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看優良政體的形成

從《舊制度與大革命》看優良政體的形成 ● 許章潤 　　 　　與《南方都市報》記者李響的對談，2012年12月 　　 　　一．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 　　 　　李 響：《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135年後才有了中譯本。自從翻譯過來以後，就產生了巨大影響，與之相伴的是在中國研讀托克維爾的人越來越多。那麼，究竟這本書的主題是什麼？為什麼它攪動了漢語文明讀者的心弦，讓我們寢食難安？ 　　許章潤：《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的最後一部著作，享譽世界。很長時間裡，我們一直將它看作是有關法國大革命史的專門性研究，未免過於狹窄，太過簡單化了。作者是在晚年失意歲月中撰著此書的，以此歸納，實在未能觸及此書的深刻主旨，特別是它痛定思痛的反省性格。作者於現實政治失意後沉潛故事，思考祖國政治轉型的曲折歷程，不難想見其下筆驚心，掩卷而長嘆。 　　實際上，本書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學著作，以法國大革命為典型個案，重在研究一個國家的政治轉型，由此檢索「大時代」中特定國度內文化和政治轉型的一般性原理。之所以攪動當下中國萬千讀者的心，讓一部談論異鄉政治的著作洛陽紙貴，就在於轉型政治的來龍去脈不僅載述了異邦的甘苦，而且，映照出了我們的當下困境，同時，引發出無數的聯想和憧憬。 　　托克維爾在這本書中提出的問題，牽連廣博，遠遠多於他提供的答案。具體到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背景，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在一個國家實力不斷增強、社會高度變動分化的時代，一旦打開封閉的政治匣子，而政制無力接應，會否「革命」就先跳了出來？萬一如此，會否造成人琴俱焚之勢？路易十六是一個「仁慈」的君主，似乎也是一個願意改革的君主，但卻最終走上了斷頭台，說明「革命」一旦發生，可能就收拾不住。豈止收拾不住，還會反過來吞噬自己的兒女呢！身處革命，也就是身處凶局，則吉凶難料，蓋在於革命本身既無現成模式，又缺乏審慎克制等常態政治因素，則指東打西、隔山打牛、陰差陽錯，並不全是革命者所能預料而掌控者也。所以，包括丹東、羅伯斯比爾在內，均為自己的理想所葬送，今天回視，雖說依然驚心動魄，扼腕拍欄，但卻見其間一脈婉轉，線索井然矣。 　　其中一脈線索就是「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區際。在此可得陳說的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是兩種不同的劇目，理路有別，終點迥異。現代意義上的政治革命旨在實現政體轉換，以憲制及其基礎之上的個體自由為終點，從而奠定政治基礎，並非絕然可怕。歷史來看，政體轉型可能訴諸暴力方式，也可能採取和平方式，但不論如何，其之為政治革命則一。相較而言，社會革命以社會平等為目標，通常表現為一個階級對於另一個階級的權勢和利益的暴力性剝奪，並由此訴諸大規模的騷亂、衝突、巨量的人員傷亡。以此為代價，革命者常常憧憬一個絕對平等的烏托邦境界。從而，解放與平等構成了革命的基本訴求。在二十世紀對於「革命」做出了傑出研究的少數幾位學人中，漢娜?阿倫特的觀點尤其值得記取。在《論革命》一書中，阿倫特就曾指出，法國革命是「胃的造反」。造反者挨餓受凍，追求社會平等，所以說是「胃的造反」。為什麼你能吃好的穿好的，而我不能，這便是導火索。基此導向，對於「平等」和「解放」的追求，成為革命的中心題旨。用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話來講，法國革命「把盧梭放在了洛克的前頭」。換言之，原本旨在追求政治目標的進程，一不小心，變成了「胃的造反」，社會問題沖淡乃至於取消了政治本質。英美革命雖然也有流血，但其導向在個人自由，以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為目標，而以議會民主或者共和體制來收束。換言之，先實現「洛克時刻」，將來再逐步兌現「盧梭願景」，所以較為穩妥，相對平和。 　　由此可以看出，時當轉型過程之中，所要避免的是社會革命，盡量以政治革命取而代之。要避免社會革命，就要探討什麼因素可能引發社會革命。避免社會革命的最好辦法當然就是消除造成社會革命的原因。人民不滿足於階層的固化，對於貧窮之自覺體認和不能忍受，希望自己於政治上獲享發言的機會，凡此皆可能引發革命。如果具有自己的政治理論，可能會導向自覺的政治革命，否則，自然指向就是社會革命，也就是「暴動」與「造反」。所謂「殺盡天下貪官」，「殺盡不平方太平」，「所謂殺進南京城，有吃有喝有女人」，不一而足，類皆如此。其間分際，是歷史在作祟，而歷史的當事人，作為一種建構性因素，多少也能發揮相當的作用，所謂「主觀能動性」也，就看是否擁有自己的自覺的政治理論。 　　一言以蔽之，《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探究的是革命和政治轉型之間的關係，講述了一個國族的政治轉型的苦難與艱辛，特別是革命如何爆發並走向如此結局的生聚教訓。托克維爾不是保守派，對革命的態度是接受而非排斥，但他關注的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如何經由革命實現政治轉型，也就是以「政治革命」來避免「社會革命」，從而步向一個「民主化」的政治格局。其用心在此，其著述的價值也在於此。 　　 　　李 響：托克維爾在書中指出，舊制度準備好了一切革命條件，卻沒有能消除造成革命的原因，當國王決定進行全面改革的時候，迎來的卻是革命。這看起來是歷史的玩笑。那麼。到底是什麼造成了這種情況呢？ 　　許章潤：你提到的這一點，其實也是托克維爾衷心關注的問題，而念茲在茲。其間，所謂的「政治時間差」，蔚為關鍵。誰搶在前面利用這些有利條件，誰就會佔據主動地位。毫無疑問，當時的法國君主和王室是落在後面的，反映遲鈍了。今日回看，他們實在是昧於世事和時世。 　　這裡有一個現象，需要我們注意。就是迄至路易十六時代，法國面臨的一個非常急迫的社會問題，乃是貴族和王室之中，數萬人成了體制的寄生蟲，在將自己的特權以及責任一併交由王室的同時，成了依靠王室而活的不勞而獲的特權者。既然他們必須要靠王室維持的特權來吃飯，而王權的統治也有賴於他們的支持，則彼此利用，一統於上，反倒將社會掏空了，從而讓新興的第三等級獲得了發育成長的機會。但社會本身由此喪失了對抗王權的本錢，也是不爭的事實。至此，貴族和王權，不是心心相映，而是息息相關，所謂的「王權帝制」不過是一種「分肥機制」或者「分贓機制」罷了。另一方面，本來，凡此特權在路易十四時代已然多所削弱，可在路易十六時代，因為王室較為軟弱，出現了「貴族的反動」，要求恢復並且部分恢復了一度遭到削弱的特權。這就造成了成長中的第三等級，也就是所謂的資產階級的強烈不滿，波旁王朝的合法性因此搖撼不已。最後，國王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舊貴族尾大不掉，因為國王的政治基礎就是這些人。一方面他對這種狀況很不滿，另一方面又無能為力，終至舊體制不支倒地而後已。 　　對於當時存在的兩種貴族與兩種資產階級的具體分析，有助於理解這一判斷。當其時，「佩劍貴族」與「穿袍貴族」由對抗而團結，既對抗王權，又反對平民，阻撓試圖削平特權的王權改革，尤其是「穿袍貴族」使用高等法院和各級法庭作為陣地，終將舊制度搞垮。另一方面，來自工商界和法律界的資產階級，投資購買的官職的價格不斷貶值，使得他們深懷挫折和幽怨，也不滿。在此，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政治秩序的參與者卻因秩序本身無力為自己買單以致於威脅到他們繼續作為秩序的參與者的安全感和收益預期，此時此刻，巨大的怨憤伴隨著挫折感而來，激發了他們重締秩序的衝動。無力買單，也就意味著君主的權威正在崩潰。事已至此，「勞作者、戰鬥者和祈禱者」，都滋生了普遍的挫折感，天啊，舊制度還有什麼好活的。——凡此種種，都彙集成為大革命的動力。 　　一個國家的政治轉型，必須要有理念、智慧、機運和勇氣。矛盾越積越多，路易十六也發現必須有所變化，希望尋求新的政治支持。他的選擇是召開三級會議，而這恰恰是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現。一百五十多年都沒有開過的三級會議，現在突然要開會，國王準備好了嗎？一百多年前的第三等級和當時的第三等級能構同日而語嗎？而且，到了如今這個時刻，有限的讓步和允諾，還能餵飽那個羽翼豐滿的階級的胃口嗎？所以，置此情形下，一開會就出現了政治失控。雖然似乎國王有些理念，也好像有些改革的勇氣，希望著手改革，法國當時的國際地位也比較高，有改革的機運，但是缺乏智慧，以致於終無所成。加上普法戰爭失利，政治統治的正當性早已搖搖欲墜了。當其時，歐洲諸邦不都是「舊制度」嘛，偏偏路易十六上了斷頭台，不能僅以王室處置失當和法國啟蒙激進解說，這後一個因素，亦難辭其咎也！ 　　 　　二．國家理性與文人政治 　　 　　李 響：如果從歷史背景來看，當時的法國正處於輝煌時代，對外通過支持美國獨立，大大打擊了宿敵英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都是歐洲最快的，現代法國許多基本框架也都是這個時候形成的。為什麼全國上下不能達成一致，抓住歷史機遇，反而走向分裂和瓦解呢？ 　　許章潤：從大背景講，這就必須要提到國家理性層面，方才解釋得通了。當時法國確實是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也有機會擺脫與英國競爭世界主導權中的落後處境。對於國王而言，他的政治主權觀念是來自於國家間政治和國際法意義上的主權。基於前者，他希望開徵新稅，解決因幫助美國獨立以及與英國爭霸所造成的財政困難。但是，另一方面，內政意義上的主權是一個複合體，其所蘊涵的另一種含義就是內政的憲制化和民主化，也就是我們講的一般的人民主權。正是在此，不啻當時的王室，就是在托克維爾寫作《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際，亦非人人相諭而共守者也。其實，此間牽扯到近世「現代秩序」問題，有一個逐漸普及人間的過程。比如中國，1840年之後，已經接觸到了前一種主權，但是直到清末變法的時候，才開始理解後一種主權。這不是說吾族顢頇，而是適逢整個世界治道和政道都在轉型，是「樞紐時代」以來的最為重大的轉型，有人聞道在先，有人在後，因而伴隨著時間差的便是所謂「先進」與「落後」之辨了，也就是誰率先進入「現代秩序」的問題。率先跨進一步，發達在先，有資格和能力欺負後來者，這是昨天的事實，也是眼面前的事實，通常所謂的「興亡」二字無法道盡呀！ 　　講到國家理性，不可割裂其內外兩個維度。一方面是「國家政治」，另一方面是「國家間政治」。從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王室和政治層對此兩方面均有所顧慮，黎塞留一脈，更是念茲在茲。但是，如何使內外配合，做得不夠。前面說普法戰爭失利導致政治正當性羸弱，就是國家間政治失分導致國家政治逆轉的例證。特別是國家政治層面的內政民主化，基本未曾提上議事日程。而且，整個統治階層似乎對此缺乏應有的歷史感，或者說，未曾表現出應有的敏感性。一般而言，現代政治中，國家間政治的勝利能給國家政治加分，國家政治的危機往往可以通過國家間政治來轉移，但是轉移不好，國家政治的危機反會加劇。路易十六面臨國家政治危機，他也希望通過國家間政治來轉移危機。路易十六時代，一方面是貴族勢力尾大不掉，另一方面是貴族勢力內部分化，很多貴族已經是革命者了，比如拉法耶特。當年在貴族沙龍里鼓吹革命，廢除貴族特權的很多人本身就是擁有特權的貴族階級。路易十六對貴族階級的分化和國王的統治基礎的危機認識不足，同時，對於第三等級的成長和躍躍欲試也估計不足。 　　而且，當時法國和英國不太一樣的地方還在於，英國思想界佔據主導地位的是經驗理性，其之思想者和統治集團之間交流的暢通程度是驚人的。雖說英國社會階級壁壘森嚴，但上流聚會，首相、大臣、貴族和思想者們一起唧唧喳喳，可是風景呢！路易十六時代法國的特點是分層，一個圈子一個圈子的，保守派一個沙龍，革命者一個沙龍，統治集團是固化的，流暢度還不及路易十四時代。英國這個傳統轉移到美國，就制度化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旋轉門制度」，學者教授出學府奔政府，出將入相，換了政府再回學院去。相較於美國，法國沒有這樣的政治習慣，等於缺少了一個思潮和意見折衝樽俎的緩衝環節，結果就是各種意見極端化，沒有實踐理性，統治集團固步自封，思想者則拒絕除了自己著作以外的其他東西。 　　事實上，如何將國內政治和國家間政治兩相配合，達到一種政治成熟，提煉出一套現代國家理性，為國族招魂，妥帖安放其心靈，這需要各方的努力，既需要盧梭、孟德斯鳩這樣的思想家的理念構建，也需要黎塞留、路易十四這樣的政治家經驗理性，需要他們的實踐智慧。 　　 　　李 響：是的，托克維爾專門指出法國當時存在的「文學政治」，一批生活在書齋的思想家、文學家沉湎於自己的理想世界，但是卻主導了法國的公共生活。托克維爾對這種情況的厭惡溢於言表，怎麼看法國知識分子在法國轉型中的作用呢？ 　　許章潤：舉個例子，英國歷史家尼爾?弗格森曾經說過，盧梭及其《社會契約論》是西方貢獻給世界的最為危險的思想。你怎麼理解這樣的評價呢？《社會契約論》也是劃時代的革命性的偉大作品呀，也有其思想淵源呀。但是為什麼說「危險」，甚至於「最為危險」呢？就在於它以「公意」為最高權威，這裡的「公意」不是基於選票箱來昭示的人民主權，而是「公共意志」，這樣就容易造成一種挾公意而令天下的暴政態勢。一旦把公意賦予某些人，或者，這些人以天命所歸來自我標榜體會到並掌管了公意，而且欲行之於天下，老天爺，他或者她不就是上帝了嘛！那時節，生殺予奪，何容別人只會耶！法蘭西革命時的一個重要口號之應運而生很能說明這一問題。當其時，「我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造就一代共和主義新人」，蔚為時尚，正為此種獨斷的歷史主義之狂妄無以復加的自我表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是這樣看的，法國的知識分子懷抱高蹈理想，對於人類理念的革命性變革有功，而對祖國的政治轉型之跌宕起伏有責。與英美知識分子相比，法國的知識分子類型不太一樣。橫空出世的知識分子，耽於理念創造，一般世俗的知識分子和具體的政治又無相應的結合點，至於宮廷知識分子則與社會脫離。此外，法國的知識分子是分成一圈一圈的，十九世紀維也納或者巴黎式的學術中心之七嘴八舌，當其時，似乎尚未成氣候。而且，囿於「舊社會」的桎梏，英美知識分子與社會上下層之間的那種流動性，法國是沒有的。若欲真正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就要讓知識分子足以閃轉騰挪，能夠於社會的上下層之間發揮勾連起來。 　　 　　三．革命與立憲：國家與社會的新舊重組 　　 　　李 響：我們經常講大革命造成了法國歷史的脫軌，最典型的就是隨後一百多年法國不停在立憲，但是部部都成了一紙空文。從立憲的角度看，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許章潤：法國從大革命之後至第三共和時代，一百來年，一共制定了16部憲法性法律，後面一部否定前面一部，所有的都沒用，都是廢紙。以革命開道，而新憲法來為革命背書，是非常激進的舉動，以後並成為法國式大革命的典型做法。所謂以憲法來肯定革命成果云云，為其語詞例證。本來，在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操切立憲，結果往往是憲法紙面已立，而無法對應和因應社會事實，導致紙面不過就是紙面而已。法律的根本問題繫於事實與規範（Physis and Nomos）之間的互動，事實在先，規範在後，由此形成所謂的「觀俗立法」，是法律自我成長的不二法門。首先通過事實上的變化和突破，然後再通過法律來認定，這法律才能有事實支撐，比較穩定，長享威信。而事實多半是慢慢生成，並非疾風暴雨的革命呼喚變幻就即刻閃現的。再說，即便革命登場，可能改變的是政制，而政治和社會事實未變，可憲法等規範世界恰恰奠立於政治與社會事實基礎之上，則基礎不存，紙面不就只能是紙面嗎！ 　　三級會議之後，第三等級所制定的第一部憲法，看起來是一部比較反映法國政治事實的妥協性憲法，但是法國當時政治博弈的過程實際才剛剛開始，並沒有完結。這時候通過憲法來載述新政權的政治正當性，其實帶有解構之前的政治正當性的內容之「言外之意」，實為不智。我們後來看到大革命之後，法國政權不斷更迭，每一個政治派別上台之後都制定自己的憲法，每一部都以解構前一部憲法來建立自家正當性的憲法，結果都是得不償失的導致一切立憲都是臨時性的法律，這就預示著新建立的政權是短命的，政府是短命的，國家的轉型遂一波三折，平添舛厄。 　　 　　李 響：如果將法英美轉型過程相對比，我們能有怎樣的啟示呢？ 　　許章潤：剛才說到立憲以政治和社會事實為基礎，意味著著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蔚為大綱。的確，這裡有個「國家與社會」的變化、互動關係，不可不察。英國的轉型，伴隨著革命進程的是先締造了「新國家」，但是社會本身並無根本改變。實際上，直到現在，英國的社會等級的固化也還比較嚴重，上院貴族制雖說屢經調整，就沒有根本性變革。美國恰恰相反，革命之際已然存在一個「新社會」，是英人移民拓殖後歷經兩百年生聚始見成效、外打正著的產物。立國之後的國家形態實際是都鐸王制的翻版，奠立於此「新社會」之上。所以，社會文化學家吉爾茲總結英國是「舊社會，新國家」，美國是「新社會，舊國家」，實在是洞若觀火。 　　那麼，法國是什麼呢？在我看來，法國是「新國家，新社會」，但是這個「新」來得太慘烈了，以致於基礎全無，根基搖撼不已，動蕩百年方息。所以，隨後逐次調整，直到第三共和，一路後撤，連宗教也從新教回歸舊教，方始安定。英國之所以穩妥，是因為社會沒有怎麼變，國家更新之後帶動社會漸變，於不斷的緩慢的政治改進之中，逐步形成了優良政體。美國早在獨立戰爭之前就已經逐漸發育出自家的新興社會基礎，通過「新社會」來促進舊制轉型，實現政治改進，而一總包容於一個新國家「美利堅」。此後，歷經慘烈內戰，到1898年美西戰爭，再到後來的民權運動，這個國家才算塵埃落定，確立了自己堅實的優良政體，也是一百多年呢！法國則是「新國家，新社會」，但麻煩在於，卻無「新政治」以為配套，實際上，「胃的造反」橫掃之下，新政治舊政治都沒有。三級會議既不能形成有權威的政治治理，也不能容納民主參與，最後直接導致國家崩盤。英美的經驗是，國家、社會、政治三樣中有一樣能穩定住，轉型過程就不至於崩盤。再重申一句，國家、社會和政治，總要有一樣發揮穩定作用，則轉型大致總能完成。就怕全面潰敗，一樣靠不住，事情就麻煩了！ 　　這是我們現在看《舊制度與大革命》所激發出來的一個重要啟示，即如何穩住社會，實現有序轉型，形成優良政體。迄而至今，中國的國家當然是「新」的，社會也算是「新」的，或者，半新半舊的。百年來，從傳統王朝國家到民族國家，中國社會的的確確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歷遭摧殘，但老根子還在，還有基礎。中國唯一的問題就是雖則有新國家、新社會，但是用的是舊政治，我們的政治體制還是秦漢政體，並沒有徹底改變，以致於政體未能恪盡國家和社會之需。而要改造政治，就必須釐清政治和社會的關係，通過做大公民社會來帶動政治轉型。 　　 　　四．優良政體 　　 　　李 響：我們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很多時候都不由自主地聯想到中國。兩個國家，同樣經歷過大規模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樣有著調整轉型的艱難過程，那麼，在此，《舊制度與大革命》給我們帶來了那些啟示？ 　　許章潤：其實，這本書在刻下的中國居然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引發官學和媒介的陣陣熱潮，就在於中、法兩國的近代轉型進程具有某種相似性。或者，想像的相似性。事實上，早有中國學者借用《舊制度與大革命》式的研究理路來分析中國近代史。如同面對近代法國，研究「中國問題」而不研究「革命」，就無法理解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問題，也根本無法知曉「中國問題」與「現代中國」是如何產生和有望解決的。畢竟，過往的「漫長的十九世紀」和「短暫的二十世紀」，都是革命和戰爭的歷史。 　　眾所周知，過去的一百多年，直到1978年，神州大地，「革命」是唯一的政治正當性，為了革命可以推翻一切，如同為了革命可以興建一切。但是，革命變成了民不聊生、普天之下皆戰慄，就不是革命者和億萬芸芸眾生的可欲選擇了。本來，革命是一種解放的敘事，以平等為鵠的，這是法國式的道路，可能導致專制。另一方面，若以自由為導向，而立基於尊重個人自由和履行公民義務的機制之上，凡此籠統於憲制，因此必須用基於憲法的個人自由來轉圜政治自由，這便形成了美國道路。若此進展順遂，丁一卯二，勢將進境於共和政治，而將這個國族的建構和基於個體自由的革命敘事有機統一起來。如果是說個人自由的起點常常意味著財產自由，以對所有權的確定，對於私有財產的保護為平等和自由的基礎，以社會的緩慢進步逐步實現國家轉型，一種「新國家、舊社會」的路子，那麼，這就是英國走過的路子。 　　回頭來看中國革命。撇除「辛亥」這一段，僅就共產革命而言，第一階段是典型的以「解放」和「平等」為核心內容的革命，形成我們所知道的無產階級專政。1978年以還，放棄了所謂的「繼續革命」選項，漸次調整轉型方式，向英美式道路轉向，這就是所謂的「改革開放」。最近的三十多年，一般視作一個「改革開放」的轉型時代。沒錯，是一個「改革開放」的轉型時代。但是，事實上，如果將它放到大歷史來看，則其所作所為，不過是中國百年轉型進程中的又一階段而已，一個接續的轉型長跑，承載的是從清末戊戌變法開始的國家轉型和政治重建，實為第三波「改革開放」也。凡此構成所謂的「中國問題」，其主要任務和願景可以簡單總結為下述四項，此即「發展經濟社會，建設民族國家，提煉優良政體，重締意義秩序」，而將「立國、立憲、立教和立人」，四位一體，籠而統之。簡言之，核心之處在於，我們和法、英、美一樣，都需要建立自家的優良政體，而最終能否實現轉型，關鍵在於恰恰在於能否建立優良政體。就中國今天而言，此可謂重中之重也！ 　　既然身處轉型，中國同樣面臨著法國曾經碰到的問題。例如，大革命之前，法國的一大難題是貴族集團的特權問題，今天中國也有crony capitalism，即裙帶資本主義的問題。此種經由非科層制、非民主化、非市場化的方式，以權錢利益交易為紐帶而形成的統治階層，一旦固化以後就是crony capitalism。實際上，經過幾十年的資本原始積累和權力接班安排，權貴資本已然接管了中國，這是一個眼面前的事實，也是一種新興的「初始條件」，大家乾瞪眼沒轍。刻下轉型努力所要做的就是破解之，多多少少破解之。為何政體轉型如此之難，難就難在格局既定，則利益固化，因而，打破利益格局就是拆解分贓機制，等於攤牌。此時此刻，老天爺，他能輕易放手嗎！不少「呼籲改革」甚至為「改革停滯」彷彿痛心疾首之士，其聲也嘯嘯，其言也呶呶，本身就是權貴資本鏈條中人。這或許從另一個側面解釋了為何重啟改革之聲響徹雲霄，而就是「只聽樓板響，不見人下樓」。 　　當年，托克維爾提到法國政治中上下互相猜忌，民眾對國家政治機構之仇視與了無信任諸題，我們今天也時常面對，或者，尤有甚之。比如司法機構本是社會正義的最終評判者，民眾權利遭受侵犯，在社會調解機制失靈的情況下，通常都會尋找司法救濟。但是，恰恰在此，當下中國司法不公，真可謂窳敗而黑暗。沒奈何，添設一個信訪機構來糾正司法機構的判決，結果不僅未能善盡其事，相反，卻使得司法機構益發了無權威，而窳敗未見好轉也。其實，信訪制度是政治正當性的修補機制，是一種零零碎碎的修補機制。一方面，它不可能對於結構性問題有所作為，充其量只是個耳朵罷了；另一方面，姿態上的對於民粹主義的迎合，以某些行政妥協來效力於政治穩定，這種不講法律原則，更不講政治信用，只能對具體的一些人事充其量達成暫時性的安撫的做法，恰恰屬於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政治上的市儈和短視，不僅腐化了政治，也腐化了人民。迫於政治正當性壓力，掌權者既漠視結構性問題，又向民粹主義低頭，則代價不僅是失去政治美德，尤其是政體的政治美德，而且造成了整個民族政治進取意志之萎靡不振，導致民眾對於政府及其權威性的疑竇重重，或者，根本失去了信心。——「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一方面固然體現了弱勢民眾將事件問題化的技巧，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政制窳敗與人民腐化的鐵證呢！ 　　凡此種種，是我們對照《舊制度與大革命》所能體會到的中國情境，也是我們於再次閱讀中尤然而生的時代焦慮所在，想閣下亦且同慨矣！ 　　 　　李 響：是的，我想每一個中國公民，此時此刻，都會感同身受。那麼，從各國經驗來看，政治轉型之形成「優良政體」，具體是怎樣的一種形式或者過程呢？ 　　許章潤：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所有的轉型國家都有一個長則幾百年，短則一百來年的轉型過程，這個過程旨在實現有效的、進而是有德行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統治，這種政治秩序和政治統治都要體現為一種人間政治生活結構，也就是制度結構，就是政權。形成強有力的有德行的政權，這是轉型的最後目的。政權從何而來，為什麼你有這個政權，涉及到它的政治正當性。於是，有立憲民主體制應運而生，提供神聖正當性解體後的政治空缺。共和也好，革命也好，最終都要形成政權，提供秩序，這人間才好過日子。窮盡人類目前的政治想像力和制度建構能力，哪一種政治形式會賦予政權政治正當性，哪一種政治體制就會獲得廣泛採用，這就是科耶夫、福山者流在「歷史的終結」意義上，喟言立憲民主、代議政制與人民共和之被普遍接受的機運所在。如果政治轉型到最後，倒逼出來的根本問題是時刻為政權的正當性擔憂，那就說明政治制度的永久正當性還沒有建立起來，也就是說尚未完成也。現代政治的特點是政治代理機制，政權來自於人民主權，人民是第一立法者。理論上說，人民主權要轉化為國家主權，國家主權要進境、落實為人民的立法主權。如何體現人民的立法主權，則舍大選機制和代議機制以具體化人民的立法主權不可。另一方面，政府不是人民直接來運作的，由此，立憲政體的代議民主體制奉行的是「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代理機制，實際是一種賢人政治，或者，模擬的賢人政治。在此情形下，形成一種政治代理機制，政府由政黨來組織，政黨是人民橫向聯合的自我政治組織化形式，使得政府就是人民主權所僱用的經理，實際是一種代理制。所以，政權立於立憲民主，享有「永久性正當性」，政府享有的只是「周期性的合法性」，因為代理機制就不可能永久讓你代理，只是周期性的讓你代理，這是因為任何政制都有懈怠和腐化的時候，所以周期性的代理和開放的競爭，都是為了施加一種壓力，保證遴選出優秀的代理人。這種情況下，政權的永久正當性有了保證，再怎麼換政府，政黨再怎麼鬥爭，這個國家都不會亂。一旦出現了政治危機，可以用換政府的辦法消解國民的政治憤怒。政權之所以能擁有這種永久性正當性，就在於其本質上體現人民主權，「權為民所賦」。 　　問題只是在於，權如何為民所賦？有論者暗示，在歷史的某一時刻，人民已經一次性賦權，這顯然是不符合政治經驗的。人民過去選擇你，不代表會繼續選擇你。舊日所謂的君權神授或者奉天承運，顯然相悖於人民主權的基本內涵。現代政治既以人民主權為正當性，則人民主權必須通過人民周期性的出場來呈現。人民周期性的出場給政府賦權，表明自己作為主權者為政府奠基，從而表明了政權的正當性。所以政權的正當性是通過政府周期性的合法性證明來確立的。「人民的出場」有三種方式：革命、遊行示威和大選。目前來看，大選是最為安全、比較穩妥而較為低廉的方式。 　　 　　李 響：「主權在民，治權在賢」，這裡的賢人政治是否就是我們所謂的政黨政治？ 　　許章潤：與政黨政治有關，但無法作此通約。現代政治的通常情形，也是先進入「現代秩序」的典型國族政治生活所昭然於世的一條重要啟示就是，公民經由橫向聯合形成政治組織，實現組織化生存，體現為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此種自我組織化政治生存的最高形式就是政黨政治，一種多元開放的利益調處格局。自高尚的標準來看，政黨是公民的自我組織方式和公民集體政治意志的凝聚的載體，從較低的層次來看，政黨政治是國民基於不同的利益追求而抱團的形式，是以政治凝聚方式而形成的利益集合。與傳統的「黨爭」不同，政黨政治基於平等和獨立的個人位格基礎之上，尊重自由選擇，而以憲製為共同的守則，由此展開利益博弈和權力角逐，一種和平、理性而多元開放的政治議程。它們構成了政黨政治的核心，其間，出頭露面，甚至於經由角逐而接掌政治的，當然是政治精英莫屬，而形成所謂「治權在賢」的格局了。 　　在此格局中，一般來說，出現所謂的「世家政治」也是常有的情形。美國和日本，尤其是後者，此種情形不少。此處需要防範的是，政黨政治有自我腐化的傾向，比如義大利貝盧斯科尼式的政黨政治就是非常腐化的例子，著名學者、義大利政治哲學家 斥之為「私人化政黨」，是一種專為貝氏私利出力、只有立場而無是非的私性化的黨團勾當，跡近打手。政黨本來是一種公共存在，一種公共空間，不料想，居然成為老貝看家護院的私人用具，此時此刻，這種政黨的「私人化」就是一種典型的政治腐化，一旦坐大，必將導致國家政治的整體性腐化。西方民主政體於拉丁國族的表現似乎大不同於英語一系，也與日爾曼德意志有別，說明同一政治文明的區域性分布和民族性表現，其繽紛，其歧異，有時實在是超出了我們的想像。 　　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政黨政治以本來面目，根本還是要依靠強大的公民社會，而形成政治階層的流動性。所謂的賢人階層、賢人政治，歷經博弈而後出，不是古典社會的德性君子，毋寧，是一幫幹才。理想而言，應當是具有理想、眼光、才情和德性的幹才。——至少，僅就才情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演講脫稿還是不脫稿的問題嘛，一笑。解決這個問題，除開倫理層面對於德性的昂揚，也還是要依靠公民社會的發育，通過公民社會的發聲，實現公民的開放性聯合，在利益和意見的流動中，破除政黨政治造成的政治壁壘，阻止利益的高度一元化，防止統治階級的固化板結。 　　當然，後發國家轉型成功的不少，失敗的也不少，還在轉型過程之中的國家較多。建設一個現代國家，「主權在民，治權在賢」的機制，旨在樹立一種新型政治正當性，也功在通真的提供了這種政治正當性和政制合法性。有了這種政治正當性和合法性，以及它們的不斷再生，才能夠追求建立一種有德行的政治秩序，從而，才算是確立了優良政體。至此，方可以說是政體成功轉型了。從政治哲學和實際政制操作的角度來看，核心在於形成政治權力的穩定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穩定性旨在追求政權立基牢固，而「現代秩序」昭示我們，最為牢固的，莫過於「主權在民」所彰顯的政治正當性。有效性解決的是政府的效能，以強有力的政制及其合法履職為鵠的。畢竟，任何國家治理無法想像缺乏政府的效能，則政制和政治的有效性，從來就不是民主的對立面。政治權力必須是一種力量的存在，將自己肉身化為程序主義的法權安排，以不損害公民權利為自己的邊界。可持續性講的是政府的權力合法性的自我複製機制是否健全，通過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授權儀式，使得權力的自我複製成為可能。 　　在現代政治眼中，就「權力」或者「統治」一詞而言，無論是在朝者還是在野者，命令者抑或服從者，所謂權力的「合法的反對者」意味著它從來都是權力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政治秩序的一體之兩面。以為在朝掌權才是權力的正統和有效建構性因素，而坐視權力的合法反對者缺席，不僅短視，昧於現代治道，而且，根本違忤了立憲民主基本原則。當下中國，雖說現代政治ABC早已普及，但是依然不得不申說的是，權力不是一元一面的，而是兩方面構成的；既然權力是基於承認和同意而來的，我承認，彼此相互承認，我授權，你才能代理權力，那麼，授權與統治，承認與命令，就是權力的內在關係，也是權力之能夠為權力的機理所在。從而，承認「合法的反對者」就等於是在承認自己。 　　具體對中國情境而言，要想順利實現轉型，必須更新政治理念和政治哲學，核心則是要將「主權在民」、「權為民所賦」的政治原則，具體落實為「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的儀式性授受體制，以後者的合法性來彰顯和救濟前者的政治正當性。 　　 　　五．切合現代秩序的政治理念 　　 　　李 響：回顧法國的轉型歷史，不可否認的就是觀念的變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路易十六就曾感慨說伏爾泰和盧梭消滅了法國，政治理念的變化深刻影響了實際政治。中國經過百餘年的社會變遷，國民的政治觀念實際已經發生了變化，甚至，根本的變化。那麼，除了一般的政治理念以外，我們還需要政治成熟，究竟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種怎樣的政治成熟和成熟的政治觀念呢？ 　　許章潤：理念是行動的先導，路易十六的觀察不錯。但是，若謂舊制度是「文人政治」的犧牲品，不免掩蓋了舊制度本身問題的嚴重性。沉痾既久，病入膏肓，舊制度風雨飄搖，沒有文人，也會有武人來動手的。因為，所謂制度，不過就是能夠讓當下的日子過得下去的法子，既然大家都覺得這日子沒法過，則拿制度開刀而為試用新法子，從而為新日子開道，就是必然的選項。事後恍然，新法子說不定還不如舊法子呢，可事已至此，徒喚奈何，也是沒準的事。所以，才會有向後倒退向前進的事。當然，辯證法的擁躉們或許會說，此乃辨證發展，波浪式前進，云云。不過，話說回頭，它提示我們，沒有基於冷峻政治哲學思考的國家理性一脈學思引導，文人政治製造熱情，喚引怨憤，進行廣泛而強烈的社會動員，假如機運不濟，用力錯位，適足以「壞事」，亦未可知也。——今日的「公知」嘈嘈切切，競相修辭，一尺水翻作一丈波，於此不可不察矣！ 　　所謂政治理念、政治觀念，既源自特定政治原理，基於現實政治困境而生髮，也是促發、養育政治原理的活水源頭。體系化的政治原理，本不過就是生動新鮮的政治理念的沉靜化的結果。古希臘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哲學，先秦諸子的政治學說，因其直面現實政治困境以求解，求出路，遂有繁衍引申出來的種種政治原理。古往今來，但凡有效統治，實現基於「命令和服從」這一機理的政治，乃至於期期於「仁德」善治，均為特定政治理念的實踐，而構成了一切民族的政治行為和政治體制的頭號任務。所謂的政治，不外於此生髮並圍繞著它們打轉而已。在政治上有辦法，就是在有效統治并力爭善治方面走得通，走得好，而這是一個成熟民族和高級文明的最高智慧。 　　具體回到剛才你的提問，不妨說，政治理念引導著近代中國政制和政治的走向。民國政制與共產政制的差別，不在政制，而在政治，其中，首先和根本的又在於政治理念之南轅北轍。前世恩怨，今世姻緣，導致現實中國之天翻地覆，國共其實一家親也。它們體現為「中國向何處去」和「如何去」這一問題上兩種現代性方案的衝突，而演變和落實為現實政治的對抗，近似於在下於國家理性課題下一再申說的「如何才有國家」和「國家應對為何」的對應性政治解說。話題收回來，就今日中國現實層面而言，有關「現代秩序」的政治觀念在受教育階層乃至兩億五千萬農民工身上，就是所謂的流動人口層面，其啟蒙過程已經大致完成。經過百餘年的現代政治啟蒙，晚近三十多年的城市化和市場化進程，特別是網路流播和「網路普法」之鋪天蓋地，一般老百姓對於權力分立、公權應受限制、人人平等，以及我的生命不能被浪費、國家的利益應有清晰邊界等等，凡此種種，大致形成了基本共識。從而，才有了星火燎原式的公民維權行動。問題在於，也是刻下中華民族建構自家政治秩序的最大難題在於，如何將此政治原理和政治理念體制化，落實在具體法制和政制實踐。其之有待完成，一如其必須完成。正因為現實尚未到位，而政治觀念早已到位，故爾衝突難免，扞格不斷，而因應無誠意，遂至前者的權威性和正當性不斷遞減。通俗說，今天的「老百姓」唬不住了，也不是那麼好糊弄的。歐美問題多多，但於此確乎引領在先，能走到今天，其實也不長，也不過兩百來年。這其中，有奮鬥，有機運，缺一不可，而歷史大勢如此，人算不如天算矣！ 　　對於刻下中國而言，無法寄望於機運，更多的應該依賴於理念、智慧和勇氣，而它們均需要體現為行動，真真切切的行動，不管是什麼「群眾實踐」還是「頂層設計」，總得有行動才行。不難看出，中國近代百年國家轉型，晚近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知識精英的啟蒙固為其因，但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來自民眾的巨大政治壓力和排山倒海的社會壓力，一步步，倒逼著當政者改革。要不是這種種壓力，怎麼會有「改革開放」！——如前所述，晚近一百七十來年，自滿清以降，總共有三個各自延綿三十來年的「改革開放」，沒有一樣不是逼出來的。「1978」啟動的這一波「改革開放」，近在咫尺，如今停滯不前，其實是第三波了，也是危機和壓力所以然也。因而，問題來了，走到今天這一步，面對億萬人呼求政治改革的壓力，一旦撬動起政治改革，其壓力，其輻射，會否同時造成革命之風起雲湧？竟至於玩完兒？此種擔心不無道理，審慎的政治理性於此恰恰需要多所斟酌。但是，關鍵在於，如前所述，主動啟動「政治革命」以避免「社會革命」，才是根本的因應之策。未來總是展現出多種可能性，其中一些甚至十分誘人。但是，只有一種可能性將會成為現實性。與其討論哪種可能性將會變成現實性，不如選擇某種可能性，它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然後努力創造條件，使這種可欲而可能的可能性，錙銖積累，逐漸變成一種現實性。就是說，需要行動，需要落實認知、實踐選擇、兌現承諾的行動！ 　　回首歷史經驗，百年中國轉型與英美轉型道路多所不同，其實與法國的經歷也有很大差異。其間，最大的差別是初始條件不同，而涉及到所謂的「國族的天命」這一似乎屬於政治神學的問題了。是呀，中國的體量、噸位和時間的綿遠久長，都要求中國在治道和政道上有所貢獻於世界政治文明才能維持住一個大國的國格。正因為此，中國心智需要提出基於自身問題和切合自家初始條件的獨立見解。譬如，很多人認為，中國目前應該要一個小而弱的政府，在下就不敢苟同，這並非是區區對於強大政府的裹挾力和壓制性沒有感受，睜眼說胡話，而是考慮到置此轉型階段，中國實在需要一個統一的政治力量。否則，不僅這個多族群的國家極易分崩離析，而且，轉型之推進亦將失去統宗會元之力量，結果不進則退，亦未可知。隨著社會的發育和成熟，強大的政府應當逐步退出相應的領域，將它們交由公民社會與市民社會自己打發，也是題中應有之義。此刻往後邁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民主政府，一頭關進籠子里的獅子，就是將此二者結合起來，以蔚為愜意政體也。 　　中國源遠流長的國家建構歷史積累了豐潤的政治智慧，它們不僅表見為深厚的古典政治理念，而且見諸浩瀚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技術。超逾一個半世紀的轉型歷史更是將「古今中西」變為眼面前的現實，使得全球化政治內政化了。可能，較諸狂飆突進、理念先導的法蘭西，中國具有更為紮實的實踐理性智慧，而藉此技藝，秉持代議政治和立憲民主的理念，中國人應該有能力和信心建立優良政體，最終完成中國的現代轉型這一「三千年未有」之大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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