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概說

偉大的民族必然有偉大的文化，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以偉闊宏大、精深神奇的文化著稱於世。作為炎黃子孫，每個人都以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而感到自豪，然而，又有多少人了解本民族的

文化。作為人類一分子，全世界每個人都知道中華民族是個了不起的民族，然而，他們對中華文化也只有朦朧的印象。

中華文化是一座巨大的殿堂，任何人以畢生精力都不可能窮盡其底蘊。然而，我們應當盡量了解中華文化的大略和研究進展。本講側重介紹中華文化的基本情況，特別是中華文化的貢獻和值

得弘揚的內容。

一、文化概說

人類社會有個奇異的現象，最簡單的東西是最複雜的東西，最複雜的東西也是最簡單的東西。「文化」一詞亦如此，我們身邊無時無處沒有文化，但誰都很難說清楚什麼是文化。迄今，學者們 冥思苦想，提出了兩百多個定義，仍然莫衷一是。

「文化」一詞，中國古已有之。早在戰國末年成書的《易傳·賁卦象傳》就說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含義是以文治教化民眾，這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到了漢代，「文化」成為一個專用名詞，劉向《說苑》云：「凡武之興，謂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漢代以後，「文化」成為常用詞，南齊王融《曲水詩序》：「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文化的概念不外乎文治教化，強 調用經典、禮制、道德等教化世人。

在古代西方，「文化」一詞源於拉丁文Cultura，意為人為努力擺脫自然。中世紀，文化概念的含義被神學觀念所壓倒。到了19世紀，文化才作為獨立的概念被提出，德國學者S·普芬多夫（1632-1697年）認為文化是社會人的活動所創造的東西和有賴於人和社會生活而存在的東西的總和。從19世紀開始，文化的概念成為討論的熱點。英國學者泰勒（1832-1917年）在《原始文化》中給文化下了一個著名的定義：「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 這個定義對學術界有很大影響。

迄今為止，圍繞文化概念形成了諸多派別，如文化進化論學派、文化傳播論學派、文化功能學派、文化歷史學派、文化心理學派、文化地理學派、文化結構學派、符號文化學派。他們有的把文化作為包羅萬象的整體，有的把文化作為社會傳統，有的把文化作為具有特色的生活方式，有的把文化作為人調適於環境的過程，有的把文化作為價值系統。

中國當代學者大多採納《辭海》對文化的定義：「從廣義來說，指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從狹義來說，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但是，學者們又認為：文化是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其核心是作為精神產品的各種知識，其本質是傳播，它是主體與客體在人類社會實踐中的對立統一物。

由於社會的進步、知識的拓展和深化，原有學科分類已經不能適應研究的需要，人們尋求跨學科或多學科研究方法，尋求新的研究範圍，於是，文化學成了熱點。

文化學有許多分支學科，如文化人類學、文化生態學、文化社會學、文化經濟學、文化傳播學、文化心理學、民族文化學、軍事文化學、區域文化學、應用文化學、神秘文化學等。

文化學研究的範圍很廣泛，諸如文化模式、文化功能、文化觀念、文化融合、文化變革、文化調適、文化背景、文化圈層、文化歷史、文化哲學等。

中華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曾經處於世界文化的前列。中華文化是東亞文化的母體文化，對日本、朝鮮等國有較大影響。中華文化有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容、閃爍的精粹，也有糟粕。近代以來，中華文化逐漸落伍，現在需要重新認識和振興。學術界對中華文化的特點、規律、貢獻等課題正在進行研究，可以斷言，中華文化必將弘揚光大。

二、中國文化的特徵

在特定的地理、歷史、社會因素作用下，中國文化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相比，有以下特徵：

第一，具有頑強的再生力，無與倫比的延續性。中國文化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中國是人類的發祥地之一，也是古老的農業民族之一。中國的文明史有四五千年，中國是東亞文明區的主體。中國文化歷盡滄桑，始終傳承不絕，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見的不曾中斷的古老文化。世界中其他古國的文化，在發展歷程中都曾出現過斷層，而中國文化的發展序列有如此完整、連續的形態，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個特例。

第二，「大一統」與多元文化兩種傾向並存。自秦代確立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政體，歷經兩千多年，統一是其主流，這在世界中世紀史是僅見的一例。中國的政治結構、文化素質、人才條件諸方面的種種「大一統」的先決因素，都是其他國度中世紀所不可能具備的，也是中國封建文化達到世界最高水平的基本原因之一。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文化發展極不平衡，導致文化多元傾向，按地域出現不同的學派，給文化增添了活力。

第三，入世思想成為主導心理，避免了全民族的宗教迷狂。宗教色彩比較淡薄。殷商時期宗教意識一度佔據統治地位，但沒有系統的宗教。周代開始「重民輕神」，雖然也信奉「天」，但天命論最終歸結於人倫說。秦漢以後，宗教在中國有所發展，但老百姓並不專一，而帝王總是高居於宗教界之上，政教分離，政在教上，較少有人成為純粹的宗教徒。唐宋以來，士人援佛入儒，但理學與佛學的界限分明。

第四，以倫理道德學說作為維繫社會秩序的精神支柱。由氏族社會遺留下來的宗法傳統，使中國文化歸於以求善為目標的「道德型」，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本，道德的威力始終 比法律更為重要和有效，形成了「德治主義」。儒家倫理思想滲透於全民族的心理、意識之中，孔子的仁學成為宗法思想與封建國家觀念之間的中介，「仁義禮智，孝悌忠信」成為道德條目。其後的魏晉玄學、宋明理學都利用思辨去滿足倫理的需要，宣揚「存天理，滅人慾」，忽視功利，虐殺了人文精神，使社會呈現僵化而有秩序的狀態。從另一方面說，倫理思想在一定條件下鼓舞人們「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造就了許多悲壯的民族英雄。

第五，重政務，輕自然，斥技藝。中國文化又具有以「求治」為目標的「政治性」。先秦諸子學派的共同主題和基本內容是政治。歷代統治者促使中國古文化沿著封建政治化的軌道滑行。文化的各個側面都依附於政治，使政治學說發達。但是，政治型文化缺乏自由空氣，不重視科學技術。政治功利主義使科技沒有獨立地位。先秦的墨家曾經以科學探求精神活躍於一時，但秦漢以後就消亡了。歷代的科學思想和著作不受重視「，學而優則仕」，人們熱衷於政治功名。

第六，樸素的整體觀念，注重直覺體悟的思維方式。作為「科學型」的歐洲文化的理論基礎，歐洲哲學較多強調對立面的衝突與鬥爭。作為「倫理型」的中國文化理論基礎的中國古代哲學，則比較趨於對立面的統一、同一，中國古代哲學的三個基本命題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老子表述的「有與無」「、陰與陽」思想包含了事物之間相互聯繫制約的系統思想，北宋的太極圖描述了世界構成與發展的模式。但是，中國古代素樸的整體觀念缺乏對各個細節的認識能力。中國的思維方式發展史缺乏一個機械唯物論階段，這與近代工業及相關的實證科學在中國的不發達是互為因果的。

中國文化的特徵是由地理條件、生產方式等因素決定的。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文化最顯著的特徵是政治型倫理文化，其他的文化處於次要從屬的地位，即使是「自強不息」「捨生取義」等優秀的民族精神也是從屬於政治型倫理。以國家最高所有權支配下的小農經濟為基礎，外靠以專制王權為核心的行政力量，內靠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關係，構成了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基本特點。因此，中國文化注重人事，注重治國，注重馭民，注重倫常。倫常是人的行為的最高準則，也是重要的統治工具。傳統文化在觀念上至少有三個特質，即群體觀念、向心觀念、中庸觀念。群體觀念包括「和」與「公」兩個概念，向心觀念包括「忠」與「孝」兩個觀念。

認識中國文化的特徵，目的在於發揮我們的巨大潛力，拋棄惰力，博採外來文化精華，使中華文化再次大放異彩。

三、中國文化史的分期

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漫長歷史里所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它是漢民族文化融合、攝納其他少數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的結果。在它數千年的歷程中，經歷了無數的風風雨雨和艱難曲折，也經歷了諸多的變革和創新，中國文化就是在這諸多變革和創新中，彙集成一條具有極強生命力的文化長河。從中國文化的演變看，可將中國文化的發展演變分為九個時期，即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明、明末清初、近代、現代、當代。從這九個時期，可以明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大致脈絡。

先秦時期，從夏朝立國到戰國，這是中國文化的真正開始，這個時期，國家林立、諸侯異政。據傳「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各國在文學、習俗、儀禮上都有差異。春秋戰國時，百家爭鳴，出現了中國文化的空前燦爛。孔子、孟子的儒家，老子、莊子的道家，墨翟的墨家，商鞅、韓非的法家，鄒衍的陰陽家，公孫龍的名家，張儀、蘇秦的縱橫家，許行的農家，孫武、孫臏的兵家，各家各派，著書遊說，相互駁難，揭開了中國文化史上最為光彩奪目的篇章，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石。自此以後，諸子的學術思想，師承流變，影響中國文化幾千年。

秦漢時期，包括秦朝和兩漢，是中國文化發展第二時期。這個時期，隨著統一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建立，政治、經濟和文化逐漸走向統一。中原華夏文化與四夷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華民族文化，即漢文化或本土文化。在統一的地域內，車同軌，書同文，度同制，行同倫 。特別是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從此確立了儒家在封建思想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儒家的「三綱五常」 、「忠」 、「孝」 、「仁」、「義」等倫理道德成為人們行為的最高準則，儒家經典成為自此以後封建社會的學術主流。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三期。這個時期，由於政治和經濟一元化的破碎，從此文化也走向多元化。首先是印度佛教的東來。早在東漢前期，佛教就開始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佛教便迅速地傳播開來，大量的佛教經典被翻譯成漢文，佛教文化與中國固有文化逐漸融合。其次是道教的流行。道教創立於東漢末，至魏晉南北朝，極為盛行，並由原始的民間宗教向成熟的官方宗教方向演變發展，出現了像葛洪、寇謙之、陸修靜、陶弘景等著名的道教人物。不過此時期文化的顯著變化則是玄學昌盛。東漢末年以來，社會的動亂，經學的失落，名教的危機，使人們認識到了儒學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虛偽，於是，人們注意力轉向老莊哲學，產生了以《易》、《老子》、《莊子》為經典，崇尚老莊自然無為，反對傳統經學束縛的玄學思潮。何晏、王弼、歐陽建、向秀、郭象、阮籍、嵇康等是玄學的主要代表。魏晉南北朝時期，玄風蔚然，名家迭出，玄學思想影響文化的各個領域，成為此時代文化的主流。

隋唐時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第四期。這個時期，由於割據紛亂的結束、國家的統一，加之聖君賢政之作用，迎來了中國文化的繁榮和大發展。不過，此時期文化的顯著特點就是佛教的創造和繁榮。佛教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傳播和發展，到隋唐時期已融入中國固有文化之中，創造了中國式的佛教理論思想禪宗。禪宗有「南禪」、「北禪」之分。唐五代以後，以南禪為主流的禪宗進入成熟期。禪宗是融佛教與中國文化為一體而產生的中國化佛教學派，也是對中國文化影響至深的佛教流派。隋唐時期佛教的繁榮還表現為佛教學派的林立。當時，除禪宗外，還有天台宗、三論宗、法相維識宗、華嚴宗、凈土宗、律宗、密宗等七大宗派。可以說，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另外，隋唐時期文化的繁榮不只表現在佛教的繁榮一方面，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同樣開創了中國文化前所未有的繁榮。如文學中的詩，其作者之多，數量之龐大，水平之高，是中國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又如在國際文化交流方面，隋唐時代是十分活躍的。繁忙的絲綢之路，中國與西亞各國的文化得到了進一步交流。朝鮮、日本的遣唐使和佛僧的東渡，使唐朝文化傳播到了朝鮮、日本等東亞國家。玄奘的「西天取經」，促進了中國佛教的繁榮和發展。

宋明時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五期。這個時期，儒、佛、道三教融合，並在此基礎上創發出一種思想文化--理學。理學包括以程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派和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派。理學派和心學派儘管名稱不一樣，實際上意義相同，「心，即理也」。在理學家看來，「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的儒家倫理道德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的天理，是先於氣而存在的宇宙最高本體，「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 理學家在提出「理」的同時，把不符合儒家仁、義、禮、智、信的「人慾」擺在「理」的對立面予以批駁，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這一戕害人性的主張。「存天理，滅人慾」是理學的根本宗旨，他們提出「理」 、「氣」 、「心」等哲學概念的目的，也是為了從哲學上闡述儒家倫理道德的絕對性，為封建統治服務。理學自二程、朱熹創立以來，在宋朝一直佔有學術界的統治地位，成為典型的官方哲學。元朝時，朱熹的《四書集注》是科舉取士的法定課本。明朝初把理學著作編纂成幾大冊經典：《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明太祖在詔書中曾明令：「國家明經取士，說書者以宋儒傳注為宗，行文以典實經正為尚。今後務將《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課令生員，誦習講解。」理學成為當時的文化主流，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明末清初時期，為中國文化發展的第六期。這個時期有二個較明顯的文化現象：一是西方文化開始輸入；二是樸學的興起。明朝末年，西方的基督教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傳教，儘管在以後曾多次受到中國統治者的壓制，但一直斷斷續續進行著。這些傳教士在帶來西方基督教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中國文化上的空白，如利瑪竇與明代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合作譯著了《幾何原本》、《乾坤體義》、《同文指算》、《測量法義》等書，湯若望譯著了《渾天儀說》，南懷仁譯著《儀象法》等，白晉、張誠譯著了《實用幾何學》。傳教士帶來的科學知識涉及西方的數學、物理、化學和軍事等。同時，基督教另外兩大派別東正教和新教在康熙後也陸續傳入中國。至此，西方文化開始在中國建立了根基。此後，傳教士在中國開辦學校，興建醫院，出版報刊，譯著書籍，從文化上逐步衝擊中國的文化。但是，在鴉片戰爭前，這種衝擊並不明顯。明末清初，在西方文化開始衝擊中國文化的同時，在中國的文化界， 由於專制主義統治的強壓，便形成一種考據的樸學之風。許多學者在考據文字，訓詁經典，整理舊籍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不僅出現了像顧炎武、王夫之、黃梨洲、閻若璩、戴震、惠棟、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焦循、章學誠等一大批著名學者，更主要的是開創了中國國學研究的新時代。他們一反宋明理學一味追求「義理」的虛浮之風，提出了「經世致用」樸學思想，力圖從文獻的整理研究中探索出經世之策。儘管乾嘉時期的樸學偏離了前期的這一治學精神，把目標投向了文字、 音韻、訓詁、天算、地理、金石、樂律和典章制度等領域，但其成就卻是突出的。其涉獵面之廣（包括史學、經學、方誌學、地理學、歷算學等），著作之多，歷時之長，恐怕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樸學是當時文化的主流。

近代時期，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至1919 年的五四運動，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七期。這個時期，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炮艦的威凌，西方文化的全面傳入，民族危機的日益加深，致使中國近代文化發生了質變、突變。在鴉戰前夕，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就開始「開眼看世界」，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為此，林則徐撰寫了《四洲志》、魏源撰寫了《海國圖志》。林則徐等人的行動，預示了中國近代文化變遷的基本方向。連續的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喪權辱國條約的簽訂，加之國內的動蕩不安，於是從19世紀年代始，在中國興起一場學習西方科學技術以「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除興辦一些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外，洋務派還在各地開辦了新式學堂，在課程設置上類同西方，如代數、幾何、三角、化學、天文、外語等，同時還開設外國的歷史、地理，初步具備了近代學校的特點。不過，這個時期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就是報刊的發行和西方書籍的翻譯及出版。報刊方面，除教會和外商的外，有伍廷芳創辦的《中外新報》，王韜創辦的《循環日報》，維新派創辦的《中外紀聞》、《時務報》等數十種。在外國書籍的翻譯及介紹方面，要數嚴復功勞最著。嚴復的譯著很多，主要有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 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涉及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學、社會學、生物學、倫理學、經濟學和法學等。除嚴復外，還有梁啟超、王國維、楊廷棟等。通過報刊的發行和譯著的出版，西方的社會科學、哲學和文學大量輸入中國，嚴重地衝擊著中國固有的文化。

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除產生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文化外，同時在政治界、文化界就中西文化的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首先是洋務運動時期的中西文化之爭。洋務派張之洞提出了「中體西用」的觀點，主張在保存中國主體文化不變的同時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即政治、經濟體制不變條件下的科學技術的採用。頑固派是典型的傳統主義者，主張「華夷之辨」和「道器之辨」，不能接受西方夷狄文化。其次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時期的關於西學的爭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主張不僅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且還要學習西方先進的政治法律制度，如實行君主立憲，制憲法，立國會，倡民權，興新學等。再次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有關西學爭論。革命派主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政體，而立憲派則予以反對。從這三次爭論的發展看，人們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及採納程度一次比一次高，這表明西方文化對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日益深化，中國人接受、融合西方文化的程度日益提高。並最終演變了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

現代時期，從1919年五四運動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第八期。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文化的突變時期。在五四運動前後，在中國文化界興起一場要求「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對禁錮中國人民兩千多年的儒家倫理道德發起了猛烈地進攻。「孔子的禮教不廢，人權民主自然不能不是犯上作亂的邪說」。 魯迅把封建禮教稱之為「吃人的禮教」。胡適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儘管這些人的觀點有時過於偏激，但帶給文化界的影響卻是巨大的。它激發人們去勇敢地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消極糟粕，以博大的胸懷接受新文化。在這種新文化運動影響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爆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隨著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他們一方面同反動的舊勢力作政治、軍事鬥爭，另一方面在文化領域擴展馬克思主義的文化陣地。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苦卓絕鬥爭，終於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成為此後的文化核心和文化特色。

當代時期，從新中國建立至今，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九期。新中國建立後，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 ，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這個時期的文化主導，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都是清一色的馬克思主義。文革十年，毛澤東把這種文化擺到了絕對化的高度，傳統文化作為「封建毒瘤」徹底砸爛，西方文化作為「帝國主義的東西」予以絕對的排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反思了過去的歷史，提出了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結束了過去使馬克思主義走向偏激的歷史，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時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重新湧入中國，並被利用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同時對於西方文化的其他東西，本著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立場和中國的實際國情需要，有選擇地加以輸入和吸收。鄧小平同志在1992 年春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說：「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是當今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國以後發展的根本方針。

從先秦到當代，中國文化在它數千年的漫長歷史中走過了它的九個歷史時期，經過這些歷史時期的風風雨雨和演化變革，既融合了諸多少數民族文化的因子，也融納了外來文化的優良精華，它不是一種純之又純的民族文化，它是一種以漢民族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行，這種多元化將更為突出，這既是文化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文化世界化、現代化的需要。

四、中華民族的重德和寬容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社會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不斷豐富和完善且為本民族絕大多數成員所認同和追求的思想體系，它包括以國家學說為代表的社會觀；以倫理道德學說為代表的價值觀；以自然觀、方法論、認識論為代表的哲學觀。它集中地反映了一個民族的獨特性格和風貌，是民族文化的靈魂和內核。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主體精神。

民族精神既有民族性，又有時代性。首先，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文化的主體精神。不同的民族，由於地理環境、經濟背景、社會結構和歷史條件的不同，便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文化的差異就造成了主體精神的不同。但是，不同的民族精神也並非完全的相異，既有差異性，也有統一性，民族精神的某些內容，可以是一個國家民族所特有，也可能為幾個國家民族所共有，如愛國主義精神、勤勞勇敢精神就是許多民族所具有的。其次，民族精神又不是永恆不變的，它具有時代性的特點，它既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但同時又是在不斷變動，不斷地積累和不斷地前進。

中華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一種主體精神，它集中地反映在中華民族的各種意識形態中，並深深地滲透在中華民族的思維、語言和社會心理中。它隨著中華民族的形成而形成，也隨著中華民族的發展而發展。

中華民族雖是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總稱，但是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各民族的頻繁接觸，導致民族間文化的涵化、融合，特別是漢文化對其他民族文化的涵化、整合、融化，終至形成中華民族一體化的文化格局。所以，儘管中國境內的民族是多元的，但是在文化上是一體的。著名學者費孝通先生把它稱之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既然如此，中華民族精神是整個中華民族的56 個民族文化精神的總體概括，與中華總體精神，是對中國境內民族一樣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整體性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徵之一。

（一）重德精神

與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華民族特別重視道德，道德理想、道德觀念一直佔據著重要地位，並深深影響社會的各個方面。強調道德在人生、社會和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特徵。道德在中國文化中，不僅體現於個人的思想品德、修養、行為標準和規範上，而且滲透到國家、社會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等方面，並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的道德倫理體系。

在中華民族的道德觀念中，最主要的莫過於尚仁、崇義、重節三方面。「仁」即仁愛，它是儒學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規定的做人的最高道德準則，「好仁者，無以尚之」，「仁者愛人」，要「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仁」成為人最基本的道德原則。「義」在中國的道德領域佔有突出的地位，義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內涵，並成為人們行為規範的最高標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以義為上」 ，「君子以義為質」 孔子把行義看作是君子的行為，亦即個人修養的重要內容。古代哲學特彆強調人格，崇尚氣節，重視情操。孔子強調「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孟子提倡「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推崇至大至剛的浩然正氣。先哲所倡的理想人格，廣泛影響著人們的道德培養，並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精神品格。

（二）寬容精神

對人寬容，人與人之間友愛相處，以形成人際關係的和諧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一個重要內容。孔子提出的「仁」就是「愛人」 即主張對人要充滿愛心。孟子把「仁」上升到政治高度，提出「仁政」，要求統治者要愛恤百姓。墨子也提出「兼愛」說，主張人與人之間要相親相愛。《周易大傳·坤·象傳》更概括性地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要求君子應當有大地之廣闊胸襟，以寬厚之德包容萬物。中國的寬容精神不僅體現在人際關係上，而且還體現在天人關係和民族關係兩方面。天人關係，古代的先哲們提出了「天人合一」說，即要求天人關係的和諧。《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強調人要以遵循自然規律為最高準則。《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即認為天命、人性、道德、教化是相通的，或者說是同一的。《中庸》又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即說人之性同於物之性。西漢董仲舒又提出了「天人感應」，「天人相副」之說，更強調天與人的「合一」關係。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長期以來，民族間的相互交往和文化上的相互影響，融合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整體，而中華民族整體的形成也正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寬容精神所致，早在《尚書·堯典》就有「協和萬邦」之說，即主張各國相互團結、和睦共處。歷代的統治者在制定和執行民族政策方面，都採取了極大的寬容態度。如唐太宗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可以說，漢族與各民族的融合一直沒有停止過。

關於「中華民族精神」的研究，近幾年來在學術界頗為熱烈，並曾多次召開有關這方面的學術研討會總的來看，目前在學術界存在的分歧有三點：一是概念的界定，二是內涵界定，三是核心的界定。在概念界定方面，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將中華民族精神分為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中華民族精神是指歷史上各種精神文化的總和，狹義的中華民族精神則是指民族精神中積極、進步、精粹的方面，二是認為中華民族精神只能是中華民族精神中的優秀傳統，即指導中華民族延續發展、不斷前進的精粹思想。

關於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大致有三種觀點：一種歸之為兩條，即「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一種歸之為五條，即重德精神、務實精神、自強精神、寬容精神、愛國精神。第三種歸之為八條，即包容和諧、互助友愛、刻苦耐勞、公平正直、經世致用、團結禦侮、自強奮進、革故鼎新。

關於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主要有二種觀點：一是認為自強不息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一種認為追求真、善、美統一的理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

從以上看來，目前學術界分歧較大的就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問題，其他諸如中華民族精神概念的界定，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中華民族精神與民族凝聚力的關係以及中華民族精神的特徵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異。

五、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傳統

什麼是愛國主義？那就是對自己祖國的忠誠和熱愛，是各國人民千百年來在長期實踐中凝聚、鞏固起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是維護祖國獨立和主權，發揚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致力振興祖國的一種歷史責任和崇高精神。

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繁榮昌盛，不能不具有千百年漫長歷史形成起來的一種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悠久的歷史文化，可以說是一個民族凝聚力的主源泉，而在歷史文化基礎上形成的民族文化傳統則是一種更直接強大的凝聚力。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而偉大的民族。數千年的優秀民族傳統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又正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我們的祖先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孕育了無數具有優良民族文化傳統的英雄豪傑。他們都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度責任感，以自己畢生的心血和精力獻身強國富民、振興民族的偉大事業。

燦爛輝煌的中國文化有著悠久的愛國主義傳統。正是愛國主義傳統的繼承、激勵，才使中華民族每當外敵入侵之時，能夠團結一致，奮起抵抗，不屈不撓地鬥爭到最後勝利；正是愛國主義精神的發揚、鞭策，才使中華民族在內亂出現之時，在保全金甌的旗幟之下，不同利益集團之間能以民族、國家利益為重，捐棄前嫌，最終在新的認識基礎上團結起來。可以說，愛國主義是浸透每一個正直的炎黃子孫毛孔的精神因素。正因為如此，中華民族這個古老的民族才得以長期延續，不斷壯大，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範疇，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賦予愛國主義以不同的具體內涵，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地產生變化，不斷地豐富發展。它總的運演趨勢，是從對祖國情感的積澱，逐漸演化為理念的意識，也就是從感性的認知發展為理性的思維。中國古代的愛國主義往往和狹隘的民族意識、忠君觀念混合在一起。戰國時的屈原是熱愛楚國的，又是忠於楚王的。他憚精竭慮想改變楚國政局，振興楚國，報效楚王，最後還用投汨羅江的行動，表示他愛楚忠王的決心。宋朝的岳飛抗擊金兵，精忠報國，要迎還二帝，保衛趙宋江山，這既是愛國的也是忠君的。由於他的忠君思想才斷送了抗金大業，他自己也感嘆地說：「十年之力，廢於一旦。」文天祥的抗元苦鬥，留下了十分感人的不朽詩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中也流露出他為挽救南宋，忠於趙姓皇帝的忠君報國思想。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歷史的遺憾。但儘管如此，古人的精忠報國在客觀上也確實有力地維護過包括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在內的國家利益，特別是在外強入侵、國難當頭之時，文臣武將的精忠報國，往往是號召廣大人民群眾維護民族利益、捍衛國家尊嚴的動員令。

近代中國，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愛國主義的內涵更為豐富多采。不僅堅決抗禦外來侵略勢力的林則徐、關天培等是愛國者，那些主張自強、向西方學習、進行維新變法和改良改革的有識之士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也都是愛國者，至於進行民主革命推翻封建帝制的人物更是愛國者了。可以這樣說，那些為了富國強兵振興中華和為實現民主、自由、平等、獨立等理想積極奮鬥、勇於獻身的行為都是愛國的。

在當代，愛國主義更有其強烈的時代特色，其內涵尤為豐富，蘊含尤為廣泛。它集各個時代崇高思想和積極行動之大成，是個人對祖國各種奉獻的總匯。

愛國主義內涵的變化、豐富、發展過程告訴我們，它不僅是國人對祖國情感的沉積，而且它還不斷升華為理性的觀念。它是民族性格、國家觀念的匯結和深化。它既是高度的倫理、道德標準，又是政治原則、價值取向、人生觀內核等演變發展的結晶。在人們對愛國主義的認識，不斷理念化、科學化的過程中，人們認識的層次、境界越來越高，發現了國家的性質是有所不同的，並不全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對愛國主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於是，對中國文化中的愛國主義傳統有了新的認識。宋朝時的岳飛抗金，歷代都肯定他，頌揚他，但目的是不同的。封建統治者是為了樹立忠君的偶像，要人們爭當忠臣。我們今天也肯定他的抗金活動，這是因為抗金保衛了中原地區的先進經濟與文化，有利於社會的發展。肯定文天祥的抗元活動，也是從這種意義上著眼的。對歷史上少數民族的領袖人物，過去多持否定的態度。我們從理念化的更高的認識層次中看到契丹的耶律阿保機、女真的阿骨打、蒙古的鐵木真、滿族的努爾哈赤等等，他們或領導本族人民反抗了外族統治者的壓迫、剝削；或統一了本族，有利於本族的發展；或發展了本族的經濟和文化，密切了與中原地區的聯繫；或開發了邊疆，發展了邊疆地區的經濟與文化等，功績卓著，不可泯滅，應予以科學的肯定。

中國文化綿延數千年而不中斷，探究箇中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如果我們將優秀傳統文化同中國各族人民對生養自己祖國的濃烈感情聯繫起來分析，那麼，我們就會發現，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既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又滲透在中國文化的其他諸要素之中，愛國主義精神同優秀的傳統文化同榮同興，相互貫通。可以說，愛國主義是維繫中國不斷發展的文化核心，它構建了中國民族精神的特質。縱觀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愛國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文化表現樣式。但就其前後相繼的一貫性，文化心理認同的一致性而言，其主體內容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熱愛家鄉，依戀故土。對家鄉的熱愛，對故土的依戀，可以說是中國人的普遍心理，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古往今來，多少文人騷客都曾反覆吟詠這一主題。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不乏戀鄉之作，如反映戍邊戰士心繫故園的「不我以歸，尤心有忡」，反映遊子思鄉之情的「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等，都表達了詩人不忘故鄉的真摯感情。著名的愛國詩人屈原曾高歌過「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漢末女詩人蔡琰曾放歌過「無日無夜兮不思我故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至於被稱為中國詩史上「雙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更是留下了「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的膾炙人口之傳世佳作。其實，對家園故土的熱愛、依戀之情不唯表現在文人作品中，更積澱在普通百姓的心靈深處。常言道：「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還有「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故鄉土熱，家鄉水甜」等，都飽含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對家鄉、對故土的深深情感。可以說，一個熱愛祖國的人，往往是從熱愛故鄉開始的。很難想像，一個不熱愛故鄉的人會熱愛祖國。因此說熱愛祖國是與熱愛故鄉緊緊聯繫在一起的，而熱愛故鄉是熱愛祖國的感情基礎。中國歷史上就不乏由熱愛家園之激情觸發而起的愛國壯舉。歷史久遠的且不提，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人民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於是，在當時，「打回老家去」「、收復故土」的口號感召了不同陣營、不同派別中成千上萬的人，並且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愛國運動。事實說明，熱愛家鄉、依戀故土已成為一種傳統道德滲透在中國人的心靈之中，當它和時代的呼喚相共鳴，就會奏響起熱愛祖國的雄壯樂曲。

2、忠貞不二，救國興邦。中國人民對自己的國家、民族有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把個人利益與國家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願以國家富強、人民樂業為己任，保持高尚的民族氣節，忠心耿耿，救國興邦。春秋時申包胥為抗吳求楚，去秦求援。秦哀公不同意，申包胥反覆說明利害，七日不食，日夜泣哭，最終感動秦王出兵救楚。勝利後論功行賞，楚王欲重獎申包胥，他卻堅辭不受，並說我不是為個人的榮耀而是為了救楚國。宋代金兵南下，各地人民起來反抗，王彥組織起「八字軍」，面上刺有「赤心報國，誓殺金賊」，以抗金為己任。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把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總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種為了民族利益而不惜犧牲的精神和對祖國自始至終的責任感，永遠是激勵我們前進的巨大動力。近代的秋瑾，在她的《絕筆書》中寫下：「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被頭顱」。這都是被愛國主義所驅動的，竭盡全力做自己應做的事。這不是一個人而是幾代，乃至數十代人，這不是一時一事而是世代相承、前赴後繼的。

3、不畏艱險，奮發圖強。愛國主義者不怕困難，不畏艱險，尋求富國富民、強國強族的道路。春秋時越國受吳國的欺凌，越王勾踐下定決心振興越國，「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並時時提醒自己，「汝忘會稽之恥邪改革政治，打敗吳國，振興了越國。宋代王安石為了改變當朝積貧積弱的國勢，冒死進行改革，遭到反對和攻擊，他表現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卹，祖宗不足法」的無畏氣概，堅持改革，被後世人們譽為「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在近代中國國難當頭、民族危亡的緊要時刻，康有為、譚嗣同等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發動「百日維新」。他們都是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甘冒艱險，排除各種困難，挽救國家的危機。歷代的愛國者都具有奮不顧身、頑強拼搏、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堅韌精神。他們的活動都充分體現出為了振興中華，為了祖國的富強而不畏艱險、不屈不撓、奮鬥終身的民族性格。

4、竭誠奉獻，鞠躬盡瘁愛國主義精神的哺育，使一批批愛國志士，為了國家的興旺，人民的幸福，用盡全力，乃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寶貴生命孜孜不倦，努力奮進，尋求自強之路，為了使數千年延續發展的中華文化發揚光大，偉大祖國繁榮富強，許多炎黃子孫不斷為實現這種理想和目標而努力奮鬥。戰國時屈原，為了反對楚國的腐敗，宣傳自己的理論與政治主張，雖然身遭排斥壓抑，受到許多不公正的對待；雖然幾經風雨，幾遇險阻，飽受冷遇，卻以一腔愛國赤誠撰寫了流傳千古不朽的詩篇《離騷》，並以投江自盡的悲壯行動企盼能喚醒楚王和國人的清醒。三國時諸葛亮，為了興復漢室，用盡畢生精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風雲多變的近代，志士仁人更是層出不窮。林覺民在起義前給妻子的信中說：「當亦樂犧牲吾身與汝身之福利，為天下人謀永福也。」願以失去個人、家庭幸福，為世人謀幸福。徐錫麟曾吟詩言志：「軍歌當喝大刀環，誓滅胡虜出玉關。只解沙場為國死，何許馬革裹屍還。」陳天華以投海殉國來喚醒國人，激勵民眾報國之志孫中山高舉三民主義的旗幟，終於推翻了清朝。「須知世界文明價儘是英雄血換來」，是用愛國熱血推翻帝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上述這些為了祖國的利益而竭誠奉獻，鞠躬盡瘁的事例，如一幅幅神筆妙畫，似一首首英雄壯歌。儘管時代不同，目的不同，理想不同，而其熱愛祖國的精神是相同的，相通的。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愛國主義優良傳統，這就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優秀品質。

中華民族是一個富有愛國主義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愛國主義歷來是動員和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鬥的一面旗幟，是推動中國社會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愛國主義作為一種優秀文化傳統，有著巨大的思想統攝性。它是中華民族集合人心、整齊力量、團結族類的思想紐帶，可以超越地域、階級、黨派、種族、時間的界限，使每個在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甘甜乳漿哺育下的中華兒女凝聚起來，同心同德地為民族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而不懈地奮鬥。

六、傳統文化的未來走向

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歷史的結晶，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文化以其獨特的優越性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端。但是自明朝中期以後，中國文化日益顯示出其強烈的惰性和不足，並在鴉片戰爭西方炮艦的凌威和西方文化的大量輸入中，中國文化的弱點和缺陷暴露無遺。西方的強大、中國民族危機的日深，中西文化的明顯差距，使人們對中國文化的走向問題產生了種種思索。他們中有的提出了「中體西用」說，如張之洞、梁漱溟等，有的主張「全盤西化」，如陳序經、胡適等。在20世紀80年代，李澤厚又提出了「西體中用」論。關於中國文化走向問題的思考，自近代以來，已經持續了近一個半世紀。在這種種思索中，儘管觀點各異，但是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走向未來中，必定會有所變化。那麼，作為已歷時數千年演變的中國傳統文化，在未來它將如何演變呢？概而言之，不外如下二個方面：一是世界與民族的統一；二是現代與傳統的統一。

世界與民族的統一，不僅中國的傳統文化如此，就是其他民族文化的未來發展趨勢也是如此。因為未來的世界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及其在生產中的運用，在世界範圍內會將形成統一的世界市場，現在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形成就是一典型事例。經濟世界市場的形成、世界信息網路建立，勢必造成國與國之間在各個領域的頻繁交往之局面，並由此形成一種統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世界全球意識。在這種全球意識的驅動下，各民族的文化英華必定彙集成一種為世界共同所接受和認同的文化。然而，這種世界性的文化的形成，並不意味著對文化民族性的排斥和摒棄，就如在中華民族文化中同樣存在著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一樣，各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性文化中照樣保存著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只要民族存在，就有民族文化的存在，並在世界共同文化中打上深深的民族烙印。不過，由於各民族文化的優劣程度的各異，走向世界文化一體化的步伐有快有慢，其保持民族特性的程度也是不一的。

長期以來，人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能否走向世界持有疑議，總覺得在西方文化的優勢面前有一種自慚形穢之感，似乎中國傳統文化只能適應於中國封建社會那個特殊的時代，既不能適應今後的現代化要求，更不能走向世界，這是一種文化的悲觀論。同時，在西方有一種論調，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與資本主義精神完全背離的，馬克斯韋伯就是一主要代表。他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認為，新教倫理是驅使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支柱和動力，新教倫理的導引產生了西方的經濟理性主義。而中國的儒教倫理則是資本主義的一種阻礙。在他看來，儒教的倫理，無論是「三綱五常」 、「忠」 、「孝」的規範型倫理，還是「內聖外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理想型倫理以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仁愛精神，都是與資本主義的「從別人身上賺錢」的非感情化因素不相容的。此外，他還認為，無論是儒教還是道教，兩者都缺少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苦行精神，更缺乏資本主義所需要的積極進取的態度。所以， 他認為，在中國沒有形成資本主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深受儒教倫理影響的所謂亞洲「五條龍」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崛起，卻給馬克斯·韋伯的理論一有力的回擊。自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在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蕭條和衰退的同時，東亞的日本及「四小龍」的資本主義經濟卻以驚人的速度的迅速起飛，並成為世界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從文化背景來說，東亞那些國家和地區都是屬於「儒文化圈」。儒家倫理對該地區的文化影響很深，更為典型的是，儒家倫理被廣泛運用於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和對人的塑造，如日本許多企業的指導精神是「《論語》加算盤」或「《論語》加計算機」。新加坡在中小學生中就開始灌輸儒家的倫理道德。故此，英國學者邁克法克認為，東亞五條龍的經濟起飛，是因為「它們都享有經世永久的儒學傳統。這種意識形態對於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不下於新教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意義。」

當然，東亞五條龍的經濟起飛不單是儒家文化作用的結果。從其根本而言，其文化也不是傳統的、純粹的東方文化。但批判地吸取了儒家文化並將其轉化成一種現代企業精神則是毫無疑問的。

東亞經濟的騰飛，不僅使東亞各國充分認識到儒家倫理與現代化成功的關係，而且也使其他國家逐漸認識到儒家倫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特別是社會道德危機嚴重的西方，紛紛發出了以東方文化拯救年它們的呼聲。1993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一次關於「東方倫理道德和當代青少年教育」的國際研討會上，與會的許多西方學者發出呼籲：西方出現了道德危機，要向東方來尋找智慧，挽救西方文明。1988年1月，75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巴黎會晤，他們宣稱：如果人類想繼續生存，那麼就不得不在時間上退回到2500 年前去，領會孔夫子的智慧。西方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也曾說：「人類已經掌握了可以毀滅自己的高技術文明手段，同時又處於極端對立的政治意識營壘，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國文明的精髓--和諧。」「中國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為人類的主導，那麼整個人類的前途是可悲的」。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機，使西方力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補救的良藥。同時，東亞國家的經濟騰飛，也使他們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所在。如此看來，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並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文化已是不可避免。但是，必須看到，中國文化的世界化過程是很長的，其歷程是艱難的。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化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它一般適應於本民族的特情，要使他民族去接受，非得有一個容納別的民族文化的若大胸襟不可。像歐洲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並不是現在才產生，其對中國文化的優越所在也不是現在才認識到。早在十七八世紀時，許多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就已認識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二三個世紀過去了，他們還是停留在興趣上，這不能不說是一艱難的歷程。其實，對這個問題並不值得奇怪。因為在近二三個世紀里，西方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導致了工業文明的現代化，並由此產生了政治、經濟、文化優越於東方各國的感覺，這自然使他們感到沒必要去攝取他民族的文化，只是到了本世紀中葉以後，伴隨著經濟的蕭條、滯退和社會道德的危機，特別是深受儒家倫理道德影響的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驚人速度，才使他們重新回過頭審視曾被他們一向蔑視和忽略的文化。另外，之所以說中國文化的世界化還是一個相當艱難的歷程，還在於民族文化間本能的衝突特點。因為任何一種文化對外來民族的文化雖有一定的相融性，但更存有一種文化間的相斥性，特別是文化差異性較強的文化接觸。像西方文化的輸入中國，早在明末清初就已開始了，在曆數幾個世紀的時期里，甚至在後來的百餘年裡，還伴隨著炮艦的強壓，但西方文化在中國文化氛圍里的命運怎樣呢？除了接受西方文化的物質成果外，在絕大多數領域仍是固守著自己陳舊堡壘。當然，這並不是說西方文化的輸入沒有帶來中國文化的變化。事實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很多領域，都攝融了西方的許多因子，但是從這一歷程看，卻是經歷了許多的艱難曲折。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對東亞的經濟起飛起到很大的作用，關鍵還在於東亞國家和地區在文化地域上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個文化圈--「儒文化圈」，並有著相同的或差異性不強的文化主體。而西方及其他國家、地區的文化，與東方文化、中國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體系。若使兩者截然不同的文化相互容納、攝取，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但是，從文化的傳播性特點看，一種被公認的優秀文化，必定衝擊弱勢文化，這是文化發展的趨勢，而且這種趨勢也是不可遏制的。同樣，中國文化既然已在當今世界中被公認是一種優秀的且為未來世界文化的主導，那麼，中國文化的世界化發展是不可避免的，至多也只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

未來的中國文化是一種「現代的」與「傳統的」統一，這是傳統文化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模式。首先，傳統文化必定走向現代化，未來的中國文化必將是一種現代化的新型文化。世界文明發展的趨勢表明，中國的未來必定是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就是從當今中國的發展趨勢看，現代化在中國的實現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中國的現代化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一樣，不僅僅是經濟和技術的現代化，更是文化的現代化。事實上，在中國向現代化經濟前進的過程中，中國早就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特別是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進行了長期的思考和探索，並實行了一系列適應現代化要求改造傳統文化的方針、政策，而且取得了驚人的成就。現代化在中國已成為必然趨勢，改造傳統文化以建立一種新型的現代化中國文化已為國人所共識，故此，對傳統文化向現代化文化的轉型是可以充滿信心的。

然而，中國的未來現代化文化又決不是一種徹底重建的全新文化，它只能是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之上並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新文化。這不僅是因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特性和精神，更為主要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保存著大量的有助於中國現代化成功的合理內核。這不僅為西方人所認識，而且也在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成功中得到充分的證明。再者，現代化雖是起源於西方，但每個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不必都遵循同一規則，追求同一模型。東亞國家和地區藉助於東方文化的優勢取得了現代化成功的經驗表明，中國完全可在自己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並利用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優勢去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世紀年代以來，中國在經濟建設上的驚人速度，再一次證明中國的現代化不必完全去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而捨棄中國的傳統文化。所以，未來的中國文化既是現代化的，又是傳統的，是「現代的」與「傳統的」的統一。

總之，無論是從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成功經驗，還是從現代化本身的要求看，中國的傳統文化必定會走向現代化，必定會走向世界。未來的中國文化將是一種「世界的」與「民族的」統一、「現代的」與「傳統的」統一。既然如此，就需要我們在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和世界化的過程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科學的方法剖析、研究和批判地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拋棄其消極的糟粕，弘揚其優秀的精華，這也是一個民族力求生存和發展而對自己民族文化所擁有的一種本能行為。

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演化而彙集成的一種反映中華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徵。在傳統文化這一整體中，除了儒家文化這一核心內容外，還包含有其他各文化形態，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傳統文化並不僅僅意味著「過去存在過的一切」，它是一動態的觀念之流和價值取向，其更深層含義在於：傳統文化是肇始於過去、融透於現在、直達未來的一種意識趨勢和存在，是業已積澱於人們心理中並時刻規範、支配人們思想、行為的東西。

現代化作為一種歷史的運動，肇始於17-18世紀的英法兩國，是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和科學技術革命來臨而出現的一種生產的工業化和文化的現代化。19世紀，這種運動擴展到歐洲大部分地區和北美。世紀年代以後，現代化的潮流幾乎波及到了世界的各個領域，故有一種幾乎已成定勢的看法，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現代化作為一動態的東西，至21世紀的今天，已遠不局限於過去的那種要求，隨著世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電子計算機的廣泛利用，不僅生產的工業化、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而且信息高速公路成為一種世界性潮流。與此同時，生產技術的現代化，不僅帶來了現代化的文明，而且也要求去構建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系統，即要求人們在心理態度、價值取向、思維方式等方面相應的轉型，這不僅是歷史發展的要求，更是歷史的規律。

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怎樣呢？概括起來講，就是既衝突又融合。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彙集而成的一文化系統。其主幹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封建文化。從文化的時代性特點來說，它與當時的歷史時代相適應。再者，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內容相當豐富且龐雜的文化系統，其中有糟粕，也有精華；有各民族文化的融匯，也有外國文化的滲入。就歷史階段而論，古代、近代、現代都有文化內容滲雜在傳統文化之中。而現代化則是中國所從未見的，是一種外來的工業化運動，這就使得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特別是在構建一種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新的文化過程中，不可避免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發生衝突，而且這種衝突，更多的則是指思想意識、觀念形態的衝突，是傳統心理、現代心理承受力之間的衝突，而不主要是物質上的衝突，故人們又把它稱之為「深層型文化」的衝突。在中國傳統的「深層型文化」中，與現代化相衝突的因素很多，如過分強調人倫綱常，重道輕器、倡導「中庸之道」等等。特別是倫理道德觀念這一重要的價值取向，禁錮了人們的思維，摧殘了個性，阻礙了人們開拓進取，大膽創新，使得中華民族在生存意義和價值觀上發生了惰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倫理道德是一重要的價值取向。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 孟子則趨於極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漢代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宋明的理學家更是把倫理道德推向戕害人性的階段，大力宣揚「存天理、滅人慾」，把對道德生活的追求說成是實現人生最高目標和價值的唯一途徑，道德生活的追求絕對高於物質生活。並且價值判斷總是與事實判斷相背離，而與倫理道德觀念緊密相聯，契而合一。在這樣一種價值取向的驅使下，一方面吸引、規範和制約知識階層「皓首窮經」，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滿紙都是「忠」、「孝」、「仁」、「義」的儒家經典中；另一方面去實踐其所謂的最高境界的「修身養性」，去尋求所謂的「本心」、「初心、「良知」「、良能」。而對真正的自然和科學知識則予以輕視，對科技發明稱之為「奇技淫巧」，甚至視為異端予以攻擊和排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濃厚的倫理道德的價值取向，無疑是與現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的。這就需要對它進行新的構建，以適應現代化的需要。但是，對於積澱於人們心理中的思想意識和觀念形態，要對它們進行變革，決非一朝一夕之事，這需要一 個很長的過程，既需要人們的主觀努力，又需要環境的潛移默化，所以我們在解決這一矛盾衝突時，切不可急於求成，要注意循序漸進地進行。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衝突的同時，更多地還是兩者的融合。首先，傳統文化並非意味著純粹的過去，它是古代、近代和現代文化共同彙集的結果，而且是一延續的動態存在，現代化作為它的延續，必然存在著實質上的一脈相承。其次，這裡所謂的現代化，是根植於中國這一文化土壤上的現代化，它不可能完全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構築一種全新的完全非中國化的現代化。所以，它仍需要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它的土壤根基，並在這一土壤上構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

中國傳統文化中，與現代化相融合的內容很多，如儒家文化中重「公利」的社會道德原則，注重「誠」、「信」、「勤儉」的社會美德，「匹夫不可奪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和「自強不息」的人格意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積極進取精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強烈社會感、使命感和責任感；「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等等。這些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是沒有歷史時代的局限性的，它們不僅適用於過去，也適用於現在和將來，是現代化進程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寶。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融合，這已在儒文化圈內的日本和「四小龍」現代化成功中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日本，儒家的倫理被運用到現代企業管理中，企業是一個極具家庭色彩的團體，經營者通過情感的聯繫，來使勞動者勤奮工作，每個勞動者都具有較強的「集團」精神。在儒家倫理道德影響下，工人勤儉、克己、敬業。「四小龍」中的新加坡，重視儒家倫理教育，將《論語》列為中小學的必修課程，他們相信通過儒家倫理教育，可以培養青年人的社會責任感，形成勤儉樸素、吃苦耐勞、正直誠實，遵守秩序等良好品德。事實上也是如此，新加坡工人以其勤奮、守紀、聰明被美國《商業周刊》連續11年推舉為「世界最佳工人」。目前，世界上除東亞以外的不少國家和地區，都逐步認識到倫理道德和現代化企業的密切關係，像美國人已開始提出：道德學是管理的總鑰匙。

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既相衝突又相融合，那麼，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應如何更好地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接軌或傳統文化向現代化文化的轉型呢？當然，最明白不過的辦法就是吸取、容納其精華，拋棄其糟粕。然而，傳統文化作為一內容龐雜的系統，卻是良莠不齊、魚目混珠，精華和糟粕並不是界線分明，因此，就需要我們對它們進行全面地審視、剖析、篩選，批判性地繼承和創造性地轉化，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部分發揚光大，消極糟粕部分予以剔除，在新陳代謝、逐漸變異中，創造出一種新質文化。

其一，認真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這一部分優秀成分，很多都是屬於超越時代和階級局限的，雖然它們出於某個時代某個階級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但各個階級都可以略加改造為本階級所用。事實上，它已成為全民族共同接受的道德以及檢驗人生的共同標尺，如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樂觀；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觀和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榮辱觀等。他們這些人所表現出來的價值觀，包含著超越階級和時代局限的合理內核，正因為這一點，使得他們的價值觀成為各個時代人們的行為準則。當然，處於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當今也不例外。再者，在儒家思想中，「勤儉」、「誠」、「信」是大加提倡的美德。孔子說：「奢則不孫，儉則固」，「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荀子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尚書·大禹謨》中有「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之說。這種勤儉觀在今天無疑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東亞日本和「四小龍」的經驗告訴我們，國民的勤奮和節儉是導致它們經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謂「誠」即真誠、誠實，「信」即指信用。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可以行之哉？」 孟子重「誠」，他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荀子講究「誠信」，他說：「詐偽生塞，誠信守神。」 儒家的「誠」、「信」，是做人的基本準則，同樣在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今天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如企業經營者常說的「信譽第一」、「質量第一」，就是「誠信」這一原則的體現。

其二，認真剖析傳統文化，尋找其合理內核，然後有批判地繼承，汲其精華，棄其糟粕。儒家的倫理道德是中國封建社會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和行為規範，其目的在於協調人與人的關係，維護封建的尊卑等級秩序和剝削階級的利益。但是，這種對道德的崇尚和人們行為的約束，無疑又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管理手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從個體到家庭、從家庭到社會、到國家，倫理道德規範成為維持家庭和睦和國家有序的重要保證。在今天，從儒家的倫理道德中，同樣可以尋找到其合理的內核。在儒家的倫理道德中，道德是人們追求的最高境界，為了這種境界，孟子曾說：「生吾所欲也，義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宋明的理學家甚至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

在今天，對於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我們要否定的是其對倫理道德的絕對化和全面化。同時對於其中的合理成分予以肯定和弘揚。因為對一個社會來說，沒有道德的存在是不可想像的。現在西方社會之所以出現一種病態的癥狀：社會渙散、家庭破裂、兒童失散、青年放縱……主要的根源就在於道德的危機。而東亞各國現代化成功經驗表明，儒家的倫理道德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有著比資本主義更為濃厚的道德風尚，這不僅是歷史的要求，也是未來進步的需要。因此，在向現代化邁進中，提倡道德，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是歷史和時代賦予的任務。

以「孝」為例，在《孝經》中把孝說成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儒家要求人們對長輩要「無違」，絕對地服從；「敬而能養」，「三年無改父之道」。顯然，在今天，「無違」和「三年無改父之道」是不足效法的，而「敬而能養」則不失一重要美德。孝敬長輩、贍養老人，是維繫家庭關係和諧的根本保證。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甚至在以後相當長的時期里，家庭仍是組成社會的細胞，家庭的存在，長幼關係也就照樣存在，因此，就必然要求繼續弘揚孝敬父母、贍養父母這一傳統美德。

在傳統文化中，可以批判繼承的內容還很多，如儒家的中庸、仁愛，墨家的「兼愛」「、非攻」，道家的「自然」與「無為」，兵家的戰略戰術等等，經過批判剖析，都可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可多得的寶貴財富。

當然，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並不是一個簡單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改造過程。首先傳統文化在內容上是十分龐雜，糟粕和精華糅雜在一起，如果不認真加以剖析、篩選，就難免沙泥俱下，魚目混珠，致使遺留與現代化格格不入的文化因素。其次，在批判繼承傳統文化中，要以現代化的時代標準去繼承，使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真正地「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為建設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文化加磚添瓦。

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關係，特別是傳統文化如何向現代化轉型的問題，在中國學術界已討論了很長時期。但探來究去，還是一個解決方法，那就是棄其糟粕、吸其精華，批判地繼承，這也是解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矛盾的唯一辦法，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否則，其結果要麼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就此斷裂，而由此出現的現代化必定是外來現代化模式的大拼湊，完全失去中國的民族特色；要麼就會導致中國現代化的失敗。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近現代以來，我們還沒有看到歐美哪國的現代化成功是建立在完全否定自己民族文化的基礎之上的。所以，不可想像，一個完全拋棄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會是怎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