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文明對話與儒學創新

杜維明：文明對話與儒學創新杜維明 發布時間：2011-02-16 11:34:23 來源：愛思想 閱讀：0 很榮幸能夠來到大連理工大學和大家進行一次非正式的交流，討論一下「文明對話與儒學創新」的問題。去年是文明對話年，聯合國組織了一個文明對話小組，我們又碰到了「9·11」，這是我們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困境。有很多人認為文明對話過於理想化，因為現在我們碰... 很榮幸能夠來到大連理工大學和大家進行一次非正式的交流，討論一下「文明對話與儒學創新」的問題。去年是文明對話年，聯合國組織了一個文明對話小組，我們又碰到了「9·11」，這是我們遇到的一個很大的困境。有很多人認為文明對話過於理想化，因為現在我們碰到的基本上都是文明衝突。20世紀90年代海灣戰爭後，在美國學術界有一種觀點，就是日本的一個教授叫福山，他提出的「歷史的終結」。他利用黑格爾的一個觀點指出，在人類社群里各種文明衝突、文明討論基本上結束，只有一種觀點、一條路線是人類共許的，即從西歐開始發展起來的現代化模式，而這個現代化模式到了20世紀80～90年代，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化模式。人類文明的發展，如早期孔德所說的從神學階段進入哲學階段、再進入科學階段，迷信的宗教被形而上的哲學、科學理性所取代。 眾所周知，現代化可以有四個不同的側面：第一是市場經濟。如果沒有市場經濟，要想現代化是很困難的。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是現代化不可否認的途徑。另外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多元多樣的，它是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標誌。第三是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社會利益通過企業、媒體、學術、宗教或者社會運動等把社會動力調動起來，它也是現代化的標誌。第四是個人的尊嚴。個人的尊嚴也有一些基本的價值，如自由、民主、理性、人權、法制等。福山的觀點提出不久，我的哈佛大學的一位同事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的基本理念。他認為21世紀在國際社群的衝突中，經濟衝突、政治衝突還好辦，最難的是文化、文明的衝突。他特別指出西方文化發展面臨兩種挑戰：一種是來自伊斯蘭的文化，也就是原教旨主義的挑戰，另一種是來自「儒教文化圈」，以中國為主的挑戰。亨廷頓的觀點，就是西方文明宰制一切的觀點，應該說這條路很曲折，不象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那樣很容易走上。亨廷頓的基本理念是：西方和西方之外有矛盾衝突，但是將來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都無法與西方文明對抗，西方文明將來還是像福山所說的那樣成為現代化的唯一模式，也就是西化、現代化、全球化。這是一根而發，它來自西方，來自美國，既不是來自東亞，也不能來自伊斯蘭的文明。 可是，我們最近在思考這個問題。不僅在中國的學術界，也不僅在「文化中國」的學術界，也包括在美國、西歐的一些學者，包括在劍橋，在哈佛，現在都在討論這些問題。我們提了兩個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以前的看法是現代化出現以後，傳統就消滅了，現代化和傳統是衝突的。現在我們認為，傳統在現代化中不僅有消極的一面，還有積極的一面。關於「現代性中的傳統」問題，我曾編輯出版過一本書，即《東亞現代性中的儒家傳統》，是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所謂儒家傳統，按照我的觀點是多元多樣的，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儒家傳統。我的構想是，儒家傳統可以從各種不同的方面考慮。在歷史長河中，儒學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從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漸成為中原文化的主流(公元前6世紀孔子時代一直到漢代末期)。假如沒有儒家文化的發展，中華文化認同也許就有不同的形式。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儒家文化在早期做出了一些貢獻。很明顯，比如說孟子。孟子曾提出人禽之辨、夷夏之辨、義利之辨、王霸之辨，突出人性、文明、義理和王道的儒家人文精神。這些問題的提出逐漸塑造了中華文化發展的模式。當時，孔孟思想在政治上影響不大，後來在教育、文化上影響逐漸擴大，逐步深入民間、深入政治文化，為中華文化的自我認同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我們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文化的主流就是儒家，應該說在不同的時代，儒家文化處於不同的地位。春秋戰國時代，百花齊放，儒家只是百花中的一花，就不算是主流。漢代即使獨尊儒術，在早期也主要是黃老，後來到了漢武帝的時候，儒家文化比較受到重視。雖然儒家文化是主流文化，但也和其它文化相互影響和相互參照。中國文化波瀾壯闊。由於異族文化的介入，加上玄學，也就是道家文化的發展，儒家文化雖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在政治上、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在最好的知識精英里，儒家文化的影響並不大，沒有像佛教文化或者道教文化的影響那麼大。我曾經面對台灣來的一些學生問過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在漢朝建立之後，中國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是誰?其實我心裡想的應該是玄奘。像玄奘到西天取經回來之後，唐朝大帝國放假三天，唐朝的皇室出來迎接，然後在西安建立了翻譯館，有幾千人來進行佛經的翻譯工作，這在儒家的傳統里不管是韓愈、朱熹還是後來的王陽明，沒有一個儒家的學者曾享受到過如此的風光。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儒家文化不是主流文化。 從11世紀(唐末宋初)儒家文化復興即宋明儒學開始復興，儒學發展進入了第二階段。儒家文化從中國文化的一個側面成為(像日本學者島田虔次所說的)東亞文明的體現。儒家文化從中國傳到朝鮮、越南、日本、東南亞有海外華人社會的各地。19世紀中葉，從鴉片戰爭開始，儒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衝擊，特別是以啟蒙運動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衝擊，逐漸從政治、社會、經濟各個層面撤退，發生了李鴻章所講的三千年來未有的大變局，這個大變化使得儒家文化逐漸在中國精英知識界影響變小，很多人成為批評儒學的健將。比如在「五四」時期，像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都成為批評儒學的健將。儒家傳統事實上在中國受到各種批評而逐漸沒落。建國以來，儒家文化發展也很曲折。現在，「儒學到底有沒有第三期發展前景」的問題，一直是我們關注的問題。儒家傳統受那麼大的衝擊，已經非常殘破，千瘡百孔。很多象柏楊一樣的中國知識分子認為中國的問題是儒家文化所帶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文化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就成為大家考慮的問題。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儒家文化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由於受到西方啟蒙運動代表的人文主義等的衝擊，基本上被解構了。儒家文化被認為是農業社會的產物，它和經濟上的農業社會與宗法社會、專制政體有著密切的不解之緣，這被認為是儒家陰暗面的問題。從正面的角度看，儒家文化經過西方現代化的衝擊，進行了自我調節。儒家作為活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傳統，在受到衝擊後，自己可以進行調節。100多年來，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通過西方現代化文明對儒家文化進行一個徹底的重構。這一任務非常艱巨。從康有為、梁啟超到五四時期的熊十力、梁漱溟、賀麟、馮友蘭、張君勱等，到1949年建國後海外的牟宗山、徐復觀、錢穆、方東美等一直在做這一工作。到現在為止，至少有三代人在設法對儒家傳統受西方挑戰、被解構以後，如何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做些調節、進行努力。這中間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以前大家認為是儒家本質定義的「三綱」現在基本上被消解掉了。而西方文化代表新的價值，如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這些都不是從儒家文明發展起來的。從事儒學研究的人，也都接受這些價值，並且認為是普適價值。即使是研究儒學、認同儒學的學者，也應該把這些價值融化在儒家文化里，如果不這樣做，就沒有辦法進一步發展儒學。更重要的挑戰，還來自女性主義、文化多元等思潮。21世紀儒學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還是一樁疑案。有的學者提出儒學即使有發展的可能，還是不希望它發展，而是應徹底解構掉儒學。像蔡尚思先生說，「文革」的時候是假的批評儒學，現在我們要真的批評，要把儒學基本上批判掉。李慎之先生也從自由主義角度對儒家進行更嚴厲的批判。去年我參加聯合國文明對話小組，對此有了新的理解。我的問題是：如果亨廷頓是正確的(亨廷頓的觀點是說雖然將來西方文明面臨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的衝突，但將來還是一枝獨秀，那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都是不現代的，例如伊斯蘭的原教旨主義是不現代的，儒教的權威主義也是不現代的)，那麼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就沒有辦法與西方的現代文明結合。現在西方出現了四個潮流，強迫我們重新來理解的不僅是儒家文明，還包括其它文明，如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甚至日本神道以及各種原住民文化。最重要的思潮是「生態環保」。這一觀念認為人類成為生命共同體的一部分，人類沒有辦法順著西方所發展的現代化模式一直往下走。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工具理性、個人中心，要控制環境，改造環境，同時要征服自然，把自然當作消費、當作資源，能夠隨時濫用，這一觀念有很大問題。另外，西方女性主義的出現對儒學進行了很大的批判。女性主義出現之後，有一些基本價值：除了自由，也提倡公義(justice)；除了理性之外，非常提倡同情和慈悲；除了提倡人權外，還重視責任；除了提倡法制外，還提倡禮儀；除了個人以外，還比較注重人與人的關係，特別注重下一代，注重未來世界如何能夠持久、和諧、全面發展。除了生態環保、女性主義外，還有一個思潮是多元文化思潮。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各種不同的人種在一起，以前叫大熔爐。後來大家不贊成大熔爐，因為大熔爐就使得各種不同文化被主流文化融化掉，但各民族應該保持自己的特色。因此，他們又用沙拉(salad)來比喻這一文化現象。這種宰制性、強制性的同化可能是不太健康。最後就是全球化的出現。全球化出現後，地球村觀念作為一種理想出現，就需要尋找一种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適倫理。應該說，這些現代西方思潮的出現，為儒家傳統有沒有第三期發展創造了一些條件。儒家傳統有沒有進一步發展，這主要看從事儒學研究，或者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它如何發展。其中，基本的問題是中國大陸將來怎麼發展?儒學有沒有前途，就是在中國大陸將來發展的過程中，儒學會不會起積極的作用?我曾寫過《文化中國：以外緣為中心》，提出文化立場與經濟、政治不太相同，邊緣地區有時候文化發展得很快，甚至外國人有時候對本國文化的發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視。研究美國民主最好的學者是托克維爾，他是法國人；研究法國大革命最傑出的學者伯克，他是英國人；研究中國古代漢語，早期最傑出的是高本漢，他是瑞典人；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最好的是劍橋大學的英國人李約瑟。文化跟其他領域不太同，文化要靠努力去爭取，不是因為我在某種文化中蘊育出來的，我的任何行為就是這種文化的發展。實際上，在一群受到某一種文化影響的人中，他可以摧殘自己的文化，他不一定是文化的承繼者或發揚者，反而可能成為自己最精華文化的摧殘者。文化發展需要主動自覺的努力，需要群體批判的自我意識的出現。這種文明有沒有進一步的發展，和現代的文明對話所提出的一些觀點有密切的關係。 我的另一個觀點就是：到底現代化有沒有多元的傾向?現代化如果只是西化，沒有多元的傾向，那儒家文明要成為塑造現代化的動力，這個可能性就不大。可是，西方學者提出「多元現代性」的觀點。他們認為現代性、現代化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形式。比如說東亞，像日本、韓國都是現代化的，但現代化的表現形式與西方不同。當然現代化也有一些共通的東西，比如說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等基本理念。這樣說來，到底儒家文化在將來廣義的文化中國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是一個大問題。它不是由少數人可以做決定的。特別是這種文化到底對中華民族的再生，或者對民族的進一步發展有沒有積極的作用?消極的問題是「儒家文化與現代化衝突」，這個命題經過三代人的工作，就是怎樣把儒家文化的陰暗面消除，成為大家的共識。這一工作已經經過了三代人的努力，以後還要繼續下去。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發揮、發展這種文化資源。哪些文化資源能夠成為把中華民族建成富強、康樂的社會提供的資源，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我參加文明對話小組的討論，與西方學者，包括德國神學家孔漢斯進行討論。他提出普適文化中有兩個原則必須堅持：一是恕道原則；一是人道原則，也可以是仁道原則。恕道原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儒家的這一思想，符合文明對話的原則。這個理由就是，我認為最好的東西我不要強加於人。假如我認為只有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通過我才能得救，如果你不接受這個觀點，你本身就沒有辦法得救，這個就是排他性的原則。這個排他性的原則在文明對話中起消極作用。如果堅持這個原則，我們就沒有辦法進行對話。因此，恕道原則怎樣進行，是一個大問題。人道原則是把人當人看。理解另一異族文化，是自我理解的先決條件。值得一提的是美國經過「9·11」以後，沒有進行深刻的文化反思。美國應該想著走王道，不要霸道。如果美國不跳出自己的國家利益，不考慮區域利益或更寬廣的利益，而以美國利益為最高原則，那就是一個大問題。 另外，到底儒家文明是不是純粹屬於東亞社會?東亞社會有幾個特色，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漢字文明。東亞社會大部分都受漢字文化、中國文化的影響。大家都用筷子、食稻米。到底儒家倫理在東亞社會是起積極作用還是消極作用，對非東亞社會有沒有影響，這是一個大問題。假如儒家文明只能用漢字來表述，只能在東亞社會起作用，而不能跳出東亞社會，那麼這個文明將來發展的前景就很不樂觀。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都有各種不同的形式。你不能說，波士頓的基督徒一定比漢城的基督徒更像基督徒；也不能說，泰國的佛教徒一定比三藩市的佛教徒更像佛教徒；也不能說，中東的伊斯蘭教徒(回教徒)一定比中國的回教徒更像回教徒。因為，它有各種不同的文化形式。儒家倫理如果只停留在漢語社會，不能用非漢語來表述，比如說，用英文、德文、法文來表述，那麼儒家文明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就不大。要理解儒家文明不能只從一種文明來了解，而是要從多元文化的角度來了解。中國儒學的發展和日本、朝鮮、越南等有很大不同。韓國儒學很重視情，日本則重忠不重孝。 儒學能不能發展，與世界多元文化將來形成怎麼樣的對比，與文明對話有密切關係。我自己的希望是這樣，從文化中國來看，儒家傳統是文化中國很大資源中的一種資源。文化中國的資源非常豐富，儒家只是其中的資源之一。但是，不管文化中國的觀念多寬，也沒有辦法整個把儒家傳統包容在裡面，儒家傳統不但是中國的，也是屬於日本、越南、韓國的，屬於海外東亞的華人社會的。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如何開發儒家傳統資源作為中華民族進一步發展的條件，現在成為知識界關注的問題。這個重擔由誰來承擔，誰來做?現在，我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觀點。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公共知識分子是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的人。也就是對於人文比較有敏感的一些人。這不是精英主義的提法，而是大眾的提法。這些人不僅在學術界(因為在學術界裡面，很多是專家，專家學者對這些問題沒有興趣)，還可能在政府、企業、媒體，在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社會運動中，他們所代表的就是儒家傳統的「士」，就是能夠家事、國事、天下事都關心的知識分子。這種人不是希臘哲學家，也不是希伯萊的先知，也不是僧侶階級，也不是印度所謂的長老，也不是佛教裡面的和尚或者尼姑，這種人和儒家傳統中孔孟以來所謂的知識分子風骨很接近。在儒家傳統中，關心政治、參與社會及對文化的關注，是讀書人最鮮明的特徵。中國的「士大夫」、日本的「武士」以及朝鮮的「兩班」(包括文官與武官)，它們不僅致力於自身的修養，而且擔負著齊家、治國乃至平天下的重任。大學教育多多少少應該培養這種人。大學應加強通識教育。大學為了什麼?不只是為社會服務，大學也是為了文化的傳承，為了人格的培養，為了人才的培養，也要成為批判中心。我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有批判精神，不僅要政治批判、文化批判，還要社會批判。我們討論所謂批判精神的意思，就是說，一個社會除了經濟資本以外，還要社會資本；除了科技倫理以外，還要文化倫理；不僅要有智商，還要有情商。培養這種類型的人要靠人文學研究。人文學、人文精神、人文關懷、人文關切有內在的聯繫，這個跟葛蘭西所講的有機知識分子一樣。從歷史上來看，孟子就認為社會有四種人，四種不同的職業，他們都非常重要。我覺得儒家是重農而不輕商，真正重農輕商的是法家。法家不僅輕商，而且認為商是不合法的。法家認為兩種人非常重要，一個是農夫，一個是軍人，叫「耕戰」。要種田，要打戰，其他的職業都不重要，讀書人最糟。儒家講「四民」，四民中間的三民，其社會作用，大家都是不言而喻的。農人是生產，工人搞製造，商人通有無，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這些人。沒有這些人的話，這個社會就缺乏活力。但是，另外有一種人，既不生產，又不製造，又不通有無，表面上看起來就是說大話的人，這些讀書人，這些知識分子，為什麼要存在?《孟子》整個書里就講了，這些人存在是必要的。因為世界、社會的意義就靠這些人來創造。民間和政府之間的溝通要靠這些人來進行。以前總是把知識分子當作一個政權裡面的依附集團，比喻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是對孟子最大的曲解。孟子的資源來自各種不同的地方，來自他的文化傳統，來自他的良知，來自他的主體性，來自天理。有了這些就可以對政治進行非常強烈的批判。這些人的存在，是一個社會的意義能不能夠建構，社會上的動力、活力能不能夠發展，社會的良知能不能夠顯現的問題。這個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和今天所講的公共知識分子，是完全合拍的。我們的社會需要公共知識分子。 從文明對話、文化多元的角度，將來儒家傳統有沒有新的發展契機，這是我們大家所十分關注的課題。如果說20世紀的下半期或者21世紀，中華民族的再生是人類歷史文明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中華民族再生毫無疑問是一個經濟現象、政治現象，後面有沒有更深刻的文化信息?我們對中國威脅論作出一個什麼樣的回應?還是說中華民族的興起，有另外更深刻的意義?一個有幾千年文明的民族，如果她受到很多屈辱，現在重新再興起，究竟意味著什麼?再就是中華民族的興起對於比我們更不發達的一些地區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能否對於他們將來的發展通過「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的方式能夠創造一些新的條件?這些都是大家非常關切的問題。因為以前不管中國內部發生多大的動亂，對四鄰，對亞太，沒有多大的影響。從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金融體系的一部分，中國能不能走出一條成功的路來，這是不僅關切中國人本身的問題，還關係到世界的和平。正是這樣，我覺得現在重新來考慮儒家傳統的現代意義有一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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