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進北京城就變土匪 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李自成進北京城就變土匪 燒殺搶掠無惡不作

崇禎接過的是一個爛攤子,李自成接過了依然是這個爛攤子。明朝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雖然皇銀內帑數量驚人,但歷史上並沒有記載這筆錢最後歸於何處。可能崇禎已經大部分轉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來救濟軍隊。總之為了更好的籌集軍餉解決財政,李自成出於對群臣極度的厭惡,做了一個情緒化的決定,他將面試淘汰下來的官員們集中關押,允許官兵「助餉追贓。」

此令一出,天下大亂。

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全無章法的招數,而且有著非常隱秘的陰暗心態和過激的情緒。表面上他體現了這樣一種情緒:過去以我李自成為代表的農民備受助餉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們再來清算你!但究其內里,卻反映出帝國新的掌權人在制度建設上的低能,還不如從前的那箇舊的掌權者。

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當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時候,數次使用過這個法子,這一次,他仍然想用這個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對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的敵視心理,固然因其確有可恨之處,但在今天看來,也可歸結為一種心理類型:「仇富」。這種仇富心理發展到極致,甚為可怕。不幸的是,農民起義軍中多是長年生活在貧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佔了絕大多數,一旦放開閘門,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濫。

其實放眼歷史,真正有遠見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後,急於做的就是收買人心,穩定局面,鞏固取得的成績,即使偶有放縱,也會嚴以整之,點到為止;一統天下之後,更不會任軍隊和自己的情緒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沒有更高的戰略眼光,相反,從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體現出來,他陷入了一種勝利者的盲目喜悅和復仇般的快感中,這一點也體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開始蓄養美女,沉迷聲色,終日以飲酒為樂,追餉就是這種情緒下的產物。他沒有意識到,對於長期生活在疾苦中的軍隊來說,追餉同樣是一種帶有復仇意味的盲目舉動,其實是在助長瘋狂、非理性和貪慾,這個口子放開後,等於是把人性中潛藏的惡欲發揮到了極致,也讓他至少失去了兩個重要的東西,一是令前明臣子(還包括散失各地的軍隊及地方抵抗力量)徹底絕望,而事後證明,前明臣子同樣仍有極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會出現了極大的不穩定,使嚴明的軍紀、良好的軍隊作風和和諧的環境被徹底破壞。

助餉和追贓是分兩步進行的,助餉是派餉,就是按指定的對象(將明朝的舊人分為臣子、王公、太監、豪紳四個階層),規定了數目來進行餉銀的分派,規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時間內交納規定的金額,不過,助餉沒有多久就迅速發展成為了追贓,那就是不分對象,沒有數目,無限度的追要,甚至隨時追,隨地追。由助餉到追贓,由尚有幾分理性到全無理性,這是一個極快的過程。

追餉最早受害的人是大臣魏藻德,這個一心想為李闖王效命的前首相,官沒做成,卻成了劉宗敏的階下囚,在嚴刑拷打下,交出十萬兩黃金,然而劉宗敏並不滿足,仍然拷打不盡,魏藻德的兒子求劉宗敏手下留情,並說明自己的父親有不少門生,可以從他們手中湊足款項,劉宗敏答應了。可是到了約定期限還沒能交全,魏藻德求劉宗敏再給他一點時間,劉宗敏不聽,結果被活活打死。接著是前內閣首輔陳演、成國公朱國純、禁衛軍頭領李國禎、國丈周奎、東廠太監王之心等,明朝有頭有臉的人一個也逃不了,在劉宗敏手下,個個被拷打不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除了不斷的交錢,一點法子也沒有。

作為大順最重要的軍事首領,劉宗敏腐化得極其迅速。這人仗著功勞極大又與李自成情同手足,強橫之極,到後來,李自成也操縱不了他了。劉宗敏一到北京,就開始「挾妓」取樂,而在追餉的過程中他一定是有著深深的快感的,對於這個窮了一輩子的人來說,可以任意捕捉毆打那些以前令自己高山仰止的權貴們,還可以從他們身上榨錢,這是一個比打仗好玩多了的事。所以他成為追餉的最得力支持者,他的軍隊是大順最精銳的部隊,在他的影響下迅速腐化,去捉這些有錢人拷打玩弄,成了比任何軍國大事都重要的事,北京城內,到處跑的都是劉宗敏的兵,「腰纏多者千餘金,少者亦不下三百、四百餘金,人人有富足還鄉之心,無勇往赴戰之氣。」(《明季北略》)白色恐怖時代似乎到來了。

大順軍所到之處,開始「便街提士大夫」,就是現在說的「滿大街的抓人」。追餉是以大冊登記姓名,每一百人為一組,由八名騎兵武裝押送到各營拘禁,從早到晚,「冤號之聲不絕於耳」,三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下了一道命令:無論新舊翰林官,每人派餉銀萬兩以上。二十七日又下了令,向「京中各官」派餉,規定:不論起用或不起用的官,皆派餉,其中被起用的官員,派餉數目少些,不被用的官,攤派的數目多,敢說一句「不辦」的話,立即用夾棍嚴刑拷追。很多人被拷打至死,這裡面包括「勸進」黨的國丈周奎,交了五十萬兩黃金仍難逃一死。

劉宗敏成了追餉活動的總指揮,他命令各處兵營的士兵均可任意追餉,即使在路旁街邊也可上刑,「人人皆得用刑,處處皆可用刑」。派餉的具體數目,按等追繳:中堂官即原明首輔、大學士一級的官,須出白銀十萬兩,各部院、京堂、錦衣官為七萬或五萬、三萬,科道吏部官為五萬、三萬,翰林官多則為三萬、二萬,少則為一萬,各部屬員以下的,均以千計。至於皇室勛戚之家,「無定數,人財兩盡而已。」從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一日,追餉的活動越來越擴大,由原來的官員、勛戚、宦官,到一般地士大夫階層、商人甚至百姓,史料記載,「各處搜求漸宏,販鬻之家稍有貲產,則逮而夾之,老稚冤號,徹於衢路。」北京城內一片鬼哭狼嚎之聲音。當時的著名文人楊士聰親眼看見,劉宗敏所居府第有三個大院,受夾棍刑罰的每院有百人,這些人中,真正的有錢階層只佔十分之一二,大多數還是一些低級官員和小吏,還有一些商人,他們身受酷刑,慘狀令人不忍目睹,而當天過後,據說這幾百人無一生還。(楊士聰《甲申核真錄》)

用劉宗敏來完成追餉大任務,也充分體現了李自成在用人上的極為不明智,如果稍有頭腦之人,對劉宗敏這樣殘暴而又難以馴服的傢伙都會有所提防,如果換成朱元璋,平定天下後會肯定會賞他一把屠刀,但李自成卻把這樣一個油水極大、極易失控的工作交給了他,可能是出於哥們義氣吧,他認為劉宗敏忠心耿耿,與自己私交甚好,才委以重作,但卻忘了,政治家是最不能講個人感情的,以李自成這樣的品性,當個黑老大差不多,當政治家,差之甚遠。

劉宗敏的追贓活動整苦了明朝遺臣,北京陷入白色恐怖之中,但對於老百姓來說,依然沒有什麼好日子過,在金錢與殘虐中尋求最大快感的大順軍,到後來已經完全失控了。他們榨完了權貴的錢,開始任意捕捉富戶和平民百姓,大白天,店鋪和居民經常遭受搶劫,而在劉宗敏的縱容下,搶掠變成了淫掠,強搶民女的事件也多有發生。對長期在外作戰的大順軍來說,進城後掠奪美女亦是其慾望宣洩手段之一,李自成在這方面也起了帶頭作用,他一進北京,就住到皇宮,將宮女集中起來,分賞給諸將和群臣,其他將領也多有此等劣跡。這裡面最厲害的是劉宗敏,他佔據皇親田弘遇府第,將其中數十名女性盡數掠去,而在追餉活動中,為了保命,甚至還有明官獻出妻女家小,收買農民軍領導人或下屬將領,軍紀之壞,已經全無章法。甚至到夜間,「兵丁斬門而入,掠金銀奴女,民始苦之。」(《流寇志》)

大順軍領袖在追餉、搶奪美女的狂潮中,還爭著攀比享受,除了李自成入居皇宮外,各將帥則「分居百官第」,如劉宗敏占都督田弘遇府第、李過占都督袁祐府第、谷可成佔万駙馬府、田見秀據曹駙馬府、李岩占嘉定伯府等等。劉宗敏是其中行事最惡之人,「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甲申核真錄》)這是對劉宗敏治下軍隊最真實的寫照。對北京老百姓來說,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這支秋毫無犯的義軍就成了左良玉的軍隊了,甚至還不如左良玉的軍隊。李自成最初曾號令軍隊:「軍令不得藏白金,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外不得攜他婦人,寢興悉用單布幕綿。」這些命令在追餉面前,都蕩然無存了。

而就在這時候,本應該替李自成矯正思路的文臣們也表現得不盡如人意。文臣之首牛金星做起了太平宰相的夢,每日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陶醉在被人山呼海擁、諛詞滾滾的氛圍中。其他眾臣也認為大勢已定,開始論功行賞了,包括曾經有過出眾才能和極高戰略眼光的謀士顧君恩,也開始腐化,每日只知挾妓取樂,不思進取。而他們忘了,佔了北京並非佔了天下,也並非佔盡了人心,因為最根本的土地問題、財政問題並沒有解決,還有極大的威脅仍然存在,明朝還有半壁江山沒有打下來,關外有清軍,關內吳三桂的軍隊正在行進途中,江南還有左良玉高傑的軍隊,明朝殘餘勢力仍在。但在復仇者的快感中沉醉,上下都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

在李自成治下群臣中,頭腦最清醒的是李岩。在眾人皆醉的時刻,他以難得的清醒和理性,給李自成上了一份「不合時宜」的奏章,對此,《明季北略》中有記載:

制將軍李岩上疏諫賊四事,其略曰:

掃清大內後,請主上退居公廠。俟工政府修葺洒掃,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進)大內。決議登極大禮,選定吉期,先命禮政府定儀制,頒示群臣演禮。

文官追贓,除死難歸降外,宜分三等。有貪污者發刑官嚴追,盡產人官。抗命不降者,刑官追贓既完,仍定其罪。其清廉者免刑,聽其自輸助餉。

各營兵馬仍令退居城外守寨,聽候調遣出征。今主上方登大寶,願以堯舜之仁自愛其身,即以堯舜之德愛及天下。京師百姓熙熙皞皞,方成帝王之治。一切軍兵不宜借住民房,恐失民望。

吳鎮(原作「各鎮」,據《小史》改,下同)興兵復仇,邊報甚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擇吉已定,官民仰望登極,若大旱之望雲霓。主上不必興師,但遣官招撫吳鎮,許以侯封吳鎮父子,仍以大國封明太子,令其奉祀宗廟,俾世世朝貢與國同休,則一統之基可成,而干戈之亂可息矣。自成見疏,不甚喜,既批疏後「知道了」,並不行。

李岩的這份奏章,是對當時形勢最清醒的認識。他提出了幾個注意的事,一是大局未定,關外滿清勢力未除,登基之事,享樂之舉,應該在清除外患的基礎上再議;二是追贓影響軍紀,必須停止;三是國內形勢未穩,還應乘勝追擊,穩定陣腳,明朝殘餘勢力特別是左良玉的軍隊仍然控制著大片土地;四是對於吳三桂父子一定不能輕視,山海關城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最好以招撫為主,防止明室反撲。可惜的是,這些道理雖然完全正確,但此時的李自成已經在勝利喜悅中難以自拔,竟然視而不見,甚至認為李岩此時的提法很掃興,於是只簡單的在奏章上做了個「知道了」的批複,並沒有任何舉動。由入京到被迫出走,不過一個月時間,李自成軍隊腐化得竟然如此之快,實屬罕見。在京的時間裡,李自成並沒有急於稱帝,但他手下的文臣武將卻已經漸漸變質,渴望永遠享受這樣的生活了。李自成在這段時間沒有拿出任何更先進的政治綱領和戰略計劃,即使官制也還是延續著明朝的舊制,對明朝的財政制度,他一無建樹。對於李岩的建議,他不聽,最後的、也是最好的一次良機喪失了。

李岩上書參政,卻不知這個時候他自己已經陷入困局。最大的敵人竟是他最好的朋友牛金星。牛金星是李岩舉薦的,李岩待他有推薦之恩,但此時,牛金星已經將他當成了政治對手。同樣不是政治家的牛金星,在宰相之位還沒有坐穩之際,即開始玩起了明朝黨爭這一套,李岩對此可能有所察覺,但是因為李自成的緣故,竟也無法可施。而李自成這時對李岩已經不太倚重。牛金星本為李岩所薦引,此時被拜為「大祐閣大學士」,官居丞相之職,李岩和牛金星共同薦引的宋獻策被倚為「開國大軍師」,劉宗敏任一品的權將軍,而李岩的「制將軍」,只是二品。由此可見,李岩已是位卑言輕。

在李自成追贓的官員中,不乏有清廉或是位置十分重要的人物,後者如吳三桂的父親吳襄。此時吳三桂正在山海關,擁兵自重,這時若逼反了這位將領,形勢會急轉直下。李岩是最早發現這一現象的,他急勸李自成,接著,文人出身的牛金星、宋獻策也紛紛提出了反對的意見,李自成終於醒悟到了其中的重要性。而這時,明朝大臣的拷掠也頗見成效,該殺的殺,該抄盡的也抄盡了,李自成下令,停止追掠,釋放所有關押人員。

但這時已經為時已晚。那些被放出的人終於完全明白了,他們想效忠的大順王朝就是一群強盜,決不能抱以一點希望。這時的大順軍也確實蛻變成了一群強盜,放出關押人員後,拷掠竟還沒有停止,喪心病狂的劉宗敏繼續拿平民和商人開刀,軍紀毀壞依然嚴重。牛金星、宋獻策等人也發現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勸李自成多行仁義,李自成終於清醒,想起遼東勁敵滿清未除,而吳三桂軍威之盛,又坐踞山海關之險,不禁起了愛才之心,他令馬上安撫吳襄,又命降將唐通致書吳三桂,勸他投降,再以吳襄名義給吳三桂具信一封,要他歸順。

大順政權的領導剛剛有所平定,馬上就要走上正軌,劉宗敏卻在這個時候昏了頭,竟然做了一件膽大包天的事:他到吳襄府把吳三桂寵妾陳圓圓掠來,想強佔之,而又有一種說法是,李自成貪圖陳圓圓美貌,命劉宗敏奪之,竟然想納之為妃。

他們倆不論是誰做的這件事,都令歷史由此改寫。這個風月事件,令陳圓圓,一個不經意間出現在歷史舞台上的女人,讓吳三桂這個原本應該在歷史舞台上歸於沉寂的人物,突然又卷進風起雲湧的大時代浪尖,更讓李自成、吳三桂、多爾袞等人的命運突然間發生了徹底的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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