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名著（6）|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影響更為深遠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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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本人把《道德情操論》看得遠比《國富論》重得多。他的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傾注在《道德情操論》的修訂與完善上。從1759年第一版到1790年他去世前幾個月第6版交最終定稿，亞當·斯密歷經40年對《道德情操論》先後進行過5次修改，而《國富論》恰恰是在修改《道德情操論》的過程中完成的。

《道德情操論》相比《國富論》給西方世界帶來的影響更為深遠。它對於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起到了更為基本的作用，是市場經濟良性運行不可或缺的「聖經」。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

道德是世界上最偉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陽光還要燦爛。真正的經濟學理論，決不會同最高的倫理道德準則產生衝突。經濟學說應該代表公正和誠信，平等地促進所有人，包括最弱勢人群的福祉。被譽為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

——溫家寶(《用發展的眼光看中國——在劍橋大學的演講》，2009年2月2日)

《道德情操論》譯者序言

亞當·斯密（1723－1790）不僅是一位經濟學大師，而且是一位傑出的倫理學家。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留下了兩部傳世佳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

1759年4月，斯密以《道德情操論》為題出版了他的倫理學名著。在斯密那個時代，「道德情操」這個詞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斷克制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就是闡明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怎樣控制他的感情或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有確立行為準則必要的社會。

斯密在其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僅完成了《道德情操論》第六版的修訂工作。這次修訂是該書1759年出版以來規模最大的、也是最具有實質性的一次修訂，這是他長期深思熟慮的結果。1788年3月15日，斯密在致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談到這次修訂的情況時說：「我現在正在緊張地專心用功」對《道德情操論》的「每一部分作增補和訂正」。

由於斯密意識到這次修訂是對《道德情操論》的最終審訂，是使該書「定型」，成為一個最完美的版本，因此，他做得非常細緻。他在1788年3月15日致托馬斯·卡德爾的信中寫道：「我是個遲鈍、非常遲鈍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強滿意它之前，至少要寫上六七遍。」因此，修訂工作進展緩慢，交稿日期比預期的要遲得多，大約在1789年12月才修訂完畢，到1790年斯密逝世前幾個月，這個新版本才出版。這一版新增內容的「極大部分是斯密在重病之下寫成的」。這說明貫串在這個新增部分中的道德原理，對斯密產生了多麼大的興趣與責任。正如杜格爾德·斯圖爾特所說：「這些崇高的真理在他年輕時離開學院之際，第一次激起了他的天才的熱情，他最後的精神努力也是寄托在這方面的。」1790年7月17日，斯密在愛丁堡與世長辭。

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儘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僱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慾望……」。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它貨物。」

在斯密看來，個人利益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而從利己出發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就是斯密所假設的「經濟人」（主要是指資本家）。正因為斯密把利己主義作為「經濟人」活動的根據，所以，西方某些研究者既把斯密看成是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又把他看作是一個信奉「適者生存」的被現金交易關係和殘忍的競爭所支配的理論家。當然，斯密本人是否認這種說法的。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把這種基於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稱為「自愛」（Self－Love）。他指出，支配人類行為的動機有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慾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等；人們自愛的本性是與同情心相伴隨的，然而，人在本能上又是自私的，總是在自愛心的引導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從而妨礙同情心的充分發揮。他還肯定了利己心的社會作用。他認為，「自愛」是人類的一種美德，它決不能跟「自私」相混淆。他把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自愛」看成是一切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

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天性很可能以這種方式來欺騙我們。正是這種矇騙不斷地喚起和保持人類勤勞的動機。正是這種矇騙，最初促使人類耕種土地，建築房屋，創立城市和國家，在所有的科學和藝術領域中有所發現、有所前進。這些科學和藝術，提高了人類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豐富多彩；完全改變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變成適宜於耕種的平原，把沉睡荒涼的海洋變成新的糧庫，變成通達大陸上各個國家的行車大道。」斯密對人們追求利得的這種論述，在他的《國富論》中是當作一種常識加以接受，並進行發揮的。

在斯密看來，人需要同伴的同情，而同伴的同情更傾向於同情自己的快樂而不是悲傷，所以在旁觀者面前，每個人都把誇耀財富、掩飾貧窮作為動機。他說：「按照我們所說的人生的偉大目標，即改善我們的條件而謀求的利益」，就是「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讚許」。他認為，人們肉體所需的必需品，「最低級勞動者的工資就可以滿足」，他們之所以拚命追求財富，是由於「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他說：「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這是因為他感到他的財富自然而然地會引起世人對他的注意。……相反，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儘管這會產生一種約束力，……然而，人們認為，這使大人物變成眾人羨慕的客觀對象，並補償了因追求這種地位而必定要經歷的種種辛苦、焦慮和對各種慾望的剋制」；為了取得它，寧可失去「一切閑暇、舒適和無憂無慮的保證」。

（圖註：《亞當·斯密全集》2014年在中國第一次將斯密的作品完整、系

統地呈現給讀者，有助於全面了解這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哲學家的思想體系。該全集彙集英國思想巨擘、經濟學開山始祖亞當·斯密所有著述，是2014年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十大好書）

無論怎樣，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論證「經濟人」的出發點，和《國富論》是相同的，一致的，即都是從人的利己主義的本性出發的。例如，他在《道德情操論》中寫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他把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看作「人生的偉大目標」。這種論述在《國富論》中發展成為表述自利行為動機的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可見，《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這兩部著作，在論述的語氣、論及範圍的寬狹、細目的制定和著重點上雖有不同，如對利己主義行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託於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於競爭機制；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他是在輕蔑的意義上使用「自私」這個詞的，他把「自私」和「貪婪」相提並論，而讚揚「對我們自己個人幸福和利益的關心」。

（圖註：「世界名人傳記叢書」中的《亞當·斯密傳》，[英]約翰·雷 著，商務印書館2014年12月出版。約翰·雷是十九世紀末英國的一位新聞工作者，在有關斯密生平的著作中他所寫的這本傳記被認為是最詳盡而全面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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