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興衰的歷史政治經濟學 |《財經》專稿

必須真正改變既有的增長模式，必須真正觸動既定的利益集團格局，必須真正將相當一部分政府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社會，必須真正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實現包容性

□ 顧昕/文

制度! 制度！制度！這是2012年西方財經界和讀書界最震懾人心的天籟之聲。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在熱衷於追求國際范兒的中國財經界和讀書界，這一聲音卻沒有激起多大回聲。三年過去了，音調不再高亢的「制度! 制度！制度！」終於在眾聲喧嘩的2015年初夏傳入了中國。

天籟之聲的曲名為《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實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這部2012年的國際暢銷書，回答了任何不無趣味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學者都會為之興緻盎然的問題：為什麼有些國家極度富裕，而另一些國家卻異常貧困？國家為什麼會興起，而有些一度勃興的國家為什麼又會衰敗？

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以來，無數智者賢人為回答這些問題而殫精竭慮，答案也五花八門，包括地理民情、資源稟賦、宗教文化、精英抉擇、政策制度等等，不一而足。面面俱到但卻蜻蜓點水並非西方智者的思維和論述方式，而劍指最重要影響因子，方顯分析功力。

當代新制度主義智者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 Robinson）的劍芒，寒氣逼人。透過比較歷史政治經濟學分析，二位合修的大氣磅礴之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揭開國家貧富興衰的謎底：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還是制度！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於2012年春由知名出版商蘭登書屋的子公司皇冠商務出版，一時間在西方的財經界和讀書界激起閱讀和閱聽熱潮。大大小小、新新舊舊的各路媒體刊載無數書評，書評者既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包括知名學者和暢銷書作家。

事實上，《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也曾在中文世界引起過一定的關注。不僅有相關讀書會、書評和論文詳盡討論此書的學術思想，而且還有論者乾脆以《國敗論》作為此書中譯書名，以推崇其堪與《國富論》相比肩的思想和寫作功力。

該書英文版出版後不到一年，其繁體字中譯本就在台灣出版了。但令人意外的是，該書簡體字中譯本直到2015年5月才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印行，且有所刪節；更令人扼腕的是，原書目錄每一章正標題下大多有一兩句話的副標題，醒目點出該章的核心內容，但不知為何，這些副標題在簡體中譯本中都刪除了。

《國敗論》共有15章，第13章是點睛之章，正標題為「今天，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唯其副標題僅有三詞：「制度！制度！制度！」可是，黃鐘大呂之音，卻在簡體中譯本中泯然無存。

儘管姍姍來遲且黯然失色，但《國敗論》在中國大陸的出版，依然及時。這是因為，中國的發展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而中國發展的可持續性有賴於制度變革的深層推進，卻已成為舉國智者憂思的焦點。

作為比較發展研究的新制度主義傑作，《國敗論》的如椽巨筆揭示了國家興起的必要條件和國家衰敗的充分條件，為所有國家和地區發展政策的研討和制定，確立了一個永遠不可磨滅的思考框架。毫無疑問，對於所有關心華夏興衰的學者來說，這本書（無論哪一個版本）都應該出現在一個觸手可及的地方。

比較發展研究的新制度主義智者

《國敗論》在西方讀書界取得的巨大成功，與阿西莫格魯的學術號召力不無關係。這位冉冉升起的巨星，在國際經濟學界真可謂無人不曉，在中文經濟學博客中也常被稱為「魯神」。魯神現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經濟學系的講座教授。這位1967年出生於伊斯坦布爾一個亞美尼亞家庭的聰慧學人，25歲獲得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次年被MIT挖角，並在33歲時晉陞為正教授，37歲時榮升講座教授。

對經濟學江湖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MIT穩居五嶽之列。在如此聲譽崇隆的學堂僅用十年多時間就晉陞為講座教授，非有過人的成就而不可能。

事實上，魯神的學術成就，那是相當的過人，簡直可以用彪炳、強悍、神奇來形容，在中文經濟學博客中也常見「巨牛」、「超牛」之類的禮帽。自2000年以來，魯神每年以5篇－10篇的頻次在頂級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試比較一下，中國眾多頂級大學所有社會科學學者在頂級國際學刊的年發表論文總量多不足20篇）。

尤其突出的是，近十年來，魯神穩居世界引證率最高的前十位經濟學家之列（多排在第五、第六的位置），而且其引證寬度（即考察引證者所發表論文的亞學科範圍）的排名更是穩居前五，足以凸顯出其學術影響力之強和學術影響力之寬。魯神於2005年榮獲美國經濟學會頒發的克拉克獎，該獎有「青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譽。

魯神的產量如此之高，難道真是他一人所為嗎？據說在克拉克獎頒獎儀式上，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大牛曼崑調侃說：「達龍，你的神秘雙胞胎該出場了。」

依照中國人的概念，年齡不到半百的社會科學學人均屬青年。2006年，年僅39歲的魯神當選了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

2007年，魯神又榮獲了匈牙利拉茲洛高等研究學院約翰·馮·諾依曼獎。諾依曼是一位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熠熠生輝的名字，他在數學、物理學、經濟學、管理學、統計學、氣象學、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慧等諸多科學領域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被稱為「計算機之父」、「博弈論之父」。

以這位科學大師名字命名的獎項，自1995年頒給那些為「精密社會科學」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國際學者，在國際社會科學界聲譽之隆，不亞於諾貝爾獎。魯神終將榮膺諾貝爾桂冠，這在國際經濟學界早已是隨處可聞。

魯神的長期合作者羅賓遜1960年出生於英國，其父曾任英國派駐多個殖民地的官員，羅賓遜自小就隨父親在迦納、奈及利亞和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地生活。2004年以來，羅賓遜一直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的教授，並在2009年榮升講座教授。

儘管羅賓遜在魯神的陰影下多少有些星光黯淡，但他的光芒已經開始在學術界四射了。2012年，羅賓遜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2015年2月，羅賓遜被芝加哥大學挖角，榮膺大學講座教授，在該校的哈里斯公共政策研究院任教。

魯神和羅賓遜都接受了經濟學的正宗修習，但其學術修為恰互有長短、剛柔相濟。經濟學的無上內功心法有二：一是數學建模；二是統計計量。魯神之所以神乎其神，全在於其內功修為至少達致八層境界。

將模型和計量之功用於分析尋常的增長、失業、培訓、收入分配、工資結構、失業保險、技術變革、人力資本積累等經濟學問題，只不過是少年魯神修習內功的操練而已。

進入21世紀之後，魯神的關注轉向了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普選、腐敗等辭彙出現在他的論文題目之中，這些充滿了模型和計量的論文是很多不諳數理分析的政治學者和社會學家看不懂的。魯神能將建模和計量爐火純青地施展於政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分析，足見其經濟學內功修為之深，不枉其成為諾依曼獎的第十二位獲獎者。

與魯神有所不同，羅賓遜的經濟學內功修為儘管不弱，但其修習了英國學術傳統看重的歷史敘事和案例分析之功，卻在經濟學人當中卓然不群。與絕大多數經濟學家之平澀、無趣、貧乏、生硬的文筆不同，羅賓遜的文章總能娓娓道來、引人入勝。羅賓遜多年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生活工作和田野調查經歷，使得他的作品不僅能對歷史事件發潛闡幽，也能對當今世界高談闊論。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以下簡稱「阿-羅」）自2000年雙劍合璧，將他們基於自身經歷對當今世界政治與經濟何以糾纏不清的思索，成功地轉化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阿-羅合著《專制與民主的經濟起源》（2006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現已成為比較民主化研究領域的一部學術經典。

2007年，該書獲得了美國政治科學學會頒發的兩項大獎：一是政治經濟學年度最佳圖書威廉·瑞克獎，該獎項以政治科學中理性選擇學派創始人冠名；另一個是伍德羅·威爾遜基金會獎，專門頒給上一年度有關政府、政治或國際事務的最佳著作。

阿-羅2006年在頂級政治學學刊《美國政治科學評論》中合發一篇論文「從政治視角看經濟落後」，獲得了美國政治科學學會2007年最佳論文獎。

國家興起的制度條件與國家衰敗的制度肇因

《國敗論》揭示了制度對於國家貧富興衰的重要性，這當然不是什麼新見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早就將產權的清晰界定和有效執行確立為西方興起的主因。因此，有書評者（如福山）認定《國敗論》儘管視界寬廣且通俗易懂，但在思想上並無創新之處，基本上只是諾斯的拾牙慧者而已。

這一評論有失公允。的確，自諾斯以後，制度重要，在西方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文獻中已經成為一個無需給出引證的尋常陳述。如果僅僅是放眼全球，給出制度重要的更多歷史例證，做出制度重要的更多比較展列，自然無法成就阿-羅比較發展研究領軍人物的美名。

毫無疑問，國家貧富興衰的重要影響因子眾多，制度必定恭列其中，但縝密的社會科學分析，必須進一步澄清，哪些影響因子是國家財富與實力變遷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如果聚焦於制度，那麼也必須澄清，何種類型的制度重要，以及此類制度與國家興衰究竟是相關關係還是因果關係；如果辨識出一定類型的制度重要，那麼接下來還必須研究，這種類型的制度究竟如何生成、如何演變、如何發育成熟以及有無可能出現衰敗。

事實上，《國敗論》有關非洲、拉美、歐洲和北美的比較歷史論述，不僅在文筆的流暢性和故事的生動性遠遠超過諾斯的史學作品，而且在學術上皆有阿-羅等人合著的經濟學論文做出基礎，而在這些論文中，歷史敘事遭到壓縮，取而代之的則是更有利於辨明關聯性和因果性的數理模型和計量統計。

要辨明A究竟是B的必要條件、充分條件還是必要充分條件，建模如果不是唯一之法，也是最為有效的方法；要澄清A與B的關聯究竟是僅具有相關性，還是具有因果性，計量分析如果不能達一勞永逸之功，也能有通徹透明之效。

阿-羅自2000年雙劍合璧之後，合作發表（亦包括其他合著者）了20多篇論文，其中如下幾篇為《國敗論》的比較歷史敘事奠定了理論基礎。

2001年，阿-羅與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合著的論文「比較發展的殖民起源：一個實證經驗研究」，是比較發展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里程碑。順便說，約翰遜也是大牛，他是MIT斯隆商學院講座教授，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首席經濟學家。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經濟學界經常出現政治立場與個人秉性大相徑庭的教授合作發表經典性論文的盛舉，而此類盛況在中國經濟學界極少出現，這在很大程度上顯示出現代社會的科學分工與小農經濟的自力更生之別。阿-約-羅三人的論文運用較為精緻的計量方法，證明了諾斯命題，即優越的制度是國家富強的必要條件。

2002年，阿-約-羅又發表了「財富翻轉：地理與制度在造就現代世界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一文，證明地理因素對於貧富興衰來說既非必要條件亦非充分條件。2005年，阿-約-羅再度亮劍，發表「歐洲的興起：大西洋貿易、制度變遷和經濟增長」一文，基於歷史數據的計量分析反駁了歐洲興起受惠於美洲財富的膚淺之見（此見著力渲染歐洲殖民者在美洲的財富掠奪與美歐之間貿易對歐洲崛起的貢獻，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中國學界對此論也應該耳熟了）。

2011年，阿-約-羅與另一位學者聯手，刊文「激進改革的後果：法國大革命」，證明哪怕是通過革命手段引入的強制性制度變革亦能促成國家的興起。這一論點與哈耶克強調自發性制度變革的著名觀點大相徑庭。此外，阿-羅兩人還發表了眾多有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

在某種意義上，阿-羅的學術貢獻是將科斯和諾斯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而在這個高度，出現了一個全新的學術平台：新政治經濟學。這個新政治經濟學，與公共選擇學派創立的新政治經濟學，以及從亞當·斯密以來的舊政治經濟學，無論在理論建設、問題意識，還是在模型建構和分析框架上，都有很大的區別。

實際上，《國敗論》是在阿-羅十多年富於啟發性的研究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結果，用歷史比較的方式全景性展現出來。在本書中，阿-羅將人類社會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制度劃分為兩類：包容性制度與攫取性制度（在《國敗論》的台灣譯本中，採用「廣納性對榨取性」；在大陸譯本中，採用「包容性對汲取性」）。

在阿-羅的筆下，「包容性經濟制度」，就是指國家有效確保財產權利、維護契約制度、促進公平競爭、提供公共服務的競爭性市場制度，而「攫取性經濟制度」包含兩個亞類：一是計劃經濟體制；二是壟斷市場體制。

在阿-羅的筆下，所謂「包容性政治制度」是指同時具有足夠集權性和多元性的政治制度；任何一個特徵付之闕如，都會淪為「攫取性政治制度」。在這裡，政治制度的集權性，在發展政治學中，一般被稱為「強國家」（strong states），即具有足夠能力使其政策得以實施的政府。因此，阿-羅的「廣納性政治制度」並不完全等於民主制度，而是民主制度的一個子集，即多元主義強民主。

這一分析範疇，在諸多細微的方面超越了以往經濟學家對制度的分析。就經濟制度而言，強調產權的清晰界定和有效執行對於市場機制良好運行的重要性，這是斯密-科斯-諾斯思路的核心，後來發展成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支──產權學派。

然而，阿-羅進一步發展，強調一個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良好運行，不僅需要產權和契約制度，而且還需要國家有效實施反壟斷法，同時為民眾提供普惠性的公共服務（如基本醫療和教育），從而使所有人都有大致同等的機會參與市場競爭。進而，阿-羅還特別突出了熊彼特「創造性破壞」的發展性作用，將抑制創新視為攫取性經濟制度的重要特徵。

就政治制度而言，阿-羅的分析範疇突破以往社會科學中盛行的民主-獨裁框架。事實上，民主或獨裁與經濟增長的關係，這是增長理論的一個老課題，只不過始終沒有得出確定的結論，因為在現實世界中，無論何種關係都能找到足夠的例證。阿-羅在以往文獻的基礎上，轉換了研究焦點，不再將競爭性選舉的存在與否，而是將國家能力的強弱和參與機會的寬窄，視為真正的自變數。

依照阿-羅的分析範疇，包容性政治經濟制度構成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優制度條件，而攫取性政治經濟制度構成最劣制度條件。《國敗論》分別用以「良性循環」和「惡性循環」為題的兩章，以英國、北美、澳洲以及「二戰」後的德國和日本為例，將包容性政治經濟制度如何促成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用近代西班牙、近代法國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案例，將攫取性政治經濟制度如何引致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失敗，娓娓道來。其中，對波札那為什麼欣欣向榮而獅子山卻貧弱衰敗的精彩分析，尤為引人入勝。

相較於處在兩個極端，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更為常見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與包容性經濟制度的組合模式。很多獨攬政治大權的人，出於各種考慮，大都衷心冀望其統治之地的財富快速增加，因此他們會採納一些包容性經濟制度，以提升人們的生產性激勵。

與此同時，掌握資源配置大權的統治精英，也會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那些業已證明較優甚至最優的產業，從而實現最大限度的經濟增長。典型的例子是前蘇聯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通過集體農場強制勞動、剪刀差強制收購（降低農產品價格並提高工業品價格）、重工業傾斜等政策的快速經濟增長。

所以，阿-羅指出，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當權者不僅有強烈的推進經濟增長的動機，而且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有時還具有推進經濟增長的能力。

然而，儘管攫取條件下的經濟增長大有可能風光一時，但長期可持續性卻很弱。這種組織模式的脆弱性有兩方面的原因：

（1）結構性限制：民眾缺乏對攫取性利益集團的制衡，既得利益者為維護既得利益而展開競爭，非既得利益者為獲得攫取機會也會參與競爭，結果自然是尋租滋長、腐敗橫行、投機蔓延，生產和創新的激勵降低，最終阻礙了長期經濟成長的實現。

（2）極限性限制：攫取性增長多發生在後發展國家趕超型發展的初期階段，通過輸入技術甚至「山寨」並輸出低端產品，經濟有可能快速騰飛。可是，這種增長模式極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旦民眾的收入增多，其消費需求層次必定提高，而滿足其需求的中高端產品的研發和生產，一方面需要更高水平的投資，另一方面也需要對創新的更大激勵和更好保護。這不僅需要經濟制度進一步向包容性的方向改革，也需要國家治理模式的創新。

前文提到，《國敗論》雖姍姍來遲，但依然生逢其時，蓋因此書極為切合中國的國情。有趣的是，國際上對《國敗論》批判點之一就是其分析不適用於中國（福山之論）。總體來看，《國敗論》中有關中國的陳述一來篇幅比重不高，二來多為正確但卻膚淺之論。

可是，此書的核心之論，即少數利益集團把持政治經濟會引致國家衰敗，無疑可在浩瀚的中華歷史通鑒中找到無窮無盡的精彩案例。

幾千年來，中華帝國治亂循環，無非是王朝初期朝廷在民生事務上採納一些包容性制度和政策即可成就盛世，而朝政一旦被各種利益集團（或外戚、或官僚、或宦官）把控，包容性遞減乃至喪失就必然引致盛世之衰。

在當今中國，行政化盛行，遊戲規則的制定和經濟資源的配置深受利益集團影響。因此，必須真正改變既有的增長模式，必須真正觸動既定的利益集團格局，必須真正將相當一部分政府的權力放給市場、放給社會，必須真正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實現包容性。

所有這些，既是《國敗論》的分析之論，也是當今中國的改革之道。將權力之手關進位度的籠子，在政府放權上真正做到「壯士斷腕」，這正是當今中國難得的舉國共識。「制度!制度！制度！」依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中之重。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本文刊發於2015年12月28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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