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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旺角暴亂的消息讓我們再次為香港捏一把汗，這次，香港「本土派」成員沒有將矛頭指向內地「水客」，而是借食環署查無牌攤販，與警方直接發生衝突，釀成了自1967年以來最嚴重的暴亂，上百人受傷，61人被捕。
1967年，那時香港還沒有成立廉政公署，香港警察正處於最黑暗的時刻，貪污受賄黑吃黑，但是字上世紀70年代成立廉政公署以來，香港警方一直以廉潔著稱，我幾次去香港，香港警方的和藹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近幾次「佔中」等活動以來，警察也始終保持克制。這次暴亂事件，被港府和「本土派」各自敘述，我沒有能力在電光火石的衝突中追問更多細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無照攤販只是一個由頭，這次衝突直接指向警方和港府。回歸近20年，從最初共同對抗金融風暴的蜜月期，到佔中、反水客，再到「雨傘」和如今的新春暴亂，香港正在告別昔日的榮耀，以血淚和怒火迎來2016，以及更遙遠的未來。我不敢妄加揣測，但梳理香港曾經的榮耀，以及近年來的深層社會問題，或許有助於我們理解香港問題的複雜性。
1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看望當時在香港讀書的太太，兩人在「大快活」吃飯，一個清潔工阿姨幫我們收拾桌子，還熱情地問「你們是從內地來玩的嗎？」我們說是來上學的，她很羨慕地說，「那你們畢業之後一個月的收入都要過萬了吧。」
不知怎麼，那個情景讓我印象深刻，當時太太一個月的研究生獎學金是1.2萬港幣，足夠支付食宿，研究生畢業後還攢了點錢。當時，太太的香港同學還半開玩笑地說，「你們這些內地學生，拿這麼高的獎學金，可你們的父母又沒有給港府交稅啊。」太太反駁他說，港府的獎學金不光給內地學生，那些其他國家來的也有獎學金啊，這是港府吸引人才的策略。
十多年過去，我常常去香港，可這兩件事始終在我心頭縈繞不去。直到「佔中」、「雨傘」，再到今年新春的警民衝突，這兩件「小事」背後折射出的香港困局，終於發酵成社會事件。小時候看港片，總覺得那裡是片神奇的土地，充滿了富豪與黑幫。是那個清潔工阿姨讓我直觀地看到香港的另一面，她佝僂著身子收拾著人們的殘羹冷炙，依然充滿著善意的微笑，卻掩飾不住收入的拮据，在香港那樣寸土寸金的地方，我甚至無法想像她的居住環境。太太的香港同學，一個中低收入家庭，女孩跟媽媽擠在一間屋子裡睡，哥哥一直到上大學都睡在客廳。這就是香港普通民眾的寫照，我們讚揚香港的「公屋」政策，這一點比內地做得要好，政府撥出土地，在交通便利的近郊區大規模建立「公屋」，雖然局促逼仄，至少保證了居者有其屋。但是，港英政府留下一個高福利治理模式，全民醫療、公屋、公務員的高薪，港府在接手之初，尚能保證公屋政策，但是高昂的公費醫療之痛，則讓香港的普通民眾倍感糾結，公費醫療平均排隊3小時，富豪們可以去私立醫院，而對中低收入者來說，只能耐心地等待。
這就是香港面臨的第一個陷阱，曾經的金融自由港，經濟起飛發端於中國內地在封閉期間，尋求與西方對話的中轉站。同時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在上世紀60、70年代跟本世紀初的東莞差相彷彿，也有依靠出口加工業的時期。隨著中國內地改革開放，香港的出口加工業迅速轉向內地，轉而以金融中心尋找新的突破口。金融和地產成為香港的支柱產業。
這種經濟發展的模式，優勢在於環保和高速，所以能創造奇蹟。但劣勢在於，更容易造成貧富分化，大量的中低收入者，只能依靠公屋保證住宿，擁擠的公費醫療保障、與高消費不太相符的收入來維持生存。因此，去過香港，尤其是接觸過香港中低層民眾的朋友們，應該能感覺得香港的生活壓力，在格子間中行色匆匆的白領，聚在寫字樓後邊抽煙的普通員工，他們竭力維持一個光鮮的外表，其實生存壓力比那個「大快活」的保潔阿姨一定不小。
2在這樣的陷阱中，香港回歸初期還能維持蜜月關係，但是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使這種矛盾被一段激化，我太太香港同學那個關於「獎學金和父母納稅」的玩笑，變成了香港和內地矛盾的讖語。而更多的隱含矛盾，恐怕還在香港本土。
首先是不堪重負的高福利政策，公費醫療已經讓中低層民眾苦不堪言，而近年來一些富豪和富二代把持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陳振彬甚至公開發表「公屋放棄論」，更是觸動了香港青年的神經。香港的人均收入大約在14000港幣，對比近十年的匯率變化，港幣購買力的貶值，青年一代的相對剝奪感在不停增加，這筆收入不足以支付市區20平米小屋的月租。公屋的供給數量有限，有數據顯示，無公屋可租的香港青年只能租住在月租4000港幣的劏房中，香港有17萬人住在這種劏房裡，人均居住4.44平米，比監獄還小。另一方面，自由行的開放，除了帶來繁榮的商業之外，在人才、經濟交流上也加速了內地與香港的一體化，因為高福利的誘惑，內地人赴港生子、赴港就業，香港的明星、企業進入內地淘金，客觀上增加了香港中低層民眾的競爭壓力。成為金融、敗也金融。李嘉誠等地產商人能迅速捕捉到香港有限的地產空間，轉戰內地，金融產業在內地滬深兩市逐漸做大之後，也開始分蛋糕。曾經中國企業巴巴地跑到美國和香港上市，如今卻忙不迭地私有化，創業板、中小板、新三板等金融板塊，雖然擺明了是圈股民的錢，但是有利於上市企業的。同時，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也被內地雨後春筍般的保稅區、自貿區衝擊。
香港向何處去？恐怕沒有人能回答，香港與新加坡相比，雖然在金融產業中有一定優勢，但是新加坡在1991年就成立國家科技局，發展高新產業園區，同時甚至有限開放博彩、色情發展旅遊業，使新加坡的產業結構更加豐富。相比之下，香港的經濟就要脆弱很多，在面對日益開放的內地市場，香港地位的重要性在下降，而受到衝擊的顯然是中低收入階層，感受最深的恐怕就是剛剛進入就業市場的青年畢業生們。
3「他們的父母又沒有給香港交稅。」這在十多年前是青年學生的一句玩笑，如今在港大碩士研究生楊政賢卻親歷了一場地域衝突，由頭就是如此。不久前親眼看到香港學生毫無來由地挑釁內地學生，他上前理論，香港同學的理由就是這樣。
這樣一場仇恨在赴港就業、就學、購物、生子的群體中時有爆發，香港的反水客運動，將內地遊客視為「蝗蟲」，但是購買奶粉的禁令一出，香港的奶粉出現滯銷。依靠民意而非市場來調節的後果，就是港府的政策搖擺不定，糾纏在種種繁瑣細節中，香港的發展始終未能取得共識，更未有切實的政策落地，導致香港青年與中低層收入者將矛頭轉嫁向內地。如果梳理香港近年來的「運動」，其背景正是上文提到的香港青年體會到的剝奪感，據王陶陶的文章分析，「港青的租房貴，對應的是港青結婚買房越來越難。1986-1997年，香港年均新房供應為24918套，能輕鬆滿足年輕人的婚房需要。回歸後7年（1997-2003年），每對新人依然能對應1.37套新房。但從2004年-2011年，香港每年有48841對新人結婚，而年均在售房數僅13650套，造成每3對新人搶購1套新屋的局面—這事實上剝奪了大部分新人買房的權利。與此同時，香港房價不斷暴漲，而人均住房面積卻急劇縮減，到2015年，香港人均住房面積下降到僅7.5平米，冰冷的現實大大加重了年輕人的負擔，最終破滅了港青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我們曾經表揚的公屋制度，也遇到分配上的難題，「根據香港房委會的配額計分制度，普通單身年輕人從18歲開始申請公屋，需要等到49歲，才有機會獲得配額。之所以這樣，是因為公屋供需的極度扭曲：2013年香港新建公屋數量為14057套，而2014年申請者人數竟達6萬人以上。在這種情況下，絕大部分港青在35歲之前很難獲得社會幫助，這也很難讓他們對當前體制抱有好感。」王陶陶寫到。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就可以理解香港青年在運動中的積極表現。同時，值得警惕的是，在「佔中」時期，領導人大多屬於中產階級，「佔中三子」要麼是副教授，要麼是主任牧師，都主張理性與和平。然而到「雨傘」和「驅蝗」，運動領導逐漸被「無產者」所取代，如黃之峰、梁金成、招顯聰等，都是畢業後的無業學生、酒保、倉儲員，他們對體制的不滿更強，處理方式也更加激烈。沿著這個路徑發展下來，這次新春的暴亂也就容易理解了。
4與台灣不同，香港的問題不僅僅在於政治體制。在我的經驗中，香港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熱情遠不如台灣，香港人更關心的是生存環境的改善，而對於經濟與政治體制的關聯，普通人考慮的並不多。是以早期的理性「運動」的政治訴求，轉向更加激進的對抗，更加能迎合感到被剝奪的港青和中低層人民。
政治理想主義藉助經濟的殘酷現實而發力，如果不考量香港崛起、經濟模式的單一性、高福利社會的陷阱，以及東亞經濟格局的變化引發香港經濟的乏力，由此引發的階層衝突加劇，就很難理解香港為什麼會變成今天的樣子。
這就釋放出一個危險信號，香港的命運可能被這種暴力引向一個與台灣相反的道路，社會各階層的和解變得越來越困難。法國大革命式的運動，應該成為香港的前車之鑒，還有1968年的世界範圍內的「革命」，用仇恨支撐的運動會去向何方？這種除了普選之外、尚缺乏綱領的運動，如果無法解決香港自身的內部矛盾，反而變成一場「打土豪分田地」，再進而承襲內地的「革命」基因，那真的是香港的悲哀。非典型佛教徒針砭時弊不舍慈悲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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