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大師遺晉王書

智者大師一生歷經三朝四帝，其一生的自行化他離不開王權的護持和扶植。作為在僧俗兩界享有崇高威望的一代宗師，他和陳隋王朝的交往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結納，而是基於「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的大原則，特別是與隋煬帝的交往周旋乃為傳燈化物不得已而為之之舉措，為了佛法真理之弘揚，眾生之救度，創建天台僧團，成立一宗學說，大師不惜犧牲自己，「為他損己」，終其一生為佛法弘揚而奔波。

在他「機用將盡，傍助亦息」的時刻，仍念念不忘天台的發揚光大，因此示寂前對自己的後事作了清醒的安排外，留遺書致晉王楊廣，希望他以師徒名份為念，保護天台佛教，扶持天台僧團。

留給晉王楊廣的遺書在《國清百錄》中載為第六十五條，原文較長，將近二千字。關於此，智者大師曾親書「蓮華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遠聞，長保如意也。及以造寺圖式，並石像發願文，悉用仰囑」等四十二字，其餘皆為智者口授。由於學者將此文作為研究智者大師與楊廣關係的相關文章較多，故筆者對此遺書的主要內容作一簡單概述。

給楊廣的遺書內容可分為六恨和對楊廣的期望兩大部分，在這兩部分的中間則略提及自己為楊廣作《凈名疏》的勞苦，及為此而致病，但又不得不隨使出山一事，他說：

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為三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末，慮有追呼，束裝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比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遍自治，皆未搜簡經論，僻謬尚多，不堪流佈。既為王造，寧羞其拙，囑弟子抄寫，後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願一遍開讀，覽其大意，余無可觀。

其大意是說，我晚年來到天台山的最後兩年夏安居期間，專門為晉王撰述《凈名經玄義》，解釋經文至《維摩經·佛道品》，共為三十一卷。由於太勞累的原故，身動熱渴，三個多月也未能痊癒，且已預料晉王遣使來山，所以已作好心理準備，束裝待期。晉王所派使者十月十七日到達天台，卻「止留一宿，遽比螢光」，催促大師早早進路，以至老病之軀，「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因此他只得將所撰述的《凈名玄義》囑託弟子交給晉王，並說此經是口授腹案，由弟子筆錄而成，交待晉王將「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希望楊廣能重視此疏，並「願一遍開讀，覽其大意」。後來楊廣的確頗為重視此疏，除了接到智者大師遺書，「親承義疏，為之悔恨」外，曾令僧「於東宮講《凈名經》，全用智者大師疏，判釋經文」，他自己則「一日兩時，躬親臨聽」，並且對由灌頂校勘過的《凈名義疏》親自「入宮受持」。

遺書前半部分回顧自己於陳隋王朝弘法一生的經歷，並總結為六恨，主要述及陳朝時的金陵八年弘法、應邀離江都的種種原因、荊州聚眾講禪的挫折、歸天台後的弘法理想等等。六恨原文如下：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凈，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召虛譽。學徒強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為虧，應得不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

然聖法既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缺，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

而年既西夕，恆惜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與學徒四十，余僧三百，許日於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

又作是念，此處無緣，余方或有。先因荊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眾，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

於荊州法集，聽眾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眾，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此五恨也。

既再游江都，聖心重法，令著《凈名疏》。不揆闇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麾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眾，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

智者大師所述的六恨是平生自行化他事業未能圓滿的六種遺憾。

第一恨的意思述及大師出家的目的和願望。他說自己發心之始，就「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凈」，因此精進修行，希望即生獲得修證。但為盛名所累，因此道行虧損，本來應該證得更高成就的，都沒有獲得，上負三寶，下愧本心，因此十分慚愧。

第二恨是說自己受先師之囑，於陳朝金陵八年弘法。但隨從自己學習的人，「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都沒有利他度眾之才。他對弟子學人中沒能培養出利他之才感到遺憾，覺得有負先師之託。

第三恨是說自己晚年遇到晉王楊廣的護持，得以與眾多隨學僧人在江都安心辦道。但「學徒四十、余僧三百」中仍然沒有人真心「求禪求慧」，致使大師感嘆自己與物無緣，化導無功，由此也可以想見他兩次於佛前發願「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余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天台九祖傳》，T51.P100c）的痛切心情。

第四恨是感嘆一生說法，「雖結緣者眾，孰堪委業」。開皇十二年（592），智者大師為楊廣授戒畢，即以四願為由，不顧楊廣的挽留，立即離開揚州，到廬山、荊州地區積極展開弘法活動，天台三大部的講說即完成於此。開皇十二年十月十日，晉王又遣使南嶽，希望智者大師年底以前能回到江都。智者大師卻並不多予理會，於南嶽居數月後，就回到荊州玉泉山，即於玉泉山講述《法華玄義》，翌年續講《摩訶止觀》。這時期的玉泉說法，大師創建天台宗最重要的理論活動，所以他說「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但是堪以繼承大師事業將之發揚光大的後學僧眾幾乎沒有。

「雖結緣者眾，孰堪委業？」與其說是智者大師的感嘆，不如說是他對整個天台佛教發展的預見，乃至其中也包括了對楊廣的失望。智者大師為楊廣授菩薩戒，賜法名為「總持」，希望他遵守奉行菩薩道的戒律要求，「普度遠濟」，可惜後來楊廣辜負了大師賜予為佛法作總持之期望，奪取兄長王位後，既沒當好皇帝，荒婬無道，斷送江山，也沒有對佛法加以真心扶持。

第五恨述及對天台三大部的講說因受到官府干涉未能完滿。隋開皇十二年（592），師歸故里荊州。為報答生地之恩，於荊州當陽縣玉泉山建寺，宏揚佛法。開皇十三年四月，大師於玉泉寺登獅子座，為荊州道俗開講《法華經》玄妙義理。開皇十四年，大師於荊州玉泉寺結夏安居期間，又應荊州僧俗之請，說圓頓止觀法門。據史料記載，智者大師在荊州玉泉寺說法之時，以其縝密圓融的止觀思想和無礙辯才吸引數逾千人的僧俗聽眾：「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場講坐，眾將及萬」。

當時隋王朝剛統一南北方，地方余逆仍很猖獗，全國形勢甫定之際，智者大師的聚眾逾千，講說禪法在官府看來似有反隋謀亂之嫌。因此引起當局的恐慌，視為社會不安定因素，最後法會遭到粗暴的干涉並被解散，致使法輪停轉，對此智者大師深以為憾。他把這件事大膽寫進遺書中，也有向楊廣表白，自己的廬山聚眾說法，目的是弘揚經教，並不是「有乖國式」的聚謀活動，希望以後楊廣能理解這一苦衷而護持佛法。

第六恨說自己已為晉王撰好《凈名疏》，本來以為「暮年衰弱，許當開化」，打算有機會為「咸欣聽學」的吳會之僧說法，而今「出期既斷」，則示「法緣亦絕」，這是對他一生化緣已畢，無緣再為眾生演說妙法的不勝感嘆。

六恨是智者大師對自己一生自行化他行業不夠圓滿的簡單回顧與深深感嘆，大師藉寫遺書的機會述此六恨，無非希望楊廣能理解自己為弘法事業不遺餘力的苦衷，並無其它私心雜念和不良動機夾雜其間，希望楊廣不要誤解自己的種種弘法之舉，並停止對教團的猜疑與追查。正是抱著這種期望，他在遺書的後半部分，對楊廣提出了護持佛法的五點要求，原文如下：

願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深窮佛教，治道益明。遍行遍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著述延歲，文義不同，悵然自慚。生來所以周章者，皆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為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火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為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不可得。唯當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華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遐遠，長保如意也。

南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教許自製，願不忘此旨。南嶽師於潭州立大明寺，彌天道安於荊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護，願光飾先德，為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嘗作有為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又香火施重，近於荊州，仰為造玉泉寺，修治十住寺。並蒙教囑，彼總管蘄郡公達奚儒，僧齎教書至夏口，而蘄公亡。書未及付，慈恩已足，願為玉泉作檀越主。

今天台頂寺，茅庵稍整，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為立一伽藍，始剪木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冥目為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移荊州玉泉寺，貫十僧住天台寺。乞廢寺田為天台基業。寺圖並石像發願疏，悉留仰簡。泰平聖世，皇風整肅，菩薩凈土，不可思議。

切見諸州，迭送租米，車腳皆三五倍，於公斂不多，私費為重，典章處分，別有深規。貧道不閑，忽言國式，輒謂無米之州，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輪送，則無此私費。管窺未見，理若於式有妨，請不須論；於事有益，願為諮奏，使蒼生慶賴。

然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撫育黎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乎？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主嘆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儐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貫帳時，或隨緣聽學，或山林修道，不及帳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首貫，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眾熾然，佛法得無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軌，修文修福，正是其宜。

又末法眾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挾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逢機會，奄成遺囑。亦是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賽。臨命口授，言儘力窮。期迫戀多，知復分說。大善知識，菩提為期。沙門某。開皇十七年十一月。

這部分遺囑對楊廣的要求分別是：

第一條是智者大師對楊廣護法的希望。楊廣是智者大師的菩薩戒弟子，智者大師希望楊廣以菩薩身份多多研習佛法，以改善政治管理。並希望他護持佛法，期望他為以後佛教法門光大之所仰寄。大師也以「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作為酬答。

第二條是請楊廣不忘製作南嶽大師的碑頌，以及請楊廣為南嶽師於潭州所立的大明寺、彌天道安於荊州所立上明寺、智者大師所建玉泉寺等諸寺的檀越主。

第三條是請楊廣發心協助建立天台國清寺，為天台僧團建立一個修持弘法的根本道場。並要求賜給土地，乞公額一名，以保障天台的寺院經濟。智者大師建寺的心愿源於陳太建七年（575）秋初入天台山時定光禪師的預言﹝事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嘗宿於石橋，見有三人，皁幘絳衣，有一老僧引之而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舍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日，草舍尚難，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答云：『今非其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起此寺。寺若成，國則清，當呼為『國清寺』（T50.P193a）。」後來果然是隋統一三國後的「大勢力人」楊廣護持修建此寺，他於大業元年（605）登基後，賜額「國清寺」。義寧元年（617）國清寺的所有建築工程竣工，翌年就是唐高祖武德元年了，故李邕《國清寺碑記》有「事屬皇運，言符聖僧」之句。因此「國即清」的真正含義應是指唐朝取代隋朝﹞。國清寺原是南朝陳宣帝太建七年（575），大師於天台山隱居時所建，當時名修禪寺（後稱禪林寺），開皇十五年（595）智者大師重返天台，由於戰亂等的原因，原來的修禪寺已荒廢。後來大師尋覓得「山下一處非常之好」的寺址，並在石城臨行前親描藍本以為建寺模式，希望楊廣能護持此寺的興建，否則「不見寺成，冥目為恨」。

智者大師圓寂後，智越派灌頂法師、普明法師二人持遺書及《觀心論》、《凈名疏》三十一卷送於晉王。楊廣大概強求智者大師出山，以致智者大師入滅一事心懷慚愧，對於先師遺命一一遵從，對長期充當智者大師侍者的灌頂、普明法師也親禮有加，令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二人還山，為智者大師設千僧齋，並依圖造寺。於隋開皇十八年（598）開始建寺，隋仁壽元年（601）完成該梵剎的興築。寺成，初名天台山寺。大業元年（604）楊廣稱帝，賜額「國清寺」，此寺遂成為天台宗祖庭。

第四條以給楊廣提一個「有米之州，當地輪送，則無此私費」的建議為起始，述及國事國民，提到發心出家之人稀少難得，當今天下出家眾日益減少，老僧零落。智者大師分析了此時國家用人的情況說：「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軌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希望楊廣多度人出家，強調「若出家增益，僧眾熾然，則佛法得無量功德」。楊廣對此也作了一些功德，《國清百錄》記載他於大業元年（604）十一月二十九日，設千僧齋，敕度四十九人出家（《國清百錄》卷四〈敕度四十九人法名〉第八十九，T46.P816b）。

第五條是說末法時代僧眾良莠不齊，請楊廣「王秉國法，兼匡佛教」。這是對他這位總持菩薩扶植佛教寄予重望。「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是大師將整個天台僧團託付於他的高度信任。他深知末法時代僧眾的素質參差不齊，天台僧團也難免存在著佛門敗類，以致危及整個僧團聲譽，禍患無窮，因此主動請楊廣「有罪者治之」，這已不是戒律中對犯戒者單純的「被擯」、「罷道」等處治方式，而是要加以王法的懲處。這一點顯然與大師內心深處的末法意識（智者大師師事南嶽慧思禪師，一生歷經幾個朝代的更迭，他與慧思一樣，親身經歷了末法的體驗，目睹了北方滅佛事件的殘酷和南方佛教界流品複雜的衰相，因此有強烈的末法意識，天台懺法的制訂，與他的末法憂患意識有極大關係。）有關，也是他護教方面的一個特別用心。後來楊廣做了皇帝，也注意過問天台僧團的修習情況，並常常交待他們要如法行道，「勿損先師風望」（《國清百錄》卷三〈至尊敕〉第八十三，T46.P815a）。

這幾點要求，總的目的是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大師認為，佛法光興，則國土眾生俱蒙利益，故五點要求的主要核心是為佛法，大師就是站在這一為佛法的角度，希望楊廣能從外在的經濟政治護持到內部僧眾的出家管理等保護天台僧團，為保障佛教教團的發展營造良好條件。

智者大師的石城坐化雖是「知命在此」（《天台智者大師別傳》 T50.P196a）的抉擇，也是他為台宗日後的更好地生存和發展的一種明智之舉。智者大師本欲終老於天台，不願自己的弘法活動總是受到楊廣的監督與限制，因此在「機用將盡」之時，他奄然入滅，消除了楊廣的疑慮，換來了楊廣對天台教團的護持。楊廣雖從智者大師受菩薩戒，尊之為師，但他對這位有巨大影響力的宗教領袖一直懷有戒備之心。智者大師在石城病重的消息上報於晉王后，晉王忙遣醫李膺前往參病，並呈手疏曰：

總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薩示疾，在疾亦愈。但於翹誠，交用悚灼，今遣醫李膺往處治，小得康損，願徐進路，遲禮覲無遠。謹和南。

從他「氣疾兼篤，不能復前」，而晉王仍然催促智者大師「小得康損，願徐進路」來看，楊廣對大師還是深有疑慮的，因而急召他進江都，不容他在山高皇帝遠的天台多留片刻。智者大師知其用心，深覺化緣已盡，住世無益，故而在進都路上選擇了「石城坐化」，這不失為既尊師命（夢中定光禪師曾對他說「天台乃寄終之地」，石城在天台之西）終於天台，又算應了晉王之請「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而來也」的兩全其美之舉。（節選自《天台智者大師的三封遺書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