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與李自成在1944

三百七十年前的今天（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城，崇禎帝在景山的大槐樹下自縊身亡，史稱「甲申之變」。

三百年後（1944年），郭沫若先生髮表了可能是整個現代史上最著名的一篇史論——《甲申三百年祭》，開篇就是「甲申輪到它的第五個周期，今年是明朝滅亡的第三百周年紀念了」。

《甲申三百年祭》在今天成為一篇仍被不斷重溫的名文，理由自然是與所謂李自成先勝後敗的「歷史啟示」有關，即所謂毛澤東曾說的，「我們不能學李自成」，「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對於《甲申三百年祭》的此種「歷史啟示」功能，似乎是這個時代我們談到郭沫若這篇名文時唯一會去說的老生常談，今日暫且擱下。我想強調的是，如果回到《甲申三百年祭》發表的前後的歷史情境，你會發現，這就是國共政爭背景下的一場「影射史學」大戰。

沒錯，《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一篇影射史學的史論，如果它不是，可能當下任何文字都無顏自稱影射史學了。

（1964年，郭沫若與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

在《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射世界」中，大明王朝就是國民政府，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就是中共，而大清朝就是同為侵略者的日本；對應到人的話，「三百年前」自縊的崇禎就是蔣介石，而李自成自然就是「失敗版」的毛澤東，吳三桂就是汪精衛。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影射最直接的文字可能就是，「（崇禎）對於軍國大事的處理，樞要人物的升降，時常是朝四暮三，輕信妄斷。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歲月，但只看見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無所措」。注意，崇禎當了17年皇帝，而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從1927年到文章發表的1944年，也恰好是17年。影射的如此明顯，明明這就是指著鼻子罵么。

不過，公允的說，這場「影射史學」大戰的發動者並不是郭沫若，而是蔣介石自己。或者說，是國民黨一方「率先」將明末清初「影射」成抗戰年代的。

在《甲申三百年祭》的前一年（1943年），蔣介石出版了著名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書中一開始就將清朝入主中原的原因歸結為「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闖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之下，竟以覆滅」。自然，蔣介石扯歷史也不是無緣無故的，他的「影射」也非常明顯，現在的國民政府也面臨著流寇（共產黨）與清兵（日軍）的「內外交侵」。

蔣介石這麼影射自然也是有底氣的，錢穆、傅斯年和李光濤等歷史學家都有過「前科」。比如錢穆早在1940年就在《國史大綱》中再清楚不過地說道：「其時對流寇常以議撫誤兵機，對滿洲又因格於廷議不得言和，遂至亡國。若先和滿，一意剿寇，尚可救。」在當時，錢穆的這個說法一再被指為向蔣介石「獻策」，惋惜國民黨未能將所謂的「攘外必先安內」國策貫徹到底。

對於此種影射式的進攻，熱愛歷史的毛澤東顯然不會善罷甘休。正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部署，1944年1月，翦伯贊、喬冠華等人在郭沫若的重慶寓所聚會，決定借甲申三百年這個再合適不過的時機，向蔣介石反擊。而最後商定下來的開炮人，就是郭沫若。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發表於《新華日報》，連載三天。發表當日，還有署名宗顧的《三百年前》一文作配合，總之基調也是褒李自成，貶崇禎。

國民黨的反擊也隨之而至。3月24日，蔣介石的文膽陶希聖（《中國之命運》的執筆者）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糾正一種思想》的社論。文章的火力異常兇猛，直指「郭沫若鼓吹敗戰主義和亡國思想」；「郭沫若今天把流寇誇揚為革命，把策應敵寇，斷送國家，滅亡民族的流寇誇揚為革命，這不但是民族主義的羞辱，並且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和玷污」；「敗戰主義和亡國思想可以顛覆明朝，卻不能動搖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和政府」。

4月13日，《中央日報》又發表了《論責任心》的社論，責難郭沫若是「對國家和政治沒有責任心的知識分子」，「渲染著亡國的怨望和牢騷」。

我個人認為最火爆的一篇文章是號稱國民黨反共理論權威葉青的長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議》，直接指出郭沫若此文是「特利用明亡底歷史事件來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隱射國民政府」；「這篇文章與共產黨的宣傳十分相合。共產黨要反對政府，這篇文章就盡量指責明朝，企圖喚起人民底聯想作用」。收入該文的《〈甲申三百年祭〉風雨六十年》一書更猛，竟然這篇文章那麼那麼勁爆的結尾也沒刪掉，「日寇大兵壓境，政府竭力抗戰已將滿七年，陝北自稱『農民運動領袖」的人必須認真懸崖勒馬，以促成真正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切勿口是心非，致蹈明末陝北農民運動領袖之覆轍，害國家，害自己，徒作民族的罪人！」

群起而攻之之下，14月15日，中共中央在重慶的機關刊物《群眾》第9卷第7期上也刊載了一組紀念明王朝滅亡的文章作為回擊，其中最有名的幾篇是柳亞子的《紀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贊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魯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風氣》。

可以這麼說，當時國共之間的這場影射史學大戰在立論基礎和邏輯上是同出一轍的，也就是都將明末清初作為影射現實的對象。而雙方的一大交鋒所在是「誰應該為清朝（日本）入主中原承擔歷史責任」。國民黨的觀點顯然是「李自成」為罪魁禍首；而共產黨則是「崇禎」，因此郭沫若在文中就稱崇禎為「種族罪人」。

明亡之後幾百年間，學術界對於崇禎的評價在大多數時候基本上是延續著崇禎自殺前的「朕非亡國之君」的基調。比如《明史》就有「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的說法；孟森先生在《明史講義》中說「熹宗，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而在萬曆之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樊樹志先生在《崇禎傳》中的主題也是「一個並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褒崇禎」則相應的就要「貶李闖」。上面所說的葉青一文中就斷言，「郭沫若說崇禎是民族罪人，其實錯誤。崇禎亡於李自成，李自成亡於滿清。所以說李自成才是民族底罪人」，「李自成變成了為滿清開闢來路的另一吳三桂，客觀上的吳三桂」。由此，葉青將攻擊對象擴展至所有的「內亂」，「外患嚴重時期底農民運動是引起內亂，消耗國家力量，陷民族於危險境地的，在客觀上有漢奸作用，而於它自己亦無補益處」。

有一點是明確的，當國共雙方為了這段歷史，為了崇禎與李自成的誰是誰非大打筆仗時，他們關注的自然不是歷史，而是現實，爭奪著道德制高點。

回過頭來看，如果將國民黨、共產黨和日本比作明朝、闖軍和清朝三大勢力的話，一個最大的不同在於，國共是攜手抗日的，而明朝和李自成卻從未「一致對外」過。事實上，崇禎當年並未採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反而一度想對闖軍採取「撫」的政策，用樊樹志先生的說法就是，崇禎的「內心深處仍是攘外重於安內」。而李自成顯然全無所謂的「民族大義」，反倒多次利用明軍被清軍牽制的機會一次次的東山再起。可以很肯定的說，如果沒有關外的清軍，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有做大更別說攻佔北京的機會。而在清軍方面，也很有策略地盯著明朝政府打，在實質上也在利用著闖軍牽制明軍，用陶希聖在回憶錄《潮流與點滴》中的說法，「清軍入關，只打明朝的國軍，不打李闖的寇軍」。

從這個角度來說，李自成顯然沒有我黨高明，不知「統一戰線」為何物，不知順勢而為；而日本人顯然也沒有大清高明，不知拉誰打誰。

回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歷史的弔詭在於，在陷入了1944年的巨大爭議和論戰之後，《甲申三百年祭》和郭沫若一起在建國前後成為了「歷史啟示」和「國師」，但在1980年代，《甲申三百年祭》又經歷了一次規模同樣浩大的論爭。1981年年初，著名小說《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髮表了《評〈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基本上是全盤否定了這篇名文。

當然，姚雪垠不敢或許也不會攻擊《甲申三百年祭》的「思想傾向」，而是在學術上將該書批為「在匆忙中趕寫成的，不是嚴肅的歷史科學著作」，「代表一種不嚴肅的學風」，「史學著作是科學著作，不能同政治宣傳品混為一談」，總之是指出了郭沫若在文中的一系列史學硬傷，批評這篇文章的意識形態之作。說實話，我們見多了歷史學家批歷史小說家「不嚴肅」，但當一個小說家如此批評一位歷史學家時，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姚雪垠先生在文中提到了自己在「文革」期間在「難友」面前批評了幾句《甲申三百年祭》，誰知卻遭到了對方聲色俱厲的批評，「郭老是黨中央委員，《甲申三百年祭》是毛主席肯定的，你有不同意見就是反黨！反黨！」

所幸，在這個時代，對於郭沫若，對於崇禎，對於李自成，我們或許都可以有不同意見。

摘自騰訊大家，作者，張明揚，書評人，《上海書評》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