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朝的改革

何德章

馮氏被尊為皇太后，時年24歲。作為漢族女性，馮氏更喜歡中原文化，對鮮卑武人粗鄙無文不存好感，她「粗學書計」，並非天生的改革者，但她長期以「女主」執政，北魏政治格局因而發生巨大變化，使改革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太和十四年(490)馮太后去世，人亡而政不息。孝文帝正式成為改革的主導者，時年23歲。孝文帝是馮氏改革的參與者與推進者，也是馮氏改革最重要的成就。

應邀就北魏孝文帝改革做一筆談，初覺輕鬆，真寫起來卻頗感難以著筆。孝文帝改革是各種層次的教材必然會講述到的歷史內容，要談出新意，殊為難事。思之再三，本文擬結合個人以往研究心得，對孝文帝一朝改革的發展過程，做一些梳理，談一些教材較少涉及的史事，間或提出自己可能還不太成熟的想法，改革的具體內容則不予過多地涉及。希望能對讀者諸君全面了解孝文帝改革有所幫助。

文題以「孝文帝朝改革」為名，而不是「孝文帝改革」，是因為孝文帝一朝前後改革的主持人、改革的背景、改革的　目標，都有很大的差異，簡單地稱之為孝文帝改革，有違歷史真相。

北魏孝文朝的改革，既是北魏創立以來長期發展的結果，也是特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產物。

公元467年八月，孝文帝拓跋宏誕生於平城。其父北魏獻文帝拓跋弘當時虛歲14歲，其母姓李，為中原漢人，大概已有20多歲。兩年後，拓跋宏被立為皇太子，卻給她的生母李氏帶來了殺身之禍。北魏創立者拓跋珪為了避免太子母親的家族干預朝政，定下過規矩：皇位繼承人選一旦確定，則處死其生母，當時稱之為「子貴母死」。

皇太后馮氏親自擔負起撫養孝文帝的責任。馮氏並不是孝文帝血緣意義上的祖母。孝文帝的親祖母與其生母同姓，也因「子貴母死」制度被處死。馮氏也是中原人，祖籍長樂信都(今河北冀州市)，她的祖先任職於鮮卑慕容部建立的政權。馮氏的祖父馮跋奪得政權，成為十六國北燕政權的皇帝。北燕被北魏消滅後，馮氏人物有的逃亡，有的出仕北魏。馮氏幼小時因故以罪犯家屬的身份充入後宮為奴婢。馮氏的姑姑在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燾的後宮中頗有地位，對她加以提攜、教育，15歲時，馮氏成為文成帝拓跋濬的皇后。《魏書》　中有關於馮氏與文成帝感情深厚的描述，但記載並沒有顯示她曾經生兒育女。

465年，文成帝26歲時去世，12歲的皇太子拓跋弘繼位，馮氏被尊為皇太后，時年24歲。鮮卑貴族、車騎大將軍乙渾假傳聖旨，誅殺朝臣，自封為丞相，圖謀篡權。次年二月，馮氏「密定大策，誅渾，遂臨朝聽政」(卷13《文成文明太后馮氏傳》)。這是馮氏第一次執掌朝政。顯然，馮氏能夠扭轉乾坤，是因為她身為後宮之主多年，在宮中形成了自己強大的影響力，在朝廷中也擁有強有力的支持者。馮氏此次執掌大政的一二年中，有兩件值得特別注意的舉措。

其一，推廣儒學教育，在各郡設置博士、助教，根據各郡大小，招收學生40—80人。地方政府按朝廷規定，全面興辦學校，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於北魏這個當時仍以鮮卑武人為主體的政權來說，更是難能可貴。其二，利用南朝

劉宋政權的內爭，遣慕容白曜率軍奪取青、齊，進佔今山東半島。自拓跋燾於439年統一北方以來，北魏雖然一直對南方構成強大的軍事壓力，但在黃河以南的統治並不十分鞏固。奪取青、齊二州，使北魏將南方的防線從黃河一線推進到淮河流域，洛陽一帶不再有腹背受敵之虞，這為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南向發展，創造了條件。

《魏書·文成文明太后馮氏傳》說：「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高祖是孝文帝的廟號。一些學者將這一記載理解為馮太后為了親自養育孝文帝，遂不再過問朝政，進而懷疑孝文帝是馮氏的私生子，馮氏放棄權力，很可能是因為分娩而有不便。但按《魏書》記載，馮太后與孝文帝之間關係曾一度相當緊張，馮氏曾經打算廢黜他，要說馮氏與孝文帝是母子關係，根據確實不足。持此說者以今度古，認為孝文帝出生時，獻文帝虛歲14，孝文帝不太可能是其親生。但無論從當時習俗還是生理角度看，都不成問題。草原習俗，男子能騎馬彎弓，即視為戰士。受此影響，北魏均田令規定男子年15歲便可佔有田產，北周時法令規定，男子15歲、女子13歲必須結婚，更早結婚自然不在禁止之列。據《魏書》卷22《元恂傳》，孝文帝在長子元恂只有十三四歲時，便納名門之女為元恂左右孺子，而且希望元恂「食後還內，晡時復出」，不要沒日沒夜地讀書。孝文帝本意當然還是希望儘快有個孫子，崔光等人卻以孔子「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一語勸阻，反對元恂「舍書御內」。這也說明，當時鮮卑族男子十三四歲過兩性生活為正常行為。獻文帝虛歲14時，與正當盛年的李氏生下孝文帝，並非不可能之事。其實，獻文帝出生時，其父文成帝也只有14歲。

馮太后第一次執政，「是後罷令」。「是後」究在何時，《魏書》並無明確交待。如果生育之說不可信，則馮氏放棄對朝政的掌控，應該是獻文帝逐漸長成，在擁護自己的朝臣支持下，不斷逼迫的結果。馮氏正當盛年，喜歡上「美容貌，有才藝」的都官尚書趙郡人李弈，這原本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李氏兄弟及親屬依仗馮太后對李弈的寵愛，「關亂公私」，引起獻文帝的強烈不滿(《魏書》卷36《李順傳附李敷傳》)。皇興四年(470)冬，獻文帝將他們誅殺。此事反映出馮氏與獻文帝之間的激烈矛盾。次年八月，年僅17歲的獻文帝突然將皇位傳給年僅5歲的皇太子拓跋宏，以「太上皇帝」的身份自處。北魏歷史進入孝文帝朝。

關於獻文帝退位的原由，《魏書》卷6《顯祖紀》稱因其「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退位之後，「徙御崇光宮，采椽不斫，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似乎真的過上了不問世事的隱居生活，唐朝人懷疑獻文帝是在皇太后馮氏的逼迫下退位的，後人遂據以為信史，但獻文帝內禪於其子，完全有可能是為進一步削弱馮氏權力而做出的努力。從《魏書》的記錄可知，退位後的獻文帝，既沒有放棄、也沒有喪失實際的權力。「太上皇帝」仍然掌握著「萬機大政」，還曾兩次統率大軍前往漠北，征討柔然，其寵臣李「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僚莫不曲節以事之」(《魏書》卷46《李傳》)。獻文帝年紀輕輕便傳位於皇太子，自然有助於鞏固孝文帝的地位，而他以「太上皇帝」自居，馮氏皇太后的身份便顯得極為尷尬。從孝文帝繼位到「太上皇帝」拓跋弘去世五六年間，我們在《魏書》中確實也找不到關於馮氏活動的記錄。獻文誅殺馮氏寵幸的李弈等因李告發，李因此而受寵於獻文，馮氏對李自然會切齒痛恨，但直到獻文帝「暴崩」之後，馮氏再次執政之太和元年(477)才將李誅除。如果馮氏有能力逼迫獻文帝退位，何至於放任李「權傾內外」如此之久?　馮氏「罷令」結束第一次執政，應當就在獻文帝傳位於孝文帝而稱太上皇帝之時。

承明元年(476)　六月，「太上皇帝」拓跋弘去世，今本《魏書》沿自北魏國史，對於獻文帝死因，諱莫如深。唐朝人揣度獻文帝之死為「暴崩」，是馮氏行「酖毒」所致。《魏書》卷7上《孝文帝紀上》當月兩條記錄倒是頗值得注意：「六月甲子，詔中外戒嚴，分京師見兵為三等，第一軍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兩條記錄，既可視為單獨記事，也可視為相互聯繫的事件。

平城內外突然戒嚴，顯然是有大事發生。京城內現有軍隊被分為三個等級，或許是按精銳程度。迅速派出精銳，第二、三批軍隊絡繹派出，顯出事態嚴重。「京城見軍」是由誰控制的?他們被派往哪裡?「京城見軍」以外的軍隊又是誰控制的?　駐紮何處?　所有這些疑問，在《魏書》中都得不到答案，似也無人給出合理的解釋。個人閱讀此節，總有這樣一種強烈的感覺：此時「太上皇帝」正按慣例率軍「巡幸陰山」，而隱忍已久的馮氏利用其掌控的部隊發動政變，「京城見軍」緊急行動的目標是在陰山一帶活動的「太上皇帝」拓跋弘。此年六月甲子為初六日，辛未為十三日，「陰山去平城六百里」(《南齊書》卷57《魏虜傳》)，鮮卑騎兵為主的部隊，六七日間一個來回當不是問題。戒嚴與軍隊的突然行動，應該都與獻文帝死亡有直接的關係，至於最後是毒殺還是其他方法，無關緊要。歷史記錄缺失或語焉不詳，有時需要合理的推測與想像，好在此文並非正經八百的史學論文，且藉此機會放縱一把。

「太上皇帝」死去，皇太后馮氏被尊為太皇太后，「臨朝稱制」。從此直至其於太和十四年去世，十四五年間，馮氏牢牢地控制著朝政，改革時代終於來臨。

馮　氏更喜歡中原文化，對鮮卑武人粗鄙無文不存好感，她「粗學書計」，並非天生的改革者，但她長期以「女主」執政，北魏政治格局因而發生巨大變化，使改革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北魏此前數代鮮卑族皇帝，喜好馬背上的生活，不斷率領軍隊四處征討，劫掠財物、牲畜與人口，賞賜、籠絡隨駕征討的軍士與臣僚，若非特殊原因，每年都要率領軍隊「巡幸陰山」，實際上是到草原上劫掠、射獵一番。即使是重視中原、頗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也以彎弧發矢、射高及遠而聞名，群臣樹碑稱頌其神勇，殘碑至今猶存。鮮卑武人及附屬拓跋鮮卑的部落酋長，是統治階層的核心，對中原的管理，主要依靠武力威懾。

馮氏執政，任用漢族文士的同時，信任身邊的宦官及一批被稱為「恩倖」的私寵。宦官、恩倖得封王、侯，充任朝廷各部門主官，擔任地方大員。當然，馮氏對這些人也能嚴加管束，他們也能忠實地執行馮氏的政策法令。馮氏的一些私寵，甚至是孝文朝改革的中流砥柱，如孝文朝改革所依仗的重臣李沖。這打破了鮮卑貴族獨享政權的局面，為馮氏推行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條件。

作為漢族女性，馮氏以宮廷作為行使權力的主要場所。太和五年(481)春，馮氏攜孝文帝巡視河北，這是她唯一一次遠離京城。行進途中，僧人法秀在京城謀反，不少官員牽涉其中，結果巡視活動匆匆結束。馮氏執政後，皇帝率眾劫掠、賞賜這種草原首領維繫部眾效忠的統治方式，難以繼續維持。仿照秦漢以來中原政權的傳統作法，按時、定額給官員發放俸祿，勢在必然。

俸祿從來都是中國古代中央集權體制下各政權最為主要的財政開支，要推行俸祿制度，就必須有穩定的財政收入。馮氏當政時，北魏的地方管理體制雖不斷成熟，但仍存在很大的問題。不少地方只能通過鎮、戍，維持軍事性控制，即便設置州、郡、縣的地區，基層行政組織闕如，不少民戶依附於豪強大族，官府允許豪強管理受其庇護的百姓，代收代繳租稅，實質上是北魏統治者所熟悉的草原部落統轄方式在中原地區翻版。在馮氏執政後的新的政治形勢下，全面實行州、郡、縣行政，健全基層行政組織，實現官府對民戶的掌控，保證穩定的賦稅收入，便提上了議事日程。馮氏發起的改革活動，與其說是北魏前期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不如說是馮氏執政後北魏政治形勢變化使然。

馮氏第二次執政不久，便開始營造改革的氣氛。「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魏書·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勸戒歌》《皇誥》，是馮氏代孝文帝行使皇帝權力所頒布的文告，並非全是馮氏親自撰寫。這兩個文件，因文字較多，《魏書》未加採錄，今已不存，但通過《魏書》　中相關記載的綜合分析，我們還是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勸戒歌》是以淺顯易懂的詩歌形式，主要向鮮卑族官員灌輸中原文化精神，並被譜成曲調演唱，在太和五年即已頒布給群臣；《皇誥》則是以更典雅的文體，闡述變革制度的主張，早在太和二年就基本成形。漢族官員高允、高閭、李沖等人都曾參與《皇誥》的制訂，原本叫「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太和九年(485)正月，以孝文帝的名義在朝堂之上鄭重地頒發給群臣，於是稱作《皇誥》。《皇誥》　正式頒布前後，各項改革措施緊鑼密鼓地推出。

太和八年(484)，頒布俸祿制，官員按季領取任職報酬；次年，頒布均田法令，確認耕地的所有權，限制私有耕地的買賣，規範空荒土地的使用與佔有；太和十年二月，開始在各地設黨、里、鄰三長，民戶五戶置一鄰長，五鄰置一里

長，五里置一黨長，建立地方基層組職。在三長制、均田制推行的同時，普遍將各地武力威懾的鎮、戍，改為州、郡行政。均田制、三長制等，經過調整，一直到唐代中期，都是隋唐統一時期的基本制度。

仿照中原傳統政權而進行的禮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行。《魏書》　卷7下　《高祖紀下》記載，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八月，「給尚書五等品爵以上朱衣、玉珮、大小組綬」；九月，「詔起明堂、辟雍」；十一年正月，「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十二年閏九月，「帝觀築圓丘於南郊」；次年正月，「車駕有事於圓丘，於是初備大駕」；五月，「車駕有事於方澤」。圓丘祭天、方澤祭地、明堂承上天賦政於萬民、辟雍興行教化，均是儒家倡導的禮儀建築；按禮儀制定五品以上官員朝服，這在北魏歷史上也是首次。

太和十四年(490)馮氏去世，人亡而政不息。

孝文帝正式成為改革的主導者，時年23歲。

孝文帝是馮氏改革的參與者與推進者，也是馮氏改革最重要的成就。馮氏下令在太學系統之外，興辦皇宗學，主要教育皇室子弟。孝文帝及其改革所倚重的任城王元澄，都曾在其中學習。據元澄所說，孝文帝在學校中，成天捧著經典，對儒家禮儀尤為熱心。《高祖紀下》說，孝文帝「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庄》《老》，尤精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遷都洛陽後，他喜歡招聚群臣，賦詩作頌，並曾以自己《文集》贈予臣下，可知這一段描述並非頌聖之詞。孝文帝成為中原文明的熱情的追隨者，對從南朝逃亡而來的文化人頗為重視，對於平城瀰漫的草原文化深為鄙夷。

馮太后的喪禮，成為孝文帝表達改革決心的重要手段。他追謚馮氏為「文明太皇太后」，表示自己要為馮氏守孝三年，為此與鮮卑貴族、朝臣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當然，孝文帝並沒有真的放棄政事，而是通過馮氏喪制之爭，宣傳了儒家孝道，明確告訴群臣：馮太后促成了國家走向文明的道路，自己將遵循她開創的政治軌轍，繼續推進改革。其後兩三年中，孝文帝時常到馮氏陵墓前祭拜追思，還下令在馮氏陵墓旁邊，為自己建造一座規模較小的陵墓，「有終焉瞻望之志」，表明了追隨馮氏的心跡。

北魏這一鮮卑族建立的政權，在華夏歷史佔有何種地位，是孝文帝特別關心的問題。太和十四年八月，孝文帝發起關於北魏五德行次的討論。古人認為，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剋，決定萬事萬物的運行，在政權傳承上則表現為「五德終始」，每一個合法政權都有相應的一個「德」。經過爭論，次年達成共識：北魏以黃帝為遠祖，直接承繼西晉金德，金生水，北魏為水德，承西晉而為華夏正統政權，十六國時期各族政權，以及江南的東晉、宋、齊政權被認定為僭偽。使北魏真正成為華夏文明的傳承者，成為其後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方向。

太和十五年，孝文帝下令對平城建築進行大規模的新建、改造。新的建設仿照漢晉洛陽規模與形制，而且派精通建築的人員前往建康，暗中觀摩南朝都城樣式，目的是要將平城建設成一個「萬國俱瞻」的華夏文化中心。馮氏在世時即已規劃的明堂，終於開工建成，太廟這一重要禮儀建築，也重新修造。

太和十五年四月，在改建太廟的同時，孝文帝下令重新確定祖宗廟號，由此將改革全面推向政治層面。

當時北魏太廟中供奉的始祖，是拓跋部落聯盟創立者力微，太祖則是草原時代的首領拓跋鬱律。北魏前期，皇帝仍被視為部落聯盟的首領，新皇帝繼位，都要按部落時代傳統，用黑氈蒙蓋七人，代表七個初始聯盟的部落，皇帝在黑氈上向西祭拜天神，才算正式擁有權力。道武帝拓跋珪曾明令將國號改為「魏」，但鮮卑族統治者更喜歡使用草原時期就開始使用的名號，稱北魏為「大代」。在他們的認識中，部落聯盟時代是北魏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然這也是他們在北魏享有排他性政治權力的原因。

孝文帝認為，率領拓跋鮮卑走進中原的道武帝拓跋珪才是北魏政權真正的創立者，功業遠遠高於遠祖拓跋鬱律，不應只是可能因世代推移而請出太廟的「烈祖」，因而下令將拓跋珪的廟號改為太祖，太廟中只設拓跋珪以來皇帝的靈位。按漢晉禮制，太廟中應當尊謚七位祖宗，但從拓跋珪到孝文帝時，加上死時只是皇太子、後來被尊為第四代皇帝的拓跋晃，已成神靈的皇帝滿打滿算也只有六位。於是一些鮮卑貴族建議，新建的太廟中暫時仍按先前的廟號祭祀。為了使廟號改革不打折扣，孝文帝表示可以在太廟中預先為自己設立一個位置，湊足「天子七廟」之數，這種做法不合禮制，卻顯示了孝文帝與草原傳統割裂的決心。

改革廟號後，孝文帝下令：只有太祖拓跋珪以下的皇室子弟，才能封王，非皇室子弟而擁有王、公、侯爵者，各降一等封授。王公們世襲擁有的將軍號也被剝奪，一大批鮮卑貴族因此喪失了昔日的政治地位。

太和十七(493)年六月，孝文帝下詔頒布《職員令》二十一卷，其梗概記錄在　《魏書》卷113《官氏志》中。大體來說，《職員令》採用漢晉制度，中央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為運作核心，地方採取州、郡、縣三級行政；官分九品，但各品又分正、從，正、從各品又各分為上、中、下三階，共九品54階；所有官員進階升品，須經嚴格的政績考核，年度考核及任職考核優秀者越階進品，考核結果為中等者不得提升，考核在下等者則貶官受罰。孝文帝後來又對《職員令》加以調整，太和二十三年去世前完成。《職員令》的頒布，是孝文帝政治改革的重要舉措，貫徹了孝文帝重文輕武以及「職司從事」的設官原則，北魏此前「胡漢雜糅」的官名與機構，被全面清理，鮮卑貴族不能再憑藉特權佔據政治要津，干預朝政。品階制度與考核制度相結合，前所未有，是隋唐時期相關制度的淵源。

改廟號、定行次、改官制，這些改革強烈地改變了北魏政權的面貌，近乎革命，與馮太后時期的改革相比，極大地傷害了鮮卑貴族的既得利益，引起他們的不滿與抵制。孝文帝認識到平城偏處一方，鮮卑武人群聚，「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魏書》　卷19中　《任城王元澄傳》)，因此秘密籌劃遷都於「居天下之中」的洛陽。在孝文帝看來，洛陽為漢晉舊都，周公創始，在其遺址上創立新都，將會使北魏真正成為華夏文明的傳承者。

遷都的準備是在「南伐」的旗號下進行的。政治改革陷入危機，對南方南齊政權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戰爭行動，無疑會使尚武的鮮卑人歡欣鼓舞。孝文帝調集了三十萬軍隊，號稱百萬，太和十七年八月，再一次祭拜馮太后陵墓後，兵分兩路南進。史實表明，經過特意安排，各支部隊的指揮權切實掌握在孝文帝信任的、支持改革的人手中。大軍按計劃匯聚於洛陽，兵威之下，鮮卑貴族不得不接受遷都的事實，也使後來一些鮮卑貴族暗中進行的叛亂活動未能翻起大浪。

西晉亂亡之後，經過近兩個世紀的遺棄，漢晉舊都洛陽已是一片荒丘野草，從決定遷都到孝文帝去世的六年間，新都一直處於建設之中，孝文帝去世後才建成並啟用。這六年間，孝文帝經常親自率軍「南伐」至漢水、淮河流域，將北魏疆域進一步向南推進，以確保洛陽的安全，最後病死於行軍途中。同時，針對鮮卑等民族的一系列漢化改革法令相繼頒布：南遷者一律將籍貫改成河南郡洛陽縣人，學說洛陽話，穿用中原漢人的服飾，他們用以標識身份的部落名號，或取音、或取意，按漢族主流習慣改成單字姓氏。

通過孝文帝一朝的改革，北魏政權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徹底轉化為傳統的中原政權，十六國以來的民族交融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隨著政治文化轉型及遷都洛陽，北魏政權獲得北方士人心理上的認同，南方政權文化心理上的優越感逐漸消失，南北政權之間在文化上互爭雄長成為常態，南北統一的趨勢逐步顯現。孝文帝在歷史上、在今天都一直在歷史記憶中佔據重要地位，即因於此。

當然，一些改革也存在問題。遷都洛陽的同一年，出身南方第一高門琅邪王氏的王肅，投奔北魏，孝文帝對他極為欣賞，與其深談，「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魏書》卷63《王肅傳》)，並讓自己寡居的妹妹陳留公主嫁給王肅。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中，特彆強調王肅北奔對孝文帝採用南朝禮儀制度的影響。王肅主要的影響，其實很可能是促成孝文帝採用南方盛行的門閥制度。孝文帝下令鮮卑等草原人後裔，其家族按部落時代的地位，及其祖先在北魏時的功績官爵情況，分成甲、乙、丙、丁四姓，中原士人則依據其家族的歷史聲望及對北魏的貢獻，大體分為全國大姓及州大姓、郡大姓、縣大姓幾個等級，鼓勵二者相互間按等級通婚，選官時首先考慮其家族門第高低及通婚家族是否相類，明確規定一些官職為「清」官，只能由高門大族子弟擔任。門閥制度的推行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交融，但培育了一批新的特權階層，阻止了社會流動，引起鮮卑族下層武人的嚴重不滿，成為北魏迅速亂亡的一個原因。孝文帝搞的這套門閥制度，在西魏時便受到嚴厲的批判，被明令廢除。

(作者為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本文圖片及說明均出自中國國家博物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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