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族革命到民族再造

從民族革命到民族再造

——以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為中心

[來源：《民族研究》|發布日期：2012-10-22]

林齊模　　【內容摘要】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但是民族主義主張的單一民族建國理論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傳統有根本衝突。為解決這一矛盾,中國早期民族主義者對源自西方的民族主義進行了改造。從最初的「排滿」到提出各民族互不侵犯、平等生存;從提倡以漢族為主導的民族同化到設想國內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融合為統一的中華民族。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在民族建國理論上完成了從漢族國家經由五族共和再到中華民族國家的嬗變。　　【關鍵詞】民族主義；民族建國；五族共和；中華民族　　【作者簡介】林齊模,北京大學校史館助理研究員。　　　　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內容很豐富,而且不斷發展,在今天看來,其思想中包含了一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內容。迄今為止,許多學者都曾對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發表過論述。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思路,一種是從靜態的思路來研究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其在史料的取捨上往往只選擇對自己觀點有利的材料,於是結果不是完全肯定孫中山思想的進步性,就是著重強調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局限性。另外一種是從動態的思路來研究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注意到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發展的階段性不同,強調其不斷進步、完善。後一種研究思路對於理解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更有幫助,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學者們似乎不自覺地傾向於完全肯定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最終發展結果,認為後期的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是沒有局限性的完善的思想。本文著眼於考察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早期民族主義者面對民族建國理念與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傳統的矛盾,在不斷探索解決方案的過程中,其民族主義思想的演變。認為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有不斷變化發展的部分,也有始終不變的部分。　　一、「排滿」革命——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　　20 世紀初,以孫中山、章太炎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大力宣揚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被以留日學生為主體的廣大新知識分子普遍接受和傳播。由於革命是當時的主要任務,所以當時民族主義集中表現為「排滿」革命口號的提出和廣泛傳播,或者說這一時期民族主義主要表現為漢族主義以一種新的話語體系興起。儘管早在1894 年孫中山就創立興中會,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國」的民族革命口號, 但是在很長的時間裡孫中山和他領導的革命追隨者不多,影響也有限。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戊戌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等一系列事件使廣大的中國人充分認識到清政府的反動腐朽和中國被瓜分的危險,於是民族主義思想迅速傳播,「排滿」革命的觀念深入人心。對清王朝的攻擊不再「務為蘊借」,而是「辭多恣肆無所迴避」了。① 在當時出版的大量報刊、雜誌和書籍里,隨處可見關於民族主義的鼓吹。1905 年8 月13 日,孫中山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中說:「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佈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②　　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有兩大思想來源,一是西方近代思想,二是中國傳統文化,如夷夏之辨、愛國主義傳統。但是作為一種近代的話語概念,它主要還是來自於西方思想。雖然安德森的研究指出近代民族主義最早起源於18 世紀末、19 世紀初的美洲殖民地獨立運動, ③但對於中國來說,民族主義理論主要還是來自於歐洲,即安德森所稱的19 世紀20 年代以後的歐洲民族主義。　　從13 歲離家赴檀香山,後來又到香港,在人生觀和世界觀形成的青少年時期,孫中山所受的系統教育完全是西式的。他的經歷導致他的民族主義思想主要是源自西方。④ 即使如有的學者所說的孫中山早期曾經受到鄭觀應及其同時代的何啟、胡禮垣和王韜等思想的影響, ⑤但這些早期維新派自身的西學背景意味著孫中山曾從他們那裡再次受到西方思想的間接影響。　　國粹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國學素養深厚,主張「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⑥ 但他自己曾坦然承認傳統的「夷夏之辨」沒有什麼學理,說「自從甲午以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進來」。⑦ 章太炎收拾的學理不外乎就是西方近代人種學說、民族理論以及社會進化論的思想,這在他的著作中屢有體現。⑧ 正是這些西方學理啟發他對中國傳統文化資源進行重構,形成了他的具有濃厚國粹色彩的民族主義思想體系。　　需要指出的是,論起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在20 世紀初的勃興,一貫被視為立憲派代表人物的梁啟超的貢獻不可不提。梁啟超接受和鼓吹近代民族主義(在他也稱為國家主義) 始於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後。用他自己的話形容流亡日本後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響:「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篁見日,如枯腹得酒。」⑨「又自居東以來,廣搜日本書而讀之??腦質為之改易,思想言論,與前者若出兩人。」⑩從1901 年開始,梁啟超發表了一系列介紹和鼓吹民族主義的文字,他認為:「民族主義者實製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也」「, 近四百年來民族主義日漸發生,日漸發達,遂至磅礴鬱積,為近世史之中心點。順茲者興,逆茲者亡」「, 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11]「凡國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段者,不得謂之為國。」「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12]對於何為民族主義? 梁氏釋曰:「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3]由於對民族主義的信仰,梁啟超甚至一度認同革命派「排滿」革命的民族主義主張。在1902 年5 月致康有為的信中,梁啟超說:「今日民族主義最發達之時代,非有此精神,決不能立國。弟子誓焦舌禿筆以陷之,決不能棄去者也,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14]　　在1905 年之前,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高舉民族革命、民族建國的大旗,鼓吹「排滿」革命,建立漢族國家。其宣傳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仇視,帶有鮮明的民族主義排他性和狹隘性。章太炎是革命派里鼓吹「排滿」最用力的代表人物。他宣稱: 滿人是「異種,非吾中夏神明之胄」, [15]「今之種族革命,若人人期於顛覆清廷而止,其後利害存亡,悉所不論,吾則頂禮膜拜於斯人矣。」[16]表現更為激烈的是血氣方剛的革命青年鄒容,在他影響巨大的《革命軍》一書中,多處出現「誅絕五百萬有奇之滿洲種」之類在我們今天看來非常不當的鼓吹種族仇殺的話。孫中山當時也認為滿洲人不是中國人,滿洲政府不是中國政府,說「當滿洲人之未入支那,不過黑龍江畔之野蠻游牧」,中國民族運動的任務就是要「將滿洲韃子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17]這一切都表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當時要恢復的中國是1644 年清入關前的漢族國家及其版圖。[18]　　關於「排滿」口號的是非得失,已經有很多論述。論者大都認為這體現出狹隘的「大漢族主義」。比較客觀的評價是在對革命派「排滿」口號提出批評的同時,肯定其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積極意義。筆者認為無論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的誓詞,還是簡單的「排滿」革命口號,其狹隘性都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這種狹隘性是否如批評者們所說的是源自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封建糟粕。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特點並非是排他性,而是強調和諧、包容,具有強大親和力。雖然也有「夷夏之辨」,但這僅僅是一種基於文化而不是種族的區分,而且「夷」「夏」的地位是可以因是否奉行儒家文化而轉變的,這是與西方民族主義的根本不同。在宗教信仰和民族關係上,中國傳統文化歷來主張「天下一家」、「和而不同」,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雖然有文化、經濟和軍事上的優越性,但歷史上通常除了排斥、壓迫外,而是以懷柔、羈縻為主。中央王朝政治上通過宗番關係,經濟上通過朝貢貿易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建立起密切、友好的關係。只是在中央王朝衰微,周邊少數民族入侵加劇時,一些自奉正統的儒家知識分子才會特彆強調「夷夏之辨」。正如金沖及先生指出的:「通常只是在民族衝突特別激烈的那些年代中『,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的觀念才會突出地流傳起來。平時,很少強烈地表現出民族之間的排他性。」[19]中國古代史書中曾經記載過很多少數民族,如匈奴、鮮卑、羯、氐、沙陀等,甚至還有來自西方的阿拉伯人、猶太人,他們後來大都融合成為漢族的一部分了。促成這種民族融合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包容性。由於這些少數民族在與漢族的交往中感受不到漢族的歧視和排斥,所以他們也就沒有必要刻意維持自己民族的特性,於是雙方在自然的交往中互相影響,不知不覺地自然融合了。可以這麼說,作為人類世界上超過十億人口的單一民族,中國的漢民族絕不是完全由古代中原的黃帝部落自然繁衍而來,而是在歷史上不斷地和周邊民族融合才形成了這樣龐大的民族。正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這些特性,才為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中國民族主義者提供了超越西方民族主義狹隘性的本土資源。事實上,為許多批評者所指責的狹隘民族主義或大漢族主義實際上是源自西方民族主義所固有的排他性。　　西方近代民族主義主要有兩種類型,即以法國為典型的主張人民權利,帶有強烈民主政治色彩的民族主義和以德國為典型的強調民族國家利益,帶有強烈的種族優越論色彩的民族主義。不管是法國形態的民族主義還是德國形態的民族主義,雖然在公民權利的強調方面輕重有所不同,但在對外民族的態度上都是排他的、本民族至上的。早期的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動員群眾,對內爭取民主權利,對外爭取民族獨立的思想武器,主要是同民主、自由和公民權利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民族主義更多地表現為軍事上和貿易上的競爭,對其他民族的侵略、壓迫。　　與民族主義的排他性相應的便是近代民族主義主張的所謂「民族原則」,推演之便是單一民族建國理論。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領袖馬志尼( Giuseppe Mazzini 1805 - 1872) 曾對這一原則作了最簡潔的概括:「每個民族都是國家,一個民族只有一個國家」。[20]埃里克?霍布斯鮑姆( E. J .Hobsbawm) 指出: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單一而不可分裂」成為風行當時的民族口號。[21]包括孫中山在內的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者大都深受這一單一民族建國理論的影響,堅信唯有單一民族的國家才能強固有力。正因如此「, 排滿」革命,建立漢族國家才成為清末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時的口號和目標。　　二、「五族共和」——國家認同共識下國內民族關係的暫時調適　　「排滿」革命的宣傳在當時對於動員民眾推翻清朝專制政權很有效,問題在於民族主義的宣傳會造成國內民族關係的緊張,可能形成民族間的衝突以至仇殺,有導致國家分裂的危險性。梁啟超較早意識到這一問題,所以由宣傳民族主義改為大力宣傳國家觀念,積極從事國民素質的培育。在國內民族關係上,1903 年,梁啟超倡導在中國應該提倡大民族主義,提出以漢族為中心「, 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22]這是比較早提出把中國境內各民族合為「一大民族」的說法。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後來「五族共和」和「中華民族」理念的發端。　　孫中山也意識到這一問題,於是對「排滿」說加以修正,從主張對滿人不加區分,一律驅逐,轉為對滿人區別對待。在1905 年同盟會的定名爭論時,他指出革命宗旨不專在對滿,其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廢除專制,創造共和,所以他堅決反對將團體名稱定為「對滿同盟會」,而堅持定為「中國同盟會」。[23] 1906 年,孫中山對「排滿」革命說作了更完善的修訂與說明:「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們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24]這是孫中山根據中國實際開始對民族主義排他性的消極面進行修正的開始,有力地糾正了當時革命黨內部盛極一時的不分青紅皂白全面排滿的復仇思想,對於減少革命阻力,防止民族仇殺有重要意義。不過,雖然孫中山駁斥了「盡滅滿洲民族」之類的過激言論,闡述了民族間互不侵犯、平等生存的思想,但他這裡對於漢、滿兩立的認識卻沒有改變。他心目中的國家還是要將滿洲人排除在外的漢族國家。這就不難理解辛亥革命時期,以他為首的革命黨人發表了許多在今天看來很不利於國家統一的言論。如不止一次表達要在十八行省範圍內恢復建立漢族國家,而將滿、蒙等少數民族地區排除在外。[25]　　辛亥革命出乎意料地迅速勝利,這使維護國家統一的現實使命與堅持民族建國理想的矛盾凸顯起來。當時,由於部分革命黨人存在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少數地區出現過激的「排滿」行為,這造成蒙古、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部分上層分子的不安,在俄、英等帝國主義列強的挑唆下,這些少數民族地區與內地的關係一度比較緊張。1911 年12 月1 日,由沙俄支持的外蒙古分裂勢力宣告成立「大蒙古國」。另一方面,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大批立憲派和舊官僚加入了革命陣營。在如何處理國內民族關係問題上,這些人大力鼓吹「五族共和」,並得到革命陣營內多數人的響應。於是「五族共和」取代「排滿」,成為民國初年被廣泛擁護的協調中國境內各民族關係的主流話語。　　「五族共和」口號表明五大民族(在當時基本上也就是表示國內的全體人民) 達成了對新建的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另外,這一口號還表明各民族彼此的關係是平等、共存的。這使一度因民族主義而緊張的國內民族關係得以緩解,為各民族融合提供了前提條件。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才能夠從推進國內民族的一體化進程入手,以解決民族建國理論與維護國家統一的矛盾。　　在「五族共和」已經被國內大多數人接受的情況下,站在維護國家統一的立場上,孫中山在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宣言書中宣布:「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26]過去許多學者把這段話作為孫中山贊成五族共和的證據,甚至還有人認為是孫中山率先提倡「五族共和」的。這其實是經不住推敲的。首先,現有的研究成果已經明確「五族共和」的思想和提法都是由立憲派人物首先提出的; [27]其次,細閱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發表的《臨時大總統宣言書》,通篇並沒有一處出現「五族共和」的提法,而是用了「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和「民族之統一」的提法。如果說國家統一的提法還好理解,那麼這裡的「民族之統一」則完全是孫中山的創造了。所謂「民族統一」必然涉及以誰為主導,誰統一誰的問題? 統一後的民族該怎麼稱謂? 在這裡他都沒有說明。「民族統一」在這裡是比較含糊的提法,很容易被理解為就是當時廣為宣傳的「五族共和」。但是從他當時及以後的言行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心目中的民族統一是以漢族為主體同化其他少數民族的「漢族底民族主義」。在他就任臨時大總統當天發表的《通告海陸軍將士文》里,他稱清朝的統治為「自逆胡猾夏,盜據神州,奴使吾民」,為此他用民族大義號召全國的海陸軍將士:「蓋聞捍族衛民者,軍人之天職??即凡以一城一旅脫離滿清之羈紲,以趨光復之旗下者,其有造於漢族,皆吾國四萬萬人所不能忘也??則不獨克盡軍人之天職,而吾皇漢民族之精神,且發揚流衍於無極,文之望也」。[28] 1912 年2 月12 日,溥儀退位,清朝結束。即將解除大總統之職的孫中山特意於15 日親率民國政府各部部長和右督尉以上將校參謁明孝陵,向明太祖朱元璋的亡靈祭告自己的「光復」之功,可謂克始克終。再過七年,當他撰寫《建國方略》時,還說到武昌起義之成功「殆天心助漢而亡胡者歟」! 據此可以看出在民國初建時,孫中山等人可能在政治上不反對「五族共和」,但是就孫中山個人的民族主義思想來說,他從來也沒有完全認同過「五族共和」。就《孫中山全集》收錄的各種文字材料來看,只有1912 年9 月,孫中山在北京、張家口、太原等地會見滿、蒙、藏、回等少數民族代表時,才偶爾使用「五族共和」一詞,但也往往是和「五族一家」、「五族平等」混用。此後,他就絕口不提「五族共和」了。　　1919 年後,孫中山公開地抨擊「五族共和」,他說:「我國人自漢族推翻滿清政權、脫離異族羈厄之後,則以民族主義已達目的矣。更有無知妄作者,於革命成功之初,創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官僚從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為我中華民國之國旗,以為五色者,代表漢、滿、蒙、回、藏也。」[29]1921 年,他在演講中再次說到:「今日滿虜雖被推翻,光復漢業,但是吾民族尚未能自由獨立。……自光復之後,就有世襲底官僚,頑固底舊黨,復辟底宗社黨,湊合一起,叫做五族共和。豈知根本錯誤就在這個地方。講到五族底人數,藏人不過四五百萬,蒙古人不到百萬,回教雖眾,大都漢人。講到他們底情形,滿洲既處日人勢力之下,蒙古向為俄範圍,西藏亦幾成英國囊中物,足見他們皆無自衛底能力,我們漢族應該幫助他才是。漢族號稱四萬萬,或尚不止此數,而不能真正獨立組一完全漢族底國家,實是我們漢族莫大底羞恥,這就是本黨底民族主義沒有成功。由此可知,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成一大民族主義的國家。……美國底民族主義,乃積極底民族主義。本黨應以美國為榜樣。今日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30]據說1923 年10 月,孫中山在一次接見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時,見會場掛有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非常氣憤,拒絕行禮。[31]這也很能說明孫中山對待「五族共和」的態度。　　由此可見孫中山始終堅信單一民族的純粹國家才能成為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即使在民國剛成立,迫於形勢不得不和在傾覆清朝政權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保守勢力表示妥協的情況下,他本人也只在表面上用了「民族統一」的模糊提法,而沒有附和當時流行的「五族共和」的提法。實際上這種統一就是他所主張的漢族同化其他少數民族的「漢族底民族主義」,帶有很強的漢族優越感。這表明其時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中的平等觀念還是不徹底的,本質上也是一種「大漢族主義思想」。只是因他主張民族間互不侵犯、平等生存,而使這種「漢族底民族主義」沒有了西方民族主義的排他性和侵略性。　　三、再造「中華民族」——民族建國理論的中國解決方案　　面對單一民族建國理想與中國多民族國家國情的矛盾,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最終通過對「中華民族」概念的重新闡釋在理論上解決了這個矛盾。　　「中華」一詞最早出現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當時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大量進入中原地區,是中國歷史上民族衝突和融合都非常厲害的一個重要時期,俗稱「五胡亂華」。於是「華」「夷」的區分在當時顯得比較突出。西晉惠帝時,發生八王之亂,大臣劉弘上表呼籲停止內爭。他說:「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斗自效於卞莊者矣。」[32]就其原初的含義來說「, 中華」一詞混合地包含了地理和文化上的雙重優越意識。不同的人在使用這一詞時往往可以有不同的側重,它曾被中國境內不同族群用來自稱。如當時的東晉雖然在地理上丟失了中原地區,偏處江南,但是士大夫以華夏文化的正統自居,依然自稱「中華」。而佔據了中原的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則更願意強調「中華」的地理含義。如東晉荀羨率兵進攻在中原地區建立的鮮卑族政權燕時,與燕將泰山太守賈堅有一段辯論:「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強則託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33]顯然,當時的東晉和燕政權都是以「中華」正統自居。　　隨著近代「民族」和「民族主義」概念在中國興起後,由「中華」和「民族」兩詞複合成的「中華民族」一詞開始頻繁見諸載籍。但起初「中華民族」只是被作為漢族的另一種稱謂,其含義與古人用「華夏」、「中華」指稱漢族沒有多大區別。如1905 年,梁啟超說:「今之中華民族。即普通俗稱所謂漢族者。自初本為一民族乎。抑由多數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問題。」[34]民國建立後,嚴復使用這一概念的時候也是用來指稱漢族的:「公等以為吾國處今,以建立民彝為最亟,誠宜視忠孝節義四者為中華民族之特性。」[35]但是「中華」一詞自始即包含的地理意識和它在族類區分上重文化、輕種族的特性卻使它很容易被用來指稱中國境內的所有民族。1913 年初,西蒙古王公會議通電聲明:「蒙古疆域與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為一家,我蒙同系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36]黃興濤認為這是現代「中華民族」概念最早被使用的例證。黃興濤的研究還認為李大釗是「從民族主義意識形態角度,自覺而公開地標舉再造『中華民族』旗幟的第一人」。[37]不過黃興濤的研究也指出「五四運動以前,不僅社會上,甚至一般知識界和輿論界中,中華民族觀念都還沒有真正確立起來,現代意義上使用的中華民族辭彙雖已不算少見,也還談不上流行」。[38]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包含中國境內全體民族的特定稱謂辭彙固定並開始流行起來應該歸功於孫中山先生的大力倡導和宣傳。在李大釗那裡「, 中華民族」一詞基本上還是延續著梁啟超等的用法,所以他才要鼓吹「新中華民族」主義,宣稱「凡籍隸於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梁啟超研究認為「中華民族」(漢族) 是由歷史上的許多民族混合而成的,李大釗繼承了這一觀點,又更進一步推斷「中華民族」下一步發展趨勢就是要融合中華民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成為一個「新中華民族」。而孫中山又比李大釗更進一步,乾脆拋開新舊之說,直接賦予「中華民族」概念以新的含義。在孫中山的思想中,中華民族不再是漢族的別稱,而是中華民國境內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平等融合後的新民族。1919 年,孫中山在演說中第一次闡述了這一新概念「, 夫漢族光復,滿清傾覆,不過只達到民族主義之一消極目的而已,從此當努力猛進,以達民族主義之積極目的也。積極目的為何? 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於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如美利堅之合黑、白數十種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堅民族主義」。[39]1920 年11 月,孫中山對中華民族的概念作了更進一步的闡述:「向來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族,成個中華民族。若單是做到推翻滿族的專制,還是未曾完成。……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 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如美國,本是歐洲許多民族合起來的,現在卻只成了美國一個民族,為世界上最有光榮的民族) ;並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後民族主義乃為完了。」[40]這裡,「中華民族」概念不再是指漢族,而是孫中山理想中的中國境內漢族和各少數民族融合生成的新的統一民族。而造成這一新民族的方法也不再是以漢族為主導的民族同化,而是國內各民族人民完全平等的「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的民族融合。民族融合比民族同化更進一步,是真正意義上的徹底的民族平等,這是孫中山從理論上解決近代民族主義單一民族建國理論和中國多民族國家國情矛盾的嘗試,是孫中山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理論的最大思想貢獻。　　從本民族至上到主張中國境內各民族坦誠相見,本著平等的原則融合成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在統一的中華民族基礎上建立獨立、富強的中國。這固然有念念不忘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局限,但其積極意義是敏銳地看到近代中國各民族共同遭遇西方侵略、壓迫的共性,有抵抗外來侵略的共同利益。這在客觀上順應了近代中國各民族融合的歷史潮流,反過來又促進了這種融合。　　但是,民族融合不是一朝一夕實現的。即使是被孫中山視為榜樣的美利堅民族的形成也經歷了100 多年,而且還有其特定的歷史、自然和政治環境。孫中山所處時代的中國無論是歷史傳統還是自然和政治環境都和美國不同。那麼如何才能實現中國的民族融合和統一呢? 孫中山提出依託中國傳統,從家族聯合開始逐漸擴大,最終形成全國統一的「國族」(中華民族) 的構想。在1924 年所作的三民主義演講里,他反覆地宣傳這一觀點:「中國有很堅固的家族和宗族團體,中國人對於家族和宗族的觀念是很深的??由這種好觀念推廣出來,便可由宗族主義擴充到國族主義。我們失了的民族主義要想恢復起來,便要有團體,要有很大的團體」,「救中國危亡的根本辦法,在自己先有團體,用三四百個宗族的團體來顧國家,便有辦法」。「我們想要恢復民族的精神,要有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要我們知道現在處於幾極危險的地位;第二個條件是我們既然知道了處於很危險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國固有的團體,像家族團體和宗族團體,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41]在反覆呼籲聯合中國固有的家族、宗族團體以形成全國統一的國族同時,孫中山還進一步提出了恢復中國傳統道德的重要性:「所以窮本極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聯合起來做成一個國族團體以外,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42]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思想正是西方傳入的民族主義所缺乏的,對於預防和糾正民族主義固有的消極影響,形成中國特色的更富於理性的民族主義應有相當的借鑒作用。可惜天不假以時日,孫中山過早地去世使他沒有嘗試設想的機會。　　姑且不論孫中山提出以家族為基礎形成一個大國族團體是否可行,也不論其萬一成功是否會回到家天下的專制社會。我們從他的論說中可以感受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者在面對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理想和中國多民族國家國情矛盾時,開始更多地回歸傳統,試圖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總之,秉承近代民族主義理念,以西方列國為榜樣,建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但是民族主義主張的單一民族建國理論與中國多民族國家的傳統有根本衝突。面對這一矛盾,中國早期民族主義者對源自西方的民族主義進行了改造。從最初的「排滿」到提出各民族互不侵犯、平等生存;從提倡以漢族為主導的民族同化到宣揚國內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融合為統一的中華民族。至此,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在民族建國理論上完成了從漢族國家經由五族共和再到中華民族國家的嬗變。　　注釋　　①章炳麟:《革命軍序》,鄒容遺著:《革命軍》,中華書局1958 年版。　　②孫中山《: 在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的演說》《, 孫中山全集》第1 卷,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282 頁。　　③參見[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國學者史扶鄰曾指出孫中山在易受影響的青少年時期求學於意奧蘭尼書院,對於其政治思想的形成有很大關係。參見[美]史扶鄰著,丘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年版,第二章,第11 - 12頁。　　⑤參見Cheng Kuan - ying : (1841 - 1920) A Source of Sun Yat - sen』s Nationalist Ideology ? Key Ray Chong ,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Vol 28 , No. 12 ( Feb. ,1969) 。　　⑥章炳麟:《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 ,中華書局1977 年版,第272 頁。　　⑦章炳麟:《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 ,第269 頁。　　⑧相關論述如陶緒《: 章太炎民族主義思想的淵源》《, 中州學刊》1996 年第3 期。　　⑨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226 頁。　　⑩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及其他》,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 年版,第1 輯第10 冊,第589 頁。　　[11]梁啟超《: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1902 年) 《,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上海中華書局民國25 年(1936 年) 版,第4 冊,第11 、10 、35 頁。　　[12]梁啟超《: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1901 年) 《,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上海中華書局民國25 年(1936 年) 版,第3冊,第22 、20 頁。　　[13]梁啟超《: 新民說》《, 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上海中華書局民國25 年(1936 年) 版,第3 冊,第4 頁。　　[14]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86 頁。　　[15]章太炎:《正仇滿論》,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一卷(上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 年版,第96 頁。　　[16]章太炎《: 復仇是非論》《, 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一,上海書店1992 年版,第18 頁。　　[17]《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244 、255 頁。　　[18]關於孫中山及其領導的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的政治主張及其弊病,可參見張永:《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時期從漢族國家到五族共和國家的建國模式轉變》《, 北京大學學報》2002 年第2 期。　　[19]金沖及《: 辛亥革命和中國近代民族主義》《, 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5 期。　　[20][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122 頁。　　[21][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第21 頁。　　[22]梁啟超《: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上海中華書局民國25 年(1936) 版,第2 冊,第76 頁。　　[23]鄒魯:《中國同盟會》,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6 頁。　　[24]孫中山《: 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的演說》(1906 年12 月2 日), 《孫中山全集》第1 卷,第325 頁。　　[25]參見張永:《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時期從漢族國家到五族共和國家的建國模式轉變》,北京大學學報2002 年第2 期。　　[26]孫中山《: 臨時大總統宣言書》(1912 年1 月1 日) 《, 孫中山全集》第2 卷,中華書局1982 年版,第2 頁。　　[27][日]村田雄二郎:《孫中山與辛亥革命時期的「五族共和」論》,林家有、李明主編:《看清世界與正視中國——「孫中山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版。　　[28]孫中山《: 通告海陸軍將士文》(1912 年1 月1 日) 《, 孫中山全集》第2 卷,第3 、4 頁。　　[29]孫中山《: 三民主義》(1919 年) 《, 孫中山全集》第5 卷,中華書局1985 年版,第187 頁。　　[30]孫中山《: 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駐粵辦事處的演說》(1921 年3 月6 日) ,《孫中山全集》第5 卷,第473 - 474 頁。　　[31]參見郭衛平《: 民國之初的五色旗為何被取消》《, 文史雜誌》1991 年第2 期。　　[32]《資治通鑒》卷86 ,晉惠帝永興二年(305) 八月。　　[33]《資治通鑒》卷100 ,晉穆帝昇平二年(358) 十二月。　　[34]梁啟超《: 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 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一》,上海中華書局民國25 年(1936 年) 版,第11 冊,第2 頁。　　[35]據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嚴復手稿《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議》。　　[36]轉引自黃興濤:《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兼論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認同之關係》,《浙江社會科學》2002 年第1 期。　　[37][38]黃興濤:《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兼論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認同之關係》,《浙江社會科學》2002 年第1 期。　　[39]孫中山《: 三民主義》(1919 年) 《, 孫中山全集》第5 卷,第187 頁。　　[40]孫中山《: 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演說》(1920 年11 月4 日) 《, 孫中山全集》第5 卷,第392 頁。　　[41]孫中山《: 三民主義》(1924 年1 月) 《, 孫中山全集》第9 卷,第238 、241 、242 頁。　　[42]孫中山《: 三民主義》(1924 年1 月) 《, 孫中山全集》第9 卷,第243 頁。（編輯：張雪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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