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歸原憶忠實（文化圓桌）

著名作家陳忠實的離世是中國文壇的一大損失，人們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對他的哀思，表達對一位當代作家的崇高敬意。這份敬意，不僅緣於他的代表作《白鹿原》所達到的藝術高度，而且緣於他「端嚴正大、忠厚率真」的品格，緣於他始終腳踏實地、保持質樸本色的大家風範。陳忠實先生是一個說不盡、道不完的話題，他帶給了我們諸多啟示。今天，我們組織了3篇紀念文章，分別由《白鹿原》的責任編輯之一、人民文學出版社原副總編輯何啟治談他所了解的《白鹿原》的創作經過，由陳忠實生前的好友、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白燁談他眼中的陳忠實，由陝西青年作家王曉雲談陳忠實對於文學後輩的扶掖，以期為讀者朋友呈現一個更加清晰也更具溫度的陳忠實。——編者《白鹿原》是怎樣誕生的何啟治5月4日，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管士光、副總編周絢隆，以及現在的《白鹿原》責編劉稚趕到西安，在陳忠實的靈堂前向他表示沉痛悼念。翌日清晨，我們便趕到市郊的西安殯儀館咸寧廳參加弔唁活動。大廳前的廣場擠滿了自發前來弔唁的讀者群眾，有的高舉著陳忠實的遺像，有的高舉著不同版本的《白鹿原》。咸寧廳內高掛著陳忠實的巨幅遺像，在鮮花的簇擁下，陳忠實的遺體上莊嚴地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他的頭下如他生前所願枕著1993年初版的《白鹿原》。忠實遺像兩旁的輓聯為：「三秦文膽華夏風骨鑄忠實人格筆蘊千鈞擔天道；終南氣象灞原襟懷育白鹿精魂情含萬匯傳史音。」當我們一行在哀樂聲中離開大廳，仍見廣場上擠滿了排隊等候入場的人群；路上，仍見三五成群自發前來的讀者。參加悼念活動的各界人士約有數千人。我們在為忠實的逝世感到無比沉痛的同時也略覺欣慰，因為我們由他的葬禮而看到文學在今天依然神聖。回想我與陳忠實的初識，是在1973年隆冬。那時，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現代文學編輯室當編輯，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重點。一日，在西安郊區區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攔住了剛開完會推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出來的陳忠實，約請他寫農村題材的長篇小說。我之所以這樣做，首先是因為陝西省作協向我推薦了陳忠實；也因為我剛剛在《陝西文藝》上看到陳忠實發表的兩萬字的中篇小說《接班以後》，覺得已在關中平原上摸爬滾打十幾年的陳忠實完全可以把它擴寫為長篇；當然，還因為當時的人文社並沒有可以發表中短篇小說的《當代》雜誌（《當代》創刊於1979年）。大約他也感覺到我這個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這個「高門樓」的編輯約稿的真誠，從此便記住了我，開始了我們長達40多年的友誼交往。到1990年10月24日，我在陳忠實給我的回信里終於知道了他寫長篇的一些信息。他在信里說：「關於長篇的內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鬆勁……這個作品，我是傾其生活儲備的全部，以及藝術能力的全部而為之的。究竟怎樣，尚無把握，只能等寫完後交您評閱。」又說，「此稿87年醞釀，88年拉出初稿，89年計劃修改完成……我爭取今冬再拼一下。」他表示：「待成稿後我即與您聯繫。您不要惦記，我已給朱（盛昌）應諾過，不會見異變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緒作此事。」我對陳忠實這連書名都沒有透露但傾其全力而為之的長篇充滿期待。後來，在1992年3月間，我終於收到陳忠實告訴《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他在信里詢問是由他送稿到北京還是由我們派人去取稿。我和主管《當代》的副總編朱盛昌商議後，決定派當代文學一編室的負責人高賢均和《當代》雜誌的編輯洪清波去西安取稿。大約3月25日，陳忠實說：「在作家協會的客房裡，我只是把書稿從兜里取出來交給他們，竟然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時突然涌到嘴邊一句話：我連生命都交給你們了。最後關頭還是壓到喉嚨以下而沒有說出，卻憋得幾乎湧出淚來。」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著書稿離開西安之後的20天，我接到了高賢均的來信。我匆匆讀完信後嗷嗷嗷叫了三聲就跌倒在沙發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時沒有流出的眼淚傾濺出來了。這是一封足以使我癲狂的信。信中說了他和洪清波從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繼讀完了書稿，回到北京的當天就立即給我寫信。他倆閱讀的興奮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倆共同的評價使我顫慄。」《白鹿原》在《當代》經洪清波、常振家、何啟治、朱盛昌依次審稿並寫下一致肯定的審稿意見，又在當代文學一編室經三位責任編輯（劉會軍、高賢均、何啟治）的三審後獲得一致通過。我在1992年9月由《當代》調任人民文學出版社主管當代文學圖書出版工作的副總編。在1993年1月18日的終審意見中，我認為：「這（《白鹿原》）是一部顯示作者走上成熟的現實主義巨著。作品恢宏的規模，嚴謹的結構，深邃的思想，真實的力量和精細的人物刻畫（白嘉軒等可視為典型），使它在當代長篇小說之林中成為大氣（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藝術魅力的作品。應作重點書處理。」《白鹿原》連載於《當代》雜誌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單行本則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於1993年6月出版，初版首印14850冊。經過陳忠實的厚積薄發，勤勉創作，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6位編輯的勞動，《白鹿原》終於與讀者見面了。面世20多年來，累計印數已達200多萬冊（主要是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初版本、修訂本、精裝本、茅盾文學獎獲獎書系「百年百種中國優秀文學圖書書系」、20周年紀念版，以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陳忠實集」、宣紙本、點評本等）。盜印本已接近30種，其印數也與正版相近。可見，說《白鹿原》的實際印數已達400多萬冊，當不為過。回想《白鹿原》出版時的情景，可謂評論界歡呼、新聞界驚嘆、讀者爭相購閱，一時「洛陽紙貴」。一個作家一生的幸福，莫過於能為讀者寫出一部這樣的好書來——那是不管有過怎樣的爭論，文學史都迴避不了、也繞不過去的堪稱經典的作品。陳忠實是幸福的，也是光榮的。一個本真的人白燁陳忠實溘然長逝，在文壇內外引起較大反響，這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在於：一個作家逝世，在文壇之外引起的反應如此之大，當代少見，近年罕有；情理之中則在於：陳忠實不僅傾盡一生心力創作了長篇小說《白鹿原》，為世人留下了一部堪稱經典的文學作品，而且他為人真淳，作風平民，在同行、讀者中都享有較高聲譽。從這個意義上說，人們紛紛對陳忠實表示悼念，既在於他的文，也在於他的人。忠實去世已一月有餘，這段時間裡，常常如同過電影一般回想起有關他的種種過往，往事歷歷在目。我越來越覺著，他依然活著，就活在他的作品中，活在我們的記憶里。初識陳忠實，是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那時，陳忠實剛剛發表了中篇小說《接班以後》，作品以清新而質樸的生活氣息與當時流行的「三突出」作品形成鮮明對照，在陝西文壇引起較為強烈的反響。我所就學的陝西師大中文系邀他來校講學，他以自己豐富而切實的創作體會，生動而形象地講述了由生活到創作的諸多奧秘，使我們這些聽膩了枯燥課文的學子大飽耳福。看著他那樸素的裝束，聽著他那樸實的話語，我開始喜歡上這個人，同時也對他有了第一個印象：本真的人。80年代初我調到北京工作，思鄉戀土的強烈念想一時難以釋然，陳忠實的小說便成為我寄託鄉思、宣洩鄉情的重要對象。1982年間，《文學評論》編輯部約我為《文學評論叢刊·當代作家評論專號》撰稿，我思來想去還是選擇了陳忠實。因為我差不多讀了他的所有作品。在這一過程中，我與陳忠實通了好幾次信，對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心裡感到有話要說，也有話可說。這篇刊於《文學評論從刊》第十二期的文章，題目就叫「清新醇厚，簡樸自然」，那算是我對他的作品的最初印象。由初識到現在，已有40個年頭。40年來與忠實的交往愈多也愈深，但所有的接觸都無不在印證著我對他的原初印象：本真。我想像不出除了本真一詞，還有什麼能更為準確地概括他和描繪他。與陳忠實稍有接觸的人，都會有人如其名的感覺。為人忠厚，做人實在，在陳忠實完全是一種天性的自然流露，這使得和他打起交道來，很感自在、輕鬆與「不隔」。同忠實在北京和西安聚過多次，但1984年夏季在北京街頭一家飯館的相會卻至今難忘。那次忠實來京到《北京文學》編輯部辦事，交完稿後打電話約我見面，我趕到當時位於六部口附近的《北京文學》編輯部見他，我們就近在西長安街路南的一家山西削麵館要了削麵和啤酒。那天飯館的人很多，沒有位子可坐，我們便蹲在飯館外邊的馬路牙子上，邊吃邊喝邊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和車輛，聊著熱熱鬧鬧的文壇和創作，不拘形式也不拘言笑，愜意極了。由此就好像形成了習慣，每次忠實來京，我們都去街頭找家飯館，在一種家常式的氣氛中談天說地。他先後兩次來京參加黨的「十三大」和「十四大」，所下榻的京西賓館附近沒有小飯館，我們就步行很遠到小衚衕里去找小飯館，連喝帶聊待上兩三個小時。對於不講排場而又注重友情的我們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交往方式了。把這種平民化的交友方式與忠實常常要離城回鄉的生活方式聯繫起來看，我以為這除去表現了他的為人實誠之外，還是他人生的一種需要。他需要和普通的人、普通的生活保持最經常的接觸，需要和自己熟稔的階層、喜愛的土地保持密切的聯繫。正因如此，他才有源自生活的清新的審美感受，又有高於生活的深邃的藝術思考。還有一些與《白鹿原》有關的事，想起來也頗為有趣。一次是我陪同陳忠實去領稿費。那是1993年四五月的一天，忠實到京後來電話說，人民文學出版社發了《白鹿原》的第一筆稿費，是一張支票，有8萬人民幣之多，要去朝內大街的農業銀行領取；他說他沒有一次拿過這麼多錢，地方也不熟，心裡很不踏實，讓我陪他走一趟。我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門口見面後，一同去往朝陽門附近的農業銀行，那時還沒有百元大鈔，取出的錢都是10元一捆，一個「軍挎」幾乎要裝滿了。我一路小心地陪他到他下榻的賓館，才最終離開。《白鹿原》發表後，因為創作中內含了多種突破，一時很有爭議。那個時候，正趕上第四屆茅盾文學獎評選。《白鹿原》是這一時期繞不過去的作品，但評委們因意見不一，在評委會上爭議不休。時任評委會主任的陳涌先生，偏偏喜歡《白鹿原》，認為這部厚重的作品正是人們所一直期盼的，文壇求之不得的，於是抱病上會力陳己見，終於說服大部分評委，並作出修訂後獲獎的重要決定。忠實來京領獎之後，叫上我一起去看望陳涌。陳涌很是興奮，一見面就對忠實說，你的《白鹿原》真是了不起，堪稱是中國的《靜靜的頓河》。並告訴我們，他找的保姆是陝西人，讓我們午飯就在一起吃陝西面。因為陳涌先生身體不好，不能太過打擾，我們聊了一會就找借口離開了。此後，忠實每次到京出差或辦事，我們都會相約著去看望他。去年，陳涌先生因病去世，我電話里告訴忠實後，他半天沉默不語，感慨地說，老先生對我的首肯與支持，對我的創作所起的作用難以言表。你一定代為轉致哀思，向家屬轉致問候。於是在陳涌先生的追思會上，我替陳忠實轉達了哀思之情。本真為人，本色為文，在生活和創作中都毫不諱飾地坦露自我，腳踏實地地奉獻自我，盡心竭力地實現自我，這就是我所了解的陳忠實。我們提倡作家要「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歷史」，陳忠實無疑是做到了的。他在世時，我們在接觸他、走近他的過程中不斷受益；他離世後，我們在閱讀他、回憶他的時光里繼續受惠。我為擁有這樣的朋友而自豪。忠實先生的愛與愁王曉雲陳忠實先生創造的作品已然凝固，他不會再修改其中任何一個字了。他以瘦削的身體，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精神世界。他的身體進入黃土，托體同山阿，也許化為秦嶺上的一棵小樹，也許變為白鹿原上的一片麥苗。但無論如何，他曾經存在過，他的軌跡是那樣的振奮人心，還有著清晰的向度、溫暖的質地。聽說，在計劃寫作《白鹿原》之初的1986年，陳忠實把自己置身於當時長安縣、藍田縣的資料館裡，整天埋頭查閱與鄉土歷史有關的史志。1988年清明節前後，陳忠實回到鄉下老家的祖屋，開始動筆寫《白鹿原》初稿。白鹿原上蕭瑟的場景漸次展開，往日的荒涼隱藏著巨大的秘密。陳忠實安靜下來，他吃著雜麵，關閉門扉。在關上門的一剎那，他看到了《白鹿原》中的人物：白嘉軒醇厚正大、朱先生高古聖達、鹿子麟機巧聰明、鹿三忠厚講義氣、孝文有著有文化人的底色；鹿兆鵬加入共產黨的道路也並不那麼一帆風順、白靈個性剛直慘遭活埋、田小娥卑微而妖冶……在我看來，《白鹿原》並非只寫關中，它寫的是整個中國歷史變革時期的一個縮影。有鄉村、有城市、有宗族、有政治鬥爭、有男女情懷……陳忠實以那麼豐富的表達，演繹了從清末到民國、到解放時期中國流變的眾生百態。正如所有的回憶文章一樣，我也想在這篇文章里回憶一些與先生的交往，而我想敘述的重點，是陳忠實先生對後輩的扶掖，以及他因為善良、因為寬仁，而自願擔上的精神重負。2004年春，我的一個中篇在全國有影響的文學刊物《鐘山》雜誌發表，繼而被《北京文學》轉載，我極為看重此事，便冒昧將雜誌與文章寄給了陳忠實先生，並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沒想到，很快就接到他打來的電話。電話里他的聲音有些興奮，他說：「陝西的青年作家很缺，尤其是寫小說的，你寫得好，我高興，你也給我們《延河》寫個稿，給兩個短篇小說，我配個評論，發個小專輯！」這是我在《延河》第一次發稿的經歷。2004年9月，我的家鄉陝西嵐皋縣要舉辦首屆旅遊節，嵐皋縣希望能請到陳忠實出席，後來聽說我與他有過交往，就找到了我。當時我的心裡很忐忑，試探著打電話去問，沒想到他竟然首肯了。9月的嵐皋非常美，整個旅遊節的日程里，我看到他的身邊圍滿了各種求字的人。他似乎不忍心拒絕任何一個人，直到手寫得都有點微微發抖了。那一刻我的心裡湧起了愧疚，此後我再也沒有問他求過字……有一次，我要出本中短篇小說集，想請陳忠實先生寫序，於是從上海打了電話問候，談及近況，沒想到他在電話里說他很痛苦，每天幾乎都有人請他寫序，快要變成寫序專業戶了！我於是悄悄地止住了聲音，不忍心再給他增加負擔。有時候我覺得，陳忠實待人是過於寬厚了。聽說有一陣，一位文學青年老去找他，邀請他參加一個文學頒獎，他覺得是好事就答應了，沒想到那個青年是在利用他，私自向參賽者收取了不少參賽費。事情暴露後，有人卻把責任推到他身上，先生就急了：「我是想扶持文學，我沒有收過任何好處，不信我把我的人頭割下來……」那次經歷，不知對他的熱情是不是一次打擊。我想，陳忠實先生對這世界是懷著巨大的、真誠的愛，不然他寫不出《白鹿原》，也無法用作品表現對這個民族、這個時代的思考。但同時，他也懷著無盡的愁，這樣一位善良的白鹿原上的孩子，因為具有聰敏的文學的悟性，長成了一個大作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而又因為秉性的寬仁善良，他不懂得拒絕那些熱切的請求，他時常被滔滔而來的人群的熱情所「淹沒」。一個作家，必須要有安靜的創作環境，但中國又是一個人情社會，作家也難以超脫於世情之外，於是他便常常在這種追求自己的時間與滿足別人的要求之間痛苦掙扎。好在，他有了《白鹿原》，他生命的精華凝聚在了這部偉大的作品中，他把全部的愛都無私地給了圍在文學邊上的人……製圖：蔡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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