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事變革的歷史思考：保守思想打著愛國幌子

2011年04月08日 14:29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舒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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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新軍河南彰德秋操時，外國軍官在品評中國軍官的新型歐式軍禮服。（澳大利亞 莫理循攝）

晚清是指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約72年的時間。晚清時期的社會轉型，對於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來說，為千年來未有之巨變。在那個日新月異的年代裡，各種新事物、新現象層出不窮。其中，軍事變革是萌發最早的一個領域，是中國人邁出古代傳統、走向世界的一份記錄。

筆者認為，晚清這場軍事變革共經歷了三個時期：變革萌芽時期（19世紀4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局部變革時期（19世紀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全面變革時期（19世紀90年代中期至清王朝滅亡）。這場軍事變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卻未能完成其「自強禦侮」、「救亡圖存」的歷史使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訓也是多方面的。但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是一份值得珍視、可供借鑒的歷史遺產。

缺乏憂患意識致使清王朝錯失兩次戰略機遇期

天朝大國從上到下毫無憂患意識，臨近歷史岔路口而不覺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至少在表面上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國。據英國的安格斯·麥迪森統計，清王朝的GDP約佔世界的三分之一。因此，當時的中國，無論是統治階級還是普通民眾，都以生存於天朝大國而自豪，從上到下都毫無憂患意識可言。魏源在《聖武記》所描述的天朝大國「一喜而四海春，一怒而四海秋」，正是當時統治階級的傲慢心態。

然而，當中國處於康乾盛世之時，東西方正進入歷史的岔路口。

中英軍事官員合影於保定府。（澳大利亞莫理循攝）

從17世紀中葉開始，歐洲一些國家開始資產階級革命。在民主政治和科學技術的推動下，這些國家開始了近代軍事發展史上的狂飆突進時代。尤其是到了18世紀中葉，歐洲開始掀起工業革命浪潮。

工業革命作用于軍事領域的直接成果，便是先進武器的大量生產與不斷改進。為與此相適應，軍隊建設和作戰理論也出現了革命性的發展。依靠逐漸近代化的軍隊，歐洲列強掀起了掠奪世界的戰爭狂潮。

鴉片戰爭前夕，歐洲列強從南北兩個方向，逐漸形成了對中國的戰略包圍。在中國以南，英國越過南亞挺進到東南亞，並開始窺視中國。1808年，英國軍艦攻打澳門炮台；1824年，英國的船隻在台灣沿海游弋、測繪。在中國以北，沙俄越過烏拉爾山，擴佔西伯利亞，並逐漸向太平洋挺進。

1793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率領龐大的英國使團，帶著歐洲最新的科技、軍事成果來到中國。馬戛爾尼前後送給乾隆皇帝的禮物中，有蒸汽機、地球儀、英國最先進的「君主」號戰艦的模型、榴彈炮、迫擊炮、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赫歇爾望遠鏡、秒錶等幾百件先進的科技或軍事成果。

當時，雖然中國在國防和軍隊建設上與西方相差兩百年左右的歷史時代，但經濟上比較繁榮、政治上相對穩定，正是應該接納西方先進文明並著手進行變革的最佳歷史時期。

但是，清廷對這些禮物不屑一顧，或者僅僅作為珍品、玩具收藏，根本沒有想到其中的科技含義及軍事價值，從而失去了儘早進入軍事近代化歷程的絕好機遇期。就像馬克思後來所評價的那樣：「一個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員遼闊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極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來欺騙自己，這樣一個帝國，最終要在一場殊死搏鬥中死去。」

鴉片戰爭的失敗沒有喚醒昏昏沉睡的清王朝，使中國早期軍事近代化再被延誤了整整20年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東西兩個帝國發生正面大碰撞，揭開了中國社會大轉型的序幕。

清末「海圻」艦訪問美國，艦上水兵前往格蘭特將軍陵墓敬獻花圈途中。（資料照片）

這場戰爭打了兩年多，英國遠征軍前後有兩萬人左右參戰，清王朝卻先後調集十萬左右的軍隊參戰。清軍幾乎每戰必潰，先後有一名總督、兩名提督、7名總兵以及數千名士兵死於戰爭。而英國遠征軍在鴉片戰爭中的死亡人數卻只有約500人，其中真正陣亡人數還不足百人。

面對中英雙方的巨大差距，鴉片戰爭對中國起到了一定的震撼作用。對於中國來說，這場戰爭是一塊界碑，它標誌著在英國大炮的逼迫下，古老的中國社會蹣跚地走入了近代。

然而，儘管歷史給了中國走向世界的一個機會，但鴉片戰爭結束之後的清王朝統治階級並沒有真正覺醒。他們認為戰爭起因是外交處置不當引起的偶然事件，沒有認識到這是西方列強向東方擴張的必然趨勢，也沒有認識到戰爭的失敗是由雙方全方位的差距造成的，而是把戰爭失敗原因歸結為「前線將領指揮不力」。

戰爭結束後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本來極為喪權辱國，但清王朝統治階級竟然稱之為「萬年和約」：一方面天真地以為簽了和約就太平無事了，一方面竟然希望屈辱的條約保持萬年不變。

因此，鴉片戰爭結束後，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清王朝自上而下繼續在麻木與愚昧中昏昏沉睡，以至於晚清軍事領域的真正變革，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才真正開始，使中國早期軍事近代化再被延誤了整整20年。

近代歷史學家蔣廷黻曾說：「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的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努力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

軍事變革從萌芽到發展均受制於「例」

「祖宗之法不可變」，守舊的中國人認為沒有變革的必要

鴉片戰爭的失敗促使一些中國愛國知識分子在比較中思考。當時，以林則徐、魏源等人為代表的晚清軍事變革先行者，通過對西方的了解和對中國軍事落後的反思，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軍事變革思想和「器良、技熟、膽壯、心齊」的建軍思想，這標誌晚清開始了近代軍事變革的艱苦跋涉。

但是，近代中國是被大炮轟出古代社會，很不情願地踏上近代化歷程的。晚清軍事變革在早期很難發育起來，此中原因非常複雜。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要讓守舊的中國人承認有變革的必要，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是否可以做，對於西方來說，近代方法論早已發展起來，其中之一便是看能否與客觀實際想吻合。而中國的方法論是「祖宗之法不可變」，到聖人經典中去尋找依據。因此，在最初「妄自尊大、因循守舊、盲目排外」的社會裡，林則徐和魏源等人的軍事變革思想很難得到社會的認同。「師夷長技以制夷」被認為是「用夷變夏」或「以夷變夏」，威脅了中國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遭到士大夫階層的強烈抨擊。

在後來的洋務運動期間，主張學習西方的總理大臣奕（訁+斤）被稱為「鬼子六」；總督丁日昌被稱為「丁鬼奴」；中國第一位駐外外交官「郭嵩燾」，由於他極力倡導全面向西方學習，遭到全國上下的聲討。他是湖南人，但「湖南人至恥於為伍」。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保守思想往往打著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或捍衛華夏傳統的「高尚」幌子，讓改革派在政治上、道德上處於孤立或劣勢的地位。

守舊思想頑固束縛，重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發展，編製體制、作戰方式等卻無進步

軍事變革怎麼變，有一個隨著戰敗實踐的發展、認識不斷深化的過程。但只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才開始真正進行軍事變革，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當英法聯軍從東南沿海一直打到天津、北京時，清王朝統治者才意識到，帝國面臨的威脅不僅僅來自亞洲內陸，「重陸輕海」的戰略思想遭受猛烈衝擊；當僧格林沁的三千蒙古鐵騎，對數百英法聯軍發起幾個衝鋒，只剩下幾個人回來後，「弓馬定天下」的理念被徹底粉碎；而沙俄趁火打劫侵佔100多萬平方公里，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劫掠一空，更是以血與火的形式告訴中國人當時的使命：中國必須近代化，特別是軍事上的近代化。

面對當時險惡的形勢，李鴻章發出了兩個著名的慨嘆：「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高度概括了國家安全的空前嚴峻性。

因此，晚清軍事變革之所以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後真正啟動，思想觀念發生重大轉變是重要原因之一。這種轉變打開了晚清軍事近代化的閘門，開始了以軍事近代化為中心的洋務運動。

此後，晚清國防和軍隊建設經過30年左右的發展，在陸軍火器化、建立近代海軍、創辦近代軍事工業、革新軍事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就，並在某些領域呈現出「徹底性、開拓性、先進性」等特點。特別是海防建設，代表了洋務運動期間軍事變革的最高成就。從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引發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討論，到1888年北洋艦隊正式成軍，清王朝建立一支規模宏大的海軍只用了十幾年的時間。

但是，統治階級依然抱著舊傳統不放，特別是士大夫階層，他們真誠地相信中國傳統的文武制度具有戰無不勝的力量。即使作為洋務派領軍人物的李鴻章，去過歐洲、美國考察、參觀，也照樣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於西人之上，獨火器不能及。」

因此，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儘管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但改革派在舊觀念和舊勢力的束縛下，雖然敢於部分破除舊傳統，卻又不敢觸動封建舊根基，致使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的發展取得了較好的成績，但在編製體制、作戰方式等方面卻少有進步和創新。

為什麼解放思想如此難？美國漢學家蘭比爾·沃拉曾說：「只有牢記偉大的中國傳統，我們才能理解中國變革的時間進程。」因為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既是民族的驕傲和崛起的基礎，同時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超越的歷史惰性。

後來清廷推行「新政」時，慈禧太后也承認：「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指的就是因循守舊。

清王朝統治階級是直到遭受甲午戰爭的慘敗後，才痛下決心全面變革整個軍事體制的。但如果從第一次鴉片戰爭算起，歷史已經前進了半個多世紀。

塑造軍民尚武氣質推動晚清軍事變革

甲午戰爭使晚清軍事變革由「師夷」走向「變器」，由「變器」走向「變道」

「尚武」是當時人們一種很朦朧和模糊的認識和提法，實際上它的含義並不僅僅局限於崇尚武力，還包含了國防意識、英雄主義以及民族精神，等等。

「尚武」在各國的軍事變革中本不是一個問題，但對於傳統上「重文輕武」的中國來說，卻是當時軍事變革中不得不正視的一個問題。

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極為深遠的一場戰爭。戰前，很少有人會預料到，堂堂天朝大國經過幾十年軍事變革後，會輸給「蕞爾島夷」。

但是，過去被中國看不起的學生日本，在經過一代人的努力之後，卻無情地擊敗了自己的老師。因此，甲午戰爭對中國的刺激相當大，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敗得不甘心，敗得不光彩」。

悲痛之餘，人們開始全面、長久的反省與思考，內容涉及裝備技術、軍事體制、戰略戰術、官僚體制、偶然因素、地理環境等許多方面。從此，晚清軍事變革開始超越物質層面，進而從政治文化層面來探索中國軍事落後、戰爭失敗的根源，由「師夷」走向「變器」，由「變器」走向「變道」。所謂「變道」，主要包括政治軍事制度、文化傳統等方面，政治上的主題是「變法」，文化上的主題是「尚武」。

甲午戰爭慘敗之後，很多中國人奔赴日本學習、考察，探求中國失敗之因或進步之路。1906年，留日學生已達到一萬人左右，其中軍事留學生約佔20%左右。這批學生到日本之後，感覺到了中日文化的強烈反差。他們認為中國失敗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種，但國民國防意識淡漠、軍人戰鬥精神缺乏、長期「重文輕武」文化傳統是其中重要原因。

當年，梁啟超看見日本軍營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際，場面非常熱烈。而最震撼其心魄的，還是其中為新兵題寫的標語——「祈戰死」。梁啟超感慨道：「中國歷代詩歌皆言從軍苦，日本之詩歌無不言從軍樂」，「何相反之甚耶！」

自鴉片戰爭以後，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當時的中國存在兩種根本對立的觀點。「主戰」觀點認為，帝國主義非常強大，反抗極其艱難。但是，為了國家獨立、民族生存，只應該誓死抵抗，不應該苟且偷生。中國雖落後，但地廣人多，只要前仆後繼，堅持到底，最後必然能夠取得勝利。既走一條「抗擊—堅持—勝利」的道路。「和戎」觀點則認為，中國遠遠落後於西方，以武力反抗必遭失敗，求和是實事求是的負責態度，是真正「愛國」，而主張抵抗則是不負責任的「蠻幹」。因此，最為明智的策略是放棄武力抵抗，儘早與侵略者簽訂和約，然後集中全力搞軍事近代化，等趕上西方以後再跟他們較量。即走一條「和局—自強—禦侮」的道路。

但是，通過對鴉片戰爭以來反侵略戰爭史的考察，很多人意識到，以「和」為主的策略根本不能保證民族的和平與安全。因為「和戎」道路首先需要解決一個問題：積貧積弱的中國，靠什麼來爭取和局？

最初，晚清統治者採取簽訂「和約」的方式，希望通過有限度地犧牲一定的國家利益來換取和平。但這完全是一廂情願。每次大量主權或經濟利益的損失，換來的是帝國主義更大的貪婪、更大的侵略。最初僅僅只有英國侵略中國，後來沙俄、法國、美國、日本等國家接踵而至，最後迎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

歷史的沉痛教訓告訴人們，雖然輕易動武是不明智的選擇，但等到發展起來再進行反擊是根本行不通的。

尚武強軍大興，軍人和軍人文化從社會的邊緣，逐漸進入社會變革的中心

如何才能提高軍人甚至全民的尚武意識？

當時有識之士的做法是，一是鼓吹戰爭意識。藍天蔚認為：「畏戰之國，其國必受戰禍。戒殺人者，人攘奪其國。」壯遊認為：「聞戰則喜，戰死而相與賀，國未有不雄者。」

藍天蔚和壯遊都曾經留學東瀛，對日本尚武文化的感受非常深刻。他們認為戰爭是文明的階梯，沒有如火如荼的戰爭，也就沒有社會和文明的進步。這種對戰爭的崇拜固然很偏激，但從結果上看，實際是對中國傳統戰略文化的矯枉過正，其目的則是為了民族的救亡圖存。

二是極力謳歌軍人。國家處於危難之境，軍人的擔當精神尤其重要。蔡鍔所著《軍國民篇》影響極大，其中談道：「兵者，國家之干城，國民之犧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

美國學者鮑威爾曾說，晚清時期中國軍事近代化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軍人地位低下，軍事職業缺乏吸引力，軍隊難以吸收優秀人才。而軍人素質的低下，又是軍隊戰鬥力衰落的根本因素。因此，提高軍人地位，塑造一個掌握近代軍事知識體系的、新的社會精英階層，成為當時大多數人的共識，也為軍事近代化注入了生機和動力。

三是倡導兵魂國魂。1899年12月23日，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題為《中國魂安在乎》一文說：「今日所最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中國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為有魂之國。」當變革社會需要一種震撼國民心靈以激發民族奮進的力量時，尚武愛國的軍人精神與軍人形象往往成為合適的選擇。當時的有識之士試圖以尚武愛國的「兵魂」作為陶鑄國魂的基石，再通過全民尚武的環境來進一步塑造兵魂，從而使兵魂國魂相互激蕩、互相促進，形成朝氣蓬勃的國民性格。

四是加強國民教育。一些知識分子把「尚武」精神遺失歸為教育問題。蔡鍔曾翻閱日本小學生課本，發現其中有很多關於愛國尊皇、海陸戰事、軍艦炮彈等方面內容，其用意在於「養成其（指學生）軍人性質於不知不覺之中耳」。反觀中國，當學生正處於「體魄與腦筋發達之時代」，卻天天「授以仁義禮智、三綱五常之高義」，「或讀以靡靡無謂之辭章，不數年遂使英穎之青年化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為世所推崇，乃復將其類我之技，遺毒來者，代帶相承，無有已時。」

在愛國尚武思潮的影響下，中國的國民教育有了很大變化。1906年3月，清王朝學部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提出：「凡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俾兒童熟見而習聞之。國文、歷史、地理等科，宜淺述海陸戰爭之事迹，繪畫炮台、兵艦、旗幟之圖形，敘列戎窮邊、出使絕域之勛業；於音樂一科，則恭輯國朝之武功戰事，演為詩歌，其後先死綏諸臣，尤宜鼓吹扢揚，以勵其百折不回視死如歸之志；體操一科，幼稚者以遊戲體操發育其身體，稍長者以兵式體操嚴格其紀律，而尤時時勗（同「勖」）以守秩序、養成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學生要求著制服，其式樣系仿軍服而成，軍事訓練甚至包括進行步槍實彈射擊等課程。

當時全國上下如火如荼的尚武強軍思潮，對晚清軍事變革產生了很大影響。以尚武為核心的軍事精神，諸如勇敢善戰、誠實無欺、守紀服從、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逐漸蓬勃發展起來，一些軍人開始擺脫自卑，軍人這個職業得到廣泛的社會尊重。

這個階段，軍人和軍人文化從社會的邊緣，逐漸進入社會變革的中心。尤其是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參與軍事的熱情迅速高漲，軍事職業在人們心目中的價值判斷逐漸提高，為軍事近代化變革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也對爾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中國軍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但是，大多數軍人包括普通國民，由於受日本軍國主義思想的影響，過於強化軍隊和武力的地位與作用，缺乏進步的民主、共和思想作為基礎，也沒有先進的理想和信仰作為引導，從而導致這場軍事文化的變革未能全面、徹底、健康發展，對後來的歷史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後來出現的軍事強人擁兵自重、軍閥混戰現象與此也有一定關係。

各方利益處理不妥導致軍事變革效果受損

保守派改革派為各自利益相互掣肘，清廷不排解反利用矛盾進行牽制

美國史學家杜普伊曾說：「上次戰爭中的一代軍人，他們習慣於那些陳舊的武器裝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過了時的軍事思想，他們正是靠著這些裝備和思想飛黃騰達的。」

晚清軍事變革反對派的思想之所以保守，固然是由於其觀念落後，同時也在於他們是舊體制的受益者。當時，傳統的正規軍八旗和綠營早已習慣弓馬騎射，按照近代化的標準，首先需要整頓的就是他們。

洋務運動期間的軍隊編製體制變革之難，就因為要打破大大小小舊軍人的鐵飯碗。洋務派每有一項新的舉措，保守派總要跳出來設置障礙，導致一些改革進行不下去。

同樣，軍事改革派的思想之所以先進，固然因為思想觀念超前，或者有理想和信仰，具有愛國愛軍情懷，但部分原因也在於他們是新體制或新舊體制轉換中的受益者。像李鴻章、左宗棠等洋務派人物，通過訓練軍隊、購買武器、開辦軍事工業，使自己的勢力得到極大擴張。這些內在的利益矛盾和衝突，決定了晚清軍事變革的規模、速度甚至整個面貌。

由於新舊軍事體制的轉換，必然導致一部分人的利益暫時受到損失。如果沒有給這些人找到合適的出路，尤其是沒有安置好那些根本利益受到損害的群體，改革也不可能順利向前推進。在清朝兵制由古代向近代轉化的過程中，大量湘軍、綠營士兵因被裁減後缺乏相應安置措施而流入社會，後來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對此，近代軍事家蔣百里曾說：「無勇決之志者，不能開裁兵之先；無精密之智者，不能善裁兵之後也。」兩者比較起來，有時後者更為重要。

同時，如果改革者得不到軍事體制轉型帶來的實惠，軍事變革也很難持續向前推進。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沒有利益驅使，就沒有持久的改革動力。

但是，一旦軍事變革成為一個利益大蛋糕時，軍事變革局面往往會產生嚴重的分散性。

在晚清，由於改革派從本利益集團出發，相互拆台，各領域很難形成聯合。無論是訓練新式軍隊、創辦陸海軍學校，還是開辦近代軍事工業，都是各自為政。更為重要的是，清王朝最高統治者不但不努力消除這些問題，有些時候還故意製造矛盾，以便於自己扶植一派牽制一派。

當年，曾國藩湘系集團勢力過於強大，清廷就放任李鴻章淮系集團，使之與湘系集團抗衡；曾國藩去世後，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團，使之與迅速發展起來的淮系集團抗衡；左宗棠去世後，清廷又扶植張之洞與李鴻章分庭抗禮。清廷採用的這種「平衡」，嚴重影響了軍事變革的順利發展。

波及全國的洋務運動雖然聲勢浩大，但由於政治鬥爭的影響，在中央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始終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劃、全盤的安排，致使晚清軍事變革未能統籌規劃、協調發展，取得應有的系統效應。

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沒有得到平衡兼顧，晚清軍事變革未能突破「瓶頸」

在晚清，無論是洋務運動期間還是「新政」階段，軍事改革的參與者往往又是被改革的對象。在軍事變革過程中，從慈禧太后到許多封疆大吏，都「恨不得一夜之間打造出一直新式的八旗部隊」。但是，當軍事變革的方案涉及到自己時，這些人往往變得猶豫不決，甚至轉化為變革的否定者。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是任何一場軍事變革需要突破的「瓶頸」問題。

馬克思關於利益問題的完整表述是這樣：「有一種心理學專門用細小的理由來解釋大事情。它正確地猜測到了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確的結論，只有『細小的』利益，只有不變的利己的利益。」

現在很多人引用馬克思這段話的時候，斷章取義，只引用前半部分，不引用後半部分。馬克思的本意是：一個人為利益而奮鬥是沒有錯的，但關鍵在於利益不僅有個人利益，還應有集體利益，應該把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一致起來。

因此，一場軍事變革的興衰成敗，不僅在於軍事變革的參與者是否有魄力挑戰保守派的利益，有智慧處理複雜的利益關係，還在於他們是否能夠正確處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關係，進而營造出一種個人利益服從軍隊利益、國家利益的時代氛圍。

總之，軍事變革中存在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格局不足為奇，古今中外都存在這個「瓶頸」問題。關鍵在於，如何才能既能打破舊體制，又能避免社會震蕩；既能防止利益不均衡，又能防止改革不集中；既能維護國家利益、軍隊利益，又能照顧到個人利益，等等。只有突破這些困局，軍事變革才能進一步深化和發展。

（作者單位：國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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