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西遊記》中喜劇性的藝術表現

摘 要：小說《西遊記》的喜劇性主要表現在戲謔的藝術手法運用，喜劇性人物的塑造，以及小說的遊戲精神上。作者採用詼諧幽默的藝術手法，突出小說的趣味性，追求文學的審美娛樂性。從而擴大了小說功能，實現了諷世刺史、調諧與娛樂的統一。並且引領神魔小說的創作潮流，改變明代長篇小說、通俗小說的格局，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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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西遊記》；喜劇性；戲謔；人物；遊戲

　　作為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遊記》，開創了中國文學的一個神話新世界。《西遊記》用浪漫主義想像創造了一系列神魔人物，這些人物既有社會化的人性，又有各種動物的特性。還有作者通過想像賦予他們的神性，幻中有真，涉筆成趣。通過對形形色色的神鬼怪妖人的描寫，展示了西天取經路上的精彩畫卷。在藝術結構上，《西遊記》以人物列傳體和一線貫珠式相結合，以唐僧師徒西遊進程為線索，串起八十一難，逐次展開情節。作為世代累積型集體創作的名著，與《水滸傳》、《金瓶梅》相比，《西遊記》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它的文學語言顯然經過寫定者比較用心的潤飾，不僅病句少，而且句法、遣詞、用語都比同類小說更加規範，人物語言的戲謔風格，更使小說的對話妙趣橫生，使之讀之忘倦。[1]另外，《西遊記》在藝術形式上含有大量的喜劇因素。

　　一、寓喜劇性於戲謔手法之中

　　《西遊記》里的塑造的諸神形象與古希臘神話傳說中阿爾卑斯山上的諸神有相似之處，他們都非純粹神聖的化身。宗教天國是塵世生活的折光反射，作者實際上運用象徵手法描繪人情世態，《西遊記》也因而成為具有民主傾向和時代特徵的神話小說[2]。《西遊記》中的神魔，其行為多半帶有小說成書過程中世態人情的印跡。例如小說第十回中的相關描述：太宗道：「病勢已入膏肓，命將危矣，如何得保？」征雲「臣有書一封，進與陛下，捎去到冥司，付酆都判官崔珏。」太宗道：「崔珏是誰？」征云：「崔珏乃是太上先皇帝駕前之臣，先受茲州令，後升禮部侍郎。在日與臣八拜為交，相知甚厚。他如今已死，現在陰司做掌生死文簿的酆都判官，夢中常與臣相會。此去若將此書付與他，他念微臣薄分，必然放陛下回來。管教魂魄還陽世，定取龍顏轉帝都。」太宗聞言，接在手中，籠入袖裡，遂瞑目而亡。……那判官看了書，滿心歡喜道：「魏人曹前日夢斬老龍一事，臣已早知，甚是誇獎不盡。又蒙他早晚看顧臣的子孫，今日既有書來，陛下寬心，微臣管送陛下還陽，重登玉闕。」太宗稱謝了。

　　冥間的人情交易躍然紙上，猶如人間的「找門路」，鬼魅的嘴臉顯得滑稽可笑，而關於天界的神聖亦被作者所顛覆。這在書中第九十八回可見：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向時眾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黃金回來。我還說他們忒賣賤了，教後代兒孫沒錢使用。你如今空手來取，是以傳了白本。白本者，乃無字真經，倒也是好的。因你那東土眾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傳之耳。」即叫：「阿儺、伽葉，快將有字的真經，每部中各檢幾卷與他，來此報數。」二尊者復領四眾，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問唐僧要些人事。三藏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缽盂。這明明不是傳經，而更似奸商在市場上坑人，俗吏在官場上索賄。於是莊嚴躍向滑稽，崇高淪為鄙俗，小說便是以這種居高臨下而又寬容大度的幽默態度，抹去佛祖、天尊頭上聖潔的光環，暴露人間世態的虛偽醜態。諸如此類的點綴，看似信筆拈來，卻能機鋒百出，調侃世情，隱寓譏諷。讓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時看清世間真相，幽默卻不膚淺，深刻的思想蘊含於喜劇性的表達之中。

　　二、寓喜劇性於喜劇人物之中

　　《西遊記》在喜劇性人物的塑造上，豐富多樣。歷史上心誠志堅、博學多聞的玄奘在《西遊記》里卻表現得虔誠堅定、幽默無能。作者著力把唐僧世俗化、凡人化。他並非是一個得道高僧，在書中孫悟空時時稱他是「膿包」。在第十五回里當唐僧得知他的白馬被龍吃掉之後，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進，可憐啊！這萬水千山，怎生走得！」說著話，淚如雨落。行者見他哭將起來，他那裡忍得住暴躁，發聲喊道：「師父莫要這等膿包形么！你坐著！坐著！等老孫去尋著那廝，教他還我馬匹便了！」三藏卻才扯住道：「徒弟啊，你那裡去尋他？只怕他暗地裡攛將出來，卻不又連我都害了？那時節人馬兩亡，怎生是好！」行者聞得這話，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濟！不濟！又要馬騎，又不放我去，似這般看著行李，坐到老罷！」一個懦弱愛哭的弱者形象栩栩如生。他是如此的迂腐可笑，在第五十六回里，當孫悟空打死幾個強盜後，唐僧念念有詞「你到森羅殿下興詞，倒樹尋根，他姓孫，我姓陳，各局異姓。冤有頭，債有主，切莫告我取經僧人。」由此可以看到他的自私，直言不諱的為自己開脫罪責。在唐僧身上，封建儒士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誠，諷刺性地得到了統一。

　　吳承恩對喜劇性藝術的偏愛，在塑造孫悟空和豬八戒時表現得格外明顯。相對於唐僧的懦弱無能，孫悟空總是保持著旺盛的鬥志和樂觀的精神，以內在的嘲諷、戲謔、詼諧和機智，戰勝貌似龐然大物的外部敵手。無論對天庭玉帝、佛祖天尊、龍王城隍還是妖精鬼怪，孫悟空都能以自由平等甚至居高臨下的態度予以蔑視和嘲笑：天庭至尊他直呼「玉帝老兒」，佛祖如來他敢說「妖精是你的親戚」，至於山神土地更是他經常戲弄的對象。他從一出場便有令人發笑和振奮的氣質，即使是在如來手掌時，依舊調皮，「又不庄尊，卻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他是如此的可愛和可親。在小說中，孫悟空既是一位精力無窮的英雄，同時又是「空」這一深奧教義的雄辯的代言人。不過，他到底是一位頑皮猴子的喜劇形象。他天生就是一位愛玩的鬥士，童趣在他身上十分明顯。

　　豬八戒是小說喜劇的重要成分，他是小說中最優秀的喜劇形象。其貪吃好色、自私庸俗、天真愚笨的世俗性格和出家僧人身份的矛盾衝突，使他在取經路上顯得生動滑稽。豬八戒作為放大了的世俗的人，他沒有宗教信仰，渴望普通生活，他的一切所為大多是宗教所不允許。在第二十三回《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里，八戒說的最多的是「從長計較」，同時又急切的想要娶妻。面對婦人質疑他的丑貌，八戒道：「娘，你上復令愛，不要這等揀漢。想我那唐僧，人才雖俊，其實不中用。我丑自丑，有幾句口號兒。」如此幽默風趣不自卑的個性貫穿始終。豬八戒是一個具有濃郁生活情趣的幽默形象，豬八戒的喜劇性格在小說中處處可見。在談到《西遊記》中的人物時，夏志清這樣說過：同孫悟空的超然相比，唐僧每一次恐懼、輕信以及對正確行為的狂熱偏執、關心肉體舒適而又易怒的表現，就像豬八戒明顯的笨拙行為一樣，實屬有意設計的喜劇的一部分。[3]三個具有不同喜劇色彩的主要人物，在沙僧這個「苦行僧」的陪襯下，個性鮮明起來，正是因為他們各自的喜劇性格，使得西天取經的故事變得妙趣橫生，藝術價值突出。 　　三、寓喜劇性於遊戲精神之中

　　《西遊記》的喜劇性還表現在它的遊戲精神上，它並非一部沉重嚴肅的歷史劇或哲理劇，而是一部充滿著想像和浪漫色彩的神話小說。關於它的遊戲性娛樂性，歷來都有爭論，在強調階級鬥爭的時代，它曾被拿來當作政治小說來看待，嚴重抹殺了它本身的藝術特徵。1923年，胡適在《<西遊記>考證》中指出「《西遊記》被三百年來的無數道士和尚秀才弄壞了。道士說，這部書是一部金丹妙訣。和尚說，這部書是禪門心法。秀才說，這部書是一部真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說都是《西遊記》的大仇敵。這部《西遊記》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它並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它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這點玩世主義也是明白的；它並不隱藏，我們也不用深求」。[4]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論及《西遊記》時，一方面採用胡適的論述，說《西遊記》「每雜解頤淛（<五雜俎>十五）之『<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為心之神，以豬為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數語，已足盡之。」[5]即認為《西遊記》是一部蘊含哲理的書，但不必求之過深。這就從側面強調了《西遊記》的遊戲精神和審美娛樂價值。

　　從小說的第一回開始，到第一百回結束，處處都可見作者天才的遊戲之筆在自由地馳騁。在神魔相爭的緊要關頭，作者往往將緊張的衝突轉為喜劇性的場面，化險為夷。於是小說在相當程度上拋棄了功利觀念，增加了審美愉悅功能。小說第四十四，有這樣一段精彩有趣的描寫，這獃子有些夯力量跳下來，把三個聖像，拿在肩膊上，抗將出來；到那廂，用腳登開門看時，原來是個大東側。笑道：「這個弼馬溫著然會弄嘴弄舌！把個毛坑也與他起個道號，叫做甚麼『五穀輪迴之所』！」那獃子抗在肩上且不丟了去，口裡咕咕噥噥的禱道：「三清，三清，我說你聽：遠方到此，慣滅妖精。欲享供養，無處安寧。借你坐位，略略少停。你等坐久，也且暫下毛坑。你平日家受用無窮，做個清凈道士；今日里不免享些穢物，也做個受臭氣的天尊！」。後來，他們又撒臊溺充聖水，戲弄虎力、鹿力、羊力大仙，字裡行間充滿奇趣，在遊戲的氛圍里自然而然的表達貶道的立意。

　　輕鬆愉快的遊戲精神非但不是以遊戲為宗旨，反而使作品在笑聲里實現了思想性與藝術性統一的效果，達到了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從而使小說在喜劇化的表現下，耐人思索，引人回味。作為喜劇性表現之一的遊戲精神，可以說是《西遊記》藝術的精華所在，正因為如此，人們在《西遊記》的遊戲精神得到了高度的持久的美的享受，也使它不同於一般的膚淺的喜劇性作品，而是一部充滿著作者高超的審美理想的藝術作品。

　　四、結語

　　正是因為《西遊記》的喜劇藝術的巧妙運用，使人愛不釋手，給人以極大的樂趣。它的藝術魅力也由此完美彰顯，吸引了眾多讀者。戲謔手法的運用，經典人物的塑造，以及遊戲精神的抒寫，這三者和諧而統一的共同構成了《西遊記》的喜劇藝術。它是古典四大名著中最生動活潑的小說，趣味盎然，但同時也蘊含著豐富的人生哲理，灌注了對生活理想和人性的追求——自由。《西遊記》的喜劇性藝術形式在表達內容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注釋：

　　[1] 徐朔方 孫狄克，《明代文學史》，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第129頁。

　　[2] 郭英德主編，《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139頁。

　　[3] 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江蘇文藝出版社，2008年4月，第123頁。

　　[4] 胡適，《胡適論中國古典小說》，長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頁。

　　[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齊魯書社，1997年11月版，第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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