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達爾文 第十二章 科學與偽科學

第十二章 科學與偽科學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對認識科學與偽科學的區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起點。廿世紀早期，年輕的波普爾住在維也納城，那裡的學術界由各種基於科學的意識形態所支配，如馬克思斯主義，弗洛伊德（Freud）與阿德勒（Adler）等精神分析學派。這些意識形態普遍地被接受為自然科學的合法支派，並且因為似乎有很大的解釋力而吸引了許多知識份子。波普爾觀察到：

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或精神分析學，會有類似理智的轉變或得到啟示的作用，令你看見那些門外漢所看不見的新真理。當你的眼目一旦開啟，便可到處看見求證的實例，這世界充滿了對理論的肯定。不管事情怎樣發生都合乎其說。所以真理彰彰，不信的人顯然是不願看見明白的真理。拒絕的人或因與他的階級利益衝突，或因「未經分析的抑制」而渴望尋求醫治……。

馬克思的信徒翻開報紙在每頁中都可找出他們對歷史觀點的證明。不但在新聞中、也在介紹新聞的方式--表示報館的階級偏見，當然更在報紙沒有報道的事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家強調，他們的理論經常為「臨床觀察」所證實。

波普爾發覺，顯然可以解釋每件事的理論，實際上沒有解釋任何事。若工資降低，那是資本家要剝削勞動者，正如馬克思所預測的。若工資提高，那是資本家要以賄賂來挽救腐敗的制度，這也是馬克思主義所預料的。精神分析者可以解釋人為什麼要謀殺，又可同樣靈巧地解釋為什麼有人要犧牲自己的性命，去救活別人。無論如何，波普爾認為真正有解釋能力的理論，應該在許多可能發生的事之外作出冒險性的預測。當預測很有可能失敗的時候，預測的成功才真正有份量。

當波普爾將馬克思與弗洛伊德所用的方法，和愛因斯坦所用的治學方法相比，就得了很深的印象。愛因斯坦不顧一切地以他的普通相對論（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冒反證之危險，作出對實驗結果的大膽預測。若結果不如預測，他的理論便會失去權威了。弗洛伊德派的人則不同，他們只去尋找求證的例子，並且將理論作成可以普遍適應的東西，所以任何事都可作為證明。馬克思曾作出特殊的預測，例如關於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危機。但當所預測的事沒有發生時，他的信徒們便修正理論，使它仍然可以作出解釋，而不論所發生的事是正是負。

波普爾不止解決了愛因斯坦的科學方法與馬克思、弗洛伊德的偽科學怎樣不同的特殊問題，還著手解決了什麼是科學、它與哲學或宗教怎樣區別等更基本的問題。從前培根（Francis Bacon）系統地將科學視為歸納之操練。這模式已久為人接受，認為科學家設計理論是為了解釋已有的實驗數據，進而累積更多的證據來求證理論。但懷疑派的哲學家，特別是休謨（David Hume），則對能否用一系列所觀察到的事實，來建立概括性定律的正確性提出質疑。在我們有限的經驗中，一件事與另一件事可以重複發生許多次；但繼續觀察下去則常有例外，而與常規衝突。這可能性不只限在理論上。科學家因那看似無懈可擊的牛頓物理學華廈，在現代技術進步、有新觀察方法時崩潰，而目瞪口呆。

以歸納法作為科學的基礎不止在哲學上不妥當，事實上也是不正確的，因為科學家並不照這模式作業。在科學的工作中，理論的設計常先於實驗和數據的收集，而不是反方向進行的。波普爾說：「觀察常是選擇性的，它需要一個目標，確實的任務，興趣，觀點及問題。」若無理論，科學家便不知如何設計實驗，或何處尋求重要的數據。

波普爾令人鼓舞的貢獻乃在於推翻歸納法、形容科學的起點是從對世界的幻想或臆測出發。臆測可能全部或局部錯誤，但若充分明晰而可受評判地說出來，則可提供探究的起點。不是只要在世上尋找正面的例子，因這些是一定可以尋見的；而是要尋找反面的證據，故此知道需要更新更好的解釋而藉之進步。

波普爾將他的重點以一句卓越的格言表示：「錯誤的科學理論，在其熱望被視為正確的理論時被出賣了。」在某些個例中，這熱望由於發現者的驕傲，他以手頭一切的技巧去保護他的理論，因為與他的職業名譽攸關。就馬克思與弗洛伊德而言，這熱望由於認識世界而得的安全感所致。許多將自己的一生事業建立在那些理論上的人，在該理論被攻擊時便覺得個人受威脅。這懼怕令他們不分好壞，不擇手段，只要能保護他們的理論不被推翻便可。

波普爾提議以推翻的標準作為試驗來分別科學與非科學；後者包括偽科學與形而上學。這些名詞曾有些混亂，因為一般用法將科學作為某些主題的探究，例如，物理或生物為科學；歷史與文學則為非科學。但波普爾的邏輯認為，科學的身份基於附從者對批評的態度甚過基於主題的不同。物理學家或生物學家可能使用教條或迴避方式，就方法而言是不科學的。反之，歷史學家或文學家可能將論文中的意義明晰表達而邀人反駁，這便是使用科學方法了。何處理論接受嚴謹的實際考驗，何處便有科學；何處只實行保障理論而非考驗，便沒有科學。

「形而上學」這一概括的名詞也有混亂。波普爾將一切無法實際試驗的理論都歸於這類。或許讀者以為波普爾將「形而上學」的一切都作為胡說八道。但這是「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時髦的見解，而非波普爾的見解。邏輯實證論者將一切思想都以科學標準來衡量，因此認為可以證實的言論才有意義。把無法證實的言論，例如「姦淫是不道德的」之類，作為無意義的喧嘩，或作為僅是個人愛好的表達而已。

波普爾激烈反對邏輯實證論。他認為若將形而上學放棄，則一切知識，包括科學知識，都是不可能的。宇宙性的陳述，例如普通科學大定律，是無法求證的。（我們怎能求證在整個宇宙中熵永遠增加呢？）波普爾認為從形而上學中，即從對世界的想像臆測中，科學產生了。舉個例說，占星術與古時的神話曾有助於天文學之發展。科學探究之要點不是直接拒絕形而上學的論調，而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企圖將之化為可以實際試驗的理論。

波普爾堅持說形而上學屢屢重要而有意義，雖然不能科學化地試驗，但可受人評判，取此舍彼都可說出理由。波普爾甚至說，弗洛伊德與阿德勒等偽科學家，也有寶貴的洞察力，將來可能在實際的心理學界中有他們的地位。波普爾對他們的批評，並不是說他們的理論是無稽之談，僅是說他們在臨床檢查中，讓自己隨時可以找到正面的證據而欺騙了自己。

由於這些複雜因素，自然科學與其它可貴的理智活動，其推翻的標準可以一致。波普爾的貢獻乃在提倡不必為科學划出界線，但要強調對科學家或非科學家同樣重要的，而常被忽略的理智上之正直。他告訴我們不必懼怕做錯，不要遮蓋已做錯的事；不要躲避在易於解釋一切的世界觀所產生的安全錯覺中。

我們若用波普爾的格言來判斷達爾文主義者的作風，會有什麼結果呢？達爾文自己雖較坦白地承認：證據對他的理論要點難於一致。但最後每一難處他都以高調的詞藻去解決。他形容《物種起源》是「一冗長的辯論」。辯論的中心便是認為共同祖先是很合理的，所以嚴謹的試驗是不需要了。達爾文沒有提出冒險性的實際試驗，所以這科學的開頭便錯了。他領先以理論化解化石記錄；引用人工選種繁殖為證據但不提及它的限度；將微變與巨變的重要分別抹殺，因此自己樹立了以辯護代替求證的傳統。

遺傳遞變是達爾文的中心思想，後來被人稱為「進化的事實」，從起初便受保護，沒有經過實際的試驗。達爾文曾讓某些問題作為有待解決的題目。例如將自然選擇視為生物改變的機制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但最重要的中心思想，已成為教條乃是事實；而有關改變過程的爭論延續到今日，已將注意力從這事實上轉移了。

中心思想是極重要的，因為進化的「事實」與達爾文的學說並沒有真正不同。當我們斷定不同種類的生物，在遙遠的過去里都有共同的祖先相聯繫時，我們便作出很多有關祖先怎樣發展新器官、怎樣披上新形狀的暗示。在百、千萬年時間裡，祖先產生後嗣的生殖作用，都與我們目前所觀察的相同。生物只能產生同種的生物，所以大改變只有聚積歷代的小差異而來。這樣逐步建造複雜的器官，必須有某些力量的指使，而這力量必只是自然選擇。細節或可爭論，但達爾文主義的基本要素，都在祖先遺傳的觀念中暗示出來了。

科學家這樣不辨是非地接受共同祖先的觀念，有什麼動機呢？我們只能揣測。達爾文主義的勝利無疑使專業科學家的聲望大增。自動進步的觀念也與那時代的精神相符，甚至吸引了宗教領袖的大力擁護。無論如何，科學家尚未嚴謹考驗進化論之前便已接受了它，進而利用一切權威說服大眾。純自然作用足以從細菌中產生人，從一堆化合物中產生細菌。進化論科學成為專找符合的證據，以解釋排除反面證據的事業了。

當新達爾文合成論（Neo-Darwinian synthesis）成功之時，它下降為偽科學便完全實現了；1959年在芝加哥慶祝《物種起源》出版百周年紀念中，它達到受崇拜的目的。這時達爾文主義不只是生物學中的理論，也是科學自然主義宗教中的要旨。它有自己倫理的目標，及用社會與遺傳工程救世的計劃。在芝加哥的大會上，朱里安·赫胥黎是最受尊敬的講員。他毫無拘束地高奏凱旋：

將來的歷史家或會將這百年紀念周，作為這大地歷史上一段重要而有決定性時期的縮影。在這時期中，進化作用在好奇的人身上，開始自我知覺了。這是第一回在公開場合中坦白面對事實，即各方面的實質都在進化，從原子與星宿至魚類花草，從魚類花草至人類社會及價值觀，的確，一切實質都是單一的進化作用……。

在進化的思想式樣中，超自然沒有地位也無必要。這大地不是被造而有的，而是進化而來的。一切動植物也是如此，包括我們自己--精神與靈魂及腦子與身體。宗教也是進化來的……。最後，進化的眼光使我們可以看見（雖然不很明白）新宗教的面貌。它必興起服事將來世代的需要。

這些見解當然遠超任何實驗科學所能證明的。為了支持這世界觀，達爾文主義者不得不用波普爾所警告的，追求真理者應當避免不正當的策略。他們最重要的計謀，便是將「進化」作為含糊之詞，欺詐運用。

「進化」一詞在達爾文主義者的用法中，包涵一個自然主義形而上學的整個體系。在這體系里，無需創造主的參與，物質自己進化，組織到目前複雜的狀態。但「進化」也指遠較適度的觀念，例如微進化或生物之間彼此相似。深色飛蛾在背景的樹皮深色時，會在飛蛾群體中佔優勢，所以顯示進化。同時將話語一轉，便說人由細菌以純自然遺傳而來。若老練的批評家看穿群體中的變異與巨變無關時，則達爾文主義者便否認微進化的證據，而指出生物彼此相似為"進化的事實」。或者他們說在生物的分布中，外圍島嶼的物種近似附近大陸上的物種。因為「進化」指許多不同意義的事，所以任何例子都可引為證明。其詭計仍是以證明最起碼的意義，作為證明形而上學的整個系統。

自然選擇名詞的使用可以巧妙地使它或明或暗。當沒有不友善的批評者在場時，達爾文主義者將自然選擇作為創造的力量，解釋任何的改變成不變。但當批評者要求實驗求證時，達爾文主義者會說，科學家已發現另一機制，特別是在分子的層面；因之將自然選擇貶為次要而避免考驗。即使對理論有一些健康的辯論，進化的事實是不容置疑了。當批評者的目標被轉移時，「盲目的造表者」又用後門回來了。達爾文主義者會解釋說，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懷疑達爾文自然選擇的重要性，因為沒有另一因素促成生物外形適應的特徵。

當反面的證據無法否認時，達爾文主義者便臨時設立新的理論來反抗。菲秋馬的教科書告訴大學生說，「達爾文較任何人更能給一切生物……下結論，即變異性而非穩定性乃自然定律」。所以化石記錄中遍在的穩定性被他及化石學家漠視了。除非將穩定性扮成「間斷平衡」的證據，否則是不能公諸大眾的。「間斷平衡」初聽好像是新理論，實際只是達爾文主義的微小修改而已。達爾文主義者也可將穩定性解釋為穩定性淘汰，或發生過程之約束，或多樣進化，因此，正如變異性一樣，穩定性也變成達爾文主義所期望的了。

達爾文主義者有時會尋找正面證據，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找到資本家剝削勞動者，或弗洛伊德分析要殺父親而娶母親的病人一般。達爾文主義者找到了更多微進化的例子，或生物自然相似的另些樣本，或可能含有現代哺乳動物祖先的化石群。但是反對共同祖先理論的證據他們從來尋不到。因為就達爾文主義者而言，這些證據是不存在的。「進化的事實」是定義上的確實，所以反面的知識是無意義的，一般也是不可發表的。

若達爾文主義者有意採用波普爾的科學探究標準，便需將「共同祖先」的定義作為需要實驗證實的假設，而不得作為生物彼此相似之邏輯推理的結論。生物間相似的式樣，包括一致的遺傳密碼，實有共同因素的涵義。生物有共同點正告訴我們生物在許多不同場合中藉機遇進化而來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相似可能由於共同祖先，可能由於非聚積微變而改變的祖先，也可能由於科學知識範圍之外未曾考慮的作用而致。不管怎樣倒唯物論者的胃口，共同祖先只是假設，而不是事實。因為是假設，它該受注意尊重。所以根據波普爾，我們必須加以嚴謹的試驗。

若要那樣做便該預測，若共同祖先的假設是真的話我們該找到什麼。到目前為止，達爾文主義者只在找正面的證據。它的結果顯示波普爾的警言「證明若由於冒險性預測的結果方可重視」何其可貴。至於一百多年來化石的探究，若達爾文已預先作出冒險性預測的話，他便不至預測單一的「祖先群」如獸孔目（therapsids）或湊雜的東西如始祖鳥，為廣進化僅有的證據了。因為達爾文主義者只去尋找正面的證據，才會將這些例外的樣本視為證據。達爾文主義者前未預測到所謂分子時鐘的分子關係極具規律性；但當他們將理論大幅修改以迎合這新證據之後，便說這分子時鐘現象「正如進化理論所預料的」。

經波普爾的原則分析之後，達爾文主義者所引用的求證例子實似反證的例子。但我們在此不需急於作裁決。若達爾文主義者將共同祖先改為科學的假設，進而鼓勵尋求反面的證據，則更多的反面證據自會出現。對達爾文主義最後的裁判，便可因此無慮地讓科學界自己慎密思考。當然科學界必須證實他們願意不存成見地探究這問題。

成見是主要的難題，因為科學界的領導者認為他們正與宗教的基要派作垂死的鬥爭。他們將所有相信有創造者參與這世界的人都當作基要派的教徒；並且認為這些人是開明、自由之威脅，更是支持科學研究經費之威脅。科學自然主義成為荒誕的創造故事時，達爾文主義扮演了與基要派作戰的觀念上的重要角色。為著這緣故，科學界盡心保護達爾文主義而不去試驗它，進而歪曲科學探究之規則，以幫助達爾文主義。

若達爾文主義的目的在乎說服大眾在自然世界之上沒有超越的意向和智慧，則他們這目的對科學探究產生了兩個重要的限制。第一，科學家不能考慮一切的可能性，只能考慮在那些符合狹窄的自然主義哲學的範圍中探索。例如他們在探究遺傳資訊時無法假定，可能是智慧傳達的產物。第二，科學家不可反證達爾文主義中的要旨，如自然選擇的創造力；除非他們有其它視為可以接受的選擇。這規則是必要的；因為自然主義的擁護者，必須隨時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論可用，才可避免相反的哲學觀念生根。

達爾文主義者因為熱衷於被視為正確，以致採用了錯誤的科學觀念。科學的同僚讓他們逍遙於偽科學的道路上，乃因許多科學家不了解波普爾所說的科學探究之方法與科學自然主義的哲學計劃之間的分別。科學家難於分別二者的原因之一，是他們懼怕自然主義哲學的削弱，會導致宗教狂熱的滋長。但是不論科學參加什麼別的目標--宗教、政治、種族--之後，科學家本身必然沾上狂熱。當科學家回想前輩所犯的錯誤時，便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但他們難於相信：自己的同僚今日也會犯同樣的錯誤。

暴露達爾文主義可能是偽詐，並不暗示支持別的理論，更不是支持基於宗教教條的偽科學。接受波普爾的挑戰乃是踏出知識的第一步，即是承認無知。「證偽」不是科學的失敗而是科學的解放。「證偽」可以除去成見的贅累，讓我們重新自由地尋求真理。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