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萬里：趙明誠所記《漢石經遺字》之價值|《中原文化研究》2017年第2期

摘 要：熹平石經為統一漢代經師家法文本歧異而刊刻，卻因戰亂和遷徙而毀棄、沉埋，范曄《後漢書》混淆漢熹平石經和魏三體石經，使字體、經數含混難知。唐宋不斷有殘石出土，宋代士大夫多據范書立論，越說越亂。唯趙明誠目驗殘石，詳考文獻，得出熹平石經刊刻不止六經；蔡邕所書為八分隸書，三體石經是曹魏所刊。更詳校殘石文字，揭示《魯詩》與《毛詩》篇次不同，八百年後，羅振玉利用新出殘石證實趙說，使我們能夠真切看到漢代經師歧異文本的真實內涵，進一步認識漢代今古文的差異。趙明誠揭示漢石經「篇次不同」之說，不僅是石經研究更是經學研究史上值得表彰的一個發現。

關鍵詞：趙明誠；漢石經；魏石經；《魯詩》；篇次異同

作者簡介：虞萬里，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上海 200240），主要從事經學與文獻研究。

漢熹平年間，因經典文字歧義、策試作弊等因，乃刊刻七部儒家經典於石，樹於洛陽太學講堂前。不數年因董卓焚宮而略有毀損，魏黃初後，文帝補其闕壞，旋又遭永嘉之亂，遂多崩毀。其後移徙往來，或崩沒於水，或轉作造像，或廢為柱礎，迨初唐魏徵亟加搜集，已十不存一。昔日太學一道風景，數百年後，毀棄零落，沉埋為地下文物。中唐以還，洛陽造防秋館，掘地得石經殘石，多作古物藏弆①，未嘗識其價值。宋嘉祐（1056—1063年）末，有人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辨識為石經，始為有識者收藏。張舜民謂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②，方匋謂「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復有人在長安得《公羊》碑一段［1］72。殘石出土，為張燾所收得，其拓本則散出流傳於士大夫之間③。時歐陽修、呂大臨等皆嗜好古刻，匯聚題跋，蔚為風氣。故殘石之出，始為官宦好古者重視，競相傳拓觀賞④，賞析之餘，復徵文考獻，別白文字。

當時傳拓之本雖不止一二，卻早皆湮沒，率先著於錄者，當推歐陽修。歐公嘗集金石古物為《集古錄》十卷，又作跋三四百篇。今《集古錄跋尾》雖不見其有漢石經跋尾文字，然其子歐陽棐《錄目》中有「漢石經遺字，熹平四年，今存拓本」之記⑤，《錄目》作於熙寧二年（1069年），而歐公集錄在嘉祐八年（1063年）至熙寧二年，子棐謂「今存拓本」，蓋殘石一經出土，歐公已得拓本，惜未及跋其尾。自後數十年間，士大夫好古者如董逌、方匋等多有題跋辯證。而著名經石家趙明誠，於其名著《金石錄》中亦寫下一篇題跋，在石經研究史上頗具價值。

《金石錄》五百零二篇題跋固非一時所作。黃墨谷謂其成書於政和七年（1117年），蓋以劉跂《後序》自署「政和七年九月十日」［2］559。然據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云：

今日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籖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2］563

趙明誠以大觀二年（1108年）罷官，偕清照屏居青州，前後十餘年，夫婦于歸來堂中相與賞析、研究金石書畫。宣和二年（1120年）起知萊州⑥，靖康元年（1126年）移守淄州⑦。易安既雲「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則題跋或多此時所作，而劉序政和七年「著《金石錄》三十卷」云云，當系初撰未定之稿。古人文稿初就，請人作序，自後復經長期修改潤飾，而後付梓，乃是常事。明誠謝世，易安為之整理付梓。

《金石錄》卷二有「漢石經遺字」一篇，題與歐陽棐《集古錄目》一致。劉跂序云：「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仿歐陽公《集古錄》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三十卷，別白柢梧，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2］558可見趙氏刻意仿歐公所為，並訂其訛誤⑧，其「漢石經遺字」拓本是否即從歐公處傳出，雖無可徵信，然確有內在因果。

趙明誠在校勘漢熹平殘石文字之後，寫下一篇跋文，載於《金石錄》卷二，文云：

右漢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蓋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才數千字，皆土壤埋沒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雲「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雲「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尚在。據《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轉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為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於卷末雲。［2］300

全文不過四百餘字，對殘石之刊刻歷史與文字異同皆有辨白。與同時代之董逌、方匋等人論述校核，明誠之考訂，周至全面，立論正確，至關重要。以下分幾方面予以闡述。

一、地點方位記載全面

張舜民僅記「得石經二段於洛陽」，此以其所見僅為《論語》。稍前於趙氏之董逌，雲「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3］781下，又雲「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台發地得之」［3］780下，董氏不載《公羊碑》文字，或未見長安出土之《公羊》殘碑。方匋記「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又云：「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1］71-72亦以洛陽、長安兩地所出。洛陽所出，既有自家掘得，亦有從營造司碎石中辨識而得者。稍後姚寬（1105-1162）記載同方匋［4］卷上34。趙明誠雲「藏洛陽及長安人家」，雖未詳盡，卻簡捷全面。

二、確定一字石經為漢熹平石經

漢熹平石經和魏正始石經轉徙殘毀湮沒之後，學者親見者少，耳聞者多。南朝范曄《後漢書·儒林傳上》云：「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刋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5］2547將熹平一字石經錯為正始三體石經，由於范書隋唐時獨行於時，給後世造成極大混亂。嘉祐間殘石出土後，方匋即輕信范說，致使其面對漢石經隸書殘石認識不清。云：

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引按，指魏徵鳩集秘府之拓本）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磾等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耳。［1］72

漢熹平年間刊刻七經，唐時拓本所存甚多，魏石經僅《尚書》《春秋》二種及不全之《左傳》，其拓本篇幅原不多。方氏信范說而以熹平所刻為三字石經，見《隋志》三字石經止數卷，故有「漢經之亡久矣」之嘆。而面對洛陽營造司所棄漢熹平一字殘石，以為是魏石經。將書寫漢石經的馬日磾（卒於公元194年），誤認為是曹魏正始間（242年）書寫魏石經者，在年代上亦失考。同樣受范曄之惑者，還有董逌。董氏《蔡邕石經》云：

獨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有所撿據，隱括其失而周盡，當時號洪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才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3］780上

蔡邕領銜鐫刻七經，亦號鴻都石經，然皆一字隸書，非三字。魏正始所刻為三字而非一字，亦非七經（詳下）。董逌雖校勘殘石《魯詩》，寫入其《廣川詩故》，為後世保存零星宋代出土之《魯詩》殘石文字，功不可沒［6］148-165，然其對一字三字之認識，不免混亂。後姚寬不僅承襲董說，進而懷疑《唐志》所記：

《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為邕所作，恐《唐史》誤……唐初魏鄭公鳩集所余，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堙滅殆盡。［4］卷上34

《舊唐志》「今字石經《論語》二卷」，歐公《新志》作「蔡邕今字石經《論語》二卷」［7］59，原無差誤。姚氏因信范書、襲董說，遂指歐公為誤。抑不僅此，《後漢書·蔡邕傳》「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李賢注引《洛陽記》：「《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5］1990姚氏所見宋代長安出土《公羊》殘石上有馬日磾題名，乃云：「據《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日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為也。」⑨既未見《禮記》殘碑，自不能知有無蔡邕題名，因輕信蔡邕所書是三體，故見一字殘石，「益知非邕所為也」。唯趙氏雲漢石經遺字，為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敘》雲『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2］300。熹平石經系一字隸書，此在今日熹平、正始殘石皆已出土，昭昭明白前提下，自是無庸分說之常識。然在當時拓本化散，原石沉埋偶顯，范書獨行時代，明誠之說不失為一種卓見。

三、據實推測熹平石經刊刻經數

熹平刊刻經數，各書記載不一。《後漢書·靈帝紀》謂熹平四年（175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5］336，《盧植傳》亦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5］2116，《儒林傳序》《呂強傳》及袁宏《後漢紀》所記皆同。然《後漢書·蔡邕傳》與《儒林傳》本文卻作「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至《隋書·經籍志一》竟雲「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8］947。究竟是五經、六經，抑七經，可否究其經名以確定之。《蔡邕傳》注引《洛陽記》詳述熹平石經經碑之排列，謂西行《周易》《尚書》《公羊傳》，南行《禮記》，東行《論語》，是則共五經。《太平御覽》卷五八九引《西征記》云：「太學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裡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9］2654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同，較《洛陽記》而少《論語》。《論語》於漢代未稱經。《隋書·經籍志一》列一字石經有：《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與其前所述相合。綜上所記，可以判斷，《後漢書》雲「五經」，是就今文立博士的《易》《書》《詩》《春秋》《儀禮》五經而言，《公羊傳》附於《春秋》，故新出石經後記殘字有「各隨家法，是正五□」之文；而所謂「六經」，是將《春秋》與《公羊傳》分而言之；至《隋志》之七經，則是計漢代不列為經不列博士之《論語》。然因《論語》至隋唐已升為儒家經典之一，故魏徵雲「七經」。此種紛綸不一之說，到中晚唐石經沉埋，拓本煙消之後，已使人莫衷一是。及趙宋嘉祐殘石零星出土，各人所見拘於一隅，或見《論語》，或見《公羊》。若方匋雲當時人從營造司碎石中辨識出《尚書》《儀禮》《論語》，又聞長安出《公羊碑》，則聞見四種。

董逌因為相信蔡邕所刻七經為三體石經，由此滋生疑惑，云：

陽衒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為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才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為三字，此其得相亂耶……方漢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遠，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同也。［3］780下

董逌因為相信范曄所言，故將當時出土之熹平一字石經認作魏石經，由此產生一系列錯誤認識。一是將熹平殘石與存世《古文尚書》校核，文字大同小異，誤認為熹平殘石是《古文尚書》。二是從今古文必有異同立論，認為漢代今文《尚書》與出土之熹平殘石必不同。三是相信蔡邕立三體石經，則懷疑其有今古文二種《尚書》文本，而後以古文本自存。四是王肅與蔡邕相去不遠，得邕之本，故傳世《古文尚書》與出土殘石文字多同。

即此可見，一信范說，隨即生出諸多奇談怪論。唯趙明誠從實際所見出發，據《靈帝紀》言「五經」，《蔡邕傳》雲「六經」，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乃云：「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趙說《儀禮》，乃其親見殘石，不知《洛陽記》所記《禮記》即《儀禮》，則其所謂「不止六經」應即六經。此時因《春秋》殘石尚未出土，故不能與《隋志》七經密合。

四、校核文字異同與篇章次第

殘石出土，好古者咸知用傳世本校其文字異同。如董逌作《石經尚書》《石經論語》，略記文字異同，又將《魯詩》殘石校核《毛詩》文字，寫入《廣川詩故》中。趙明誠不僅將「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發現「其不同者已數百言」，更發現「篇第亦時有小異」。趙氏所謂篇第，自是指《魯詩》與《毛詩》之篇第。《詩》有篇次之異，不僅宋代親見殘石之學者未嘗發現，即此後八百多年之《詩經》研究者亦不敢想像。直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洛陽出土大批漢石經殘石，經羅振玉悉心排比，方始探知《魯詩》篇第確實與《毛詩》有所不同。如以下一塊殘石，馬衡《漢石經集存》編為五七號：

此為《小雅》殘文。《毛詩》序次是《采芑》《車攻》《吉日》《鴻雁》《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此石第一行「其車三千」為《采芑》第三章文，第二行「顯允方叔征伐獫狁」為第四章文，第三行「駕彼四牡四牡驛驛」為《車攻》第四章文，第四行「有聞無聲允也君子」為第八章文，第五行「其麎孔有」為《吉日》第三章文，皆與《毛詩》同，唯第六行「所為伊人於焉逍遙」為《白駒》第一章文，中間隔《鴻雁》《庭燎》《沔水》《鶴鳴》《祈父》五詩。《吉日》為《毛詩·南有嘉魚之什》末篇，而《白駒》是《毛詩·鴻雁之什》第六篇，《魯詩》中《鴻雁》《庭燎》等五篇置於何處，今莫能知。羅振玉系統排列熹平殘石後總結說：

趙氏《金石錄·跋尾》言，以世所傳經本校此遺字，篇第亦有小異，而不言何經，今知為《魯詩》。與《毛詩》互勘，則篇第不僅小異，約略舉之，如《鄭風·山有扶蘇》上非《有女同車》，《小雅·彤弓》之後為《賓之初筵》，《吉日》之後為《白駒》，《大雅·旱麓》之後為《靈台》，《鳧鷖》之後為《民勞》，《韓奕》之後為《公劉》，《桑柔》之後為《瞻卬》《假樂》。又《卷阿》在《文王》之前，並《毛》《魯》不同。［10］99

羅振玉僅就所出殘石校核，已得毛、魯二家詩篇不同次第如上所舉。返觀當年趙明誠所云：「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邪？然則豈不可惜也哉！」如果《魯詩》全本顯世，其與《毛詩》之種種異同自不止此，而漢代《詩》之今古文異同得而可言，這確實是一種可惜。然在石經沉埋之客觀前提下，趙明誠所見篇第之差次，在八百多年後出土之殘石中得到驗證，使我們窺見漢代不同《詩》派之今古師法，確是一種天賜幸運。而明誠當時所悉心校勘的三卷漢石經文字，隨同其夫婦辛勤收集之古物歸於散佚，卻又是大幸中之不幸。

在石經湮沒、記載紛亂之宋代，好古之士大夫乍見殘石，各欲考訂其文字，回溯其歷史。然限於所見所聞，不免有一隅之偏。趙明誠好古而官位不高，在動亂年代輾轉遷官轉地，卻能節衣縮食，不辭辛勞，散金銀而易古物，支青檠而撰題跋。對漢熹平石經投入很大精力，校其異同，溯其源流，撮其旨要，寫下一篇既接近歷史真相的題跋，又留下讓後人繼續探究之空間，這在宋代金石尤其是石經研究史上值得特書一筆。

注釋

①唐李綽《尚書故實》：「東都頃年剙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寶顏堂秘籍本，第7頁。②張舜民《畫墁集》：「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明稗海本，第10頁。③關於張燾所收年月考訂，參見拙文《董逌所記石經及其魯詩異文》，《文獻》2015年第1期。④方勺《泊宅編》卷上第71頁引方匋跋文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據。」⑤歐陽棐《集古錄目》卷二，《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4冊，第17932頁上。按，繆荃孫據《隸釋》卷二十三錄「右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二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亡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摸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辯其真偽也。在洛陽蘇氏家」（第17951頁上）一段文字，以為歐陽棐《錄目》文，然讀其文，知乃記三體石經，非熹平石經。校核《隸續》卷四洪氏所記，可知也，繆氏誤錄，茲辨於此。⑥王學初《李清照事迹編年》謂起複萊州在宣和三年（1121年）辛丑，《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頁。⑦王學初《李清照事迹編年》謂明誠守萊移淄，總在近幾年，具體已無史料可據。《李清照集校注》，第234頁。⑧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三十三「金石錄三十卷」條云：「蓋德父有所考證，乃為題識，皆別白抵牾，是正訛謬，凡史傳之失及歐公《集古》諸跋之誤，亦因是以訂定焉。」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頁。⑨姚寬《西溪叢語》卷上第34頁。按，中華點校本據繆荃孫校本刪後一「日磾」，以為《洛陽記》誤此二字，不知此乃姚寬引據《洛陽記》而加以發揮論證，要旨在《公羊碑》上日磾題名，故不當刪此二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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