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泛濫,中國還有中國人嗎?

諍,不是爭,所以用不著吵。如吵架、罵娘一般。更不是奸,強姦、漢奸之類。自然,也不是奴,奴隸、奴才之類。諍,就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中唱的那樣。是人,起來的奴隸。在意識形態上,是奴性蕩然無存的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什麼是民族主義?這是一個模糊不清、很難定義的概念。

梁啟超先生指出:「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

梁先生所說的這種民族主義,顯然是指弱勢國家的民族主義,其根本宗旨在於實現和捍衛國家獨立。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弱勢國家的民族主義,它以整個國家為主體,主要是針對外國而非國內的其他兄弟民族。其構成要素似乎包括愛國思想、中華文化的自豪感、復興中華民族的抱負,以及對分裂祖國勢力、外國反華勢力的反抗等等。  

實際上,民族主義有兩種情況:弱小受欺時,民族主義是一種反抗,求民族獨立、求民族尊嚴,這往往來自於求生的本能和對民族的熱愛;實力強盛時,民族主義極易演變為霸權主義、沙文主義,這通常來自因實力超群而產生的傲慢和野心。

強勢民族不喜歡弱勢民族搞民族主義,甚至不遺餘力地誣陷詆毀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因為那樣會影響他們的霸權主義和價值觀的輸出。這就是他們自己在大搞民族主義的同時卻對其他民族的民族主義進行妖魔化的根本原因所在,即,所謂「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點燈。」強國與弱國之間亦然!

民族是人類基本的生存單位,國家是基本的主權單位。在今天的世界上,誰能脫離民族而生存,誰能脫離國家而存在?

列寧說:「每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出現重大危機的時候,愛國主義的破旗就又散發出臭味來。」。其根本不是否定愛國,而是否定「主義」,尤其針對偽愛國主義、偽民族主義者。

為什麼會這樣呢?那得從主義說起。所謂主義。簡言之,就是極端化。手段的極端化與概念的虛擬化。文字或語言上,也就是:極言之。從道德的角度來看主義這個意識形態領域的東西。以主義這種本身就很極端的意識形態來區分人類社會,好就好在極端化,抽空或混淆諸如國家,民族,社會等概念,如,白馬不是馬。該人不是人。既可以作為對內部的思想控制術,又能作為對外部的精神勝利法。這就容易被偽民族主義者,偽愛國主義者鑽空子。

那麼,什麼是偽民族主義者,偽愛國主義者?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拿大旗當虎皮,拉幫結派打擊一切」「狹隘、極端、危險」的人。

正本清源: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這是兩個相互交叉而容易混淆的概念。有的時候,民族主義就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就是民族主義;但兩者畢竟是有所區別的。如,也有的時候,民族主義卻是分裂國家的主因。

英國政治學家米諾格(Kenneth Minogue)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作出區分。他認為二者的區別在於愛國主義是熱愛現實的祖國,因此主要表現為抵抗外來侵略以捍衛現實存在的祖國;而民族主義則是致力於現實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

筆者以為,民族主義不僅致力於現實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而且對本國範圍內的所有民族的歷史和自己祖先的優良文化傳統採取尊崇的態度。因此,愛國主義是一個比民族主義更廣泛也更深遠的概念。尤其對於中國這麼擁有56個民族合稱「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國家。

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民主主義。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所表達的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並不矛盾。民族主義是手段,民主主義是目的;民族主義是對外的,民主主義是對內的。

但筆者以為,孫中山先生所表達的民族主義是打江山時提出來的,且那時針對是滿清政府,與新中國56個民族「大家庭」共同坐江山的概念有所混淆。為此,新中國應採取對外以愛國主義爭主權,對內以民主主義修人權的宗旨。

一個國家理想的狀態應當是:對外要「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捍衛國權;對內要「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善待民眾。 

近代中國陷於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悲慘境地,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國人的人性衰弱當為其中之一。幾千年的君主專制社會嚴重壓抑了中華民族的性格,自卑、奴性、忍氣吞聲、逆來順受成為我們民族性格中揮之不去的劣根。在新的世紀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這種劣根性必須加以根除。而根除的法寶就是「正本清源」。

從歷史上看,衰弱的中國需要民族主義,需要愛國主義。崛起的中國在需要大民族主義,需要愛國主義的同時,更需要民主主義。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處於發展中、崛起中的國家,要克服前進道路上的艱難險阻,不發展民主主義是不可想像的。

以人為本考:從「以雞為本」,看「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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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待修改!!

原文:

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要問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恐怕都會把人的變化列為第一。無論市場經濟格局的形成,還是社會結構的變遷,都是人創造的。但是要問中國人究竟變成怎樣了,則是褒貶不一,模糊不清。 過去判定「中國人」是件很容易的事。但現在似乎變得很複雜、很難琢磨。四川大地震中展現的是萬眾一心救援施善,而「三鹿病」又抖露出要錢不要命的集體施惡;神舟載人航天能做到毫釐不差、公開透明,但一系列的礦難、滑坡、大火災又是漏洞百出、欺上瞞下。 撇開這些大事件,就說最近的一件小事,有個青年居然給教授摑耳光,居然還有人為此辯護,且有「挨了一個民族主義耳光」的言論登報。此等醉拳式情形,不要說外國人,就連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都感到莫名。

真材實料的象徵

現代中國人究竟該怎樣,既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儘管全球化浪潮沖涮著國界,人們的行為方式趨同,國家對國民個人吃什麼、穿什麼、到哪裡、講什麼、信什麼越來越無法干預,但國民性卻越來越成為軟實力競爭的核心。「中國製造」、中國成為第三個步入太空的國家、中國奧運金牌總數第一、中國嬰兒遭遇毒奶粉襲擊,這些語言取消了國別便變得毫無意義。 國家和國人總是聯繫在一起,好消息或壞消息都給世界留下對一個國家、民族的大致印象,軟實力的強弱也因此顯現。軟實力包括良好的社會制度、健全的法律、安全的生活環境、科技創造力、經濟增長潛能等,都是人為的。越能體現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如誠實、守信、創造、友善、自由等,軟實力越強。所以英國學者認為,全球化時代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滋育健全的國民性,提升國家軟實力。 中國人曾是地球上最容易辨認的一群。他們是寫著方塊字,吃著中國菜,黑頭髮黃皮膚,總是以學習和求教的眼神打量著外界,憑勤勞、刻苦和誠實改善生存狀態,提升社會地位;他們尊重有文化、有知識的人,對那些稱得上「家」的人如專家、作家、科學家、思想家總充滿敬意;他們講究層次劃分,在輩份、才學、官職上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而尊老愛幼、禮賢下士、愛民如子等道德教化又反向地潤滑著不同階層間的矛盾,維護著和氣,遵循著中庸之道;他們把國與家並列,國運昌盛和家業興旺是活著的雙重目標。 過去一百多年來,中國屢遭外國欺辱和貧困脅迫,拼搏色彩強烈,鄧小平提出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既是總結也是期待。雖然歷經剪辮子、穿長衫、換中山裝、「不愛紅妝愛武裝」的變化,但裹在裡面的「心」是大體沒變的——善良、質樸、進取、謙遜、守信。香港記者說,曾經在港出售的國貨,濃縮著大陸人的形象:看上去也許一點不吸引,包裝土氣笨拙,但有一點是值得驕傲的,那就是絕對信得過,是最可靠和真材實料的象徵。

形象模糊意味著進步

中國在巨變,中國人必然要變化,過去為人熟悉的形象日漸模糊,意味著社會的進步和人的解放。30年前的中國人多麼實在、質樸,也是貧窮的、愚忠的、沒有多少自由、與世界隔絕的。大約在10年前,在海外中餐館,常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台灣人就餐,香港人開餐館,大陸人端盤子」,可見地位的懸殊。但現在行情全變了,在國外讀私校、開跑車的儘是大陸人,留學歐美的大陸人不再一門心思移民,而是積極回國發展。 中國與世界融合的深度和力度增強,讓國人有了更多選擇的自由。不喜歡黑頭髮,可以染成黃頭髮、紅頭髮;不喜歡中餐、綠茶,還有麥當勞、可口可樂來吃喝;嫌中文名不時尚,可以把「張建國」改成「皮特·張」。除了領導人不能選舉、居住環境不能挑選外,西方有的,中國幾乎都有,甚至有更豐富的選擇餘地。當然,中國最大的成就是,洋務運動以來的先行者們倡導了百餘年的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價值觀,在過去30年竟順暢地植根,已成為興國目標;鴉片戰爭以來以御外為主旋律,而北京奧運會則實現了「迎外」的歷史性轉折。國家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國民性不變才是怪事。

警惕自我膨脹的危害

正因為發展得太快,中國人不免有自我膨脹的意識;因為物質追求超前於精神重塑,難免存在物質與精神間的失衡。胡錦濤出面講解「八榮八恥」,不是針對少數人的,而是針對全民講的,意味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缺失已開始影響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很多人都看到無處不在的浮躁現象,但隱藏在背後的是自我膨脹,說通俗一些就是「我能」、「我好」。中國領導人尚承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需要發展和完善,但有人馬上膨化為中國體制是世上最優越的模式之一;美國出現金融海嘯,也有人斷言資本主義走上窮途。 一些官員凡事「一個都不能少」,既是學者,也能為老闆排憂解難,金錢美女樣樣不缺;大大小小的企業經理人員一律改名,統一為「總」,一旦成「總」則有了吆喝下屬的通行證;博士、教授批量產出,專著論文成了批發產業,抄襲教材已不被視為侵犯知識產權;網路上罵語穢言蔓延;最有趣的當屬文化人,可以把昔日的名家統統視為敗筆…… 自我膨脹的結果之一是欺騙盛行,因為都不想受約束,也少有人去追究,於是有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假冒偽劣爭先後」的現象;結果之二是虛妄和驕狂成風,於是有了「政績工程」這樣的專用名詞,有了毒奶粉的擴散、遇到事故欺上瞞下和國際競爭中的屢戰屢敗。自我膨脹的心態不僅會阻礙中國人開闢更廣闊的新景,也會降低軟實力。 一些習慣性錯誤如不及時警覺,就有可能演變成「習慣性文明」。因此筆者特別希望,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活動中,中國人能就再塑「現代中國魂」展開討論,從全球視野反思「誰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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