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感論》之初見

《道德情感論》之初見

在讀《道德情感論》之前，筆者和身邊的大多數人一樣，只知道「西方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的煌煌巨著，卻不知他還有另一本傳世佳作-----《道德情感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原譯名《道德情操論》）竟比前者還要意義深遠。後者作為斯密在倫理學方面的代表作，其地位並不在《國富論》之下。而他本人將一生中大部分的心血都傾注在《道德情感論》的修訂與完善上，其良苦用心昭然若揭：道德和正義對於社會乃至市場經濟的運行是多麼的重要！不能忽視的事實是：正因為《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感論》的作者，所以如果我們不了解後者的一些倫理以及哲學方面的知識，就不可能透徹地理解前者的經濟思想。

斯密於1723年6月5日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的柯卡爾迪的一戶殷實人家，不過，就在他出生幾個月後，他的父親就去世了，他也就沒有任何兄弟姐妹，而他的母親格外來長壽，母子二人相依為命，他的母親僅比他早去世6年。斯密跟他的好友休謨一樣，終生未娶。

1737年斯密入格拉斯哥大學，在這裡，學識淵博而人格高尚的道德哲學教授哈奇森注意到了他的天資，在16歲那年就把他介紹給了當時正在寫作《人性論》——其實當時也剛剛20來歲——的哲學家休謨，從此兩人成為最親密的朋友，他們及朋友的學術努力，構成了著名的蘇格蘭啟蒙運動。這種啟蒙運動完全不同於法國式（或歐洲大陸）的啟蒙運動，它在探尋人的理性的偉大作用的時候，時刻對理性保持著警惕，從而使其啟蒙避免了法國式啟蒙的狂熱及其破壞性效果。

1740年，斯密又進入牛津大學學習了6年。畢業後，曾短暫任教於愛丁堡大學，1751年，斯密受聘開始在格拉斯哥大學任邏輯學教授，1752年他繼承了他的精神導師哈奇森，擔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一直幹了13年。正是在這段時間中，斯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名著《道德情感論》（1759年）。1763年11月，斯密接受英國當時財政大臣的聘請，作為其養子的家庭教師，陪同這位年輕人到歐洲大陸遊學。就在這期間，他開始了《國富論》的寫作。1764年斯密正式辭去格拉斯哥大學教授的職務。1778年，斯密被任命為蘇格蘭皇家海關稅務司長。1790年7月17日，斯密去世。

第六版《道德情感論》的出版時間，差不多就是1790年，也就是斯密去世的那年。根據《道德情感論》英文本編輯們撰寫的「導言」，第六版比前面的版本有了顯著的更改和擴充。也是根據編者們的考證，斯密的寫作方法不是徹底重寫，而是反覆修改舊稿，因為修改舊稿相當於反省自己的思路。於是，他寫作《道德情感論》的過程，就與寫作《國富論》的過程相互重合了。

在《國富論》中，斯密在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提出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主張充分利用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以增長國民財富。在市場經濟中，每一個人「所注意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亞當·斯密《國富論》第6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版第423頁），而且，具有市場機制的社會也應該鼓勵每一個人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因為， 「在這種情況下，一隻無形的手使他產生了一個他沒有注意到的結果――他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去促進社會的利益，往往比他真正有意識地去促進社會利益更加有效。「個人的利益和癖好自然而然使他們把資本引向對社會最有利的用途」斯密認為，分工和交易是出於人的利已心，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利己行為使得社會財富增加。這段話堪稱市場經濟制度的核心，也的確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繁榮和發展。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克勒在其名著《文明史》中說，「從最終效果來看，這也許是迄今最重要的書」；這本書「對人類幸福作出的貢獻，超過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貢獻的總和」。這句話現在仍然近乎完全正確。

如果不是受到喬納森B.懷特所著的《拯救亞當·斯密》的啟發，筆者仍會和大多數人一樣，認為自己正在或者已經懂得了斯密的思想真諦，並為此感到心慰。事實卻並非如此。當人們把《國富論》作為經濟學「皇冠上的明珠」 ，把「看不見的手」作為市場經濟正常運作的基本原則時，卻把《道德情感論》幾乎完全忘卻了。斯密在《道德情感論》中闡述的市場經濟社會的道德倫理觀，長期未被我國思想理論界所關注，而這部巨著也正是西方市場經濟社會發展的倫理學基礎。嚴復先生於1901年翻譯了《國富論》，卻把《道德情感論》留在了英國。中國最早《道德情感論》的中譯本是在1997年，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被整整耽誤了96年，這實在是中華民族之不幸。

作為道德哲學教授，斯密對《道德情感論》的重視和評價遠遠高於《國富論》。在《國富論》中，他從利己的本性出發，論述了利己主義的利益觀。在《道德情感論》中，他從人具有的同情心出發，論述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斯密認為，關心別人，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牽掛，這就是同情，同情是人的天性。斯密實質上是說，同情（利他）和利已同樣是人的天性。因此，斯密認為，只有當社會的成員都具有同情心，以此作為行為的準則時，社會才能有和諧、安定和進步。由此可見，《道德情感論》提出的問題是：以自利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必須用以他利為基礎的道德情感來協調。《國富論》說的是經濟人;《道德情感論》說的是道德人。也因此，斯密的研究者們常常告訴我們，《國富論》和《道德情感論》是姊妹篇，是同一思想的兩種表述，是不可分離的。從時間上說，《道德情感論》在前，《國富論》在後；邏輯上，《道德情感論》其實是《國富論》的基礎和前提。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不僅對於經濟學的發展是不利的，對於倫理學的發展也是不幸的。更何況，西方的經濟學本來是與倫理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經濟關係的深刻變革必然帶來倫理關係的重大變動，這從斯密不僅是經濟學大師，同時也是哲學倫理教授的事實也可以看出來。

斯密強調，「市場在社會中運作。」在一個社會中，「個人這一概念是隨著相互的權力、責任和義務才形成的。道德規則不僅承認個人的尊嚴，也承認其社會的相互聯繫。如果人類沒有基本接受道德規範的話，社會將崩潰。」所以，「要用善行和正義形成一個文明的社會，才能平衡這些市場。」只有在正義與道德規範之下，市場經濟才能良好地運行，實現社會進步和人民福利增加的理想目標。 「人幾乎一直不斷地需要同類的幫助，如果他只期待同類的善意是枉然的。如果他能夠使利已的同類對他感興趣，那他成功地把握就會更大……」因此，「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酒家或麵包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 通過同類的利已主義尋求成功的把握，是進步社會的獨特性。 「 在文明社會裡，隨時需要許多人的幫助和協助。」，因而具有利己本性的個人，在社會的交往體系中，學會控制他的本能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本能和行為，從而形成一個能夠使社會長期存在的秩序,而這個秩序才謀求合作與多贏。

不論是在《國富論》還是在《道德情感論》中，亞當·斯密都坦率地承認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的，而且自利更為根本。即使是在《道德情感論》中，斯密也沒有忘記人具有自利性：「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區別僅僅在於在《道德情感論》中斯密想用「道德情操」制約人的自利性，而在《國富論》中斯密想用「看不見的手」引導人的自利性。斯密翻來複去強調，人不可能離開個體自我感受（自愛），去直接理解別人。即意思是說，同情之所以能利他，前提是先「自利」—先知己，才能知彼。所謂同情，就是由「知已」自發、直接地「知彼」。他用同情的原理來解釋人類正義感和其它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來說明道德評價的性質，並以此為基礎表明各種基本美德的特徵。他也主張「對每個人而言，只要他不觸犯法律，都應該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個人利益的自由。」但斯密強調「自利」(self-in-terest)並不等於自私（selfish-ness），更不等於貪婪（greedy），自利或利己是個人行為的出發點，而自私或貪婪會因把他人當做追求私利的手段而把社會帶入「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斯密肯定了人從利己出發行事的合理性，但他指責自私與貪婪帶來的種種罪行。亞當·斯密還提出，自由和獨立的人格是自然產生美德的兩大條件。隨著商業的發達，市場社會的國民在經濟上自立為生的過程中自然會具備道德涵養，勤勉、謹慎等美德也就會自然而然地養成。

在建立與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上，《道德情感論》提出軟的一手-----道德自律（良心、責任心）。在通過市場體制發展經濟時，不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過人的這兩種天性來達到「利益的天然一致」。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並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斯密的理想應該是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良好市場經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了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但沒有建立起符合市場社會的道德倫理機制。國人漸漸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現在國民經濟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處都是拜金主義。我們在享受市場經濟帶來的繁榮與便捷、自由與進步的同時，也越來越嚴重地感覺到「不對勁的地方」在越來越多。其中，賺錢方面，什麼錢都敢賺、都要賺，只要能賺錢，就可以不擇手段；另一個是花錢方面，想盡辦法逃稅避稅，盡量壓低甚至剋扣個人工資，環保項目不肯投入，公益事業難覓身影，奢侈品消費卻異常紅火。經濟與社會生活中，假藥、假米、假煙酒、假合同、假學歷、假新聞、虛報數字的假政績、以及各種假貨充斥市場；偷稅漏稅、濫用公款、坑蒙拐騙、敲詐勒索、貪污受賄、大規模走私，已經到了讓人髮指的地步。假字橫行，利字當頭，似乎到了一個全社會道德崩潰的邊緣，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且奉「仁義道德」的儒家思想為正統。

作為市場經濟的聖經和商業社會倫理道德的基礎，亞當·斯密的道德倫理學說已無須冗言論證。市場經濟的發展打破了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使得原有的價值觀沒人信奉，而新的價值觀又沒有形成。所以今天中國社會的道德進入了「春秋戰國」時代，傳統的、沒落的連同新生的許多道德觀念混雜在一起，尚沒有形成被普通大眾信服和接受的主流道德標準。缺少適當的道德理論引導，又失去了宗教信仰的道德約束作用，國人也就無所畏懼，不擇手段地追求起自己的利益來。

正是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所說的，「凡是能促進社會進步與繁榮的也都能增強企業實力，帶給企業繁榮與利潤。」企業發展與社會進步本是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的，企業在給自身帶來利潤的同時，也在為社會創造財富；反過來，企業給社會帶來損害，也就是在給自己帶來災難，因為任何企業均無可能生存於真空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不是空談，這正是我們處在社會轉型期、經濟良性持續發展所必須的，而這正是現有的國內市場經濟所欠缺的。以德治國，以德服人，以德聚財，我們的企業和企業家們才能挑起國家發展強大和社會文明進步的大梁，才能在一次以一次地市場浪潮中處於不敗之地。

也正是這個原因，溫家寶總理在參加2005年全國政協經濟界、農業界、工商聯界委員的聯組討論會中薦書與會企業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各位都很熟悉，他所著的《道德情操論》同樣精彩。」 如果說《國富論》是為市場經濟立憲，那麼《道德情感論》則是市場經濟意識形態的綱領。在市場經濟經過了質量競爭、品牌競爭到信譽競爭的時代，我們需要讓《道德情感論》承擔它的歷史責任，重回和「拯救」亞當·斯密，共同構建以道德為基礎的良性發展的市場經濟。

參考文章和書目：

《世人爭談<國富論> 誰解斯密良苦心》 梁小民 人民網-國際金融報

《<國富論>為市場立憲》 秋風 《中國經營報》

《拯救亞當·斯密》 汪丁丁 《北望經濟學園》

《當代的亞當·斯密》 馮務中

《重新回到斯密》 姜奇平

《中國最大的敵人是全民道德的淪喪》生命的意義 搜狐博客

《拯救亞當·斯密》，（美）喬納森B．懷特著 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1月

《從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到毛澤東的「公私兼顧論」》蘇偉 中國晶牛毛澤東思想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