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李光耀和我　　　?2015年03月23日 | 作者：陳新嶸

羊年春節期間傳來「李光耀走了」的消息。昨日，他真的走了。

好些朋友認為，這位大人物身邊有成群頂尖大醫生不分日夜輪班照顧，他們一定會儘力讓他至少能在病床上渡過8月9日新加坡獨立建國的50週年國慶，以至能看到他的親友在9月16日祝賀他92歲生日。

我年輕時曾經和李光耀共事，支持他反抗殖民統治。後來「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就分手了。我離開家鄉新加坡52年，超過了半個世紀。

2006年我無奈又慶幸地成了泰國公民。這些年，我多次趁節假日到馬來西亞探親訪友，但還不能越過新柔長堤和弟妹們甚至是短暫的團聚，除非接受哪些有損個人尊嚴的條件，低頭「認錯」，「自願向當局交待過去的一切」。明擺著的是：李光耀對我「背叛」他，還是耿耿於懷。也就是說，李光耀欠缺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的氣量。儘管如此，當我看到李光耀病危的消息，我還是希望他多活些日子，感受感受英國人離開後一切由他說了算的那些他親手培植的接班人能否頂得住他不想看到的世態變化。

已經有傳媒開始論述「後李光耀時代」和李光耀憑鐵腕治理新加坡的功過。人們對這位很怕被人遺忘的老人的一生事跡功過，會怎樣「打分」？我認為取決於打分者所處的階級地位、所持立場、所受的是當代西方教育或東方傳統教育，以及打分指標有沒有包括道義和民族骨氣。

李光耀在新加坡執掌政權好幾十年，被他的接班人列為「建國一輩」的新加坡公民，沒有誰不知道他一向來多麼講求「實用」，以及怎樣對待他的各式各樣的競爭對手。新加坡位於馬六甲海峽咽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長期以來在東南亞和南亞地區較勁的英國、美國、日本和中國執政者們，尤其熟悉李光耀的機靈且容易配合。這就使李光耀成了國際名人，李光耀的名字總是和新加坡連在一起。

客觀地說，新加坡被踢出馬來西亞之後，李光耀把這個曾經被方壯璧認為是「怪胎」的島國治理得井井有條，既成績顯著，罪孽可不算少，有功也有過。依我看，無論人們將如何爭論他的功過是3比7或4比6甚至對半分，大都會同意：他的「功」是新加坡人民付出沉重代價換來的；他的「過」則出自他的唯我獨尊、獨斷獨行。

重用之際也受關注

這個春節期間我到柔佛新山探親訪友，在會晤趁假日專程來敘舊的新加坡朋友們的時候，大家除了互相問候近況之外，話題自然免不了談到李光耀。他們催促我趕快把人們已知及未知的我和李光耀相處的陳年舊事寫下來，以免誤傳。他們當中有一位提醒說：「當兒子的未必知道老爸的一切。」是的，這使我想起新加坡英文《海峽時報》2009年出版的那本《白衣人》。那本書有一章專談陳新嶸。說李光耀選擇陳新嶸當「最高助理」和「深為信賴的朋友」，在用陳新嶸做總理署政務次長之前，不是不知道陳新嶸是個「和馬共有關係的顛覆分子」。我發覺《海峽時報》這本書，把陳新嶸當次長的權力誇大到當事人本身也不敢相信。現在確實有必要讓讀者朋友們瞭解實際情況啦！其實李光耀在「重用」陳新嶸的同時，也佈置不少人（包括和陳新嶸一起工作的行動黨幹部、立法議員、政務次長）向他打小報告。還有，在總理署的公務員中有位曾經被王永元下令遷出市長公署、後來被李光耀重用的、直接聽命於「鳳凰園」的英國MI-5特工，更不曾放鬆對陳新嶸KEEP AN EYE。

我不否認，從1957年李光耀找我幫他把演講稿翻譯成華文、教他學講華語。

我當時十分敬重這位意氣風發、替工人爭取權益的左派律師，我盡量把自己當過華文小報記者的見聞告訴他，讓他瞭解華人社會，拉近他和受華文教育者的距離。就這樣，他和我的交往日趨密切。他邀我陪他到馬六甲辦案，拉攏崇拜印尼前總統蘇卡諾的巫統幹部，還好幾次邀我陪他一家大小到福隆港度假，等等。經過將近兩年的零距離考察，他對我日趨信任和器重。且舉兩個例子作為說明。

例一：他僱用我做設在人民行動黨總部的《新加坡職工會諮詢研究所》唯一的一名調查員，主要職務卻是負責編寫出版行動黨的華文機關報《行動報》等文字宣傳。李光耀告訴我，林有福政府的政治部的某某高官，主張把他抓起來和封閉行動黨。我記得很清楚，李光耀秘書長當時坦率向我披露說，他沒把握這種事會不會發生，但他相信，即使連他也被抓，頂多3個月英國人就得放他出來協助恢復社會安寧。他說，那塊掛在行動黨總部的《職工會諮詢研究所》招牌，是「以防萬一的『救生圈』，可以靠它保存行動黨的文件和黨員名冊！」

放下個人恩怨

例二：李光耀當上自治邦總理不久，我陪他一起到霹靂州《馬來前鋒報》創辦人尤索夫·伊薩克（Yusof Bin Ishak）的家，邀請他出來當新加坡最高元首（Yang di-Pertuan Negara）。他告訴我，這位閱歷豐富的老報人非常瞭解馬來亞各州蘇丹，包括各州蘇丹子女的姻親關係。在宣誓就任最高元首之前，尤索夫來到新加坡總理署見李光耀，我照例先讓來訪者在接待室稍侯。

我按照李總理吩咐，告訴這位我所尊敬的馬來新聞界知名前輩，將來在薪金方面，得按照行動黨中委會的規定，需對黨有所貢獻。

為了說明李光耀和我之間個人恩怨的另一面。不妨也舉兩個例子。

例一：我離開行動黨和林清祥、李紹祖醫生一起發起成立「社會主義陣線」成了反對黨議員後，我的從事新聞工作的弟弟，沒有參加任何非法組織和非法活動，卻在1963年的「冷藏行動」中被捕，而且好一段時期被單獨關禁，精神臨近崩潰。他迄今還沒擺脫被單獨關禁陰影的糾纏，身體非常虛弱。他避免和我有任何聯繫。他是華文版《李光耀回憶錄》三名翻譯者之一。

例二：吳慶瑞對我說過：「一旦成立馬來西亞，你就得自我保重」。當我感覺形勢不對頭，唯有選擇離開了新加坡。在印尼過流亡生活期間，有一年我的從事小工商業的父親申請去中國大陸治病，移民局官員回答他說：「可以去不可以回！」。我父親在1975年病逝。我母親去世時，我的那個在「冷藏行動」被捕的弟弟，獲得批准離開拘留營半天，代替我這個不孝的長子披麻戴孝，向遺像上香跪拜和扶柩。

俗話說：「往事如煙」，今年6月我將滿82歲。早在2003年，我就對來合艾做訪談的新加坡英文《海峽時報》高級撰稿員梁榮錦說過：「幾十年過去了，何以李光耀先生不能站在歷史的高度、以拋開黨派成見的胸懷回顧過去？」

對個人恩怨「放得開」也好，「放不開」也好，我相信老人李光耀已經想不起很多往事了。

西方有位著名思想家和哲學家說過：「存在決定意識」。的確，我們每個人的思想觀點以至喜怒哀樂，都不是與生俱來的。

每個人的教育、際遇、人生觀、價值觀各有差異，但都是時代的產物，離不開他所生存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因而，即使是凡夫俗子的生平事跡也反映著他那個時代的方方面面。在朋友們很不耐煩的催促下，我將在日常瑣事、上網、看報之餘，把我和李光耀相處的往事憑記憶一一寫下來，或許可供史學者們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