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四十三年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四十三年
侍衛長翁元
身爲蔣介石的家臣內侍，作者忠誠隨扈蔣介石、蔣經國走南闖北，直至蔣氏父子離開人世，近達四十三年，而正是作者在「第一家庭」周圍及核心如此豐富、珍貴的閱曆，讓我們有幸全面瞭解蔣介石的人性、品格、習慣、情感、信仰、精神、才學、夢想、意志、用人哲學，一窺蔣宋夫婦＂總統官邸＂私生活真相，和蔣氏父子統治臺灣不爲人知的內幕謎團，＂目睹＂蔣家由衰微到強勢再到衰微的全貌。
第一章：加入「領袖鐵衛隊」
沒有誰能撲滅蔣介石心中急欲消滅共產黨人的烈焰，就連被邱吉爾譽爲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組織者」馬歇爾也無能爲力；然而蔣介石要在中國剷除共產黨人的決心和馬歇爾調處國共衝突的失敗，註定了蔣政權「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命運。我正是在那個令馬歇爾痛心疾首、國共內戰愈演愈烈的時刻，來到蔣介石身邊的。
報考衛士
少年時代，我連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日後會成爲蔣介石父子的貼身侍從副官，並且會一直伺候到他們壽終正寢的那一刻爲止。
1946年，那時我中學還未畢業。有一天，我在老家浙江省壽昌縣縣城裏，看到一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張貼的布告，上面說軍委會正要招考一批「衛士」；當時，抗戰剛剛結束，民窮國困，青年人要找一份像樣的工作，並不容易，特別是一些勝利復員人員，從大後方回到家鄉，幾乎比較好點的空缺，都被他們佔光了。所以，這個招募啓事，給了我相當大的吸引力。
幾天後，我去報名甄選，接著很快就被通知說已經錄取了。
當初，我是抱著能當蔣介石委員長衛士的榮耀心情去報名的，後來，我和同僚閒聊時才發現，原來我們這一群人，大概有一大半，不知道當「衛士」其實就是去當兵；可是，不過兩三年國民黨兵敗大陸，來到臺灣，我們當中的少數人，包括我自己，就被挑選去做蔣家的家臣兼侍役，並且成爲我一輩子最主要的「職業」，這個「職業」也耗去了我這一生最最寶貴的精華歲月。
那年的秋天，10月間光景，我們這群經審查合格的十七八歲青年，從浙江老家，被分別送到南京一處營房，那個營房位於南京黃埔路，與國民政府「勵志社」總社隔鄰，在美軍顧問團和明故宮遺址的附近。
還記得，我們剛到南京當天，委員長警衛總隊總隊長樓秉國親自來訓話，我們這一批衛士清一色是浙江人(後來才知道，這是蔣介石用衛士的慣例)，那天，許多人才剛下火車，不管是衣著打扮或是舉手投足之間，都還是十足的老百姓，一聽說上面訓話的是一個什麽總隊長，早就被他那個官銜給震懾住了，等樓秉國總隊長上臺講話，有些同僚在台下嚇得兩腿直哆嗦。
我們這些來自浙江省建德、淳安、壽昌、湯溪等縣的青少年衛士，未被分配到其他單位而留下來的，被編配爲兩個區隊，納入外勤隊。固然，當時軍衣衛士人員數目很多，保護領袖的重要據點仍落在外勤隊資深的幹部身上。因此，我們並沒有太多的時間花在受訓上面，反而是邊執勤、邊受訓，又因爲夾在新老衛士中間，且長官作風開明，我們並沒有受到嚴格的軍事教育。
南京時期，由軍衣衛士構建的警衛總隊，下轄三個大隊，其中包括一個重武器大隊，配備的武器有重炮和各種重武器；此外，還有一個外勤隊，這個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黃埔路的總統官邸等重要勤務，還有一個工兵隊和騎兵、通信等隊。從編制上看起來，應該不會較現在的一個軍來得小。在重慶時期，保護蔣介石官邸的是一個警衛旅，這個警衛旅的主要骨幹，也是清一色的浙江人。抗戰勝利後，警衛旅的編製做了一些調整，但基本上，這個所謂的「領袖鐵衛隊」，不但編制未見縮減，反而有膨脹的趨勢。我們這批在1946年甄選的青年衛士，也是蔣介石最後從浙江徵召的一批侍衛人員。
蔣介石用衛士專招浙江人
當我們到達的當天傍晚，等我們在集合場站定之後，才知道這次是要點兵。總隊長帶著一種極爲銳利的目光，向我們掃來，他把我們之中高的和矮的，全部從隊伍裏頭挑走。這些人當中，高的被安插到第一大隊，矮的被調去工兵隊，像我這樣，面孔沒有明顯特徵、身高大概在170米左右、不胖不瘦的人，就被直接留在任務最艱巨的外勤隊。
從整個的組織編配來說，外勤隊儘管是蔣介石全部警衛部隊當中，比較核心的一支鐵衛隊，但是，嚴格說來，它還只能算是領袖保衛人員的「中衛」。
縱然如此，從各方面來說，外勤隊是受到上級相當重視的一個單位。因爲，它是蔣介石侍從室骨幹的主要來源，如果我不是從這個外勤隊出去的話，我是不可能被派到蔣介石父子身邊，伺候他們父子倆一輩子的。自然，這個外勤隊的所有成員，大多數仍是浙江人，蔣先生所以做這樣的安排，倒不是他特別相信浙江人，其中，一個最大的因素，是早在西安事變以前，蔣的便衣衛士，便全部是浙江人，此後，連歷任侍衛長都是浙江人，所以，這已經是一種傳統。當然，這個傳統，主要是基於蔣先生個人對浙江人一種「人不親土親」，和語言、習慣上彼此相雷同的主觀因素。
剛進外勤隊時，隊長是周覺先少校，他對吃和衣著非常重視，戴個金邊眼鏡，頗有名士派頭，對待幹部十分嚴格，對下屬卻是寬厚得不得了。1948年4月，蔣介石當選爲中華民國總統以後，警衛總隊整編爲總統府警衛隊，上級晉升他爲大隊長，蔣先生引退後，周覺先沒有作戰經驗，基於這個考慮，上面就調了一位史朴如上校，來擔任大隊長。
當時，外勤隊的訓練和日常勤務，基本上是比較輕鬆的，特別是在蔣先生沒當總統前的那段時間。因爲我們營區就在南京「勵志社」總部旁邊，周覺先隊長很重視官兵的身體和運動，所以，隊職官經常帶領我們到隔鄰的「勵志社」去打籃球，偶爾還去參觀別的軍民團體球類比賽、晚會娛樂節目等。
恰巧，那段時間，隊上的一些老衛士獲准回鄉省親，而另外的第一、二、三大隊，正在基地整訓，所以，我們等於沒有受過完整的入伍訓練。除了呆在南京接受短期訓練，外勤隊還在1947年夏天，蔣先生要到廬山避暑，因無外勤隊整隊派赴廬山服勤，給了我們新衛士恭逢的時機，被一起隨隊帶到廬山繼續整訓，然後再回到南京原駐地。
由於我們基本上是一邊執勤一邊受訓，所以，關於侍衛人員的一些規矩和禁忌，也是陸陸續續從老一輩的衛士那兒，一點一滴學來的，從來沒有受過有系統的警衛教育。
總統警衛大隊
隨著所謂「民主憲政」的腳步，警衛總隊的編制，也隨之做了一些改變。
在表面上，中國馬上就要結束行之多年的軍人統治，要進入一個文人政府的新時代。但是，任何一個稍有觀察能力的中國人，從當時的種種跡象，就可以看出來，這其實是一種全然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爲，當政者並沒有任何還政於民的誠意和具體做法，這一點，可以從那場亂糟糟的「制憲會議」和總統選舉，看出一些梗概。
儘管如此，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還是得拿出一些表像上的做法，讓人至少在表面上覺得中國是在朝民主的道路上走，而不是根本文風不動。從抗戰勝利，及至兵敗大陸，蔣先生身邊的警衛系統，基本上是當時任總統府軍務局長的俞濟時，在幕後做整個的掌控、規劃。
俞濟時主導侍衛體系的時代，從抗戰勝利後，一直延續到50年代初期，他都在幕後做整個的策劃工作。所以，蔣先生的侍衛系統幾次改編，都是他的得意傑作，我們不妨在此談談在蔣先生「當選」總統前後，歷次侍衛系統的流變。
抗戰勝利後，在南京時期，蔣介石的侍衛系統名稱就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警衛總隊」。
在總隊之下，共有三個輕裝大隊，分別名爲第一、第二、第三大隊，隊員配備輕武器，一個大隊的兵力，相當於一般部隊的團級編制，定員約有一千多人；然後，還有一個重火器大隊，配備有迫擊炮、火箭筒等當時堪稱爲重武器的裝備；其次就是最受上級重視的外勤隊，它是日後蔣介石身邊貼身人員的搖籃。我就是被分配到了這個單位。這個外勤隊，相當於一個獨立營的編制，個人武器全部是當時最新的美式配備，如湯姆遜衝鋒槍、卡賓槍、德制連發手槍等；其他尚有騎兵隊、輜重隊、工兵隊、通信隊等單位。
組織架構上，警衛總隊是完全繼承了重慶時代的傳統，但是在規模上，警衛總隊給人更濃厚的蔣家軍的色彩；體制上，南京時代的總隊長是樓秉國，但是，樓基本上是完全聽命於俞濟時的，而俞又是蔣先生的心腹死黨，所以，歸結到最後，這支侍衛武力，實際上等於是蔣先生自己的御林軍，沒有他的命令，這支領袖鐵衛隊，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蔣介石被「推選」爲總統之後，爲了要予政府文人化的印象，以前的警衛總隊，被縮編爲總統府警衛大隊。
總統府警衛大隊，下轄六個隊，是由原來的警衛總隊編遣之後，打散到各個隊，但全部以第一、第二、第三……爲名，一直排到第六隊，至於編遣之後，還有剩餘下來的，就分派到國防部警衛團，執行的任務和警衛大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不管上面如何編派我們這些新入伍的衛士，在當時大家是不會想得那麽深遠的。整編後，我被編進第一隊，軍階仍舊是士兵，負責總統府大門警衛。隊長叫馮孝本，他對衛士們的日常生活非常關懷；區隊長是蕭釗金，他那時的軍階是中尉，湖南人，黃埔軍校二十期畢業，來臺灣後，當過憲兵獨立營的營長，駐地在花蓮北埔。這兩位長官都對我相當照顧，而我確實也是一個很得長官緣的人，到哪裡，都會有長官幫助我、擢拔我。
爲蔣介石打前鋒
1948年11月9日，著名的「徐蚌會戰」(即大陸所稱的淮海戰役)開打了，然而，戰局一開始就對國民黨政府不利，愈到後來失利愈慘。
那時，我們還不過是蔣先生的外衛人員。有一天，某位侍衛官和我們聊天時，強調：這段日子，老先生不太高興，要所有的人員留點神，不要犯錯惹火了他。
原來，就在那幾天，有一次，蔣介石滿面愁容地從黃埔路官邸，走出大門到外面散步。侍衛人員見他走出官邸，以爲他要外出，就全部一擁而上，跟隨在他左右，蔣先生這時不禁勃然大怒，對那群侍衛大聲吼道：「我又不是犯人！那麽多人看著我幹什麽？你們統統給我滾！」嚇得侍衛人員個個面如死灰，就是不曉得老先生爲什麽發脾氣。後來，大家一談才知道，那一陣子，老先生的心情因爲戰事失利實在壞到極點。
還有一回，他老先生怒氣衝衝地從黃埔路官邸走出來，一旁的貼身侍衛趕忙爲他遞上一頂禮帽，他滿面怒容地呵斥：「不是這一頂！」貼身侍衛見他火氣沖天，嚇得面色如土，不知如何是好。
同年的12月25日，也就是耶誕節那天，桂系的李宗仁和程潛，要求政府和中共和談，並且要求蔣介石下野；20天後，毛澤東提出八項和平條件，並且要國民黨懲治戰犯，而頭號戰犯是誰，蔣先生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心情惡劣到了極點；一個星期以後，這位左右中國政局達22年的國民黨的軍政領袖，正式宣佈下野。
就在他宣佈下臺的當天下午，輪到我在黃埔路總統官邸，站下午到晚上的崗哨，上哨的時候，我就覺得那天官邸的氣氛有些非比尋常，因爲偌大的官邸，平日車馬喧囂，這天，居然連一個人影也沒見到，確實讓我十分納悶。
蔣介石和一干黨政要員，如今到底都跑到哪兒去了？我和同僚一邊輕聲嘀咕著，一邊相約下哨後要悄悄去探個究竟。
我們下哨後，偷偷走近一看，這才發現，堂堂中華民國「行憲」的第一任總統，居然就這樣悄無聲息、無影無蹤了，讓我們頗爲錯愕與彷徨，心想，難道國是已經到了這樣不可爲的地步，只有如此一走了之的末路了嗎？！
就在我們下哨之後不一會兒，在晚上八點多的光景，大隊吹起了緊急集合號，上面的命令十分簡短，就說要我們立刻把行李打包，全隊要連夜趕搭火車，到某個重要地點，執行任務。至於到什麽地方、執行什麽樣的任務，沒有任何一個長官做明確的交代。
等到了火車站，我們才隱約知道，目的地似乎是去杭州或是老先生的故鄉奉化溪口，任務並不單純。我們第一隊全體官兵，是在下關坐火車，先到杭州，而第三隊則是從湯山，也就是中山陵外一處蔣介石的行館，搭乘汽車，一路到溪口。
直到幾天之後，我們才知道蔣先生已經宣佈下野的消息，在最初的一兩天，大隊上下官兵，除了少數幾位元高級長官，差不多全部被蒙在鼓裏，更不知道蔣先生到底是跑到什麽地方去了，我們因爲長期以來的職業訓練，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去問什麽消息，以免在兵荒馬亂之中，被治以重典，只有任由大家私下胡亂猜測一通，任由部隊籠罩在一種詭異、狐疑的氣氛當中。
其實，事情十分簡單，早在1月21日，蔣先生宣佈下臺前幾天，我們隊上高級長官就已經接到指令，要他們做好隨時移動防地的準備，所以，那時已經有人接奉命令，悄悄把軍火庫裏的槍支彈藥裝箱完畢，準備隨時可以移防。
而行動當天晚上，大家死命把那幾十箱「軍火」扛上火車時，卻有幾個粗心的人，不小心弄翻了一箱「軍火」，夜暗中，只聽見一聲「嘩啦啦」，一整箱亮晃晃的袁大頭銀元，傾覆在火車站月臺上。那一大箱、一大箱的銀元，其實是總裁溪口辦公室的辦公經費。
這時，我們才覺察到原來蔣介石已經預見局勢難撐，準備先躲到溪口避避風頭，以便伺機而動。而我們，就是趕去溪口，幫蔣先生打前鋒的。據說，就在我最後一次在南京總統官邸站崗那天中午，侍衛人員剛剛伺候蔣先生吃完中飯，他就緊急命令大家動身離開南京，開赴溪口。
那年，我不過是個19歲的大孩子，從入伍接受的就是國民黨那一套軍事政治教育，想到的只有「效忠黨國」、爲「領袖」賣命效死，總覺得只要蔣先生還在的一天，國家就會有希望，所以，到什麽地方，當時都不會有任何怨懟。
大部隊到達溪口之後，上級對部隊的兵力部署，早已有所安排。我們這個原本駐守黃埔路官邸的第一隊，暫時駐守溪口的雪竇寺，第二隊駐守白岩廟，第三隊守在東澳，第四隊守蔣家的墳莊，第五隊的防地則是蔣家的核心，也就是豐鎬房。
這裡面，除了守豐鎬房的第五隊，原本就一直駐留在那裏之外，其他的四個隊，全部都是從南京趕去的，另外還有一個第六隊，暫時留在南京，保護李宗仁等要員；所以，基本上，總統府警衛大隊可說是精銳盡出。而且是跟著蔣先生這個已經下野的總統走，當時沒有任何人敢於質疑，爲什麽一個已經卸下職務的前總統，還能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指揮調動六分之五的總統衛隊兵力，跟隨他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且還押運了大筆的黃金、銀元，以及軍火武器？
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中，又有誰敢問那樣的問題？所以，大家只有以一貫的愚忠，繼續跟著蔣先生走南跑北。
溪口伴「虎」
在溪口的日子，過得異常平靜，但是，蔣先生自己很清楚，這次回鄉，怕是他最後一次了，加上國事危難，他的情緒時起時伏、反復無常。這段時日的侍從人員，個個膽戰心驚，深恐稍一不慎，就招惹一身禍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麽小心翼翼，還是不免在無意之間，惹蔣先生大發雷霆。我也是在溪口，頭一回領教蔣先生的脾氣。
記得有一天，蔣介石住在墳莊，侍衛官和警衛主管，睡在蔣先生房間外的一間小房間裏，另外還有一個副官晚上緊挨著門睡，以備蔣半夜臨時呼喚時，能夠很快應答。
那天半夜，蔣介石睡到一半，就被一種聲音吵醒，輾轉反側、左翻右翻，怎麽都睡不著。清醒之後，他才知道那不是什麽怪聲音，而是門口兩個警衛在睡覺時，一個要磨牙，一個要打鼾，正是這種有規律的磨牙聲和鼾聲，讓他沒法繼續入睡。這便激怒了蔣先生，一氣之下，他沖出堂屋，不分青紅皂白，就開口咆哮：「你們這些人全部給我滾蛋！吵死人了！」
第二天以後，只要是輪到這兩位侍從人員值夜班，就寢時，一定記得在自己的嘴巴裏塞條毛巾，不讓自己的鼾聲和磨牙聲，把情緒不佳的老先生再從睡夢中吵醒。那時，我才深刻體認到爲什麽人家會說「君王榻前不得有鼾聲」的道理，所謂「伴君如伴虎」，真是絲毫不爽的名言。
蔣介石的一位侄子蔣孝鎮，就經常和我們半開玩笑地說：「我的頭已經不知道被先生砍了多少次了，可是，我的頭每次被砍，最後都會自己長出來。」
蔣孝鎮打從北伐時代就跟隨蔣介石，南征北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西安事變的時候，兵變部隊向蔣先生的憲兵衛隊開槍射擊，蔣先生慌亂中由蔣孝鎮背著翻牆逃走，在後有追兵的情況下，蔣先生根本沒來得及穿鞋，爲了分散追兵的注意力，蔣孝鎮把自己的鞋子脫下來，拿給主子穿，然後兩人一前一後，各自向前跑，跑進一處樹林子時，地上佈滿荊棘，紮得蔣孝鎮兩腳血肉模糊。事變結束後，蔣孝鎮住在南京的軍醫院好幾個月才痊癒出院。
對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況是一般的侍衛人員。只不過，蔣先生口頭上雖然動不動就說要砍人家的頭，可是，我從來沒有見到有人因爲惹惱了他，而果真被他砍頭的。
所以，蔣孝鎮始終把這件事當作笑話在講，也從來沒有人對此認真過。
倒是有因爲老先生和侍衛之間方言差異，而引發的一則笑話，在我們侍衛圈子裏廣爲流傳。有一回，蔣先生走出官邸，不自覺地摸摸口袋，發現侍從人員沒給他準備手帕，他就對著身邊一位四川籍的侍衛人員說：「去給我拿塊絹頭來！」(按：寧波話絹頭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老鄉沒聽懂老先生的話，以爲蔣介石要他搬一塊磚塊，就連忙跑到路邊撿了塊磚塊拿去給蔣介石，老先生見到之後，不覺微微一笑，知道是侍衛沒聽懂他的話。一旁的浙江籍侍從人員才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條手帕，不是磚頭，是絹頭！」由此可見，只要蔣介石心情好，他還是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
時局讓人有種窒息的感覺，然而，蔣先生的日常生活，還是和往常一樣，維持他一貫的勤儉自持的風格。我還記得，在溪口小住的時候，蔣先生要大廚爲他做了一道梅乾菜扣肉，光是這道菜，老先生就吃了一個星期。
那時，我們的月薪是一元銀元(袁大頭)，經費來源全部是來自我們從南京扛來的那幾口木箱子，當然，我們後來知道，這些錢都是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從國庫裏頭，設法撥出來的一筆經費，這幾箱子袁大頭，提供了蔣先生在溪口指揮軍政事務的所有辦公費用。
總裁辦公室特務大隊
六分之五的總統府警衛大隊兵力，調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後，俞濟時他們還是對蔣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實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帶的山區，便經常有共產黨遊擊隊出沒，這也是蔣先生要俞濟時將警衛大隊所屬的第五隊，派駐在蔣家祖墳墳莊的主要原因。
而自從蔣先生退隱到溪口，俞濟時深恐遊擊隊和解放軍聯合起來，直接插入溪口的心臟地帶，這便會嚴重危及蔣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個隊的兵力全部部署妥當，俞濟時立刻要國防部，把已經被調到部隊當副軍長的樓秉國，再調回溪口擔任警衛主管；然後在五個隊裏每一隊各挑選四位衛士，一共20人，組成一支便衣組，在第四隊控管之下，駐守墳莊，加強內衛勤務之不足，成爲侍衛部隊的「中衛」。
在「中衛」的內部核心，有資深的侍從人員，隨侍在蔣先生周圍，成爲蔣的「內衛」；而在最外圈，尚有駐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隊，分別戍守在溪口的雪竇寺、白岩廟、東澳、墳莊、武嶺學校和豐鎬房等據點，形成「外衛」，在這樣的層層保護下，蔣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軍統帥的角色。
由於蔣介石當時已經沒有總統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辦公處所，名曰「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當然，我們保護的這位領袖既然已不再是總統，那麽，他的侍衛組織自然也不能再稱之爲「總統府警衛大隊」了，於是，俞濟時把它改名爲溪口總裁辦公室的「特務大隊」。
這個大隊仍維持原先的六個隊的編制，隊長也和原來一樣，第一隊隊長是黃埔軍校十六期的馮孝本；第二隊隊長是呂其廣；第三隊隊長是毛趙壁；第四隊隊長是唐茂昊，他們都是黃埔十六期的同學；惟獨第六隊隊長王曜升，是黃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個隊長之中，馮孝本、呂其廣、唐茂昊三人是蔣介石的小老鄉奉化人。因爲隊伍名稱的改變，我們侍衛人員的職銜，也改稱爲「特務員」。
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組，擔任便衣任務，從這段時間起，我就開始和大隊脫離，一直到臺灣，我都是被分遣到個別的工作崗位上做事。便衣組自始就直屬總裁辦公室第八組配屬下接受指揮，受到當局相當大的重視，因爲我們慢慢接觸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機密便成爲我們最起碼的工作原則，我平時就不太愛亂說話，這大概是我能夠被挑入便衣組的一個原因。
危急中蔣介石只信賴貼身侍從
國民黨在大陸的敗退速度，是相當叫人吃驚的，許多國民黨要員紛紛找空隙，向臺灣「轉進」。這時，連蔣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