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那一代演員

于是之那一代演員

□顧土

于是之是當之無愧的藝術家，論人品、論藝品，都是當代中國藝術界的典範，但他更喜歡自稱「演員」，因為演員是他的職業，也是他的生命。

1980年代，我與于是之先生有過數年的交往，那時曹禺先生是北京人藝的院長，于是之是第一副院長，主持日常工作；而我則是《人民日報》文藝部的記者。為了增加戲迷與劇院的交流，在於是之先生的推動下成立了「北京人藝之友聯誼會」，我有幸成了最年輕的理事。理事有理事的好處，無論老戲新演還是新戲初演，每位理事都會獲得一張贈票。但贈票也不白贈，戲一散場，我們就會被引入劇場里的會議室，談談各自的觀後感。我好發議論，沒大沒小，逢場必言，於先生側身靜聽，笑眯眯的那張臉讓我有了膽量。導演夏淳個頭不高，每次都是挺直腰板望著我，還時有鼓勵之辭。林連昆先生後來也當上了副院長，一進門，先掃一眼我們這些理事面前的茶几，然後便京腔十足地大聲說：「怎沒水果啊？上點兒水果，啊！」林兆華導演通常是在走廊里和我交談幾句，也總要我多提意見。

除了座談會外，于是之先生在劇場里、走廊上，只要遇見我，也會站在那裡，和我聊聊文化環境。有一次，外部環境又開始緊張起來，一位領導來北京人藝看戲後稍帶著批評了人藝：「北京人藝的戲也不能保證都沒有問題。」事後于是之先生叨嘮了幾句，當時與我一起聽他叨嘮的還有另一家新聞單位的一位攝影記者。這位記者走後，我趕緊告訴於先生此人是誰的女公子，他眯縫的眼睛頓時睜大了許多：「啊，啊，是嗎！是嘛！」那一晚，他恐怕受驚了兩次。

我有事也會打擾于是之先生，有些海外演出商、藝術家想見他，托我轉達，他是有求必應，還將周日的時間騰出來接待我所介紹的客人。一次，他也有事找我，原來是有兩封信讓我轉交，一封是他寫給楊尚昆主席的，一封是曹禺先生寫給楊白冰主任的。信沒有信封，他的意思是讓我也看看信的內容。兩封信說的都是人藝在北京燈市口的一處宿舍即將被占的事情，因為事關軍隊，所以想請軍委領導出面解決。在他寫給楊尚昆主席的信中，好像還拉了幾句家常，因為楊主席夫人李伯釗曾任北京人藝的院長，也是歌劇《長征》的編劇，于是之先生在其中出演過毛澤東，兩家之間可能還有舊誼。我當天下午就將信送到了楊白冰主任府上，晚上楊主任見信後打來電話，說一定會妥善處理此事。果然沒過幾天，事情便順利解決了。

最近，于是之先生走了，而我與他也多年無緣相見了。其實有熟人曾告訴我，即使見了，他也未必能認出我。他退出舞台後一直為病所困，這讓想念他的人心痛不已。

20世紀，劫波滔滔，這也深深影響了成長在這一世紀的演員們，其中的話劇、影視演員知名度最高，影響更為明顯。我以為，在話劇舞台、銀幕熒屏中，20世紀下半葉有兩代藝術家的藝術生涯值得總結。

一代出生於1920年之前，如趙丹、金焰、金山、石揮、陶金、馮喆、項堃、舒綉文、白楊、上官雲珠、張瑞芳等，秦怡雖生在1922年，但從藝術生涯看，也屬於這代人。他們早在1949年前就已享有聲譽，最先成名於話劇，繼而馳騁影壇，擁有了足以令一生自豪的代表作，而且這些作品可以跨越任何時代，不受歷史的局限。1949年後，他們又能成功轉型，繼續塑造了一大批應和時代、深受觀眾喜愛的形象。只有一位演員石揮，1957年即遭厄運，1949年後的作品很少，但至少還留下了《我這一輩子》這部電影，銘刻青史。趙丹、項堃、張瑞芳等人由於在銀幕上的演出，更是達到了無人不曉的程度。我尤其佩服馮喆，那樣的出身，那樣的經歷，居然飾演《南征北戰》的教導員、《鐵道游擊隊》的政委，也是有模有樣，而主演《桃花扇》，依然形神兼備，角色轉換自如，演技可謂爐火純青。可惜，這位為新中國銀幕貢獻卓著的影人，並未見容於他所獻身的群體，最後慘死於「文革」。

1949年開始，這一代藝術家基本遵循著過去的老路數，因為影業公司還是屬於舊時代的，如《我這一輩子》《武訓傳》等。但隨著私營併入國營，隨著意識形態色彩日益強烈，尤其是階級鬥爭主導一切以後，他們的表演便開始與作品一樣，越來越臉譜化，不是拔高就是妖魔化。他們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原本就屬於左翼，或本身就是「老革命」，所以往後的表演也主動緊隨社會步伐，讓自身的「革命化」不斷加碼。只是到了「文革」，才被更革命的時代所拋棄。在銀幕上，越革命往往就越顯得舞台化，戲劇表演的色彩過濃，因為傳統舞台原本就是個臉譜的舞台，敵我分明，忠奸易辨，更能突出「高大亮」和「矮小暗」，也容易塑造英雄挺胸抬頭、器宇軒昂的那一面。其中趙丹最為典型，一直演到了許雲峰，上刑場猶如京劇的走台步，講話充滿舞台腔。

這一代藝術家都天真、痴迷、無怨無悔，即使飽受屈辱，身陷囹圄，平反後也依然對他們曾經嚮往的世界充滿憧憬。只有趙丹臨終前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算是一種反省，事實上也不過是幾句逆耳的忠言而已。「文革」後，他們中間得以倖存的人都想重返舞台或銀幕，個個躍躍欲試，但已力不從心，一是年紀大了，二是環境變了。趙丹重見天日後，一門心思想演周恩來，可最終也未能如願，原因還在藝術以外。其他人不論表演還是創作，成功者寥寥，偶爾的亮點也是一閃而過，例如項堃（曾出演《南征北戰》《烈火中永生》《火燒圓明園》等）。他們的藝術時代，其實隨著「文革」的結束就已經完結了。

這一代演員最出色的地方在於深厚的涵養，中西兼備的才學，洒脫的人生體驗，超凡的氣質、談吐、儀錶，有的已成絕響。

于是之那一代演員，分布在全國各地的話劇團和電影廠，但在北京人藝里聚集得比較多。與上一代相比，他們實際只晚出生了那麼幾年。別看就這幾年，光景卻大不相同。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儘管在1949年前就已經登上戲劇舞台，可還沒來得及出名；而有的來自「根據地」，所以名氣也有限。不過，他們儘管沒有20世紀三四十年代走紅舞台、馳騁影壇的輝煌，卻有50年代和80年代這兩段大放光彩的藝術時期。50年代是因為階級鬥爭思維還未發展到極致，80年代是因為反省和發展成為社會主流。這兩段歷史時期的作品也分兩類，一種是跨越時代的，一種是時代局限性極強的。50年代超越時代的作品很少，這是環境所限；80年代就相對多一些，這是改革開放的結果。演員當然也受制其中。如果撞上那種時代局限性強的作品，表演固然優秀，但整個作品一旦時過境遷，就很難再引起共鳴。于是之扮演的余永澤，其原型是張中行老先生，歷史證明他並非時代的落伍者，而且還「笑到了最後」。假如遇上了像《茶館》這樣的作品，那就是演員之福了。北京人藝的一代藝術家都因為這出作品的不朽，而在中國舞台留下了永恆的形象。

老舍創作於1957年的三幕話劇《茶館》並不切合當時的社會主旋律。依據那個時代的政治氛圍，他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創作這種作品。僅三幕的三個時代背景，就遠離慣用的歷史劃分，後來連周恩來都認定老舍選取的三個時代不夠典型，應該寫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可以說，這三幕的基調是黯淡的，哀傷的氣息極其濃郁，滿眼都是些舊時代的灰色人物。說是要表現舊時代的社會風貌也罷，說是意圖寫出葬送三個時代的深遠主題也好，但《茶館》實際更像是一曲歷史的輓歌。上演後，在讚揚聲外，批判的力量也不小。一位文化部領導就批判了北京人藝和《茶館》，也有人看出了《茶館》的輓歌情調而加以討伐，還有人說這部戲沒有黨對群眾的領導，小業主成了主角，流露出滿清貴族的沒落思想感情，等等。面對嚴厲的指責和一些人好心的修改建議，老舍表現出1949年以後少有的堅定態度。他不但寫出了不合時宜、沒有配合社會潮流的作品，還能固執己見，可見他對這部作品由衷的珍惜和守護的決心——他大概認為這才屬於他自己。于是之在這部超越時代局限的作品裡飾演了王利發，細膩入微地傳遞出這位茶館掌柜無奈、感世、傷時的人物基調，成為他一生最成功的代表作。

除了英若誠那樣的特殊背景，于是之這一代演員由於年紀、資歷的原因，並非「文革」的主要對象，所以還算幸運，但也白白耽誤了10多年。而這10多年本應是他們藝術生涯的最佳時期。好在80年代的改革開放為話劇藝術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機遇，他們有幸趕上了。這個時代的電影和電視劇發展，也為他們提供了話劇舞台之外的廣闊表演空間，知名度大增，僅北京人藝，就有林連昆、呂齊、英若誠、朱旭、董行佶、鄭榕、李婉芬、藍天野等一批人。且不說那些外國經典作品，其實只靠北京人藝演出的幾部中國優秀原創，就足以讓演員的形象不朽了。林連昆是其中的佼佼者——《絕對信號》《狗兒爺涅槃》《天下第一樓》等讓他在80年代的戲劇舞台上光彩照人。而于是之的表演則顯得沒那麼出彩兒，起碼「形象」沒留下來，人們似乎更喜歡看他重演《茶館》的王利發，因為《茶館》才是他的巔峰。這恐怕在於他主演的那幾部中國原創話劇作品或者時代局限性過強，或者並不成功，演員的表演被作品所困；也在於他沒有出現在一部家喻戶曉的電視連續劇里——儘管因影片《秋瑾》而獲得最佳男配角獎，但記住這部影片或他飾演的那個角色的又有幾人？這一時期的于是之最出色之處實際在於他的職務——北京人藝第一副院長。那時他不時出席各種會議，人民大會堂的大會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端坐在主席台前列的正中位置，特別顯眼。我曾對他說：「今天又在電視里看見您了！」他的回答很有趣：那是因為筆畫少，才三劃，排前面的只有姓丁的了。在他的主持下，北京人藝的發展迎來了又一個黃金期，一部部中外傑作登上了舞台，為中國當代戲劇史留下了珍貴的一頁。不過，或許也正是他的職務，繁重的領導工作讓他錯過了在表演藝術上超越自我的機會。

于是之這一代演員，與趙丹那一代人比較，有一些共同之處，比如學養深厚，多才多藝，先是話劇，後又躋身影壇，而且演、導、編都拿得起來，還能寫出漂亮的文章；不同的是，于是之這代人趕上了電視普及的時代，只是他自己沒有充分利用罷了。于是之這代人主要生活的時代，環境完全變了，致使他們活得比較嚴肅，哪裡會有舊時代才有可能發生的那些五花八門的人生體驗，當然，這也讓他們贏得了良好的道德聲譽。

今天那些活躍在舞台上和影視圈裡的演員們，與趙丹、于是之那兩代人比較，大學，甚至更高的學歷都是讀完的，但很可惜，大多缺乏國學根基；儘管出洋的經歷很普遍，還能移民或是拿綠卡，但西學卻非常膚淺。不過，他們終於可以走向世界，表現天地也遠比他們的前輩要寬廣得多，生活視野更是前人所無法想像的，還有各類國際大獎在等待他們。最不同的是，他們所得的報酬、所享有的物質條件，都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前輩，包括那些三四十年代就有不菲酬金、不錯生活條件的藝術家。他們的前輩，儘管自己有名，也有了錢，但或是不忘曾經窮困的過去，或是不忘依然貧困的大眾，所以思想都左傾，拋棄自己的一切，甚至不惜生命，追求祖國的進步事業，大概是他們人生的最大亮點。

（作者系文史學者）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3年第3期，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