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未必寫史

《史記》列我國二十四史之首，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家認為司馬遷是以嚴謹的態度來寫作《史記》的，也就是說，《史記》的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在讀《史記》的時候，總感覺《史記》不是在寫史。我懷疑的理由是：

第一、《史記》時間跨度太大。《史記》記事起於傳說中的黃帝，迄於漢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試想，那些在文字還沒有被發明，靠結繩記事的時代里所發生的事件，我們能知道多少呢？我們所知道的又有多少是真實的呢？雖然司馬遷20歲便漫遊全國，探訪古迹，採集傳說，考察風土人情，但憑那時的交通工具，他能走多少路？憑那時的科技水平，他如何鑒別真偽？即便38歲時繼承父親的職位當上太史令，可以閱讀大量資料，但那時的資料能有多少？我們現在寫幾十年前的事情尚且有些困難，都需要很多人去研究，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那麼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又會怎樣呢？

第二、《史記》採用了傳說。歷史是以真實為依據的，一旦採用了傳說，其真實性就要大打折扣。《史記》中採用的傳說是比較多的，連司馬遷自己也承認「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始終。」就是說收集天下散失的歷史傳聞，大略考證其事實，然後綜合它們的始末，進行整理。傳說與歷史本身總是有很大的距離，司馬遷把這些傳說當成歷史來寫，這樣的歷史還有多大的可信度？比如司馬遷在《史記》中的《五帝本紀》和《夏本紀》中所記敘的史實都是採用傳說，這些傳說不僅人物活靈活現，而且人物對話也很生動。所以，這些傳說只能是傳說的真實，而不是歷史的真實。

第三、《史記》採用了神話故事。傳說已經不是歷史本身了，神話就更不是歷史。比如《史記》中對漢高祖劉邦身世的描寫就是把神話傳說和歷史混為一談，如「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這樣的描寫只能存在於小說之中，如《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傳統小說，都有類似描寫。但是，這樣的描寫在歷史書中出現，當成歷史來寫，就顯得有些荒唐。

第四、大量的人物對話。史書只能記載史實，而無法記載對話，因為這些對話不可能是真實的，只能是作者想像的。比如《項羽本紀》和《淮陰侯列傳》，文中有大量的對話，不僅語言生動，而且體現出人物鮮明的性格。在沒有錄音錄像的時代，古人的對話我們如何知道得那樣詳細呢？看來只能是作者根據特定情節和傳說去想像，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那麼，如此有性格有特點的人物對話，究竟有多少真實性呢？

第五、過多的細節描寫。歷史只有輪廓，少有細節。因為這些細節後人是無法看到的。即便當時有人看到，也會因為看的人角度不同，所描繪出來的細節也不會是一樣的，所以過多的細節描寫只會掩蓋歷史的真實。比如《蘇秦列傳》中說蘇秦激怒韓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這裡有勃然作色，有伸胳膊、有瞪眼睛，有按劍，有仰天，有嘆息，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這完全是小說創作，細節的真實其實就是歷史的不真實。

第六、人物的心理活動。人物的心理活動，只能是戲劇中的人物道白，或者存在於小說之中。史書中如果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肯定失去歷史的真實。比如《蘇秦列傳》中對蘇秦的描寫，說蘇秦事業不成回到家裡，受到兄弟嫂妹妻妾的竊笑，心裡很慚愧，於是一個人躲在屋裡，把自己的書都找出來，一個人邊翻邊想：「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如果不能取得尊榮，書讀得再多又有什麼用？蘇秦的心理活動，別人從何而知，司馬遷肯定是憑空想像。

第七、有些情節描寫不合情理。如《刺客列傳》中對荊軻的描寫，其中有這樣一段：荊軻受命，刺殺秦王，出發的時候，「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發皆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這樣的事情是不可信的，因為刺殺秦王是一件極其機密的事，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不能走露半點風聲，因為秦國肯定在各國都有自己的密探，時刻監視各國的動向。如果他們浩浩蕩蕩相送於易水，白衣白冠，慷慨悲歌，怕是早就走漏了消息。這種場景只會出現在現代的電影中，雖不真實，卻很製造氣氛，很有煽情作用。

第八、有些情節過於戲劇性。歷史本身肯定會具有一定的戲劇性，但是，如果過於戲劇性的歷史肯定有創作的成分存在。《史記》中的許多戲劇性情節有些是民間傳說過程中人們的再創作，有些可能是司馬遷的靈感。如同羅貫中寫《三國演義》一樣，既有歷史的藍本，又有民間的傳說，又有自己的創作。所以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會常有一波三折，峰迴路轉的感覺。比如《項羽本紀》中關於鴻門宴一段的描寫，還有《廉頗藺相如列傳》中兩人關係的描寫，不能排除作者在史書記載和民間傳說的基礎上進行再創作的成分。

辭海說：「《史記》對部分歷史人物的敘述，語言生動，形象鮮明，在文學史上亦有很高的地位。」魯迅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中國少兒百科全書說「《史記》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也是一部傳記文學名著。」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史學就是史學，文學就是文學。文學可以虛構，歷史必須真實。上述這些評價的本身就混淆了史學和文學的界限。但卻有一個共識，就是《史記》也是一部文學著作。

在中國有一種文學體裁叫歷史小說，著名的有《三國演義》，還有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王朝》，姚雪垠的《李自成》等等。他們的小說有歷史的影子，但不是歷史，更不能當歷史來引證。當然，《史記》和歷史小說還有一定的區別，類似於我們今天的人物傳記，或者報告文學。但是這兩個品種儘管和歷史小說相比，向歷史的真實又邁進了一步，但還是應當歸屬於文學。

所以，《史記》不是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歷史著作，而是一部根據歷史記載和傳說而寫成的偉大的文學著作，我們不應該完全把它當成歷史來讀，即使不能當成小說，也要當成報告文學或人物傳記，如此而已。

《史記》中充斥神話傳聞 司馬遷寫史真的不嚴謹？

翻開舊報，發現《大家文摘》有篇轉載的短文，說「《史記》算不上嚴謹的史書，充斥了神話、鬼話、傳聞和小說家言」。並告誡讀者在學習歷史時要「相信科學、理性」，不必「迷信古代的權威」。

　　此話從何處說起呢 讀了文章方才明白。原來文章的作者可能早就準確地知道秦始皇是庄襄王子楚的親生兒子。然而《史記》與其相忤。另外有位名牌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在電視講座上講呂不韋時堅稱秦始皇是呂不韋的兒子，也與其相忤，從而惹惱了作者，因而作者便很有霸氣地批評《史記》治史不嚴，批評教授「缺乏常識」。

　　我忽然想起了幾十年前有人撰文論證楊貴妃入宮前是不是處女的問題。那時大家都說無聊，不料今又有人煞費苦心地論證秦始皇是誰的親生兒子，二者何其相似！

秦始皇到底是誰的親生兒子 我認為司馬遷不知道，文章的作者不知道，子楚和呂不韋皆不知道，只有秦始皇的母親最清楚，可惜她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就目前條件而論，要想解開這個迷團是不可能了。用誰都解不開的迷作證，去推翻別人的猜想，不僅不是科學、理性，而純屬自欺欺人的無稽之談。

　　呂不韋和趙姬相好一事，距司馬遷時代已有一百多年了。司馬遷根據當時流行的說法寫進《史記》是可有可無的，不必當真。無論秦始皇是誰的親生兒子，均不影響秦朝的歷史真實和對他歷史功過的評價。

　　歷史研究不是編演鬧劇，是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通過對重大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深入研究，從中總結出有歷史價值的東西，用以推動社會的發展，為改革開放，建設和諧社會提供有益的借鑒才是正理。對某些根本無法搞清楚的枝節性歷史疑點，應當粗放、存疑，允許別人用自己的觀點評說和解釋，不必曲意苛求，更不必鑽牛角尖似地爭執。

　　文章說《史記》不嚴謹，充斥了神話、傳聞。眾所周知，不論是中國的古代史書，還是外國的古代史書，在敘述世界和民族的起源時無不夾雜些神話故事。神話不是歷史真實，這是最起碼的常識。它是由於古代生產力低下，人們無法解釋諸多自然現象和社會矛盾的變化，是藉助想像和幻想把自然擬人化的產物。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話。神話對民族的凝聚力，對世界文明的發生與發展產生過巨大的助推作用。

　　司馬遷不是具有現代知識的史學家。他相信契的母親簡狄見玄鳥墮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周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悅踐之，居期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不踐，棄之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之類的神話故事。他將這種神話寫入《史記》無可厚非，不要苛求古人。

　　《史記》中的少量神化，客觀上有積極意義。一方面是使我們了解了古人的思想方法、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為我們保留下來一批珍貴的文化財富。

至於歷史傳說，那是在文字發明以前，人們對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口授的形式，世代相傳的史料。這些史料有真、有失真，也可能有假。例如有沒有炎黃二帝 有沒有涿鹿之戰 有沒有堯舜 有沒有大禹治水等等，司馬遷也不了解。為了給這些傳說史料更大的可靠性，他一生有幾次大的實地採訪。司馬遷浮沅湘、窺九嶷，調查了舜南巡的傳說；登廬山，上會稽，探禹穴，考察了大禹治水的史料。由此看來，司馬遷對傳說史料是相當嚴謹的。

　　儘管沒有確鑿的實物證據，司馬遷仍將上古的傳說歷史寫進《史記》是正確的。不然，中國的古代史只能從公元前481年共和行政開始，因為從此才有了比較準確的文字歷史。

　　司馬氏世典周史。司馬遷在漢武帝時接替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作為史官，他定有機會閱讀到石室金匱之書和諸多先秦典藉。毫無疑問，他對先秦歷史比起我們來有絕對的發言權。《史記》是司馬遷參考了《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和各諸侯國史料及實地採訪的基礎上盡畢生精力完成的。其史學價值早被歷代史家公認。二千多年後的我們，沒有必要以今人的思維方式曲意苛求。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史記》不可能沒有瑕疵。諸如秦始皇到底是誰的親生兒子之類的點點瑕疵，如同烏鴉遮不住太陽一樣，並不能掩蓋《史記》崇高的史學地位。

　　感謝司馬遷治史嚴謹，比較全面地記錄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否則，公元前481年以前的中國，將是一片不可知的洪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