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知識的另一種可能性——我們為什麼讀書？

05-29

大家好，非常榮幸能來到武大。武大是全國非常有名的大學。我一般到一個新的地方或一座城市會到這個地方有名的大學轉轉，看看風景，看看妹子。武漢我來過幾次了，但還沒來過武大。我搞不清楚為什麼這個安排，後來想明白了原來是為了今天和大家見面。雖然我跟武大沒有什麼特別的淵源和瓜葛，但是武大這兩個字對我來講意味著很特別的東西，它總能讓我聯想到歷史，看看今天，思考一些社會問題。

武大，非常熟悉的一個名字，是中國宋代山東清河縣的一個普通的勞動人民，以賣炊餅為生。為什麼提這個呢？這裡面有一個情節值得我們思考。因為他這樣一個普通人，他可以住得起臨街的房子，還是二層小樓。如果不是臨街的房子那根竹竿下去潘金蓮也不會遇到西門大官人。而且他家裡還有位全職的家庭主婦，也就是說在那個時候一個普通人靠賣炊餅可以養活一家人，雖然不是很好，但是還不錯，也能過的下去。那你想想今天，我們到了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我不知道武漢有沒有棒棒這樣普通的勞動人民，他們能不能做到這一點。這意味什麼？意味著勞動貶值了。為什麼會發生這種現象，這和我後面講的也會有關係。

好了，我們正式回到武漢大學，不談武大郎了。武大是個非常漂亮的學校，今天我來的時候花了一點時間去看看櫻花，一個漂亮的校園對對同學們是一個福利，漂亮的校園適合搞對象啊。今天我看很多同學成雙成對來的帶著女朋友來聽講座，有沒有帶著別人的女朋友來聽講座的？我還想簡單的說一下上大學期間搞對象和學習的關係。我是不建議，年輕的時候有這個精力我覺得不要因為這個影響學習。

關於講座我還想多說兩句，我也念過書上過大學，我悟出來一個道理，講座95%是不值得聽的，你要碰到那5%呢是你的幸運。我盡量希望我能讓大家有那5%的感覺。因為像我這個標準的宅男好幾天不出門見不著太陽，所以講的機會也比較少，加上天分不怎樣口才不是特別好，同事還特地囑咐我你說話慢一點。所以我盡量在內容上給大家提供些我認為新鮮的東西。我在微博上也說了，說大家應該來，我來談談電視台不讓播的。這是事實，在現在這個大眾傳媒主流輿論的環境下這種聲音基本上是被屏蔽的，在其他地方包括你們在課堂上，也是不容易聽的到的。如果我講的不好大家也有權利表達自己的不滿。我在北大那時候表達不滿好像是「吁」啊，我不知道武大有什麼特別的方式。當然現在最時髦的是扔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帶鞋來，讓我也享受下總理的待遇。

好了，前面的閑蛋扯太多了，我們進入正題。我今天要講的是知識，為什麼要讀書，知識和知識分子這樣一個話題。包括我自己，介紹我也寫了說我以做一個人民的知識分子為奮鬥目標，大家可能覺得這是什麼意思？你想說什麼？為什麼要讀書呢？為了學知識。為什麼要學知識呢？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這是我們常聽到的話。但什麼叫知識？我隨便引了一個關於知識的概念：知識是對某人某事物的知悉或熟稔，包括事實、信息、描述、技能，通過經驗或者教育而獲得，可以指對某一課題的理論性或實踐經驗的理解。這個概念本身沒什麼意義。我們要談的是知識的本質。我們從小學過很多名人名言，有一句話大家一定聽過，是英國哲學家培根說的，叫知識就是力量。這個話原文是個拉丁文，我還特意去查了一下這句話是在一個什麼語境里，我也搞不清楚了。我們只講英文的版本叫knowledge is power. 那把他翻譯成知識就是力量對不對？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我認為翻譯的不對。Power當然有力量的意思，但是在英文里，包括培根的那個語境里，它主要指的是權力，知識就是權力。

我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我用一部電影做個例子，叫《武訓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聽過這個電影，可能有一些人。這個電影很有名，1950年拍的，被毛澤東批判過，所以在中國的文化，近代史上面佔據了一席之地。可能看過的未必多，因為這個電影太老了。它講的是武訓從小沒書讀，想念書，飽受不識字沒讀過書之苦。後來通過要飯什麼的去辦義學，給窮人的孩子有書念這樣一個故事。我先引裡面的幾句話，一開始呢，武訓他媽臨死的時候給他講，說念了書，才可以明白世上的事，念了書，才不會被人欺負，念了書，才會有好日子過。武訓說他也要念書，然後他媽說窮的沒有飯吃，怎麼會念的起書？然後小武訓若有所思的說，哦原來讀書還是要錢的。後來他攢了點錢，就到學堂裡面去報名，但被老師給攆出來了，說書是你們要飯的念的嗎？賣苦力的人就該給念書的人管。後來他要做義學，要辦成這件事的時候，當時裡面的還有個角色張舉人，反對這事，說窮人都念書了，我們還管得了他們嗎？天下還會是我們的嗎？這裡面還有個情節就是青年武訓做惡夢，有一個非常漫畫式的描寫，做惡夢啊受了很多苦，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一個小夥子手裡拿著一支大大的毛筆，把他打到十八層地獄，說你們是睜眼的瞎子，你們這些不識字的人就應該下地獄，等等。其實這個場景情節的構建鮮明地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通過讀書掌握知識、對知識的把握，和社會等級以及人與人之間相互支配的權力關係，是密切相關的。也就印證了我前面說的「知識就是權力」。

我們再談談什麼是權力。權力有多重的理解。第一種，就是人支配人的能力，A支配B。比如你的領導告訴你做什麼，或者在議會裡面表決通過，這種直接的力量對比，這是最淺層的權力的含義。第二層面，就是在政治生活裡面，有一位學者我忘了名字，他把政治的體系叫作「偏見的動員體系」（the mobilization of bias）。它決定什麼樣的問題可以被提出來、被討論，也就是議程設定的過程。有一些議題可以被關注到，有一些議題永遠不會被關注到，一些人的聲音會被聽到，一些人的聲音不會被聽到。你說一個事在微博上發個牢騷，只有幾十個粉絲沒有人理，一個專家隨便說一句屁話那都會引起很大的反應。這種偏見不光貫穿在知識傳播的過程裡面，它也貫穿在知識生產的過程裡面。所以，誰參與了這個過程，如何參與，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再往前走一步（理解權力）。再往下走一步，前面這兩層都預設了兩種人間的衝突，一種是有權力的人，一種是沒權力的人，最終分出一個勝負。其實還有另外一種看權力的方法，就是最有效和最不為人察覺的方式，是控制人的意識，就是把衝突扼殺在萌芽狀態中，通過知識來塑造人的頭腦，通過教育、大眾傳媒、課堂上老師講的話來塑造我們的頭腦。這有點接近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講的霸權（hegemony）的概念。抽象的講，我們是誰？我是由什麼被定義的被塑造的？其實是由我接受的知識、經歷的事來塑造的。我們知道所謂狼孩的說法，一個小孩從小生活在狼群里，沒有學會說話，沒有學會任何屬於人的情感交流。大家想，人之所以為人，成為什麼樣的人，硬體是一方面，最重要的還是軟體。所以那些控制了教育的人就控制了我們的頭腦。這些人組成的教育體系對我們意味著巨大的權力。

鄒恆甫是曾在武大很著名的老師，他在哈佛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是我們80年代最早的一批。他說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每年新生入學的時候，那都要打架的。為什麼呢？我要搶一年級學生的最基礎的那門課，教這門課的學生。因為美國有民主黨的經濟學和共和黨的經濟學，誰佔領了一年級學生一張白紙的頭腦，誰基本上就掌握了他們的意識。因為這些學生都是精英，未來會走向非常重要的崗位。影響他們就影響了這個國家的未來，所以打架打的很厲害。那麼西方社會對人意識的控制這套機制是非常成熟非常完備的。我們經常聽到一些廢話一些被當成常識的話，說西方國家受教育的小孩，你提出一個問題來他提供許多答案讓你選最優的，他們是開放性的我們是封閉性的，這個是錯的，根本沒有這麼回事。西方民主社會裡面傻子最多。因為它用充分的信息垃圾、精神鴉片、各種各樣的娛樂，真的基本上把人的意識摧毀了。當然我不能說全部，但很大一部分人是沒有自己的思考能力的。

我可以舉個例子，就是我08年在LSE念書的時候，這故事挺好玩的。就是我們住的宿舍對門，住著一個加勒比海地區的中年婦女，她來讀博士，她擔任我們整個宿舍樓的副樓長（sub-warden），她就幫著維護秩序。因為這個樓住的主要是本科生，西方人都喜歡鬧，到點不關燈啊。這個中年婦女很不討人喜歡，一天到晚好像每人都欠她五塊錢一樣。後來一天晚上就發生一個事，有人惡作劇弄了個安全套放在她的門把手上面噁心她，這個中年婦女就發飆了，就給所有八層的人發郵件，說要搞一個集會叫什麼mental advisor，關於精神諮詢的就講什麼叫性騷擾啊等等。我就很生氣，這是不過腦子想的事情，你住在八樓，這個事情發生在八樓，干這個事情的人不一定來自八樓，也不定來自這個宿舍，讓我們八層的人都去幹嘛。就算在八樓，你把我們都當成精神病幹什麼？所以我就措辭非常嚴厲地給她回了一封郵件，說我拒絕參加這個荒唐的活動，你沒有權利把我當精神病看。不是有個紀律處罰措施嗎，有本事你就處罰我，我可以到學校上訴。當然後來我也沒去，她也沒把我怎麼著，這事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那些小孩都乖乖地去了。我群發那個郵件他們也受到了，我也收到回復了，說你說的有道理，但還是乖乖地去了。他們對程序這個東西特別的順從，你說他們自由，他們順從的一面比他們爭取自由反抗不公正的一面更加強烈，後來就這事我隨便寫了篇小博客，我說「民主社會產順民，專制國家出反骨」。他們就是這樣一個思維方式。你再去看看那邊很多人在搞抗議，「Free in Tibet! Free in Tibet!」你去讓他在地圖上把Tibet西藏找出來，他找不著。為什麼？因為趕時髦。就跟布拉德·皮特的老婆今天穿了什麼衣服，他也要買一件一樣，彭麗媛女士拎了個新的包，好多人也去買，這都是一個意思。他們哪懂得過去的西藏的農奴制度是多麼的殘忍。你就光看今天達賴喇嘛一張笑臉，過去以達賴喇嘛為首的封建集團，對西藏的老百姓是多麼的殘忍，那都是殺人犯。按理說如果不是為了從政治層面從統戰層面考慮，他們都應該槍斃的。這是一個題外話了。就是說人對人的意識的塑造，所有的議題在西方那樣的社會裡無論多麼不公正，它不會產生特別的效果，因為它用很多的機制把衝突給扼殺在萌芽里。

以上這三種都是把權力理解成單向度的，第四種理解權力的方式，我們引用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觀點，他認為權力的雙向的，是互動的，是自我生產的。它存在於一切我們的話語（discourse）裡面，我們的交流互動等等。我們不但是權力被動的接收方，也是權力主動的創造者。你創造權力不代表你爭取自己的權力，你可能也主動鞏固你被壓迫的弱勢的地位。所以，權力、話語這些東西，它規定了一種可能性，在你的思維里就有一定的界限了，什麼是可以講的，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能講不能做的。福柯有句話說，知識與權力相互滲透，沒有一種權力關係可以脫離某一相關知識領域的構建而獨立存在，也沒有任何知識不同時預設和構建權力關係。也就是說，權力無處不在。我的一位好朋友也是我的師長，社會科學院的程巍老師，他有句很精彩的話，說自從話語與權力的關係被發現以後，一切的學問都成了政治學。

以上這些觀點由淺入深，我們可以看到權力的本質，是什麼在支撐權力。權力當然也包括如果我比你力氣大，比你powerful，我就比你有權力。但最重要的，政治體系是由一種知識體系來支撐的。權力未必是知識，但知識一定是權力。這是權力非常重要的來源。我們再引用韋伯（Max Weber）關於權力的合法性的三個分類，克里斯瑪型、傳統型和法理型。前兩種通過個人魅力或家族繼承等方式，已經在慢慢地消亡。前幾天查韋斯同志去世了，這樣的人物就少了一個，過兩年如果卡斯特羅同志也去世了，這樣的人物就又少了一個，以後越來越難出現這樣的人物。現在的權力類型最重要的都變成了後一種就是法理型，這種權力類型是用一種學說來支撐的，最重要的表現在自由主義，或者現在我們講的普世價值，等等。任何國家，不管真民主假民主，它都要打著自由民主法制的理念來自我標榜。順便提一句的就是，我們一定要清楚沒有純粹的民主，沒有真的民主這麼一說。我再舉個例子，剛才我說美國這種體制下培養了很多弱智，以至於他們有個弱智的總統，就是上一屆的喬治·W·布希。他發動了伊拉克戰爭，幾百人上街抗議反對，但是他當時撂下這麼一句話，說哪怕世上只剩下勞拉和巴里支持我，我都不會撤軍。勞拉是他老婆，巴里是他們家那條狗。你覺得這是可以想像的嗎，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應該說的話嗎，這怎麼是一個民主國家的領導人說的話呢，這可笑的要死啊。但問題是事實就是這樣。你表達意見選他不選他，就是每四年那一瞬間那投票的一刻你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其實平時你就是個零嘛。

那麼法理型的權力與政治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呢？韓毓海老師有一個概括，說現代政治本身是一種文化政治，我念一句引語：現代政治區別於傳統政治的基本特徵，就在於其文化特徵。換句話說，一切現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現代統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統治。具體而言，現代政治合法性的來源是由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英國革命、俄國革命，特別是中國革命所訴諸的文化價值體系而奠定的，並以此區別於傳統的合法性。因此現代政治鬥爭的關鍵方式就在於爭奪文化的領導權。也即是說，這個社會誰說了算哪群人說了算，最終就靠他能不能佔據對文化或者知識體系的掌控。統治階級一定要佔據領導權，他要控制教育體系，要塑造人的頭腦人的意識。葛蘭西當年討論的一個問題就是，按照恩格斯解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發展到一定程度，西方國家應該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了，但為什麼沒有發生？他提出了文化霸權的概念，以及靠強力統治還是靠共識統治兩者的差別。他得出結論是這樣的國家統治95%是靠認同，只有5%才是靠社會暴力。大而化之來講，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會有自主的對歷史的敘事邏輯，它把這個國家的今天放在歷史的脈絡中去闡釋，我們的民族從哪裡來，我們何時走到一起、怎麼走到一起，我們的未來在哪裡，都有這樣一個體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必須思考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中國喪失了一部分的文化主權，也就是喪失了一部分國家主權，比如歷史的虛無，包括學習英語的狂熱等等。

反過來講，從被壓迫者的角度。被壓迫者求解放，歸根到底是文化上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意識的解放。如果想建立一個人人平等、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一定要有一個相應的文化作為保障。在一個新的社會裡，你有了新的政治新的經濟，如果仍然是一個舊的文化佔主導地位，人人還相信舊的東西，那麼舊社會是一定要復辟的。黑格爾說過一句話，說奴隸造反有可能獲得他主人的權力，但是在意識上仍然是他主人的奴隸。因為他推翻了舊的壓迫者，他本人又會成為新的壓迫者，就跟中國過去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一樣，他們推翻了舊王朝，又會照著他們所痛恨的那些人的方式新建一個王朝，再去壓迫別人，最終又被別人推翻，就這樣周而復始地循環。所以當年毛澤東在西柏坡進北京之前說我們不要做李自成。我想這話有兩個含義，一個是不要學李自成那麼驕傲在軍事上失利那麼快就喪失政權，另外就是我們要從舊的思維方式中脫離出來，我們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一個新的社會需要新的文化，這在《新民主主義論》里說的很清楚了，說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革命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成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成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和先進的中國。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有一個電視劇叫《我的兄弟叫順溜》，裡面的指導員，他裡面有句台詞，他教順溜學文化的時候，說為什麼要識字呢？毛主席說了，筆杆子槍杆子，革命就靠這兩杆子。確實是這樣。剛才說到，如果一個新社會裡面存在舊的文化，而且還佔主導地位，那麼這個社會遲早要復辟，復辟到舊社會的形態。那麼我們今天已經看到了什麼叫復辟，因為這個社會已經復辟了，已經重新變成了舊社會那種形態。在這個過程裡面，文藝就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如果有人去過廬山，那裡有個電影院，重複在播放一個電影叫《廬山戀》，不知道你們看沒看過。我是有政治敏感性的，我一看我就知道這是當年反動文化復辟的第一槍嘛。你倒退十年看看中國的舞台上都是些什麼人在唱主角。但到了《廬山戀》里，那兩個主角一個是共產黨高官家的孩子一個是國民黨高官家的孩子。也就是那個時候「高富帥」就已經抬頭了，屌絲已經被擠出舞台的中心了。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剛才談到武大郎勞動價值的問題。在漫長的中國革命裡面，這個社會到底是誰在養活誰。這個問題早就談論清楚了，勞工神聖是一個不容置疑的口號。這也是一個常識性的真理，土地是媽，勞動是爹，所有的財富，最終的源泉是這兩點。一個是土地以及土地下面蘊藏的自然資源，一個是勞動，除此之外其他都是輔助的。但是現在，你聽聽我們的經濟學家怎麼說。有了企業家，財富才呼呼地冒出來了，好像企業家是上帝一樣。包括我們過去常用的一些理論範疇，剝削、階級、帝國主義，這些詞在媒體上幾乎被消除了。還是我的朋友程巍老師講的一句話，說這個年頭，剝削是無罪的，談論剝削是有罪的。你要寫一篇談論剝削的文章在媒體上發出來，費勁的要死。好多年以前，發生了一個事，那時候孔慶東寫了篇文章給某個媒體，裡面就用到了「帝國主義」的概念，結果就被編輯給刪了，不許這個概念出現。孔慶東就寫了篇文章氣的大罵，說這幫人是帝國主義的乏走狗。

我們再回到《武訓傳》上來，把它當成一個案例來具體談談權力和知識的關係。現在主流的概念，什麼人性論啊，政治是政治，文藝是文藝，兩者不要扯到一起去，黨不要管這個不要管那個。這個話對還是不對呢？我認為是不對的。崔衛平有句話講，「政治是妥協的藝術，而藝術是不妥協的政治」。有些人講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這些人裡面有一部分是蒙人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人蒙了的。真正的聰明人不會這麼看問題的。那些號稱不講政治的藝術，其實是最講政治的，它是一種新的政治形態的表達，名詞叫作「去政治化的政治」。關於這個概念我建議大家去找汪暉老師的文章，你就知道什麼叫作「去政治化的政治」，這是現在整個世界的一個大趨勢、大潮流。以不談政治的方式構建一種政治形態，一種壓迫形態，這是一種最壞的政治形態。在《武訓傳》那個年代就是毛澤東時代，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我認為歸功於毛澤東本人對這個問題的敏感。他認識到利用小說反d是一大發明。據說這個話最初是康生提出來的，但他表示同意。現在很多人提起來就覺得這是毛澤東迫害知識分子的一個例子。但是我要說，反d也是一種政治形態，意識到小說和政治間的關係，是個更偉大的發現。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證據表明毛澤東在那個時候讀過關於前面講的知識和權力、政治的關係的東西，那這就是他自己看出來的，這就是非常了不得的獨到的見解。

我們再談談毛澤東為什麼批評《武訓傳》。在今天這個復辟的時代，其實武訓做的事情一點都不陌生，到處都是武訓，好多武訓都被表揚，被吹捧，《感動中國》。武訓幹了什麼事呢？辦了義學。義學什麼意思呢？他都弄了些什麼？前些人有位天津的白芳禮老人，蹬三輪車資助貧困的大學生，近兩年又出來一個最美洗腳妹，劉麗，還當了全國人大代表，我還看了她的發言，口才還相當不錯。但是我們想想他們做的事和武訓做的事，武訓核心的問題是怎麼才能讓窮人不受欺負，怎麼才能擺脫這種不識字的苦。他就千想萬想想破了頭。但是電影裡頭還有很多另外的選擇在等待他，另外有一個同樣苦命的女孩子想跟他在一起，想跟他去闖一番天地，擺脫這種生活，但他最後放棄了這個機會，這個姑娘也上吊自殺了，是個非常悲劇性的結局。但是最後又做了件錯誤的事，也就是他這件事註定是沒有意義的。你能夠做到的並不能讓所有的窮孩子都有書念，這是一；第二，你辦了義學之後，你去請誰來做老師，你仍然要去請那些舊的教書先生再你這個新形態的義學裡教舊的那一套！你這個義學能夠做到的不過是——也許能改變個別幾個孩子的命運——為這個封建的統治秩序培養新的人才。也就算他念好書，考科舉，當官了，上升到社會的上層，成為一個新的壓迫者。你只不過在生產自己的壓迫者而已。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做的這件事確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因為他對整個社會結構沒有起到觸動的作用，而只是起到鞏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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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怎麼看武訓個人？你怎麼看白芳禮老人、劉麗女士？我要說，他們確實是道德高尚的人。武訓的局限是時代的局限，那是沒有辦法，在那個時候他腦子裡只有那個意識，他想像不出來一個更新型的辦法，比如革命等等。最重要的是怎麼評價他？我覺得我這樣評價他還是公允的。第一，他是道德高尚的人，比我比各位的都高尚，但是他做的事情沒有那麼偉大的意義。但是，電影《武訓傳》把他解釋成為人民服務，號召大家學習這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給人民當一頭老黃牛的精神。為了這個，毛澤東就惱火了。那時候剛建國也挺忙的，這個電影解放前就在開拍，這時才拍好。好多人都說好，那個時候火的不得了，好多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看了之後也說好。然後大家勸毛主席你也看看，看完之後一肚子火，就寫了一個對《武訓傳》的批判，我引用裡面的話，說在很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免於滅亡，不是以階級鬥爭的方式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然後最後他還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那些號稱學了一點歷史唯物主義的高級幹部，但是碰到了具體的問題就完全喪失了批判能力，把這樣一個作品捧的那麼高。我覺得毛主席把批評引到這個層次還可以，當然後來也有走過頭的地方，包括江青他們到山東武訓的老家翻歷史，那時候人還是很嚴謹的，非要把武訓解釋成一個大流氓大地主，這個是有點過頭了，因為這不是武訓一個人的錯，該批判的是那些創作者和宣傳肯定電影的所謂的理論家，他們對這個問題實在是不敏感。

我上面講了知識。我下一部分講講知識分子。什麼是知識分子？毫無疑問，就是掌握了知識的人。知識分子有狹義的和廣義的概念，狹義的概念是以知識的傳播和生產為職業的人，比如大學老師。廣義的知識分子一個單位里的會計也是知識分子，因為財務也是知識。隨著時代的發展，知識分子的門檻也在不斷的變化，剛建國的時候一個初中生就可以算知識分子了，現在有變化了，但至少我覺得名牌大學的本科畢業生也應該算是知識分子了吧？所以，我們這一屋的應該都算知識分子。

談知識分子之前我再提出來另外一種對於權力分類的方式，就是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但凡權力，就具有公共性，這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整個世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全人類的思維方式是，只把對權力公共性的要求限制在政治權力。比如說你是個政府官員，你掌握公權力，你就能把權力私有化，那就叫貪污、瀆職，要負法律責任，國法黨紀等著你。但是掌握經濟資源不是一種權力嗎？當然是。你在私營企業里工作難道你的老闆沒有支配你的權力嗎？我們印象非常深的是鳳姐，發過一條微博，有一天也不知道怎麼了，說了一句特別發人深省的話，我說這個將來寫文章一定用的到，結果還真用到了。她說，我痛恨這個國家，因為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我曾經經歷過多少次這樣的情況，最怕出現的就是我的老闆說你明天不用來了。她說每當聽到這個話的時候我就感到很絕望，我就想明天是不是要被餓死。沒有人判我死刑，但我卻有可能因為丟掉工作而喪失生命。大家想想經濟是不是一種權力？但是為什麼沒有人要求經濟權力也要保持公共性？為什麼用經濟掌握了經濟權力去積累更多的權力，用錢掙更多的錢是合理的？為什麼這種權力的繼承是合理的？當然，西方國家還收點遺產稅。但是，為什麼這個問題不可以提出來討論？沒有人討論。他們討論的是什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還要寫到憲法里等等，我覺得這簡直是瘋了。但這個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就一帶而過。

接下來我們談文化權力。誰掌握了文化權力？是知識分子。問題是但凡權力就有公共性，那你掌握了知識就掌握了一定的權力，你的權力要不要保持公共性？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而讀書？讀書為了學知識，學了知識你怎麼用這個知識，這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問題，每個人今天晚上好好琢磨這個問題。所以自然而然我們就過渡到知識分子上面了。知識分子，讀書，上大學，目的是為了什麼？像武訓那樣說，是不受人欺負，能過上好日子，這是一種。更普遍的，我們都聽說過，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傳統。在這個裡面，你看到權力的公共性了嗎？沒有。通過學習獲得知識獲得一定的權力，然後把它全盤私有化了，大家也認為這個是天經地義的。這應該嗎？這難道不應該提出一定的挑戰嗎？當然在我們的文化傳統里也有另外一個支脈，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這樣一種知識分子的關懷。但是，總體上來講，知識分子一直是統治集團的一部分，他是壓迫集團的一員，而且他承擔著為整個不平等的社會制度提供合理性合法性的解說的功能，他起到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王斯福教授（Stephen Feuchtwang）是我在LSE念書時的老師，他在解釋中國文明的時候，他就用「writing」，即「書寫」來闡釋中國的文明。當然對他來講，文明的這個概念是有一個特別的含義，跟我們平常講的不一樣，他講文明最重要的是兩點，就是「hierarchy」和「aspiration」，就是人的「等級」以及通過等級上升的「渴望」。如果用這兩點來解釋中國的文明的話，就用「書寫」作為一個中軸來解釋。書寫能力自古以來就是很重要的一種能力，因為中國字很難寫，一般沒有念過書的人他會說話但不會讀不會寫。所以在過去你只要會寫字，你可能沒有什麼功名，你都可以相應地獲得一些權力。一個村子裡面只有你會寫字，那有老太太想給兒子多少年不會來寫封信，她要求你寫。回信回來了她不認字也要求你幫她念信，這就相應產生了某種權力關係。相應的你求人家辦事，比如寫副對聯，你總要給人家意思意思表示表示，這個人在人群裡面會獲得一定的社會聲望和社會資本，會產生一定的權力關係。也就是說，讀書人自然而然地會受到一定的尊重，獲得一定的地位。

那麼同時，我要問的問題是，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他對得起這份尊重了嗎？總體上說是沒有的。知識分子這個群體特別的討厭，特別的煩人。他不但用他掌握的知識為自己說事，還順便喜歡噁心別人。比如說李安導演，他也是知識分子，拍《斷背山》，然後就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這讓人很生氣啊，他也不管你有沒有，他就說每個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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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樓拜，十七十八世紀西方的那些知識分子他們很變態，生活混亂墮落，衛生條件又不好，所以很多人就得梅毒性病啊。於是，在他們這個圈子裡面，就會把得性病得梅毒變成一種風尚，得了這個病的人腦子變得比較敏感，精神比較脆弱，身體也比較脆弱，有點像咳一口血然後給大家看成為一種時髦一樣。知識分子怎麼可以無聊到這個程度呢？然後福樓拜說每個人的骨子裡都有梅毒的因素，他也不管你有沒有，他就這麼說。中國有句古話，叫「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你好好想想這話對不對？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那麼俠義剛烈的女子，當時辜負她的是什麼人，也是讀書人。前些天，在上海發生一個事，說一位農民工取了一萬多塊錢工資準備回家過年，結果撒在大家上，好多人撿跑了，只有兩個人撿到七百塊錢給送回來了，這兩個人都是掃大街的。也就是說那些拿了錢跑掉的平均知識文化水平一定要比這兩個清潔工人高。知識水平和道德水平真的成正比嗎？還真不成正比，絕大程度上是成反比的。我們今天這個民族的美德，在什麼樣的人身上在延續？真的不是知識分子，是那些不識字的老百姓。

那麼中國歷史上有這麼一個破天荒的時代，就是毛澤東時代。那個時代對知識分子是非常不客氣的，比如1957年的整風運動。我們可以回憶一下，看看那個時候的老百姓是怎麼看待知識分子的。這是王紹光的一段話，他根據李敦白，一位當時在中國工作的美國人的回憶來寫的。我給大家念念：「那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群體抗議時，其他人縮在一旁觀看。對絕大多數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判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多數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獃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得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他們剛剛取得的一天八小時工作日和基本工資。」李敦白還提到有些教授在報紙上發表言論之後，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衝到他的家裡進行攻擊。在廣播電視局，印刷工人也拒絕對某些在節目中重複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後才開始被當成人看，我們不會去印這些攻擊黨的稿子。」李敦白的丈母娘是一位普通的勞動婦女，他乾脆說這些知識分子的言論統統是放屁！

這是一種評價。那今天大家對知識分子怎麼評價？教授叫「叫獸」，嚎叫的野獸。知識分子有兩個特點，知識分子跟啟蒙有特別的關係，他們特別喜歡講啟蒙，同時也特別喜歡啟蒙別人。因為啟蒙是一個居高臨下的概念。但是我們要談一談，什麼叫作啟蒙？魯迅有篇文章叫《破惡聲論》，建議大家去讀一讀。但這篇文章特別難讀，你要配合一些解讀才能讀懂。汪暉老師有篇《聲之善惡：何為啟蒙？》對《破惡聲論》的解讀，如果要讀的話要對照著讀，否則很難看的懂。魯迅當時也在講啟蒙，他說當時是一個「無聲的中國」，不是說中國沒有聲音，而是亂七八糟沒有「真正的聲音」沒有發自內心的聲音。他說要打破體制上的禁忌，需要一二士站出來，有一個人兩個人發出「真的聲音」來。這個「真的聲音」從哪裡來？來自心聲，來自內造，一種內在的心情，真誠的信仰。人，知識分子，至少要有正信，堂堂正正的自己的信念。而對那些隨波逐流的，什麼時髦講什麼的，他管它們叫「偽信」。他們所秉承的信仰魯迅認為叫「敕定正信」，就是別人給他規定好的，他靠這個來混口飯吃。所以這樣的人不配做真的知識分子，魯迅叫「偽士」。他提出個概念叫「偽士當去，迷信可存」。我寧可要迷信，也不要這些虛偽的知識分子。因為迷信，它是正信，是生命里的習俗，是人組成的一部分。

大家想一想，你們都能想到哪些人是偽士？我可以點名說一個。我認為中國偽士最大的代表，是吳敬璉，聽過這個人吧？很有名。他是「吳市場」嘛。但是當年70年代的時候左的不得了，比我左的很。脫離了低級趣味脫離的比較乾淨，連他老婆坐沙發都不行，資產階級才坐沙發，勞動人民要坐板凳！70年代他寫文章反對利息，總之資產階級那一套。立馬改革開放了，政權的方向調整了，他立馬挺起了所謂市場的大旗，成了「吳市場」。這種人就叫偽士，什麼賺錢吆喝什麼，他不配叫知識分子。這還是從他思想的層面上，從實際的層面上，從直接用他的影響力話語權換錢這個層面上講，那就更那個了。他動不動擔任哪個公司的獨立董事啊，在哪講講話啊，這都有利益交換在裡面。但你具體去請教這個問題的時候他還不承認。曾經有記者問過吳敬璉老先生這樣的問題，說您是不是某些利益集團啊資本家的代言人，他很激動，說你指出來我拿了誰的錢了？我沒有拿誰的錢。然後他好像就把這個問題回答了，他認為這就算回答了問題。但其實這個問題他仍然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也是在魯迅那裡早就有答案了。你一個知識分子一個經濟學家，你替人說話，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你直接拿別人錢，這很不光彩，這叫走狗。你沒有拿別人的錢你還替別人說話這叫喪家的走狗！道理清清楚楚，邏輯無懈可擊。你見到所有的富人都搖尾巴，見到所有的窮人都狂吠，那你不是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又是什麼呢？還有什麼好講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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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講講知識分子與道德的關係。尤其是經濟學家，他們喜歡宣稱不講道德，他們講效率等等。但這個是經不住任何批駁的。前面我跟大家講政治文化，政治的合法性，合法性怎麼來確立？合法性是要打動人心的讓人相信這個理念是對的。這個政權是合法的，我才接受這個統治。所以它打動人心的關鍵就在於道德。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南風窗》的讀者，香港中文大學的周保松先生最近一直在我們那開專欄，他是個自由主義者，當然我們的政見不同。但他在做的一個事情是我蠻欣賞的一件事，他至少把自由主義和道德在掛鉤在關聯起來，他說我們自由主義者要恢復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的道德屬性，否則的話你不能描述一個道德的世界你就沒有感召力等等。但有些人呢就耐不住寂寞，直接把道德那一面就撕掉了，還不是直接地撕掉，而是用構建另外一套理論，創建另外一種知識，說這個東西要和道德相切割。這樣做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它只是去掩蓋缺德的那一面。所以說我們不能跟這些人說不講道德，我們要講道德，要大講道德，把道德作為一個標杆，作為一個批判的維度樹立起來。

今天我講了知識，講了知識分子，那我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知識分子應該如何運用手中的權力？關於知識分子，有很多各種各樣的說法，比如說薩義德（Edward Said）講知識分子要做一個局外人，要精神上的流放者，要向權力說真話等等。我推薦許紀霖的一本書叫《知識分子十論》，裡面有一篇文章梳理了各種各樣的理論，講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做，可以作一個參考。我們放在新中國的歷史背景下來看，我們說新的社會需要新的文化，不但需要新的文化也需要新形態的知識分子。這樣新形態的知識分子要去負責生產新的知識，因為每一種知識體系都預設和支撐一種權力結構，你要去生產一種能夠支撐一個平等的社會的知識體系，然後為這樣一個平等的社會去服務。所以說那個時候就要求知識分子以人民的立場，就是站在那些舊社會被侮辱、被損害的老百姓的立場上去，去建立一個新型的文化，有利於他們當家做主的文化，把帝王將相從舞台上趕下去，讓工農兵佔據舞台的中央。關於這一系列理論當然是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一個最精確的總結。毛澤東講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的問題，你用什麼樣的方式為人民服務？建國以後發生過多次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其實也是在改造知識分子。比如讓他們下鄉去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這裡面不要有誤解，不是說讓他們去學習怎麼種地。社會是有分工的，種地是農民的事，知識分子你是知識的生產者，你下鄉不是去學種地而是去體會勞動人民的艱辛，他們的不容易，你要跟他們站在一起，說他們想聽的話，寫一些有利於構建新的政治文化的文章。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那個時代還關注一個問題，在傳統的專業的知識分子之外，普通人也要跟知識和文化儘可能的發生關係。那個時候有句口號是「人民群眾要成為科學的主人」，不是說科學技術要被一部分人壟斷，然後作為壓迫他人的工具，而是每個人要成為科學技術的主人。在這個問題上最典型的例子，是那個年代的赤腳醫生。大家多多少少都會有跟大夫打交道的經歷，你沒得過病也有過體檢。知識的權力屬性在醫生身上體現的是最明顯的。因為他掌握身體的奧秘，你病了你必須去找他。他的權力，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他要說「脫」，你就得脫，你拿他沒有任何的辦法。這裡我還要推薦大家看另外一個電影叫《春苗》，是70年代後期也就是文革後期拍的。它講的什麼故事呢，就是那個時候村裡很多窮人，也有地主惡霸，也有郎中。郎中他關心的核心的目的就是為了掙錢，你沒有錢不給你開藥不給你看病等等。到了一個新的社會，我們勞動人民也能夠駕馭醫術。春苗是村裡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她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學習了基本的醫療技術，當了赤腳醫生可以給村裡人看病。這裡醫術作為知識和人的關係特別值得思考。因為對於大夫來講，你在大夫眼裡你就是個病人，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但是赤腳醫生，完全扭轉了這個關係。因為他生活在村子裡面，要麼是他的親人，要麼是他的朋友，七大姑八大姨都很熟悉。在面對這些人生病的時候，他的感覺不一樣，他不光是面對病人也是在面對親人，這就把醫患關係作了一個根本性的扭轉。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也是非常值得看的電影。

順便我們可以延展一下，談一談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你看那個時候《春苗》啊《紅燈記》啊，它們塑造了很多底層人民的形象，尤其是底層女性的形象，特別高大陽光正直，那個時候普通人民的形象是這樣的。但是到了今天你可以對比一下，有一個電影可以做個典型的參照叫《求求你，表揚我》，就是范偉演的一個小人物，在城裡混生活，在城裡做了一件好事，非要到報社裡去發一篇表揚稿，磨磨唧唧地不做成這件事不罷休。這樣一個底層人物的形象就是他的人生的意義就寄托在那些比他更有權力和知識對他的肯定之上，他就沒有自主性了。你去看看兩個時代對底層人物的表現，你就知道政治就是文藝，文藝就是政治。政治是政治，文藝是文藝，這個話是錯誤的。

我再簡單談談當今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有若干的分類，比如體制內的、體制外的，我也寫過相應的文章就不細展開了。今天就主要聊兩句最近幾年新產生的一個物種，叫「公知」。「公知」當然是來源於「公共知識分子」，但是意思已經被改變了。按說我這樣的人，也叫「公共知識分子」，但就不是「公知」，很奇怪，你要去理解中間語意的差別。我曾經寫過文章來分析公知。公知，當然不是專業的，他可以是各行各業的，可以是官員是政治家，我們官場上最大的公知，大家應該都知道他是誰，下台一鞠躬，他退休了還有個接班人在台上，就不點名了，免得惹麻煩；可以是商人，潘石屹、任志強、李開復；可以是演員，孫海英那個跳大神兒的；還可以是作家、律師、記者等等。他們這些人之所以能捏和在一起，成為一個物種，主要是因為他們共享了一種話語體系。我在文章里主要談到了兩點，一個是所謂「美國想像」。他們想像有一個完美的極樂世界，就是美國。這個美國又不是一個真實的美國，而是充滿了美化充滿了對歷史的歪曲的一個美國的形象，但這個東西是不容觸動的。所以無論美國做了什麼事，他們都有能力有辦法把這事給圓過去。另外一個就是他們的「體制批判」，他們的方法是「一切歸到體制上」。但是他們在做這事的時候從來不去區分體制的複雜性。比如說，改革開放之前和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有兩個時代混雜的因素摻和在一起。他們要做的事就是把所有一切的問題都歸在改革開放前的體制上，也就算傳統的社會主義體制上。今天我們可以管它叫改革體制，用以前的話講今天叫修正主義，也就是社會主義修正主義兩條路線摻和在一起。他們是堅定地站在修正主義這一邊，然後把所有的包括中共本身產生的一些問題都歸到社會主義上面去。他們最終的目的其實也非常清楚，就是把社會主義這點根兒徹底地挖光。現在這批人已經把改革的目標對準了農村的土地，最後一點為數不多的還有點社會主義色彩的東西。什麼時候達到這個目標什麼時候他們才罷休。

他們要推進的是一個非常激進的修正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他們所有要做的一切都是要為這個改革來辯護，他們的措施就是把改革的問題也丟到改革以前去。這是他們兩個特別典型的思維方式。你去琢磨他們的一些話語，他們的世界觀，他們信仰什麼？他們鼓吹自由競爭、市場等等。他們信仰的是叢林法則，是弱肉強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套是什麼？是動物世界的法則。大家看過動物世界都知道，好像狼吃羊、獅子吃羚羊是天經地義的。我剛才也提到，我們是由什麼來定義的？是我們的思維方式，也就是你有什麼樣的思維，你就是什麼樣的人。這群信仰叢林法則的人，信仰動物世界法則的公知，他們本質上是什麼？我很不客氣地說，他們本質上是畜生，因為它們有那樣的頭腦。你們要看我的微博我經常說一些粗話罵他們，罵起來是毫不客氣，他們有時候還裝文明，但我完全不在乎這一套，因為為這樣一個壞的體制去辯護，你作為一個壓迫階級的一員，騎在普通老百姓的頭上，敲骨吸髓，你以為你這樣就文明了？我說兩句髒話就不文明了？不可能，我比他們文明多了，因為我有「人」的思維。

公知的論述，即他們的「體制范兒」，會造成一個傳統和現代的對立，他們的技巧是把「文化大革命」算成中國傳統社會的尾聲以及最高潮，然後文革的結束才是中國現代社會的開始。他們論述的軸心是文革，先給文革釘上一個釘子，說這個東西是絕對的錯誤絕對邪惡無所不用其極用各種造謠污衊扯蛋的方式來定性好，然後自己站在文革的對立面，以此證明他自己就完全正確。所以你要直接和它們去討論，最後他的殺手鐧就是，你要為文革翻案嗎？你什麼意思，想要為文革辯護嗎？當然現在的人也越來越多的明白，像我這樣的，老子就是要為文革翻案怎麼著吧？！他們就沒辦法了。

我剛才說了毛澤東時代是唯一曾經要求過文化權力公共性的時代，也是因為這個問題而對知識分子有一些傷害的時代，傷害他們以文化權力某私利。所以他們對那個時代對毛澤東個人是恨之入骨，是睚眥必報的報復。所以他們從根兒上來講，他們是一群沒有人格的傢伙，沒有人格的傢伙是什麼話都說的出來什麼事都乾的出來，顛三倒四地。他們就是典型的「公知范兒」。比如說一邊罵外交部太軟弱，一邊罵軍人不平和，怎麼著都要罵。毛岸英戰死沙場他要罵，前兩天羅援出來講話因為他沒上戰場也要被罵，真的是沒辦法，就不多說了。

我前面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知識、知識分子，知識的屬性，概括一下講，知識就是權力，權力具有公共性，知識分子就是掌握這種權力的人，你要怎樣去運用這種權力。你是以權謀私，還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所以，我要做一個結尾：這是個末法時代，群魔亂舞。在這個時代，最終我們要改變這個時代、推進社會進步的話，一定要從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入手。當今很多批判性的思想家都在講必須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比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他說如果全世界的大學裡仍然在繼續教那些neoliberalism』s rubbish，那我們會沒有什麼希望。你看看屌絲們滿腦子都是高富帥，那這個社會是沒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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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歸結起來，我向大家發出一個號召也好提出一個建議也好，你們未來都面臨著選擇，怎麼樣運用自己的權力，你們也是知識的生產者，因為知識的生產是隨時隨地進行的，你看一本書，你怎麼把它記在腦子裡，你再用什麼方式把它闡釋出來，這都加入了我們很多主觀的東西在裡面，有你的創造在裡面。我們在寫東西和說話的時候都是在進行知識的生產，問題是怎麼做，你站在誰的立場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還是反對人民的立場上。未來大家也有干各種各樣職業的，會對這個世界會有很重要的影響，有的人學理科會當科學家。我想起來浙江大學有個叫鄭強的教授，他平常做一些很勵志的演講，他就講到一個例子特別有意思，他是學化學的。他每新教一個班都要給學生提出一個問題，說我教你們幹什麼，你們將來用它們去幹什麼？我在這教完，你們有的研究生跑到美國大學裡，然後找到什麼實驗室，比如杜邦公司，搞導彈設計，然後美國一個導彈打過來把我炸死了。所以說你要不要想這個問題，你學的知識要為誰做貢獻呢？如果將來有誰做一位科技工作者，確實會碰到選擇服務對象的問題，一方面是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體系，另一方面是資本家增值的一個工具。那還有一方面我們是不是可以像錢學森、李四光這樣老一輩的科學家去做一個人民的科學家。將來也會有同學去做公務員當官，你是做一個貪官昏官，還是做一個「敢與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的好官？也有會做律師做法官從事法律工作的，你是通過形式主義的程序正義去追求實體正義，去幫助每一個當事人感受到公平正義，還是像李庄這樣當一個流氓、訟棍？當然也有會當專業的學者，你要當什麼樣的學者呢？是不是要像吳敬璉茅於軾厲以寧袁偉時江平賀衛方周其仁何兵這些學霸學匪學痞學棍，還是像反面那樣，做一個人民的知識分子？我提出這些問題我希望大家能聽的進去，往心裡去，好好琢磨一下，將來該做選擇的時候，是不是要做出自己的選擇。

最後，我念一段馬克思年輕時寫的話作為結尾：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麼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為這是為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將永恆地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