進，實以彼時為極點。自秦以後，一統而成，而為退化之狀者，千餘年於今矣，豈有他哉，競爭力銷乏使然也。（《新民說》，1902年）

　　按：魯迅的早期文章不光生造詞語，還生造文言語法，乃至胡抄亂貼，使上下文經常驢頭不對馬嘴，使讀的人感到簡直就是在受罪。該處所引文字還算好的，因為大體上還可以看出，他所要表達的與梁啟超的上述言說其實是同一個意思。想知道什麼是魯迅式的佶屈聱牙的「硬譯」么？這裡可以為您提供一段絕好的範文。

　　 20、關於「物質」與「靈明」

　　 魯迅：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文化偏至論》， 1907年）

　　梁啟超：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具，則形質無附。然則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國民十大元氣論》，1899年）

　　按：留日時期的魯迅對精神文明、物質文明這樣高深的哲學問題何嘗會有什麼深入的思考？說穿了，不過似懂非懂地拾梁任公之牙慧罷了。然而這次學梁卻成了東施效顰；梁最多只是說精神文明比物質文明更可貴，到了魯那裡則變成只要精神不要物質了。

　　 21、關於歷史發展的規律

　　 魯迅:所謂歷史不直進，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萬狀。（《摩羅詩力說》1908年）世事也還是象螺旋。（《扣絲雜感》，1930年）

　　梁啟超：就歷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為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為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史學之界說》，1902年）

　　 按：無語。

　　 22、關於「不自滿」

　　 魯迅：不滿是向上的車輪，能夠載著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隨感錄》，1918年）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至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黃花節雜感》，1930年）

　　梁啟超：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毀滅世界之毒藥，萎殺思想之謬言也。我中人日奉一足止以為主義，戀戀於過去，而絕無將來之觀念；眷眷於保守，而絕無進取之雄心。（《說希望》，1903 年）天下進化之理，無有窮也…….況即以時一國論之，欲求所謂美滿圓好毫無缺憾者，終不可得；其有缺憾者，即其不成者也。蓋世界之進化無窮，故事業亦因之無窮。（《自由書.成敗》，1899年）

　　 按：無語。

　　 23、關於「比較」

　　 魯迅：欲揚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摩羅詩力說》，1908年）只要一比較，許多事便明白。（《致<近代美術潮>讀者諸君》，1926 年 ）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方子（《隨便翻翻》，1935年）

　　梁啟超：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不比較非惟不能知己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0年）

　　 按：無語。

　　 24、關於「自責」、「反省「

　　 魯迅：多有隻知責人不能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隨感

　　錄》，1918年）

　　梁啟超：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之惡習，即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源……四萬萬人，遂互消於相責相望之中，而國將誰於立也！（《答飛生》，1903年）

　　按：無語。

　　25、關於「小說」的作用

　　魯迅：能於不知不覺間，獲一般之知識，破遺傳之迷信，改良思想，補助文明，勢力之偉，有如此者！……故苟欲彌今日譯界之缺點，導中國人群以進行，必自科學小說始。（《月界旅行辯言》，1903年）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首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吶喊自序》，1922年）

　　梁啟超：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支配人道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1902年）

　　按：梁氏所說的「小說」其實是泛指「文藝」或「大眾文學」，他所主辦的《新小說》其實是一本綜合性的文藝雜誌。魯迅之棄醫從文，起決定作用的乃是受梁啟超的影響。

　　 26、關於文字改革

　　 魯迅：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漢字與拉丁化》，1935年）

　　

　　梁啟超：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文字為發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簡難易，常與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為比例差……言文分，則非多讀古書，通古義，不足以語學問，故近數百年來學者，往往瘁畢生精力於《說文》、《爾雅》之學，無餘裕以從事於實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泰西、日本，婦孺可以操筆札，車夫可以讀新聞，而吾中國，或有就學十年，而冬烘之頭腦如故也。《新民說》，1902年）

　　按：梁氏乃提倡文字改革的偉大先驅，早就把改革的道理講透了，魯迅沒有饒舌的餘地，當然只能跟著喊兩句偏激的口號了。

　　 27、關於「精神界之戰士」

　　 按：1902年，梁啟超大倡「新民」之說，希望新的國民發揚民族優秀文化，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具備自由、自尊、合群、進取、勇敢、頑強、冒險、尚武……等優秀品質與精神風貌，「道天下所不敢道，為天下所不敢為。其精神有江河學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氣魄有破釜沉舟一暝不視之概」。五年之後，魯迅鸚鵡學舌地提出了一個「精神界之戰士」的說法，要求「精神界之戰士」「不和眾囂，獨具我見」，「重獨立而愛自由」，「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如狂濤，如厲風」， 「不克厥敵，戰則不止」。命意與用詞與梁大同小異，顯然是在炒梁任公之冷飯。

　　 28、關於「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魯迅：苟奴隸立於前，則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摩羅詩力說》，1908年）

　　梁啟超：人人對於人而有當盡之責任，人人對於我而有當盡之責任。對人而不盡責任者，謂之間接以害群，對我而不盡責任者，謂之直接以害群……夫人而至於唾面自乾，天下之頑鈍如此，孰過是焉？（《新民說》，1902年）

　　按：「不爭」者，放棄個人權利也。梁氏《新民說》中，有專章曰「論權利思想」，精彩論述比比皆是，他甚至恨鐵不成鋼地說，放棄權利者應與侵人權利者同罪。這不明擺著就是「怒其不爭」的意思么？

　　 29、關於「中國人形象」

　　 魯迅：我們試看一下別國的兒童畫吧，英國豪放，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上海的兒童》，1933年）

　　梁啟超：西人行路，身無不直者，頭無不昂者。吾中國則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相對之下，真自慚形穢……西人數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國人數人同行者如散鴨。（《新大陸遊記》，1903年）

　　按：無語。

　　 30、關於「讀《紅樓夢》」

　　 魯迅：《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閱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密事……（《<絳洞花主>小引》，1927年）

　　梁啟超：同一書也，考據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資料；經世家讀之，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也（即人群），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錙銖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諂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自由書.慧觀》，1900年）

　　按：魯迅所論，不過是重複了一番「瞎子摸象」這個古老寓言，何來深刻可言？至於其下筆行文，則完全是模仿梁任公，難道還有什麼疑問么？

　　

　　 （三）

　　以上，我們分30個專題，對魯迅與梁啟超的相關思想一一進行對照閱讀。換句話說，也就是驅動中國二十世紀的這兩大文化名人在我們今人的眼皮兒底下真刀真槍地pk一回，「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雖然我們還可以毫不費力地再羅列一些類似的資料，因篇幅所限，其餘就從略了；何況，有上述這些資料，筆者認為已經足夠了。以上30條，可以說已經基本涵蓋了魯迅思想的精華，除卻這些內容，魯迅還有多少研究價值呢？魯迅說得好，「只要一比較，許多事便明白」（雖屬鸚鵡學舌，但也算得上是句大實話）。通過這種最簡單不過的白紙黑字的對照比較，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從青年到晚年，從留學的日本到北京的衚衕再到三十年代的上海灘，魯迅的思想確確實實沒有多少高明、高深的地方。六七十年來為學界所津津樂道的吹得神乎其神的魯迅那些「深刻而偉大的思想」，確確實實，大都是拾梁啟超之牙慧，炒梁任公之冷飯，吃梁任公嚼剩下的饃！研究一下這部分魯梁對比的資料，毫無疑問，將有助於人們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

　　在白紙黑字、鐵證如山的事實面前，反駁方的任何詭辯都是徒勞的，舉證方任何額外的解說也都是多餘的。

　　現在，可以回答文章開頭時所提出的問題了。魯迅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答曰：絕大部分都是他採用「拿來主義」從只比他年長八歲的梁啟超先生那裡「拿來」的！梁啟超說「3+2=5」，若干年之後，魯迅反過來說「5=2+3」，說白了，就是這麼簡單一回事。這其中，有的是對梁的公然的照搬，有的是稍微變換個說法。還有一種情況，因為梁啟超對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的認識太深刻太全面了，其他涉足這個領域的人，無論怎樣努力，都不可能超越梁氏當年的思想水平，想不照搬都難。這就好比一個象棋初學者偶爾於不經意間走出一個「馬後炮」或「鐵門栓」來，自己好不得意，水平相近的觀眾也跟著拍案叫絕，殊不知人家楊官麟、胡榮華諸大師們早在多少年前就已經有「馬後炮專集」、「鐵門栓專集」問世了！

　　 1902年，愛國詩人黃遵憲在致梁啟超的一封信中說：「今之《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矣。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歷史真是弔詭得可以，公度先生大概沒想到，二三十年後，有個據說很是了得的大人物仍然在助任公之舌戰，拾任公之牙慧！

　　 1929年，近世學者王文儒挽梁啟超聯云：「《飲冰》一集，萬本傳遍，傳誦國人，雅俗同賞，得其餘瀝以弋鴻名而張騷壇者，比比皆是也。」現在，人們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魯迅其實也不外是眾多「得其餘瀝以弋鴻名而張騷壇者」中的一個! 說魯迅是喝著梁啟超的精神乳汁成長起來的，應該是說得過去的罷。

　　梁啟超是長天鯤鵬，魯迅不過是檐間燕雀；梁啟超是高山大海，魯迅不過是鄉間的河溝土包；魯迅的平庸淺薄、支離破碎與梁啟超的博大精深、氣勢磅礴，根本就不在一個可比的檔次上。

　　

　　1940年，毛澤東發表了他的「魯迅頌」，正式冊封魯迅為「聖人」。毛筆下的魯迅，是一個高大全的、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被毛加工和塑造出來的魯迅。以毛之博學多思，以其早年對梁啟超的熟讀與心懷景仰，他未始看不出來魯迅的言論在很多地方其實是拾梁啟超之牙慧；然而，毛澤東當時出於某種政治上的需要，卻違心地說了假話，以罕見的激情大頌魯迅。必須指出的是，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封聖」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邏輯關係，毛之「封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其個人特色使然。是不是還可以這樣說，毛澤東當時是把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所具備的或應該具備的優點、美德、成就、功業（特別是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他早年閱讀梁啟超的感受和對梁的景仰之情）堆砌、「移植」到了那個名曰「魯迅」的「符號」上面。

　　「楚王好細腰，國中多餓人」，「春來一旦我開口，那個蟲兒不緊跟」！（偉人早年詠蛙詩云「春來不是我開口，那個蟲兒敢作聲！」，今反其意而用之，似尤為傳神焉。）於是，自四九年以後，中國就正式誕生了一門由官方把持的、以用「按圖索驥」的方法去尋找再現那個歷史上本來不存在的「魯迅」為戰鬥任務的、代代相傳不斷地製造假大空的學術垃圾並幾乎輻射了整個人文科學領域的「學問」---魯學亦即所謂「魯迅研究」。歷史上與魯迅曾經筆墨相譏的新任「文化班頭」郭沫若，解放後馬上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建議改北京西山為魯迅山，改昆明湖為魯迅湖，建議成立魯迅博物館。上有最高指示，班頭又如此積極，其他文化人當然就更不甘落後也不敢落後了。建國後，「魯迅頌」經久不息，一浪高過一浪，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迎來了了它輝煌的鼎盛局面。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歌頌的是作為「偉大革命家」的魯迅；九十年代以後，則著重強調作為「偉大思想家』的魯迅。在此過程中，不少學者常常是脫離開魯迅文本，信口開河，其代表性的口號曰「誰讀懂了魯迅，誰就懂得了中國」。

　　斗轉星移。隨著毛澤東的逐漸淡出神壇，魯迅頭上的光環與周身的金甲也順理成章地漸漸地黯然失色，魯迅話題開始由政治課題回歸到普通的文化課題，輝煌一時的魯學更是成了昨日黃花，甚至到了需要靠「假設史學」來硬撐門面的地步。因此我們可以說，今天的人們反思魯迅、質疑魯迅、還原魯迅，乃是思想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內容，乃是歷史的必然。問題的實質並不像某些「捍魯」者說的那樣是什麼「逆反心理」。在魯迅問題上，凡指責別人為「逆反心理」者，實則是標榜自己一貫正確，永遠正確，其真實動機無非是為了維護自己在「學術」上的既得地位罷了。如此而已，豈有它哉！

　　「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學家」、「民族魂」、「骨頭最硬」、「中國精神之父」.....之類的桂冠，若戴在梁啟超的頭上，雖不敢說無隙可擊，但也應該說基本吻合，無一句無著落；而將其戴在魯迅的頭上，卻只能令人感到滑稽，感到惶惑，每一句頌詞都經不起歷史的推敲。在歷史上「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牗新知」（梁啟超：《自勵》），真正喚醒了沉睡的中國人，熏陶、鼓舞了幾代知識分子的梁啟超先生，至今尚未獲得「偉大思想家」的稱號，教科書上通常沿襲老例稱之為「改良主義思想家」；而那個平庸淺薄的、偶爾跟在梁啟超後面照葫蘆畫瓢嚼人家剩饃的魯迅反倒成了金光燦爛的「偉大思想家」，至今被高供於廟堂之上，廣泛塞進青少年的課本中。如此怪現狀，真令人匪夷所思，正所謂「謊言重複一千遍便可成為真理」！試問，這一部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還講不講點起碼的公道？半個多世紀來中國那麼多讀書人又究竟良知何在？

　　文章寫到這裡，可以揭開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上一個最大的、隱藏得很深很深的秘密了。那就是----鳩佔鵲巢，梁冠魯戴！

　　 筆者無文，寫下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力圖恪守一個讀書人的起碼的良知，撕碎魯迅頭上那頂「偉大思想家」的桂冠，打破這最後的最頑固的神話，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寫下這篇「揭秘」文字，我們卻並未從中獲得任何寫作的快感，恰恰相反，筆者此時的心中只覺得相當地沉重和壓抑。上述「鳩佔鵲巢，梁冠魯戴」的怪現狀實在是中國近現代文化思想史上的一大恥辱，當然更是中國知識界的悲哀。

　　一個容忍虛假的聖人、偶像高踞廟堂的國度，肯定是一個漠視歷史真相的沒有希望的國度；一個民族只有高舉思想解放的大旗，勇於自責，勇於揭示歷史的真相，勇於反思歷史，才能開拓建設新時代的文化，才能有資格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歷史迷離而弔詭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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