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成法與大明王朝的滅亡

考成法與大明王朝的滅亡

公元1368年，朱元璋先生稱帝，定都南京，國號大明。

明朝的組織結構

明朝的組織結構承襲唐宋舊制，總部機關設六部，分別為：

人力資源管理部，時稱吏部，負責大明王朝的全體工作人員的績效考核、任職以及升遷的管理；

財經管理部，時稱戶部，負責大明王朝的財政收支以及員工報銷事宜；

流程與IT管理部，時稱禮部，負責大明王朝的禮法以及流程制度的建設以及考試事宜；

片聯管理部，時稱兵部，負責調兵遣將，節制和協調五軍都督府以及各地區作戰軍事衛所；

內審部，時稱刑部，管理天下刑名，負責各類違法亂紀事件的調查和審判；

基建與內部服務管理部，時稱工部，負責大明王朝的基建以及行政後勤工作。

機關各部設總裁一位，職位名曰尚書；設副總裁兩位，職位名曰侍郎；各部下設下級部門若干，每個部門設部長一位，名曰郎中。

大明王朝地方上分為13個產品線，這些產品線是王朝的主要生產經營單位，譬如浙江絲綢產品線，湖廣糧油產品線等。產品線官方名稱叫做承宣布政使司，但通常依慣例會被稱為「行省」或「省」，相應的產品線總裁初期名叫布政使，後期則為巡撫。各產品線下轄子產品線若干，時稱為某某府，設總裁一位，名叫知府。

大明王朝按照作戰與戰備的需要將天下劃為5大片區，是為五軍都督府，是王朝的主要作戰單位。各都督府設總裁一位，名叫都督或督師。都督府下轄地區部若干，屬地各設總裁一位，名叫總督。

大明王朝還設有一個道德監察委員會，名叫都察院，負責監督彈劾百官。都察院總裁名叫都御史，分左右都御史。都察院員工名叫監察御史。值得一提的是都察院直屬於王朝CEO，全體員工均可隨時隨地直接向CEO進言，針砭時政，彈劾百官。

大明王朝還設有一所員工大學，名叫翰林院。負責王朝員工的培訓和培養。

明初期王朝實際還設有中書省，設有宰相。宰相作為中書省最高長官，統帥六部。明初胡惟庸案發生後，太祖朱元璋先生覺得宰相的權力的實在是太大了，以他這樣的超級強人，竟然都有人膽敢欺上作亂。他深切的擔心他的後世子孫會搞不定這些牛人，致使皇權被相權所欺壓。於是乎，朱先生大刀一揮，誅殺了3萬人，大筆一揮，裁撤了中書省和宰相的職位。並立下遺訓，後世臣子膽敢進言重設宰相的，殺無赦。就這樣，中國歷史上延續了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就被徹底的廢除了。

朱先生裁撤宰相，自己親自統帥六部，實際上是將相權和皇權合二為一。權力空前的集中到了CEO的手中，讓朱先生稍感心安。但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從此他要一個人干兩個人的活了，準確的說是一個人要干兩個人加一個一級部門的活了。任憑朱先生多麼的勤政高效，政務公文依然是堆積如山。大明洪武15年，朱元璋先生決定效仿宋殿閣制設立內閣，協助CEO處理政務。

內閣員工名叫內閣大學士，起初權力比較小，主要的職責是按照皇帝的意旨處理公文，史稱「傳旨當筆」，相當於皇帝的私人顧問兼高級工作秘書。宣宗時期，隨著一代名士楊溥、楊士奇、楊榮三楊入閣，宣宗開始批准內閣可以在奏章上以條旨給出處理意見，史稱「票擬」，然後由皇帝使用硃筆，進行核准批複，史稱「批紅」，通過這樣的流程完成大明王朝最高政務的處理和決策。這個流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先讓內閣大學士給出會簽意見，然後由CEO進行批准簽發。這樣的流程創新，可以極大的減少皇帝先生的工作量，原來需要完整的閱讀奏章批複處理意見，現在只要審查大學士的條旨是否合理就行了。內閣大學士都是相當老練的政治專家，一般的政務自然是不在話下，所以絕大多數的時候皇帝只需要在奏章上批複「准奏」、「同意」或是「知道了」就可以了。再後來，皇帝先生為了進一步的提高工作效率，就不寫字了，直接打個勾或者個畫個圈圈就表示批准了。大概是覺得這個打勾畫圈的工作太過簡單無聊了，也可能是工作量依然太大，後來的皇帝乾脆就授權司禮監太監來完成這一工作。這個被授權的太監有一個專有的職位名稱叫做司禮監秉筆太監，其主要的職責就是在皇帝的授權下拿著皇帝專用的紅色毛筆在各種公文上打勾畫圈。這個工作看似簡單，可是勾畫之間卻代表了大明王朝至高無上的權力，也構成了大明王朝後來太監專政且屢出權監的制度基礎。

從宣宗時期開始，內閣大學士的地位迅速的提升，朝堂之上，位列百官之首，雖無宰相之名，卻實際在行使王朝輪值CEO的職責。王朝當值的輪值CEO還有一個專屬職位名稱，名曰內閣首輔。

內閣制度是大明王朝的制度創新，也是大明王朝政治制度與之前唐宋王朝所存在的主要不同。同時，也是後期西洋和東洋內閣制度的老祖宗。

考成法的誕生和應用

大明王朝從創立之初就相當的重視王朝員工的考核，太祖皇帝曰：「任官之法，考課為重。鑒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明朝的官員考核分為考滿和考察兩種方式。考滿是任職考核，重點考核官員任內任職表現是否稱職，考核結果決定官員任職升遷。考滿每三年進行一次，「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考察是德業考核，重點考核官員的德行表現與工作績效，考核的結果用於褒獎與懲戒官員，同時也是考滿考核的重要參考依據。考察又分為京察與外察。京察是對大明王朝總部機關京城官員的考察，每六年進行一次；外察是對各地方官員，包括各省，各地區部官員的考察，外察每三年舉行一次，每逢外察之年，各地方官員紛紛前往京城述職，接受中央機關的考查，因此外察又被稱作朝覲。

明初官員的考核，各被考官員需要先行準備考核自評材料，對考核周期內的表現以及工作成果登記造冊，提交上級主管部門後由上級主管官員給出初步的考核意見，史稱「考語」。上級主管官員給出「考語」之後，將考核材料提交大明王朝的人力資源部「吏部」進行最終考核結果的評定。由於吏部並不能完整的了解各官員特別是各地方官員的任職以及德業表現，因此各官員的上級主管官員的「考語」就顯得尤為重要。在明初的官員考核中，「考語」是官員考核評定的最重要的依據，甚至可以直接決定官員的考核結果。大明洪武九年，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給他的考語為：「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意思就是說：此人在發展農業以及興辦學校方面沒有什麼績效成果，但在運輸督運方面相當有專長，幹得不錯。吏部將此人的情況報告給了皇帝，太祖皇帝就說「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一個縣令不搞農桑學校，卻去搞督運，不是棄本而務末，不務正業嗎？宜黜降之，使有所懲。」就這樣，日照的縣令就被罷黜為民了。太祖皇帝大概不太清楚一個情況，日照臨海，土壤多含鹽鹼，百姓依水而生，運輸督運是相當一部分百姓的主要的生存手段，農桑反而是次要生存的手段。作為縣令，管理好運輸正好是盡職的表現啊。

大明的員工很快就認識到了考語的強大殺傷力，每逢京察考滿之時，員工們便上下活動，積極溝通，務求一個好的評語。上級長官也不願得罪人，除非對下級非常不滿，通常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這樣一來，送到大明人力資源部的考語不是讚譽就是套話，「考語皆是大聖大賢，川岳風雲，冰玉麟鳳之類」，而難得的少數考語提到官員的不足，卻也寫得及其的隱晦，「摹擬無能曰長厚，摹擬衰邁曰老成」，搞不懂到底是褒還是貶。吏部的大臣感嘆：「豈都無一不稱職者乎？無一可去而俱當留者乎？」。員工的考評拉不開差距，CEO那裡可是沒法交代的。為了改變這一局面，大明王朝的人力資源部很快就發明了一個新的制度，名叫訪單制度。所謂的訪單就是調查問卷，由吏部發起，主要發給與被考核官員有利益以及業務相關關係的官員，向他們徵詢被考核官員的考評意見。這個制度，現代叫做「360度績效調查」。「360度績效調查」一定程度的改善「考語」制度所帶來的弊病，卻也引入了新的問題。明人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就說「吏部發出訪單，比填注繳納，各不著姓名，雖開列穢狀滿紙，而不知出於誰氏。人雖冤之，竟不曉單自何人。」原來，大明的「360度績效調查」竟然還是匿名的，匿名的好處是鼓勵大家講真話，卻也導致了一些人藉機「有怨報怨，有仇報仇」，造成了不少的冤假錯案。

萬曆元年，一代能臣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張先生擔任輪值CEO不久，就對大明王朝的員工考核制度進行了進一步的改進。他認為績效考核的根本是要確定考核的目標，同時要設定目標完成的期限，注重工作的結果和實效，而不是各方的花哨評價。即「立限責事，以事責人，務責實效」。張先生把改進後的員工考核制度命名為「考成法」，並於萬曆元年十一月，上疏奏請正式推行考成法。考成法規定：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屬官員應辦的事情定立期限，並分別登記在三本賬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冊，另一本送六科，最後一本呈內閣。六部和都察院按賬簿登記，逐月進行檢查。對所屬官員承辦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須登出一件，反之必須如實申報，否則以違罪處罰；六科亦可根據賬簿登記，要求六部每半年上報一次執行情況，違者限事例進行議處；最後內閣同樣亦依賬簿登記，對六科的稽查工作進行查實。

考成法的具體規則簡單一點說就是：大明王朝的各部門負責為每一位員工制定PBC，這個PBC共製作三份，一份留在部門內，另一份送到六部的質量運營部（六科），最後一份報送到內閣。各部門要對照PBC逐月進行檢查，完成一件核銷一件，每半年正式考核一次，由各部門的質量運營部（六科）監督執行並上報考核結果。考核結果一次不合格會被罰俸降薪；二次不合格會被降級；三次不合格就要被末尾淘汰了。

考成法繼承了大明王朝的員工考核制度，細化並引入了PBC制度，是大明王朝員工考核制度的進一步的發展，代表了大明員工考核管理的最高水準。張先生在請行考成法的奏疏中也反覆強調，考成法源於《大明會典》，是對祖制的繼承，不是他的發明創造。他希望「自今伊始，申明舊章」，嚴格的執行王朝的員工考核制度。故本文所述之「考成法」也不單指張居正先生的考成法，主要用以泛指大明王朝的官員考核制度。

張先生的考成法取得很好的財務結果。新的考成法未推行之前，大明王朝連年虧損，每年的財政收入不過兩三百萬兩白銀，而支出則要白銀三四百萬兩；考成法推行之後每年的財政收入增加到近四百五十萬兩，刨除運作成本，大明王朝還有盈利結餘。張先生擔任輪值CEO十年，離任時，原本空空如野的太倉銀庫存銀達七八百萬兩。

然而，一個王朝的經營若只是有一個好的財務結果是遠遠不夠的。張先生的考成法在增加王朝的營業收入以及盈利的同時，卻也引入了一系列新的問題。

不安的文官集團

張居正的考成法有兩個最主要的考核KPI，一個是稅收徵收率，一個是盜賊抓獲率。一個是為創收，一個是為維穩，倒也符合平衡積分卡的精神。稅收徵收率以及盜賊抓獲率低於90%，考核的結果便就會判定為不合格。考核規則固然是簡單而又明確，卻也相當的剛性和粗暴。萬曆三年（1575年）年終考核，各省撫按官員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計237件，涉及撫按諸臣54人。萬曆四年（1576年）年終考核，因營業收入完成不足九成，僅山東、河南兩個產品線就有19位官員被降級；11名官員被末位淘汰。張先生執政10年之中，大明王朝被淘汰的官員高達30%。一時間可謂是官不聊生。

張先生的考成法的確淘汰了一批庸碌無為的官員，但同時也淘汰了相當數量的一部分正直勤政的優秀員工。同為內閣輪值CEO的申時行就對張居正的考成法的弊端認識相當深刻，他認為：稅收能否如額徵足，有很多方面的原因，而不完全決定於縣令知府的能力和辦事態度；盜匪就擒或漏網，更多出於偶然的機會，如果上官不顧困難，一味地逼迫下屬，下屬又逼迫兵丁，就會促成許多嫌犯屈打成招，這就不符合王朝清明寬厚的治國精神。

王世貞對考成法的批評更加直白，他說「張居正的考成法是在與天下的讀書人作對」。批評歸批評，只要張先生的考成法還在推行，王朝員工卻也不得不去面對。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每逢年終考核之時，官員們就會紛紛粉飾包裝自己的績效成果，同時上下活動，積極溝通，務求取得一個好的考核結果。當然，活動和溝通是有代價的，御史韓一良就曾對皇帝說過：「上司票取、書儀、歲送、薦謝之費，無不要錢。近來，發展至每遇考滿朝覲，動輒三四千兩白銀。這些銀子不會從天而降，自地而出，各級官員能夠清廉嗎？每逢京察之時，科道上的官員稱之為開市。」這種情況發展到後來，大明官員考核的各個環節乾脆明碼標價。以至於，海瑞先生怒斥「官員考核之時就是六部收租之時」。

活動和溝通只是補救的手段，官員們要想保住烏紗，根本上還是要儘力去完成自己的PBC目標。為了達成PBC目標，常見的做法是將PBC目標逐級分解並分發給各下級官吏去執行。譬如巡撫會將PBC目標分解給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再分解給各知府，知府再將目標分解給各知縣，知縣再分給各辦事的縣吏。縣吏無法再往下分解了，就只好硬著頭皮執行了。

明朝的賦稅以農田稅為主，納稅的核心對象是普通農民。擁有大量土地資產的縉紳地主反而可以減免稅收。明後期土地兼并現象十分嚴重，大量的土地從普通納稅人的手中向擁有免費特權的縉紳階層轉移，這樣導致的結果是王朝的可納稅土地日益減少，單位納稅土地的納稅率急劇上升。碰到一個風調雨順的大豐年，百姓們納稅還能勉強應對，一旦遇到一點點的天災，生存都會存在問題。所以，百姓不納稅，大多數是實在是沒有納稅的能力。考成法推行之前，碰到天災，百姓納稅困難，官吏們通常還可以通融，容許豐年再補。考成法推行之後，之前的那一點柔性便也蕩然無存，不管是豐年災年，稅收必需上繳。要不然，官吏們就會大喝一聲：「影響了XX大人的KPI，你吃罪得起嗎？」威嚇之後依然不繳稅的，就可能會被逮捕甚至是毒打。

不管是白貓還是黑貓，能捕老鼠固然不錯。但倘若這隻貓老愛偷吃，或是時常咬人，怕也算不得好貓罷？

在這種情況下，百姓們也不得不尋找應對的對策。他們要麼將自己手中的土地免費贈送給擁有免稅特權的縉紳地主，然後以略低於官稅的稅率從縉紳地主那裡租種土地，勉強糊口；要麼乾脆放棄土地，舉家背井離鄉，到別處尋找生存的機會。明朝文人吳應箕在經過河南真陽（今正陽）的時候，看到周邊方圓百里，田園荒蕪，渺無人煙。走了很久，好不容易碰到一位老農。

他問：「這些田地為什麼會荒蕪，是因為土地太貧瘠嗎？」

老農答道：「都是一等良田。」

「那為什麼沒人種呢？」

「因為沒有牛。」

「為什麼沒有牛呢？」

「牛被賣了繳稅了。」

「那人怎麼也都不見了呢？」

「為躲賦稅都跑了。」

「這些情況知府縣令不管嗎？」

「官員們忙著徵稅，整天都在想著怎麼完成考核指標保住烏紗，哪裡還有心思管百姓？」

「真陽是通衢，過往京官甚眾，他們看不到嗎？」

「怎麼會看不到，視而不見而已。」

這些背井離鄉的百姓有一個專有稱呼，叫作「流民」。萬曆時期，大明王朝僅北京城周邊就聚集有「流民」數萬人，他們大多都是勤勞樸實的奮鬥者，本是王朝的核心價值創造者，如今卻成為了大明王朝嚴重的不穩定的因素。

考核什麼，可能會得到什麼，卻常常會失去其他沒有考核或者無法考核的所有。張先生的考成法收穫了良好的王朝營業收入，失去的卻是官心和天下民心。

被限制的孤獨皇權

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屍骨未寒，百官就群起而攻之，結果是家被抄，長子被逼上吊，次子與三子充軍煙瘴之地，而其本人也差點被掘出鞭屍，作為一代首輔，下場相當之凄慘。張先生的主要罪名是貪污，但送到京城的抄家物品不過區區百餘抬，不到司禮監太監馮保的一半，跟前朝首輔嚴嵩相比，更是不到其十分之一。

張居正的考成法強化了大明員工的個人利益意識，推行考成法之前，官員們執政還會考慮一下黎民蒼生，之後，辦事的出發點則是更多考慮會不會有助於完成自己的考核。每逢考核季，官員們上下活動，積極溝通，也促成了官員慢慢的結成了利益共同體，由最開始的圈子，再到山頭，到最後結成黨派。東林黨、浙黨、楚黨、齊黨、宣黨先後形成。

各黨派的官員雖也有不同的利益訴求，經常也會相互傾軋，但在維護祖制以及封建秩序上，他們則高度的一致，因為這是他們的共同利益。張居正的考成法、一條鞭法讓官員們惶恐了整整十年，大家記憶猶新。倘若祖制不經過文官集團的同意可以隨意的變革，說不定哪一天就「官紳一體納糧或者男女平等」了，這讓官僚們何以立足？曾經的十年寒窗苦讀，多年的官場苦心經營豈不是都要付諸東流？因而，全體文官在維護祖制封建秩序這個問題上，表現得相當的團結。而為了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的文官集團則凝聚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這種力量足以挑戰王朝的一切，包括皇權。

萬曆先生的長子出生於萬曆10年，名叫朱常洛；三子出生於萬曆14年，名叫朱常洵。萬曆先生很喜歡三子朱常洵，有意將家族的產業傳承與他。但文官們不同意，他們要求皇帝冊立皇長子為太子，說這是祖宗之制，不可以隨意更改。萬曆先生無法冊立三子朱常洵，便也拖著一直不冊立皇長子朱常洛。於是乎，文官集團和萬曆皇帝之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鬥爭，整整持續了16年之久，先後還引出了「皇長子入學事件」、「三王並封事件」、「梃擊事件」、「福王就藩事件」。在整個鬥爭過程中，文官們堅韌不拔，前赴後繼，先後有4位內閣首輔被迫離職、10餘位尚書侍郎被撤職，100多位各部大臣被降職，罷官，甚至是流放。

這就是大明王朝著名的「國本之爭」。在這幫文官們長年累月，沒完沒了的勸諫甚至謾罵之下，萬曆先生最終不得不妥協了，萬曆二十九年，他只得冊立朱常洛為太子，萬曆三十年，他也不得不將自己的寵愛的兒子朱常洵趕出京城，從此，沒有朝廷的詔書，不得返回京城。可以想像，萬曆先生在不得不送走兒子之時，內心得有何等的凄涼。作為一個皇帝，作為這個王朝法定的最高權力者，他竟然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決定他的家族事業的繼承人；而他退而求其次，只想把兒子留在身邊，享享天倫之樂，竟然也得不到滿足；至於他所寵愛的女人鄭貴妃，她提的一些要求，他就更加的做不到了。甚至僅僅是一個皇貴妃的名號，也是他在眾多朝臣的反對意見中為她辛苦爭得的。NND，我TMD還做什麼皇帝呀。

萬曆先生傷心了，後果很嚴重。萬曆13年之前，這位皇帝還會出城為百姓求雨，多次遠赴京郊朝拜祖宗。從萬曆13年開始，他就再沒有離開過皇宮一步，直到35年後他被直接扛到了定陵。萬曆15年，科舉殿試，皇帝先生為考生們出了一個題目，叫做「無為而治」。自此之後，「宮門一入深似海，從此君王不上朝」，整整三十年不上朝，比他的祖父嘉靖先生還要長。萬曆先生對道家「無為」思想的領悟上顯然比他的祖父又上升了一個層次，嘉靖先生在修道煉丹之餘還會看看奏摺，處理一下朝政。萬曆先生對朝政則表現出了不理會，不處理，不參與的態度，朝臣們的奏摺送到宮中，八成是要石沉大海，杳無音訊。甚至對於朝廷大臣的人事安排，萬曆先生也表現得無動於衷，照例是不理會，不處理，不參與。萬曆三十四年，內閣大學士沈鯉好不容易見到了萬曆先生，他向皇帝先生訴苦說，吏部尚書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也缺了一年，刑部、工部也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則尚書、侍郎全缺；禮部僅存一位侍郎；戶部也只有一位尚書。總計朝廷總部機關各部門高級幹部三十一位，竟然缺了二十四位。任憑沈先生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訴說，萬曆先生仍然是無動於衷，依然是不聞不問。到萬曆最後幾年，連內閣這樣的機構，竟也只有首輔方從哲一人，成了光桿司令。整個大明王朝基本處於半無政府狀態。

當然，萬曆先生也有他關心的事情，那就是皇室的內帑。明朝的稅收徵收有兩條線，一條線是農業稅以及工商稅等，徵收後入太倉國庫，稱作太倉銀，用於王朝軍政事務開支；另一條線是金花稅以及礦稅等，徵收後入皇室的內庫，稱作內帑，主要用於皇室日常生活開支。一般來說，太倉銀和皇室內帑本質上都是國家的稅收，必要的時候，這兩者可以互相周濟，萬曆之前的皇帝也是這麼做的。爭國本事件發生之後，萬曆皇帝就再也不容許朝廷動用內帑半兩銀子了。萬曆末期，遼東戰事吃緊，太倉庫已無存銀。大臣們上書請求萬曆皇帝調撥內帑救急，萬曆先生照例是不理會。沒辦法，正好當時有一筆二十萬兩的稅銀送往內庫，戶部的一位侍郎就將這筆稅銀截留了下來，送往了遼東。萬曆先生得知此事之後，勃然大怒，將那位戶部侍郎罰俸三月，要求戶部立刻補足被截留的內帑稅銀。

後世大清乾隆皇帝評價大明王朝說，「明實亡於萬曆」。很多史學家也把大明王朝的滅亡的主要原因歸咎於王朝中後期皇帝的昏庸和無能。可是，為什麼明朝「昏庸」的皇帝輩出，卻很少有人去分析這背後的制度原因。太祖朱元璋先生為了防止相權欺壓皇權，廢除宰相，權力空前的集中到了皇帝的手中。皇帝的權力是大了，可是對皇帝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對文官集團的駕馭能力要求極高。皇帝如能駕馭文官集團，當然是一言九鼎，如駕馭能力不足，反而會被文官集團所鉗制，皇帝說的話也就只能是說說而已了。太祖成功的防範了相權欺壓皇權，可他沒有想到，官權也可以欺壓皇權，而且相比相權而言，官權對皇權的欺壓會更加的隱蔽，複雜和持久。大明王朝所謂昏庸無能的皇帝，無一例外都有被百官欺負的痛苦經歷。萬曆如此，他的祖父嘉靖也是如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皇帝只好選擇了他們自己能夠做到的方式進行抗爭，他們或叛逆，譬如正德皇帝朱厚照，皇宮不住要住豹房，整天訓練虎豹猛獸，皇帝不做，偏要封自己做個大將軍；或消極迴避，把皇帝這個職業當作是業餘消遣，譬如嘉靖皇帝朱厚熜先生，專註修道煉丹二十年；又譬如天啟皇帝朱由校先生，一生精心鑽研木工技術，為明清傢具的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當然，登峰造極的還是萬曆皇帝朱翊鈞先生了。萬曆先生是不幸的，他生於新考成法的時代，在張居正先生新政的影響和促進下，百官結黨，他面臨的是一個極難駕馭的文官集團。

有時，我會想，萬曆十五年之後，朱翊鈞先生只關心皇室的給養能否正常供給，其他的王朝政務一概不管，實際上是已經放棄了大明王朝的最高權力，將自己放置在了一個立憲制君主的位置上。這是中國歷史上進行重大政治改良絕無僅有的一個絕佳時機。這個時期，王朝倘若能再出一位能臣，在張居正先生的基礎上往前再走一步，大明王朝或者就能在世界上率先步入君主立憲國家的行列，這樣明後期的原始資本主義或者就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發展。只可惜，歷史無法假設，張居正之後世間亦無張居正。

黨爭之禍

萬曆二十九年，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全體文官們大鬆了一口氣，終於勝利了。收拾了皇帝，各黨派解決恩怨的時候也到了。

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東林黨吏部待郎楊時喬和都御史溫純主持京察，末位淘汰齊、楚、浙黨官員三百餘人。

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京察考核的大權落到齊、楚、浙三黨手中，他們「盤踞言路，相互倡和，務以攻東林，排擊異己為事」，東林黨紛紛落馬。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齊、楚、浙三黨主持京察，史載「盡斥東林，及居林者，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為之一空」。

萬曆四十八年，萬曆皇帝駕崩，朱翊鈞先生終於可以不用做皇帝了。太子朱常洛即位，是為泰昌皇帝。可能是在幾十年的「國本」鬥爭中擔驚受怕慣了，一旦鬆弛下來，身體反而無法承受，再加上朱常洛的弟弟的母親鄭貴妃一次性送給了他8個美女，泰昌皇帝登基不久健康狀態就急劇崩潰，由於後期治療不當又亂服「紅丸」，即位不到兩個月，這位不幸的皇帝就一命嗚呼了。

在東林黨人楊漣等的幫助和扶持之下，泰昌皇帝的15歲的兒子朱由校登上了皇位，是為天啟帝。天啟皇帝很感激東林黨人,即位不久就提撥一批東林黨人，東林黨得到恢復。

天啟三年（1623年），東林黨人趙南星主持京察，反過來打擊三黨，三黨骨幹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以及一大批三黨官員被末位淘汰。

天啟皇帝即位之初識字不多，酷愛木工技術，面對龐大的文官集團，常常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只有本能的選擇依賴和信任他身邊的「親人」，準確的說是天啟皇帝身邊親近的人，他的乳母客氏以及客氏在宮中的對食（生活伴侶）太監魏忠賢。

在皇帝的信任和客氏的幫助下，魏忠賢當上了司禮監秉筆太監，終於拿到了那支紅色的毛筆。魏忠賢掌握內廷後，積極的拉攏浙、楚、齊三黨，隨著三黨的加盟，魏忠賢的權勢越來越大，閹黨形成。

閹黨的核心團隊號稱「五虎」、「五彪」、「十孩兒」，團隊成員數百，外圍組成員更是不計其數。除了文官們掌握的京察武器之外，閹黨還有一個獨門武器，叫做東廠，東廠可以根據需要任意的審訊逮捕王朝的任何員工，不需要任何手續。在閹黨龐大的文官團隊的口誅筆伐以及東廠的暴力圍攻下，東林黨領袖楊漣、左光斗被迫害至死，一大批的東林黨人紛紛落馬。史稱「血洗東林」。

東林黨慘敗，閹黨集團則權勢如日中天。魏忠賢被百官尊為九千歲，不僅如此，魏公公還成功的走上了神壇。各地紛紛為其興造生祠，讓其接受人間的頂禮膜拜。國子監的一位監生甚至還上書認為魏公公功德可與孔子相比，要求在國子監的孔子像旁為魏公公立塑像，接受百官朝拜，糊塗的皇帝竟也同意了。只是有一位官員實在是看不下去，說魏公公的塑像與孔子並列，將來皇帝到國子監朝拜孔子，豈不是連魏忠賢也一起朝拜了？這件事情才算作罷。

閹黨治黨講究利益驅動，十分重視物質激勵，只要為魏忠賢辦事，很快就可以得到豐厚的回報，任職快速晉陞，加薪，大額的獎金封賞也隨之而來，給他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被加滿油的官員辦事自然也格外的賣力。那些為魏忠賢修生祠，對其頂禮膜拜的官員，一部分是出於討好和諂媚，但相當一部分是出於對於魏忠賢的真實感激。只是，王朝利益的總數是一定的，閹黨得到太多的利益，其他官員以及百姓的利益就會受損。利益倘若不能公平的分配，人間的正氣就會淪喪。

天啟7年，23歲的朱由校先生走到生命的盡頭。由於還沒有來得及生齣兒子，他只得把家族事業交給他的弟弟朱由檢。臨終時，他還拉著朱由檢的手向他推薦魏忠賢：「魏忠賢恪守忠貞，可計大事。」

在天啟皇帝的眼裡，魏忠賢是一個好員工，一個年年考評都打A的優秀員工。

可新即位的崇禎皇帝朱由檢先生可不這麼看，崇禎皇帝即位前長期住在宮外，看到和聽過太多關注閹黨欺壓百姓的現象和故事。他認定魏忠賢是大奸大惡，下定決心除掉他。他也成功的做到了，這位年方17歲的少年皇帝，即位不到兩個月就不露聲色的成功的解除了魏忠賢的權力，並逼得他在赴鳳陽看墳的途中自盡。朝野大為振奮，認為終於出了一個有能力比較靠譜的皇帝了，王朝中興有望。魏忠賢死後，崇禎皇帝一鼓作氣，對閹党進行了清洗。朝廷共計276位官員被牽連，依罪分別被處斬、流放、充軍、服刑和免職。當時大明王朝朝廷總部機關的全體官員可能還不到900人，清算閹黨，等於是裁撤了三分之一的大明王朝總部員工。

閹黨倒台後，一大批在黨爭中落馬的東林黨人重新回朝任職，東林黨人欣喜若狂，稱頌當時的朝廷是「眾正盈朝」。

崇禎即位時，大明王朝已是千倉百孔。遼東後金崛起，屢屢犯邊；中原大地，流寇四起；再加上連年天災，大明王朝實際已到崩潰的邊緣。此時的王朝，急需能臣與良將。但朝廷經過多年的黨爭，整個文官集團都被整得奄奄一息，一些正直有能力的官員也紛紛致仕離職，哪裡去找能臣良將啊。

崇禎勤政，在一點上他要遠勝他之前的幾位皇帝，但處事卻相當的急躁和武斷。他急切用人，一旦讓他發現可用的能臣和良將，不是往死里用，就是對其寄託極高的期望，而一旦發現他寄予厚望的臣將工作出現了失誤或是沒有達成目標，則又會極度的失望，對其的懲罰也尤其嚴厲。所以，整個崇禎時期，只要是有點能力的文臣武將，如果沒有叛變做漢奸，下場往往都相當凄慘。熊廷弼、滿桂、趙率教、祖大壽、袁崇煥、孫承宗、洪承疇，還有差一點就可以剿滅農民軍的盧象升、孫傳庭，莫不如此。崇禎2年，皇太極入侵，在京城保衛戰中，崇禎皇帝逼得滿桂、趙率教戰死，之後又活剮袁崇煥；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遼東四將一次就折損了三員，自此之後遼東局勢急劇惡化。

張廷玉先生在《明史》中評價崇禎：「嗚呼！庄烈（崇禎）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

崇禎執政17年里，先後更換內閣大臣50餘人，兵部尚書14人，刑部尚書17人，其他各部尚書侍郎超過30人。被處死的內閣首輔2人，總督7人，巡撫11人，其他各級官員更是不計其數。長期的黨爭再加上崇禎上台後清洗閹黨，朝廷已是人才凋敝。走馬燈似的換人，使得本來就極度虛弱的文官集團得不到鍛煉和成長。崇禎最大的失敗，在於他自始至終都未能成功的組建立起一支穩定團結且有辦事能力的執政團隊。崇禎上吊時，那位唯一陪他上吊的貼身太監王承恩嘆道「忠賢若在時，何至如此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閹黨本質上代表是皇權，是皇帝的天然同盟軍，雖然閹黨講究的是利益和手段，辦事也不那麼仁義，但他們當中相當的一部分能辦事，辦成事，在這一點上要遠勝滿口仁義道德的後期東林黨。當初崇禎皇帝若不是將閹黨趕盡殺絕，而是適度打擊，平衡好閹黨東林黨兩黨的實力和關係，用他們的長處。明末的局面有可能真的會好一點。崇禎皇帝後期又重新扶持和重用太監，並且說「文臣皆可殺也」，大概是有所醒悟,但貌似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中國的儒家講究仁義道德，是希望通過仁義道德構建起人與人之間的倫理秩序，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摩擦。儒家理論在一個有著儒家共同信仰的群體中的確很有用，但在倫理之外複雜的社會、經濟以及軍事問題面前，往往是一籌莫展，這是儒家的致命缺陷。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就曾經嘗試修復這個缺陷，他提出儒者要做到「內聖而外王」，內聖是講了不少，但外王卻沒怎麼說。怎麼王得靠自己去領悟和修行。

東林黨正是典型的這樣的一群儒者，他們滿口仁義道德，早期他們當中的一些優秀代表清廉自律，剛直不阿，一身正氣，的確令人敬佩。但在國家危難之時，迫切需要做出改變的時候，作為執政主體，他們竟然提不出任何有益於國家的施政措施哪怕是政策綱領。閹黨執政期間，遼東的軍餉還能正常供給；黃河淮河年年修治，每到洪水季，更是派出主管太監和官員住在堤上，堤破就殺他們的頭；每逢災荒，朝廷多少也都會賑濟一下。到崇禎時期，遼東一問朝廷討要軍餉，東林黨第一反應就是要追查遼東眾將有沒有貪沒軍餉；整個崇禎一朝17年，自閹黨倒台後就從未再修治過黃河淮河，以至於黃淮幾乎年年泛濫，災民遍野；西北連年旱災，從不賑濟，以至於百姓相食。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不曾為拯救這個王朝做過一點點的實事，卻總在其他官將為王朝賣命的時候求全責備，整天盯著他們有沒有遵守流程制度，專挑他們道德上的不足和毛病；縱容甚至是慫恿崇禎皇帝換臣殺將；為了維護東林黨老家縉紳階層的利益，東林黨竟然忽悠皇帝廢除了礦稅和鹽稅，讓大明王朝本就陷入困境的財政更是雪上加霜。總而言之，東林黨在大明王朝的滅亡的進程中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1964年，毛太祖在談論明朝的歷史時說，明朝搞得好的就洪武和永樂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識字不多，等認識字的讀書人上台，就都搞不好了。毛太祖晚年，對知識分子很不感冒，我想多少與明末時期東林黨的表現有些關係吧。

君王死社稷

公元1644年，崇禎十七年陰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攻破北京城。破城之時，崇禎皇帝讓太監登上鐘樓敲鐘召集百官，結果百官一個都沒來。

崇禎登上了煤山，走向了那顆著名的大樹。陪他上吊的，有且僅有一位太監，他的名字叫做王承恩。

「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屍，勿傷百姓一人。」這是他最後的遺言。

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祖訓，要求他的後世子孫「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在這一點上，崇禎皇帝朱由檢先生做到了。他自稱無面目見祖宗，只是他的祖宗又有何面目來見他？

崇禎死後，陳屍禁門之外。農民軍的軍師宋獻策和李岩散步經過。見有兩位僧人在為崇禎皇帝誦經禮懺，而明朝的降臣卻繡衣怒馬，叱道而過，唯恐避之不及，毫無故臣慘戚之意。李岩對此大惑不解，便問宋獻策：「何以紗帽（指官員）反不如和尚？」

宋獻策不屑一顧道：「此等紗帽原是陋品！」

李岩仍是不解，又問道：「明朝科舉取士，考察制度周備，為什麼到了國家多事之秋，卻不見多少報效之人？」

對此，宋獻策有一段精闢的回答：

「明朝國政，誤在重科制，循考察，論資格，所以到了國破君亡的時候，鮮見忠義之臣。滿朝公卿，哪一個不享朝廷的高爵厚祿？然一旦君父有難，各思自保。那些做官不久的人會說，我這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寒窗苦讀，才博得一頂烏紗上頭，一事未成，哪有即死之理？這說明科舉之不得人心也。而那些舊任老臣則又說，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一次一次的京察考滿，幾十年仕途小心翼翼，一步一步任職晉陞，才熬到這一地位。大臣又非我一人，我即獨死無益。這說明循考察論資格之不得人心也。這兩種人都認為功名是自己苦熬而得，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也難怪他們棄舊事新而漫不關心了。可見如此用人，本來就不顯朝廷待士之恩。而朝廷卻則責其報效，不是痴人說夢嗎？

「而那些依仗權勢，通過情面而被提撥的官員，驕慢貪婪，孝悌尚且不能，怎能指望忠義？那些夤緣而進的富家子弟，既然花了本錢，自然要撈錢盈利，哪裡還能顧得上忠義？

「這就是近來朝廷取士之大弊也。」

太祖皇帝朱元璋先生初創大明王朝之時，擔心皇權被相權欺壓廢除了相權，結果皇權被官權長期欺壓，子孫受辱；他極度痛恨腐敗，制定了極為嚴苛的懲治腐敗的制度，結果腐敗橫行，惡劣尤勝前朝；他重視農桑，以農為立國之本，結果土地荒蕪，流民四起；他高度重視官員的考核，未料考成法卻成為王朝矛盾轉化和激化的催化劑，到後期，則淪落為王朝政治鬥爭的最主要的工具。他一手設計和創建了大明王朝的組織結構和政治制度，在奠定大明王朝兩百年余年基業的同時，也為大明王朝植入了滅亡的DNA。這一切的一切，只怕是太祖皇帝朱元璋先生當初所始料未及的吧。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2016年1月3日完稿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