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堯對儒家思想的影響

　　孔子對堯的讚美，其意義便是以帝堯作為聖王的起點，作為儒家思想的淵源。《中庸》說孔子「祖述堯舜」，朱熹《中庸章句注》就說「祖述者，遠宗其道」，即遠宗堯舜之道。祖述堯舜，昭示了儒家對堯舜時期優秀文化傳統的尊重和傳承。《藝文類聚·人部》四載孔融《聖人優劣篇》曰：「荀愔等以為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備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情類，曠盪出於無外，沉微淪於無內，器不是周，不充聖極。荀以為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為覆蓋眾聖，最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眾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為君爾。」

　　堯舜禹禪讓是儒家為政以德，為國以禮思想的淵源。為政以德要求為政者自身要德行高尚，以自己的德行團結凝聚臣僚和大眾，形成權力核心，而不是憑藉武力強制和陰謀詭計；為國以禮以禮讓為基本精神，而不是爭奪。孔子又大讚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論語·泰伯》），明確地表現出孔子贊成以「讓」來改朝換代，反對戰爭爭奪、反對以「革命」手段改朝換代的態度。

　　禪讓制所體現的尚德授賢，有德者居位觀念，直接啟發了儒家「大德必得其位」（《中庸》）的思想，《郭店楚墓竹簡》中《六德》中提出君、臣、父、子、夫、婦「六位」，而以聖、智、仁、義、忠、信「六德」配「六位」，是德政合一，德位相配的細化。

　　禪讓制所體現的天下為公觀念也是儒家大同思想的淵源。儒家大同思想的核心是天下為公。堯在繼承人的問題上開始有所猶豫——是傳位給自己的兒子丹朱還是禪位於舜？最終「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史記·五帝本紀》）說明堯以公心戰勝了私情，將帝位禪讓給德行、能力出眾的舜，完美地體現了儒家「天下為公」的最高政治理想。所以康有為《論語注》說：「孔子志在大同，天下為公之世，故最尊堯舜。」郭沫若也曾說：「原始公社制的存在，材料不多，但如唐、虞禪讓傳說，正不失為典型的證據。這在儒家經典里是作為中國歷史的開端，而被稱為『大同』之世的。」

　　帝堯的中道思想也是儒家中庸思想最早、最直接的淵源。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對「中庸之道」推崇備至，所以劉寶楠《論語正義》對《論語》「堯曰」章注說：「中庸之義，自堯發之，其後賢聖論政治學術，咸本此矣。」現代史學家柳詒徵說：「堯舜以來，以中為立國之道，孔子祖述其說，而又加以『時』義。」所謂「時」義即孔子把「時」與「中」結合而成「時中」思想，《中庸》載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是說只有君子才能遵循中庸之道，能夠與時俱進、切合時宜，在時間維度上把握中庸之道。《中庸》還把中庸之道發展位中和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賦予「中和」這個哲學命題以最普遍的意義，把中和之道提高到了宇宙本體論的高度。

　　中唐以降韓愈批判道佛，在《原道》中明確指出：「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之義，由是而之焉謂之道，足乎已待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韓愈提出「道統說」，開儒學講「道統」之先河。在他看來，儒家的道統雖然是由古代聖王開創的，卻是由孔、孟、荀、揚、韓等師儒所傳授和繼承的。宋明理學更是大倡「道統」之說，帝堯遂成為宋明儒家的精神始祖，價值本源。他們強調「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今天我們研究儒家思想，要講清楚其思想的起源與內涵，認識到儒家思想具有深厚久遠的歷史傳統。要走出疑古時代，上溯到堯舜禹等古代聖王那裡，重溫二帝三王的輝煌，重構古聖先賢的歷史，重建中華民族的價值理想，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增強中華文化軟實力。（文章來源：《中原文化研究》；作者：韓星，國際儒聯教育傳播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