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與基督教倫理之比較
05-30
中國儒家倫理與西方基督教倫理作為兩種不同的倫理文化類型，其本質差異典型地彰顯著倫理的世俗性和神聖性的一體兩面，體現了中西倫理思想的各自特色。從學理上對儒家倫理與基督教倫理進行比較研究，既是釐清兩者所代表的中西倫理文化特徵的需要，也能為當今中國的道德建設帶來啟示性價值。 一 關於道德的本質：儒家倫理的仁之人性與基督教倫理的愛之神性儒家將道德看做是仁之人性的反映，基督教則把道德歸之為愛之神性的表達。對道德性質的不同理解，奠定了儒家倫理與基督教倫理的基礎，反映出儒家人文性與基督教神聖性的根本差別，型塑了兩大倫理形態的不同風貌。 1.儒家倫理的仁之人性「仁」是儒家學說和中國古代傳統倫理學的核心範疇。儒家認為道德是仁之人性的反映，這表明了儒家文化的人文性特點，而這一特點的形成深受在儒家之前的周公和西周文化的影響。「沒有周公和西周文化養育的文化氣質，孔子的出現是不可想像的。」①西周文化是禮樂文化，它處於中國文化發展之「巫覡文化—祭祀文化—禮樂文化—倫理文化」的第三個階段，呈現出中國文化從神到人的「人間性」的轉向。周代禮樂文化的特色「是以禮儀即一套象徵意義的行為及程序結構來規範、調整個人與他人、宗族、群體的關係，並由此使得交往關係『文』化，和社會生活高度儀式化」②。西周的禮樂文化中雖然保留了夏商傳衍的自然宗教信仰，但它的「最重要的特徵不是宗教性，而是『聖』『俗』結合、『神聖性』與『人文性』結合的體系，是包容某種宗教性、帶有某種神聖性的人文文化體系」③。而隨著西周時期各宗族國之間相互征戰，社會動蕩不安，「天命無常」逐漸成為周人的典型觀念，西周文化體系的重心開始向「人間」下移，禮樂文化的整體功能指向人間的秩序，著重於人際關係的協調。天的神性的漸趨淡化和「人」與「民」地位的上升，是周代思想發展的趨向。與商代的「自然宗教」信仰相比，周代的天命觀已經具有了「倫理宗教」的品格。④西周禮樂文化正處於卡爾·雅斯貝斯所說的人類文化發展的「第一次軸心時期」，與同處軸心時代的其他文明不同，中國文化的轉向特點「並不是認識到自身的局限而轉向超越的無限存在，理性的發展不是向神話的諸神進行倫理的反抗，更未導致唯一神論的信仰。在中國的這一過程里，更多的似乎是認識到神與神性的局限性，而更多地趨向此世和『人間性』，對於它來說，與其說是『超越』的突破，毋寧說是『人文』的轉向」⑤。中國文化的這種人文轉向是對此在世界的積極肯定，即對人的肯定。而儒家思想的人性善學說便是從理論形態對人的肯定，它既受西周注重人文的文化氣質所預製，又是對它的發揚光大。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孟子認為，人人具有心之器官，心具有道德分辨能力，仁存在於每個人身上的善端之中，「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斯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丑上》）仁是人與禽獸相區別的根本標誌，仁就是人性，「仁，人心也。」（《告子上》）經過孔子和孟子的發展，「仁」從最初的只是指人際友善的品性到人與人道德水平相區分的標準再到人與禽獸相區別的根本標誌，中國文化中的「仁」便被提升到人之本質的高度，儒家倫理思想中的仁之人性的特點昭然呈顯。至此，從西周開始的中國文化「人間性」的轉向到儒家的仁之人性的立論形成，儒家文化的人文性發展方向已經指明，倫理世俗性的向度也顯端倪，為儒家倫理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正如錢穆所言，「儒家思想不會走上宗教的路，他不想在外面建立一個上帝。他只說人性由天命來，性善，說自盡己性，如此則上帝便在自己的性分內。」⑥ 2.基督教倫理的愛之神性「愛」是基督教的核心範疇，在基督教的信、望、愛三個基本德性中，「愛」居三德之首，「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哥林多前書13:13）與儒家不同，基督教將愛歸於神性，既是基督教人性惡理論的必然結果，也反映了其對此在世界的否定。這一思想有兩個淵源：一方面，它是對猶太教倫理宗教化思想的承繼。現代著名的德國宗教哲學家利奧·拜克對猶太教倫理宗教的特點給予了深刻的論述。他明確指出：「無論人們如何評價猶太教，有一點是大家共識，即猶太教是一種讓倫理特徵在宗教中凸現的一神論宗教。」⑦「猶太教所要求的決斷不僅是倫理性的，從根本上說它還是宗教性的，是對唯一神的信仰決斷。在猶太教看來，信仰上帝不僅是宗教的一個部分，而且更是其生活的根本源泉和對現實的真正知識。猶太教倫理學的基本本質就是倫理學的本質，就是上帝的戒律。……誰在那唯一的、僅有的神那裡找到自己存在的根基與目的，誰就體驗到了猶太教。他也就是一個真正的猶太人。」⑧顯然，在猶太教中，上帝已經具有強烈的倫理色彩，上帝的善是自身的顯現，上帝的善的戒律也是生活意義之律法的源泉。人們藉助善發現上帝，人們通過遵行善走近上帝；人愛他人，因為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人都遵守善的律令。可以說，在猶太教中上帝始終是中心與主導，倫理之善的上帝服務於信仰之尊的上帝。作為基督教前身的猶太教的宗教倫理化的思想傾向直接成為基督教宗教倫理理論形態的基礎。另一方面，基督教將愛歸於神，將道德的善的制定歸於上帝，從思維方法來說，深受古希臘理性思維的影響，即追求絕對的本原、絕對的善。古希臘文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成分是理性精神，而對純粹理性的追求則是古希臘理性精神的一個重要特徵：它體現在對世界的本原，「對事物的本質、思維的形式、存在的意義，以及絕對、無限和永恆」⑨的形而上的追求與探究中，體現的是一種「邏各斯」至上的品質。基督教將愛歸於神性，將超越於塵世生活之外的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作為道德的源頭，將上帝作為人間秩序的制定者，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古希臘純粹理性精神血脈的繼承與發展，只不過是以宗教的形式來加以體現。基督教通過「原罪」說判定人性之惡，在此基礎上，將愛歸於神性。人間之愛是從上帝生髮出來的，是聖靈將上帝之愛澆灌在信徒心中結出的果子。「上帝的愛是根本，是源頭，信徒則是接受愛的器皿，流通愛的管道，反射愛的鏡子。信徒只能接受、流通、反射上帝的局部的愛。」⑩「愛人如己」也不是由人自身所制定出來的人際道德原則，而是來自上帝的命令，是由上帝確定並要求人人必須遵行的道德律法。同時，基督教借人性之惡達到對人的否定，為人必須聽命於上帝提供依據。為此，基督教通過三個步驟予以論證：一是否定人的自由意志，人不能超越於上帝；二是將善的判斷與立法者歸於上帝，「上帝是絕對而至善的存在，是善之為善的基礎，是判斷善惡的尺度」（11）；三是從人類的原罪引出上帝出場的必然性。惡的存在是救贖發生的邏輯要求，善是上帝用以成全其對墮落的人類之愛的救贖行為，基督教倫理體系的架構上之所以先設定人犯有「原罪」，其用意在於如果人不以此方式墮落，上帝就不能向人啟示出寬恕。就像光明的價值只能在黑暗中得以顯現一樣，上帝的善也只有在對惡的人的救贖中才能顯現。從理論的邏輯架構來說，人類的原罪是上帝之光照耀的邏輯前提。由此，基督教的「倫理的根基發生了根本轉移，由人轉移向上帝，由人本主義轉到了神本主義」（12）。基督教宗教倫理特色的形成也就不難理解。 二 關於道德的實現機制：儒家倫理的實踐性與基督教倫理的信仰性在道德的實現機制上，儒家倫理主張修身成仁在己，因而重視道德踐履；基督教倫理主張救贖之路在神，由此強調道德信仰。儒家與基督教在道德實現方法上的不同，反映了儒家人本主義與基督教神本主義在人如何向善的路徑上的根本差異，它們的不同主張對深受各自思想影響的普通人的道德生活產生了重要的引導作用。 1.儒家倫理的實踐性儒家倫理之所以重視道德的實踐性，既是解決社會現實危機的要求使然，也是儒家思想體系本身發展的產物。從現實性的視角看，儒家思想產生之時，正面臨著西周「禮崩樂壞」的社會危機，現實的迫切問題必須通過實際行動來解決。儒家思想力圖通過「克己復禮」來為重建社會秩序服務，因此，不僅重視道德教化，更強調普通人的道德實踐。面對嚴峻的社會道德問題，儒家倫理思想採取積極入世、直面現實社會問題的價值取向，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從思想體系的內在邏輯視角看，由於儒家倫理思想體系是從人性善的起點出發的，因而，既然人性是善，仁是人的本身固有的善端，若想在道德上修身成仁，就必須依賴人的主觀努力，這是對人及此在世界的肯定，因而儒家所主張的人的道德實現是在此在世界的空間中展開的。由於人類思維的定勢，人的眼光首先必然是外投的，關注呈現在其面前的宇宙或自然界，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就是人類把握此在世界的第一步，因此，儒家道德實現的途徑或方法首先就是格物致知，而「知」之後下一步就是如何行（實踐）的問題，而如何實踐又是由道德實踐的主體人決定的，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道德行為，因而正己就顯得非常重要。儒家認為正己就要通過反省內求，把自身的仁發掘出來，於是，道德實現途徑的第二步就是反省內求。但道德畢竟要通過行動表現出來，「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它並非是純粹的抽象思辨，而是一種實踐理性」（13）。所以，儒家倫理十分重視道德的踐履，把德規定為「行道有得於心」，即德的關鍵在於行。孔子十分重視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把「行」列為教育弟子的重要科目。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孔子之後，後儒對重行的思想做了進一步的發揮與闡述，在知與行的關係上提出了如下有意義的三個命題：其一，「行高於知」。如王陽明的「以在人之知行言之，聞見不知，不如心之所喻；心之所喻，不如身之所親行焉」（《周易內傳》卷五）。其二，「行先於知」。如王夫之所言「行而後知有道」（《思問錄內篇》），「非力行者，不能知也，力行而後知之真也」（《四書訓義》卷十三）。只有在實踐中，才能獲得道德認識，把握道德的實質。其三，「知必實行」。如王守仁認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傳習錄》上）。王夫之提出「知之盡，實踐之而已」（《張子正蒙注》卷四）。不過，「儒教的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知曉比以往更多的禮的知識；儒教的行，基本上就是踐行禮」（14）。雖然在知和行的內容上，儒家倫理思想帶有其歷史的局限性，但是，儒家對知行關係的認識、強調實踐之於道德實現的重要意義是值得借鑒的。 2.基督教倫理的信仰性由於基督教設定人性為惡，道德的完善當然不能通過人本身來實現，只能依靠上帝，所以，基督教倫理以神為本的道德實現之路，實際上是由人性惡的假定所預製的。基督教倫理強調道德信仰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於上帝是神，是彼岸的，是無法眼見為實的。「基督教神學用各種具有絕對性的品質來描述上帝，如全能、全在、至善、無限的愛，這些品質本身我們無法觀察到，儘管我們能夠看到有限的力量、局部的存在、有限的善和人類之愛等等有限的品質。」（15）因此，對於超越塵世與人的經驗之外的上帝只能依靠信仰。二是由於人們處在對塵世生活的厭倦與無奈和對人生命運無可解釋的心靈危機中，所以，尋找意義就成為人生的重點。而意義問題不是認知問題，「信仰主客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價值關係，不是實踐關係，也不是認識關係」（16）。基督教告訴人們，上帝可以幫助人類贖罪，擺脫現實的苦難，進入天堂獲得永生，從而使人在此在世界的生活因此希望而獲得了意義，這樣的人生意義指向，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基督教不重視道德實踐而執著於道德信仰的倫理態度。由於上帝能夠給人以生活意義的寄託，故對救世主的上帝應抱有理所當然的信仰。當基督教徒信上帝之啟示和耶穌之教誨，信上帝、愛基督、聽教誨、遵誡命時，基督徒也就把自己完全交給了上帝。「基督徒的『信仰』事實上意味著把自己交付於支撐自己和世界的意義——並將其作為一個堅實的基礎，在其上無畏地站立。……基督徒的信仰意味著把自己的存在視為對托起、支持一切的聖言、道（logos）的答覆；它也意味著對意義的一種肯定：我們不能創造意義只能接受；意義已經被賜給我們，我們所要做的只是接受它並將我們自己交託給它。」（17）基督信仰的公式不是「我信某個神性的事物」，而是「我信上帝」。「在基督完全獻身於人類的生活中，世界的意義臨於我們中間，這個意義以愛的形式顯現給我們，這種愛切實臨到了我個人，這是一種難以想像的愛禮，它使我的生活值得活；它不會減弱或消失，也不會沾染上個人主義的惡習。」（18）因此，在信仰中，人生才能有意義，上帝就是「這個世界及我生活的意義（logos）」（19）。 三 關於道德的目標：儒家倫理的此世性與基督教倫理的彼岸性在道德目標上，儒家倫理注重此在，重視內聖外王的達成；基督教倫理卻寄託彼岸，關注天堂永生的實現。道德目標上的差異，反映的是儒家倫理與基督教倫理對人在宇宙中地位的設定和對人類如何超越共同面臨的生死問題的不同思考。 1.儒家倫理的此世性生與死是人類自產生以來所有人的共同境遇，也是一直引發人類痛苦思考的問題。正是在對死亡的必然性與生命的終極性問題的思考中，哲學的意義得以彰顯，既關涉人生觀或價值觀問題，也存在著世界觀或本體論的意義。就儒家倫理的道德目標而言，內聖與外王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儒家對人生有限性的超越方式：從內聖來看，儒家是以人本身固有的「仁」作為超越的強大動力，「仁」內在於人的心靈，但「仁」最初只是善端，因而人在其一生中必須通過自身的修身養性、積善行德、無私利他，不斷追求德性的自我完善，才能夠實現個人的仁德，而實現自己的仁德也就是把自我擴展到最大限度，從而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最終達到「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矣」的境界。人一旦與宇宙和諧為一，則超越了個體生命的有限性，在「仁」中尋找到生命的超越方式與終極意義。顯然，儒家的這種超越是倫理的超越，因為「仁」是動力也是目標。同時，儒家的超越也是人本主義的超越，因為人是超越的主體，是靠人自身的修養達至完善與升華的。而從外王看，儒家是通過法天立道、繼往開來、成就功業、英名永存來達至超越的，這種超越立足於現實世界，是積極入世的。儒家還主張通過繁衍後代、血脈相續的方式超越個體生命的有限，這就是儒家為什麼在道德規範上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深層原因所在。概而言之，儒家倡導以人為中心來超越生命的有限，實現超越的責任主要在人自身而不是個人之外的神與物，因此，儒家的超越是倫理方式的超越，「人性可以通過道德的自我修養而獲得超越，超越的實現也就是仁的實現，仁的實現也就是倫理的實現」（20）。人道與天道合一，這樣的倫理實踐就獲得了比僅僅修養個體的善德更為深遠的終極價值。正因為此，儒家倫理雖是注重此在世界的人倫道德，但也不乏終極性的意義。有學者認為儒家思想體系帶有形而上的性質，故把它稱為倫理宗教。不過，在儒家思想中，倫理是核心，宗教只是為倫理服務。「孔子建立了一種倫理宗教，在這一宗教中，倫理優於或同於宗教。對於儒家來說，道德是超越的主要道路。它之所以有價值，不是因為它有服務於人類需要的意義，而且因為它使人類在短暫中發現永恆成為可能。在孔子的思想中，發現永恆，就是成就德行。」（21） 2.基督教倫理的彼岸性從基督教的超越方式看，「基督教的超越運動的始點和終點都不在人性之內，超越過程由神之愛激活，從神愛中汲取力量，其最終目標是融入神之愛中」（22）。在基督教的教義中，人之要死是緣於人違背了人與上帝之間的契約。上帝曾叮嚀人類的始祖亞當：「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紀2:16-17），正是由於違背了上帝的旨意，死的命運才落到人的頭上，於是上帝將人類驅逐出伊甸園。死亡並非人的本性所有，只是因人的原罪而受到的懲罰，「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羅馬書6:23）。而要擺脫死亡，人必須重新與上帝和好。因此，上帝對人的神愛與人對上帝的愛的回應就成為人超越死亡的關鍵。神愛來自上帝對人的憐憫，上帝以自己兒子——耶穌基督的死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過，從而使人在死後可以得到拯救。人為了回應上帝的神愛，就必須像耶穌基督那樣無私奉獻，舍己愛人。耶穌基督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馬太福音16:24-25）人只有聽從誡命，才能和耶穌一起死亡又和他一起複活，進入上帝的永恆王國。由此可以看出，基督教的超越是以神為中心的，人是被動的，只能消極地等待恩賜、召喚和救贖；同時，基督教的超越也是出世的，是投向彼岸世界的，是關注彼岸天堂和靈魂不死的。基督教這種以神為本、以彼岸為目標的特點，使得基督教倫理呈現出典型的宗教倫理特徵。耶穌的「道德說教以人類對於上帝的未來天國的響應為基礎。儘管這裡並沒有我們在舊約中發現的、根植於上帝的直接命令的那種要求，儘管耶穌更多地是以人的形象出現且更為接近普通人，然而他強調的是信仰——因為上帝的要求是絕對的，而人類道德性的要求卻是相對的。懺悔人們的罪孽，對於減輕良心的壓力或者對於社會公益而言並不是主要的，但對於未來天國而言則是必要的準備。在這種意義上，道德學說的價值是第二位的，不應該允許它去分散最重要的價值關懷」（23）。基督教以彼岸世界作為人超越的目標，而超越的方式是對上帝的追隨，由是觀之，基督教倫理是宗教倫理，倫理和道德從屬於宗教，為宗教服務。 四 在世俗與神聖之間雖然儒家倫理與基督教倫理在道德的本質、道德的實現機制、道德的目標等方面存在著本質性的差異，但是，儒家倫理與基督教倫理並不存在孰優孰劣之分，因為它們分別代表著倫理的世俗性和神聖性的兩極。因是兩極，就各有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它們從不同的倫理維度追求著人類的為善之道與生命超越之路；因是兩極，就難免各有其局限性和片面性。儒家倫理的仁之人性與基督教倫理的愛之神性，既是中西文化對人類自身反省與思考的產物，又是儒家人性善與基督教人性惡理論的必然結論。雖然儒家倫理與基督教倫理分別代表著以「仁」為核心與以「愛」為核心的為善之道，但正如新儒學代表之一牟宗三先生所言：「儒家的悲天憫人、佛教的大悲心與基督教的愛，同屬宇宙悲情，但基督教、佛教從人生的負面入，而儒家從人生的正面入。」（24）儒家的仁之人性代表著對人能夠為善的主體性的肯定，表明個體通過自身的修鍊可以提升道德品性。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當道德與利益相衝突時，人的為善之心能否以其自身強大的主體性抵抗利益的引誘，卻難以定論。基督教將愛歸於神性，是對人性的否定，人的道德品性必須通過信仰上帝才能得以養成。但是，一個外在於人的神性倫理，是否能夠真正內化於人的心靈之中，也是懸而未決的事情。儒家與基督教分別揭示了人性善惡兩面之一端，因而對二者加以揚棄，即人性之惡需要神的力量加以威懾，人性之善需要發揮人的主體性加以培育。儒家倫理與基督教倫理分別闡述了道德實踐和道德信仰的重要性，但是，在強調道德實現機制某一方面重要性的同時，有可能忽視另外的一面。儒家倫理在重視道德踐履之時，如果忽視道德信仰的作用，人的道德生活缺乏神聖意義的支撐，道德實踐將難以堅持不懈。基督教倫理重視道德信仰，則可能忽略人的道德力行。同時，基督教過於強調對彼岸的追尋，雖使人生有了超越塵世的追求目標和人生意義，但也有可能使人忽視真實的此在世界與現實生活，使人生易於陷入虛幻。人的道德實現需要道德實踐和道德信仰兩者的有機結合，離開道德實踐，道德信仰無以落實；離開道德信仰，道德實踐無所寄託。對儒家倫理與基督教倫理進行學理比較，其現實意義在於可以幫助人們從中尋找解決後現代社會道德難題的有效路徑。就中國的道德建設而言，目前存在的嚴重道德問題，一是如何協調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益與道德之間的矛盾；二是如何充實人的精神世界的「無根感」。道德是世俗的，因道德與人的現實生活密切相關，與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還因道德是人的此在世界可以把握和修鍊的，所以，當利益與道德發生矛盾時，就必須發揮人在道德實踐中的能動性，以道德智慧處理好利益與道德的關係問題；道德又是神聖的，因道德寓於人的精神世界，並賦予人生以超越物質世界的生命意義。當人們談論中國人由於缺少宗教信仰，從而導致精神世界無所寄託和依存，使得道德價值被功利價值所取代、道德的功能受到貶損時，道德信仰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當今中國的道德建設必須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指導下，堅持社會主義榮辱觀，同時汲取中西傳統倫理思想的精華，在倫理的世俗與神聖之間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道德實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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