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從苦難走向輝煌，我們從血淚中汲取力量
05-29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進去，你填過了，我就來填進去。」台兒庄大戰最激烈時，國軍第二集團軍司令孫連仲對師長池峰城下達如此作戰命令。左權、彭雪楓、楊靖宇、趙一曼、張自忠、佟麟閣、趙登禹、戴安瀾等一個個英雄的名字，永遠印刻在不倒的戰旗上。
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慨然赴國難 「有錢不出錢，有力不出力，是對祖國的大不忠」，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發出肺腑之言。身處海外的1000多萬僑胞，慷慨解囊，一些家庭主婦捐獻菜金、變賣首飾，少年兒童捐出糖果錢；數萬僑胞返回祖國，直接奔赴殺敵戰場。 處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同胞，不僅在島內開展了艱苦悲壯的抗日鬥爭，還有5萬多人渡海翻山，回到祖國大陸參戰。 一代一代傳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66年前，要不要在國歌中保留這句話，人民政協委員和國家領導人之間就產生了一場爭論，新中國即將成立，可以享太平了，還需要繼續高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嗎？毛澤東、周恩來等力排眾議，堅決主張一定要把這句話保留在國歌中，而且要一代接一代地傳唱下去。 憂患的中國化血淚為刀槍 一個民族最大的力量來自覺醒、最大的勝利源於萬眾一心，面對殘暴的日寇，成千上萬的中華兒女以血肉之軀抵禦日軍的槍炮，或瀝血孤營，或橫刀敵陣，或裂身銀漢，或碎首沙場。1937年9月19日《大公報》載文說：「今天的南北戰場上，是爭著死、搶著死，因為大家有絕對的信仰，知道犧牲自己是為了換取中華民族子子孫孫的自由，並且確有把握，一定能達到。」 胸懷憂患，從血淚中汲取奮進力量 ——中華民族在苦難中走向輝煌的歷史回聲作者：秦超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話要不要在國歌中保留？66年前，人民政協委員和國家領導人之間就產生過一場爭論。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蔣家王朝，新中國即將成立，可以享太平了，還需要繼續高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嗎？ 毛澤東、周恩來等力排眾議，堅決主張一定要把這句話保留在國歌中，而且要一代接一代地傳唱下去。 告別苦難，走向輝煌，為什麼堅持這句話不能丟？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今天，回首這段往事，聯想起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的坎坷命運，讓我們思考許多許多…… 一個民族最大的憂患是缺乏憂患，最大的危機是目無危機—— 沉睡的中國一次次挨打 盧溝橋，位於北京城西南僅僅15公里。
日本侵略者狂妄的背後，是「東方睡獅」挨打後的依舊麻木不醒。
甲午前夜，沉醉於「洋務運動」繁榮表象中的清政府自大地認為，「以我堂堂天朝幅員之廣，人民之多，財賦之厚，兵卒之精，十倍於爾」，打敗「蕞爾小邦」輕而易舉。沒曾想，甲午戰爭爆發後，清軍「水陸交綏，戰無一勝」，清廷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從表面上看，「泱泱大國」敗於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三島倭奴」；從國民精神深處看，是養尊處優的自滿頑疾敗給了有充分思想和物質準備的侵略者。 沉淪甲午，「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使部分有識之士紛紛開展救亡運動、喚醒國人。然而，歷經維新、革命，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還沒有在全體中國人中間形成，仍停留於「精英在覺醒，大眾在沉睡」的狀態。 「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1905年，陳天華憤而蹈海自盡，以「恐同胞之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為諸君之紀念」。然而，當時和之後趁亂起家的一個箇舊軍閥，置國家危亡於不顧，為了地盤和利益互相混戰。梁啟超曾痛切地指出：「是故吾國民之大患，在於不知國家為何物。」 反觀日本，明治維新引入了國民理念，提倡「國民政治」，要求「對外國民獨立，對內實現國民統一」。甲午戰爭開始，日本人對國家號召一呼而應，就連娼妓也甘願將她們的皮肉錢捐獻出來。 日本人管國旗中的紅心叫「日本丸」，而《現代漢語詞典》中「丸」的解釋是球形的小東西。「日本丸」意識，使日本人危機意識根深蒂固。列島沉沒論、資源匱乏論、生存危機論等在日本長期盛行，與此相伴的便是日本對外侵略野心的不斷膨脹。 鮮明的對比警醒人：一個民族最大的憂患是缺乏憂患，最大的危機是目無危機。 安而忘危，危不知危，有著深刻的歷史邏輯和文化基因：九一八事變元兇、關東軍大佐板垣征四郎在事變前對部下訓話說：「從中國民眾的心理上來說，安居樂業是其理想，至於政治和軍事，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職業。在政治和軍事上與民眾有聯繫的，只是租稅和維持治安……它不過是在一個自治部落的地區加上了國家這一名稱而已。」日本人寫的《支那論》說當時的中國人似蚯蚓，「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沒有感覺，仍能繼續活著」。
七七事變，實際上是甲午戰爭的延續；甲午國殤，為七七事變埋下了禍種。
日本《世界》月刊里有這樣一篇報道：「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中，日本從清朝索取了摺合當時日本金額5.1億日元的巨額賠款。這相當於當時清朝政府兩年半的歲入，是日本明治政府1893年歲出的3.8倍。日本由此嘗到了戰爭的甜頭，於是日本把它全部用於八幡制鐵所的建設和準備全面侵華戰爭的擴充戰備上。」 憑藉甲午賠款，日本一方面從娃娃開始洗腦，培養了30年後全面侵略中國的後備軍；另一方面大造軍艦、炮彈和機械，軍力極具擴張。當這個「蕞爾小邦」蒸蒸日上之際，中國早已一落千里了。 以中國為自己崛起跳板的日本，竭力鼓吹大和民族有權統治世界，於是向中國張開了血盆大口，加快了鯨吞的腳步—— 1900年，日軍參加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1931年，製造九一八事變，侵佔東北。
1932年，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 一個民族最大的力量來自覺醒，最大的勝利源於萬眾一心—— 憂患的中國化血淚為刀槍 踏過東北三省，踏過華北大地，踏過上海、南京……在遼闊的中國國土上，日寇狼奔豕突，鐵蹄踏過，血流成河，屠刀所向，屍骨成山，僅在南京就有30萬生靈慘遭殺戮，同胞的鮮血染紅了浩浩長江。 生存還是毀滅，獨立還是亡國，是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的嚴峻問題。
1937年7月8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出通電：「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戰則存，降則亡」。中國共產黨人的呼喚，讓全國人民徹底明白，面對日本侵略者，無論怎樣善良地忍讓都不能求得和平；奮起抗戰，不畏犧牲，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和榮光。
抗日戰爭的最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的覺醒。正如習主席所深刻指出：「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進行的一系列抗爭，就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進程，就是中華民族精神升華的歷史進程。這種民族覺醒和民族精神升華，在抗日戰爭時期達到了全新的高度……
血火中一路走來，錘鍊了共產黨人一種永恆的堅守—— 心懷憂患才能從苦難走向輝煌 「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1945年7月，抗戰即將勝利，作為國民參政員的黃炎培應邀赴延安考察時，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深談。對此，毛澤東堅定應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歷史周期率」，蘊含著洞察歷史的智慧和居安思危的憂患。 早在1944年，當抗日戰爭已由戰略相持轉入戰略反攻，中國人民正全力以赴奪取最後的勝利時，郭沫若在重慶《新華日報》上連續4天刊載了《甲申三百年祭》。
1950年，新中國滿目瘡痍，百業待舉，但面對燒到鴨綠江邊的戰火，中國共產黨人毅然出兵抗美援朝。「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中國人民志願軍打出了軍威國威。一位軍事學者評論說，如果沒有這一仗，就沒有新中國60多年來的和平發展環境。
談外事，充分估計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複雜性，充分估計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鬥爭的尖銳性，充分估計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充分估計我國周邊環境中的不確定性。
…… 「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回首抗戰烽火歲月，回首60多年新中國發展史、30多年改革開放歷程，凡事有底線思維，常懷憂患之心，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成功應對與戰勝各種風險考驗的思想保證，也是從苦難走向輝煌的心路歷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擔當—— 強國強軍需要強化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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