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史82

一八九四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這次戰爭是日本蓄謀挑起的。因此，對中國來說，它是一次反侵略戰爭，其性質是正義的。但是，由於清朝統治集團的腐敗無能和戰爭指導上的失敗主義，這次戰爭終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在中國近代史的前八十年當中，清政府領導了五次大規模的反對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戰爭，即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抗擊八國聯軍戰爭。這五次反侵略戰爭的結局是相同的，最後都是以中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告終。其中，甲午戰爭失敗所造成的影響最為深遠。這次戰爭，大大加速了中國社會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沉淪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民族覺醒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甲午戰爭的爆發，並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是日本明治政府長期推行對外擴張政策的產物。早在一八六八年，明冶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頒行詔書，宜稱「開拓萬里之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以實行對外侵略擴張為基本國策。日本的侵略矛頭，主要是指向中國。為此，明冶政府進行了長期的擴軍備戰活動。一八七O年，開始推行軍制改革，實行全民義務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備軍。一八七四年侵略台灣受挫後，明治政府深感海軍力量之不足，向英國訂購了扶桑、金剛、比睿三艘鐵甲艦，以充實海軍。一八八六年，發布海軍公債令，開始實施第一期三年造艦計劃。一八八八年，中國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後，明冶政府以超過北洋艦隊為目標，又提出了龐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艦計劃。並先後向英、法兩國購買了六艘大型新式戰艦，使它的海軍力量一躍而居於北洋海軍之上。到一八九四年，日本利用朝鮮東學黨起義之機，採取欺騙手段，誘使清政府派兵入朝，從而為其大規模出兵朝鮮製造借口，以促成中日直接開戰。與此同時，還在外交上縱橫捭闔。無所不用極，一則欺騙、麻痹清政府，以使其相信和局可保；一則分化、拉攏西方列強，以使其默許，支持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是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海軍便在豐島海面對北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終於挑起了戰爭。

這次戰爭打了八個月，中國屢遭挫敗，日本也打得並不輕鬆，甚至可以說已經精疲力竭了。整個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七日，戰爭是在朝鮮半島及其海面進行。先有豐島海戰和成歡陸戰，後有中日陸海決戰的平壤之戰和黃海海戰。第二階段，從九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戰爭是在鴨綠江北岸和遼東半島進行。主要有鴨綠江防之戰和金旅之戰。第三階段，從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戰爭是在遼東、遼南、遼河下游、山東半島及澎湖島進行。主要有遼東之戰、遼南之戰、遼河下游之戰和威海衛之戰。四月十七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空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宣告了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

在這次反侵略戰爭中，從光緒皇帝到清政府的多數官員是積極主戰的，有些官員甚至主動請纓赴敵。在海軍和陸軍中，還湧現出眾多的誓死抗敗的愛國將土，或奮勇搏戰，戰功卓著，或壯志未酬，血染疆場，或被困援絕，寧死不降，表現了崇高凜然的民族節操和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日軍所到之處，當地群眾也都自發地展開了抗日鬥爭。台灣人民所進行的反割台武裝鬥爭，尤為慷慨激烈，可歌可泣。但是，無論帝黨的積極主戰還是愛國軍民的英勇鬥爭，都未能挽回戰爭的敗局。

經過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戰爭暴發戶。日本向戰敗的中國索取賠款規平銀二億兩，再加上贖遼費三千萬兩和威海衛日軍守備費一百五十萬兩，共二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兩，約合三億四千七百二十五萬日元。另外，還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的戰利品，包括艦艇、輪船、汽船、軍港設備、機器、槍炮、彈藥、金銀。糧食等等，約略計之，其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才有八千萬日元。這次戰爭掠奪，使日本發了大財。日本前外務大臣井上馨躊躇滿志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覺無比地富裕。」^注1

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嘗到了發動侵略戰爭的甜頭，更加刺激了它對外擴張的野心。從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擴張軍備，為發動新的戰爭而作準備。早在馬關議和期間，日本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大將即提出，以「擴大利益線，稱霸東洋」為目的，把師團編製加以擴大，以便作為戰略單位使用。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發生後，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打敗俄國遠東軍隊的擴軍計劃，把師團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六個師團(一個近衛師團除外)的基礎上再增加六個師團。並迅速擴大炮兵和騎兵，使其成為能夠適應近代化戰爭的軍隊。

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大將也提出了龐大的擴充海軍的計劃。「其目標是要在德國或法國同俄國聯合起來時，用以擊沉這兩個國家能夠聯合派到東方來的艦隊。」^注2據統計，日本從中國所取得的償金，用於陸軍擴充費為五千七百萬日元，海軍擴充費為一億三千九百萬日元，臨時軍事費為七千九百萬日元，發展軍艦水雷艇補充基金為三千萬日元，共三億零五百萬日元，占償金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注3

根據《馬關條約》第六款，中日兩國還進行了通商行船條約的談判。這次談判歷時一年，雙方於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簽訂了《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二十九條。條約規定，日人在中國已開及日後約開的通商口岸有設立工廠企業的自由。本來，通過《馬關條約》第六條，清政府已經為日本新開了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個商埠。在這次談判中，中國方面提出對日人所開工廠征百分之十的內地製造稅，而日方又以此為要挾，脅迫清政府增闢天津、上海、廈門、漢口四處租界。在日本工商界看來，以製造稅而換取四處租界的設立，是一個值得慶幸的成功。因為這樣一來，日本在中國取得了八處專管租界的設立權，比英國還多三處，其「已達一百萬錠並仍在駸駸發展中的各紡織公司的棉紗等各種產品，將滔滔不絕地流進這個巨大市場。」因此，甲午戰爭成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跳板」。「由於巨額賠款的流入，—面進行以擴充軍備為核心的產業革命，另一方面獲得了採用金本位制的資金，也就拿到了參加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市場的通行證。日本資本主義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國和擁有較多的專管租界，取得了比歐洲列強更為有利的條件，登上了開拓中國市場的新旅程。」^注4

於是，日本的企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一八九二年，日本全國有工廠二千七百六十七家，其中使用動力的工廠九百八十七家，共有三萬—千九百一十六馬力；而到一八九六年，工廠數便增到七千六百四十家，其中使用動力的工廠發展到三千零三十七家，共有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九馬力，翻了一番還多。^注5經濟力量也大為增強了。

一八九三年，日本全國共有七百零三家銀行，資本約一億一千萬日元；而到一八九八年，便增到一千七百五十二家，資本三億八千萬日元，差不多翻了兩番。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從中國的賠款中拿出五十七萬九千元用來發展鋼鐵，並建立了八幡制鐵所，決定擴大鍊鋼計劃，在一八九六年實現年產十八萬噸鋼的目標。一八九八年年底，農商大臣曾彌荒助為取得廉價的鐵礦石，曾計劃向中國貸款，以租借中國的大冶礦山，但未成功。這是日本企圖通過資本輸出而獲得利權的最初嘗試。後來，日本政府便逐步確定了「以國家資本為中心而進行資本輸出這種日本式的特殊的帝國主義政策」。^注6

對日本來說，佔領台灣也有著重要的意義。日本首先壟斷了台灣利潤最大的樟腦業，使台灣總督府財政從日本財政中獨立出來。台灣殖民政權又實行所謂「無主地」國有化和進行強制性購買土地，對台灣實行資本擴張。並增加稅收，對台灣人民進行敲骨取髓的壓榨。連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不得不承認，從台灣民眾的納稅能力來看，其負擔太沉重了。日本學者指出：「在台灣內部已經萌發的獨自發展的基礎，已經被這種征服性的掠奪摧毀了。」^注7台灣完全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的商品和原料市場。但更為重要的是，佔有台灣使日本有了南進的基地。早在《馬關條約》簽訂之前，山縣有朋即向睦仁奏稱：「我國應以本次戰爭為機取新領地于海外。果如斯，則為其守備必須擴張軍備，更何況欲乘連捷之勢趁機成為東洋盟主者乎？蓋以往軍備皆以維持主權線為本，然若欲使本次勝利不致徒勞無效並進而為東洋盟主，則須謀取利益線之擴張。」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發生後，睦仁授意伊藤博文：「(遼東)半島不必急取，此次戰守已通曉其地理人情，為時不遠，或從朝鮮或從某地再戰之期仍將來臨，彼時取之亦可。」^注8日本的北進和南進雖有緩急之分，但對大陸的擴張政策卻要堅定不移地貫徹下去。

日本資本主義以戰爭為契機而迅速發展起來。這種發展是以擴軍備戰為動力的，使日本迅速走向帶有軍事封建性的帝國主義。於是，日本開始成為遠東的主要戰爭策源地。此後的半個世紀中，它多次發動對外擴張的侵略戰爭，最後終於遭到徹底的失敗。可見，甲午戰爭的勝利也為日本的最後失敗埋下了伏因，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終敗亡的起點。

甲午戰後日本的崛起，改變了遠東國際形式的格局。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國際形勢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對立和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而為亞洲強國，開始擠進了列強的行列。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淪為受列強支配、宰割的對象。本來，在遠東的爭衡中，英國是佔據上風的。可是，甲午戰爭後，俄國和法國都加強了它們在遠東的侵略活動，德國開始參加遠東地區的爭奪，美國則先是兼并夏威夷和從西班牙手中奪取菲律賓，繼而提出獨立的對華門戶開放政策。所有這些，都是對英國在遠東的傳統的優勢地位的挑戰。於是，列強在遠東地區的角逐日趨激烈，預示著一個更加動蕩不安的時代的到來。

甲午戰爭的失敗，對整個中國社會震動之大，影響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中國從前只被西方大國打敗過，如今竟被東方小小的島國日本打敗了，不僅割國土，賠巨款，喪利權，蒙受奇恥大辱，而且進一步刺激了列強侵略中國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進程。中國的民族危機愈益深重了。

清政府為償付日本的巨額賠款，只能向西方列強大舉外債。甲午戰前的三十餘年間，清政府曾向英、德各國商人借債二十五次，總額才四千一百餘萬兩。到甲午戰爭爆發時，這些外債絕大部分已經償清。從甲午戰爭爆發到中日議和期間，清政府又向英商銀行和通過德商銀行借了四筆外債，共合四千三百多萬兩。以上借款雖皆以海關為擔保，但數額不巨，而且其經濟性質大於政治性質，對中國的危害還不是太大。清政府為償付日本賠款而舉借的外債，情形就完全兩樣了。先後向俄、法、英、德四國三次大借款，總計三億兩，連本帶利共六億多兩。其數額之巨大是十分驚人的。這三次外債的償還期，或三十六年，或四十五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條件。如第三次續借英德洋款，合同言明：以海關稅收、蘇州凇滬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鹽厘為擔保；本借款起債後十二個月內中國保證不向他國借款，償還期為四十五年，中國不得提前一次清還或改變其他還法，此次借款未付還時，中國總理海關事務應照現今辦理之法辦理。通過這次借款，英、德兩國便控制了中國部分重要的財政行政權，而且其期限竟然長達四十五年。列強假此龐大債務攫取了大量利權，使中國處於列強的枷栲壓榨下長期不能自拔。

與此同時，虎視眈眈的列強乘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先是在一八九五年，德國即向清政府要求設立天津、漢口兩處租界，作為還遼的報酬。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又以巨野教案為借口出兵佔領膠州灣。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強迫清政府簽訂《膠澳租界條約》。其中，規定將膠州灣租與德國，為期九十九年；德國有權建造由膠州到濟南的鐵路，並享有鐵路沿線三十里以內的開礦權。這樣，德國終於實現了蓄謀已久的侵略野心，不僅把膠澳地區奪取到手，變成直接統治的殖民地，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山東內地，從而控制了山東全省，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隨後，俄國以「助華」為名騙取清政府的同意，將軍艦開進旅順口，從此賴著不走。並脅迫清政府於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先後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和《續訂旅大租地條約》。這兩項條約規定俄國租借旅大二十五年，並有建造南滿鐵路的權利，使它實現了長期夢寐以求的對中國東北的控制，從而大大加強了在遠東的戰略地位。同年四月十日，清政府與法國互換照會，承認中國滇、桂、粵諸省領土不割讓或租與他國，成為法國的勢力範圍。英國借口維持大國的均勢，強迫清政府於六月九日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承認九龍及大鵬、深圳二灣為其租借地，定期九十九年；七月一日簽訂《訂租威海衛專條》，規定中國將劉公島並威海灣內諸島及威誨全灣沿岸以內十英里的地方租與英國，租期與俄國駐守旅順之期相同。一八九九年八月，日軍在鼓浪嶼登陸，迫使清政府於十月二十五日簽訂《廈門日本專管租界條款》，取得了在廈門設立租界的權力。並企圖佔領整個廈門地區，將福建以至浙江劃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十一月十六日，法國又強迫清政府簽訂《廣州灣租界條約》，將廣州灣租與法國，亦以九十九年為期。自從德國強佔膠州灣後，帝國主義各國紛紛接踵效尤。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或奪占海港，威爭劃勢力範圍，把中國的大好河山分割得支離破碎，整個神州呈現出一幅觸目驚心的圖景。列強的蠶食鯨吞，使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國將不國，何以圖存？這個問題，還從來沒有如此嚴重地擺在中國人民的面前。豆剖瓜分的危險，給中國人民敲響了警鐘，促進了民族的覺醒。

「滅洋！」農民群眾最先響亮地喊出了這個口號。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把鬥爭的鋒芒直接指向了帝國主義列強。早在一八九四年的夏秋之交，山東、安徽交界一帶農民即以「滅洋」為口號而開展鬥爭。是年十月，有一位官員奏報朝廷道：「外患不除，內憂恐起。近聞山東曹濮、安徽穎毫各地，伏莽欲動，假『興華滅洋』為名。」^注9這種鬥爭，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而出現的，而且範圍日益擴大。一個傳教士到該地區進行了調查，說起事的農民專「與天主教作敵，凡天主教堂，思盡燒毀，天主教人，思盡殺滅。聚眾數萬人，在曹縣，城(成)武縣、單縣、沛縣、蕭縣、碭山縣、考城縣、蘭儀縣所有教堂，燒毀的不少。」^注10其後，鬥爭發展到山東、直隸交界一帶，更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這些鬥爭彼伏此起，最後匯合成了具有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到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梨園屯發動起義，正式打出了「黃色而鑲以黑邊」的旗幟，「上標『扶清滅洋』四字」。^注11這次起義，可以視為義和團運動的起點。從此，「扶消滅洋」便成了義和團運動的主要口號，這個口號的提出，反映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客觀事實，但也況明了農民群眾沒有科學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與清政府的關係。這樣，在他們自發反帝鬥爭的實踐中便產生了極其矛盾的現象：一方面，高呼「滅洋」口號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方面，則打出「扶清」旗幟而蒙受即將淪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騙和利用。可見，幾千年來的農民運動儘管到此時增添了反帝的內容，卻仍然無法擺脫皇權主義的束縛。因此，甲午戰後以農民為主體的群眾自發反帝鬥爭，從根本上說來並沒有超出舊式農民起義的範圍。這正是「扶清滅洋」口號的歷史局限性所在。

當農民群眾自發反帝鬥爭方興未艾之際，資產階級維新派所發動的變法運動興起來了。這個運動的主題是變法圖強，即變封建地主階級之法，圖資產階級之強，學習西方資本主義，進行社會改革，以期中國臻於富強之境，挽救瓜分的危機。以康有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通過「公車上書」把維新思潮推向政治運動。因此，可以說，甲午戰後發生的「公車上書」，是持續了三十年之久的洋務運動讓位於維新運動的標誌。以救國為宗旨的維新運動，是在批判「中體西學」論中開展起來的。面對甲午戰後的瓜分危機，維新志士們痛切地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不僅認識到前此所謂西學，只是「洋務之枝葉，非其根本」，不過「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而已。維新運動則與洋務運動根本不同，它高舉救亡圖存的愛國旗幟，反覆闡述「能變則全，不變則亡」的哲理。維新派提出的「救亡」口號，振聾發聵，激動人心，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一個群眾性的愛國救亡運動。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這一時蔚為社會風氣，成為近代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然而，維新派在政治上是軟弱的，在理論上是虛弱的。維新變法學說是以庸俗進化論為理論基礎，而其天賦人權論也只是作為論證君主立憲的理論根據，並沒有由此得出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結論。維新派所學來的這些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學說，跟中國封建主義只能打幾個回合，便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同盟所擊敗，宣告退卻了。

甲午戰爭把維新運動推向高潮的同時，又把資產階級革命派引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還在甲午戰爭期間，偉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即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並發出了「振興中華」的吶喊。他在會員誓詞里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注12的綱領性口號。《馬關條約》簽訂後，孫中山深悉清朝統治業已腐朽透頂，不可復振，便開始積極準備武裝起義。戊戌變法和義和團運動相繼失敗後，清政府的反動面目更加暴露無遺，成為人民革命的眾矢之的。於是，革命終於成為時代的主流。資產階級革命派不僅揚棄了維新變法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的消極因素，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為中國近代民族覺醒注入了嶄新的內容。這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其一，把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階級聯繫起來考察，認清了清政府的賣國本質，因此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必須同推翻清政府的鬥爭結合起來。這種認識上的升華。使全國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其二，認為只有採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並嚴格劃清了革命與保皇的界限，這是革命派在政治上趨於成熟的一個標誌。其三，提出了反對封建專制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這是留給我們至今仍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資產階級革命派對中國革命的性質、方法和任務提出了一套新的思想體系，這在中國近代民族覺醒的進程中是一次重大的飛躍。

甲午戰爭是持續時間達三十年之久的洋務運動的最重要的一次實踐。洋務運動本是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富國」與「強兵」相互聯繫，但重點是「強兵」。洋務運動就是首先從軍事工業搞起，而後推衍到民用工業的。在「自強」的口號下，洋務派推行了一系列軍事改革，如整飭海防、建製造局、設廠造船、籌建海軍等等。在整個洋務運動期間，遠東的國際環境比較緩和，對中國實現自強是個有利的時機。在運動的前期，其效果也是明顯的。在此期間，左宗棠取得了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獲得大捷；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以日兵配合開化黨人製造政變也遭到了失敗。當時，中國的國勢並不比日本弱。法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注13這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洋務派所推行的改革，主要是採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機器生產，引進科學技術和創辦新式企業，即改善生產力，卻根本不想去觸動封建的生產關係及其上層建築。任何真正的社會改革都是一個系統的工程。而洋務派的改革卻只是淺嘗輒止，長期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上，沒有進一步深化下去，因此始終未能發展成為一次社會改革運動，時光荏苒，逝波難再。其結果，是使中國失去了這次有可能實現自強的大好機遇。甲午戰爭的實踐，終於宣告了洋務運動的最後失敗。這 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值得後來人進行認真的反思。

——全書完——

注1 轉見 《甲午戰爭九十周年紀念論文集》，第19頁。

注2 藤村道生：《日清戰爭》中譯本，第185--186頁。

注3 石井寬治：《日清戰後經營》，見《岩波日本史講座》(1976年改訂版)，近代部分(4)，第54頁。

注4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譯本，上冊，第293頁。

注5 日本大藏省：《金融事業參考書》，轉見東京大學出版會：《日本經濟史大系》第6卷，第123頁。

注6 藤村道生：《日清戰爭》中譯本，第193頁。

注7 石井寬治：《日清戰後經營》，見《岩波日本史講座》(1976年改訂版)，近代部分(4)，第59--60頁。

注8 井上清：《日本帝國主義的形成》中譯本，第58、59頁。

注9《光緒年奏稿》(抄本)。

注10 濟寧福音院：《大刀會起止論》，見登州《山東時報》，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注11 《外國資產階級是怎樣看待中國歷史的》第2卷，第118頁。

注12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0頁。

注13 轉見丁名楠等：《帝國主義侵華史》第1卷，第3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