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經世學派考原1

　　Textual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onfucian Pragmatist School

　　作者簡介：焦國成，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中國倫理思想史上有所謂「功利學派」或「事功學派」，此派注重實際的社會治理和國計民生，故而稱其為「經世學派」可能更為恰當。依韓非子之說，儒家在孔子之後分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謂得真孔子之道者。從根本旨趣上說，儒學既非記誦辭章之學，亦非玄談和獨修的學問，而是經世濟民之學。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孫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經世之道的真傳。儒家經世學派的第一任領袖，《荀子》稱其為「子弓」。考辨儒家經世學派領袖，有三條理由可以論證「荀子」姓「孫」，而不是姓「荀」；有八條理由可以論證「子弓」為孔子著名弟子「子貢」，而非前人所說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貢乃是孔門真正的經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繼承者。

　　關 鍵 詞：儒家八派 經世之學 子貢

　　標題注釋：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政治倫理思想研究》(11JJD720009)。

　　與道家消極避世相較，儒家更具有積極入世的特色。這一特色，集中地表現在儒家以經世致用的倫理思想干預社會上。自宋代以來，一批儒家學者有感於漢唐以來的「俗儒記誦辭章之習」及佛老的寂滅虛無之教之無益於世，興起一股黜清談心性義理、倡經世實學的思潮，其中李覯、王安石、陳亮、葉適、顏元等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中國倫理思想史上把這一學派稱為「功利學派」或「事功學派」。這一學派鄙薄清談玄虛空理，鄙視大而無當的夸夸其談，注重實際的社會治理和國計民生，因而將其稱為「經世學派」或者更為恰當。其實，儒家內部的虛實之爭並不始自宋代，而在孔子沒後就開始了，而且還涉及誰是儒家正統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儒家的經世學派或事功學派也不是宋代才有，而是在孔子之後就已成型了。本文就原始儒家中的經世學派的基本倫理思想傾向、核心代表人物以及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影響作一考辨，以就教於方家。

　　一、儒家派系分裂及其思想旨趣差異

　　孔子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創立了儒家學派，並且廣收門徒，史稱「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孔子實施「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針和方法，使得儒門人才濟濟，對於當時及後世的學術和社會政治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因其「有教無類」，其弟子來自社會的不同階級和階層，故而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因其「有教無類」，其弟子往往對孔子的教誨有不同的理解。在孔子生前，弟子們尚可就孔子請教和訂正，而在孔子死後便莫衷一是了。因此，孔子沒後儒家便出現派系分裂，其弟子中的佼佼者創立了自己的學派。

　　關於孔子之後儒家學派分裂的情況，《韓非子·顯學篇》載：「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捨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①

　　儒家不同的派系，有著不同的思想旨趣。其大要如下。

　　子張氏之儒，大概是一個追求復古的學派。孔子曾評價他「師也辟」，說明他是一個偏激的人。《論語·子張》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②這則材料說明，子張的思想旨趣是包容一切的，即無論善與不善、賢與不賢、能與不能皆包容之。容其無所不容，頗有彌勒佛容天下難容之事的雅量。故而子遊說他：「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③說其「難能」，是因常人無法容下的事子張皆能容；說其「未仁」，是因子張即是惡事亦可相容，不合孔子「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的教誨。

　　從政治治理的角度來說，統治者雖然需要有「肚裡能撐船」的肚量，但絕對不可能做到包容一切。子張的無所不容主義雖然高超，但無法用於經世。然而，子張也曾經有意從政。《論語·堯曰》載：「子張問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④如果說其他「四美」對子張來說不足為難的話，那麼「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是子張所不能做到的了。他這派大概來自平民階層的居多，平常隨便慣了，不拘小節，難以嚴肅起來，實在難以做到「威而不猛」。荀子評其學派說：「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⑤意思是戴著平塌塌的帽子，言談空洞而淡然。基本思想旨趣上追求不制惡的無原則的寬容，行動上仿效禹行舜趨即對欺辱自己的人退避忍讓，外貌上不修邊幅而沒有威勢，這個樣子自然無法承擔起經世的重任，無怪乎荀子罵其流派為「賤儒」。

　　顏氏之儒即顏回學派，其派思想旨趣偏於藏世。顏回本人極其好學，且德行高妙，「其心三月不違仁」。顏回問仁，孔子答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⑥孔子早年對顏回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克己復禮」，恢復禮樂文明盛世。後來孔子仕途不順，一段時間有些心灰意冷，曾對顏回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⑦孔子雖如此說，但實在不曾想把自己藏起來，他「疾沒世而名不稱」，直到年老都在努力追求用世，以至於被人譏評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顏回恐怕不像孔子這麼積極，他是知其不可則不為之者。孔子稱道他「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⑧。可見他已經把「安貧樂道」當作生活的常態了，內心深處恐怕已無用世之意。《莊子》書中曾多次稱道顏回，並把許多重要的思想如「心齋」「坐忘」之類的境界和方法借顏回之口說出，這是絕非偶然的。顏回有生之日有藏世之行，其追隨者則更加是要做出世的隱君子了。

　　漆雕氏也是孔子弟子，其派偏於任俠。其人的品格，《韓非子·顯學篇》稱「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⑨。可見其行方正剛直而任俠。《荀子·儒效篇》有「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⑩之語，蓋是批評漆雕氏一派儒者之語。《墨子·非儒篇》記載「漆雕刑殘」。剛直而任俠，愛打抱不平，刑殘是帶有必然性的。此派可以說是站在國家統治者的對立面的，經世是談不上的。《漢書·藝文志》著錄《漆雕子》十三篇，相信也不會是什麼經世之論。

　　仲良氏之儒不可考，其思想旨趣無由論之。

　　子思之儒、孟氏之儒、樂正氏之儒(11)是為一系，此派以人性本善為立論根據，以仁政學說為經世方略，歷史影響深遠。子思著《中庸》，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性」「道」「教」一以貫之；子思還講「誠」，從天之道的誠開出人之道的誠，使天人合一。孟子也是從天之道「誠」推出人性本善，又從誠推出仁義禮智四德，再從仁義禮智四德反歸於誠之天道，這樣就「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了。至於經世之本，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2)孟子認為只要道德上修養好了，治天下國家則是餘事而已。這樣治國就歸於治家，治家就歸於治身，治身就歸於治心，治心就歸於誠意。其意誠，則於天道合，與天道合，則無往而不勝。在孟子看來，最好的政治就是仁政，而仁政則是發於仁心。他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13)

　　思孟學派是有學脈淵源的。據《荀子·非十二子篇》，思孟學派標榜其學承自仲尼和子游。子游何許人也？其學又是如何？《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子游名言偃，少孔子45歲，位列孔門四科文學一科，是孔子的著名弟子之一。此人在孔子之後亦是立派人物，其學強調重「本」。《論語·子張》載：「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14)對於禮，子游注重禮的根本精神，《論語·子張》有其「喪致乎哀而止」之語，這也是重本的明證。對於經世，子游重禮樂教化。《論語·陽貨篇》載：子游嘗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15)子游治小而用大道，可謂割雞用牛刀。對於社會理想，子游氏自謂傳孔子的「大同」「小康」之說。《禮記·禮運篇》借孔子之口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云云，推崇先王政治。其文說「言偃在側」，標明子游是最有資格傳「大道」和「大同」理想的孔門弟子。因此，郭沫若先生說：「《禮運篇》，毫無疑問，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經典。」(16)子游氏胸懷大志，實是想繼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和孔子而成為經世的不二人選。

　　子游、子思、孟子、樂正氏的思想傾向確實是相一致的。他們都重「本」，都主張用柔和的辦法即禮樂和仁政來治天下國家，都推崇遠古的聖王和那個時代的政治。他們的經世學問可以說是典型的德治主義。要實行德治主義，則不得不把經世歸本於教育和修養，尤其是統治者的道德修養，故而必然會大力提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這樣複雜的經世之道就變成了簡單的個人德性修養了。但是，這樣理想化的經世之道能不能在春秋戰國時代行得通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此派雖有經世之本，但治世靠一顆不忍心之心，靠統治者高妙的德行感化，靠禮樂教化的懷柔，真的就足夠了嗎？這恐怕只有食古不化的書獃子才會相信。正如韓非子所說：「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17)

　　荀子對子游、子思、孟子、樂正氏這一派的經世之道很不以為然。他說：「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18)又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19)

　　荀子是一個十分嚴謹的儒者，他對思孟學派的攻擊是信而有徵的。對照孟子等人的言行，其說可謂若合符節。孟子曾言：「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契合荀子所說的此派「必曰君子固不用力」。孟子曾放言：「夫天未欲賓士天下也。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20)契合荀子所說其「材劇志大」。孟子云：「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21)此事見於《尚書·舜典》：「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22)所謂「五教」，《左傳·文公十八年》記為「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23)。可見「五教」與「五倫」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儘管孟子概括「五倫」顯示出偉大倫理思想家的卓越不凡，但確實是借古人之口來宣揚自己的思想，故而不能逃脫荀子對他的「案往舊造說」之評。孟子在《告子上》中以「水無有不下」來論證「人無有不善」，以感官具有相同的喜愛美味、美聲、美色的嗜好來論證人心同好理義，以人腳相同來論證人性同善。這也印證了荀子對其「甚僻違而無類」的批評。思孟學派提出「至誠」「盡性」「求放心」「存夜氣」之類，在時人看來確有荀子所說的「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的玄秘性。再者，孟子對梁惠王「何以利吾國」之問而答「何必曰利」，批評宋子以不利說秦楚罷兵是滅亡之術，主張代之「以仁義說秦楚之王」。滕文公向孟子請教說，滕作為小國處於大國齊楚之間，雖竭力事大國而不免害，如之何則可？孟子答以當效周太王避狄人入侵而移居岐山。(24)孟子堅持仁義不動搖的原則性讓人欽佩，但確實又有些固執、僵化和不識時務，從而難免讓人產生其學究竟能不能經世致用的懷疑。《孟子·滕文公下》載，孟子弟子彭更質問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覺得太過分嗎？孟子回答說，「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25)。意思是說，我只是帶隊吃諸侯們的飯你就覺得過分了嗎？由此可見，荀子對這一派「無廉恥而耆飲食」的批評也並非是空穴來風。

　　至於「孫氏之儒」，從人們一般常識來看，春秋戰國時期似乎並沒有一個姓「孫」的開宗立派儒者。當然，在中國思想史的相關論著中，大多是以荀子學派作為「孫氏之儒」的。然而，荀子學派何以不稱「荀氏之儒」？荀子究竟是姓「荀」還是姓「孫」？荀子學派究竟是不是「孫氏之儒」？

　　我們知道，荀子是個飽學之士，對儒家所有經典無不精通，且在秦漢之際儒家經典大多賴荀子以傳。《漢書·藝文志》曾著錄《孫卿子》三十三篇。也就是說，在漢代時人們所知道的是「孫卿子」而不是「荀子」，荀子學派也理應就是韓非子所說的「孫氏之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