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蕭灼基：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經濟學家？

以蕭灼基教授為代表的一大批經濟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學者，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做出的學術努力和大膽預測，為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和推行把脈問診，是改革開放幕後的真正功臣之一。 文:馬亮 最近，北京大學經濟學院蕭灼基教授逝世的消息引發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一位經濟學家的逝世之所以會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除了他曾是李克強總理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以外，更多的是對其研究取向、學術貢獻和社會影響的高度認可。在今天，我們紀念這樣一位經濟學家，到底是在紀念什麼？到底是為什麼而紀念？釐清這些問題，不僅對於我們認識學術研究和學者的定位和立場有重要價值，也對於我們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新征程有重要意義。

昨日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網站發布訃告：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蕭灼基於11月14日23時34分去世，享年84歲。 因為蕭灼基教授在推動中國證券市場方面的巨大貢獻，他被人們稱為「蕭股市」，同以「厲股份」著稱的厲以寧教授、以「吳市場」著稱的吳敬璉教授齊名。不僅如此，他非常關心民生問題，在研究中也體現民本意識，通過研究和咨政去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市場經濟、農業稅取消等重大社稷民生議題。明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如果沒有改革伊始和進程中這些學者鐵肩擔道義的奔走呼號，就不會有中國今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美好的未來前景。所以，像蕭教授這樣的學者做出的學術貢獻不僅值得我們紀念，而且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在心。 經濟學是社會科學的「顯學」，經濟學家也是政府諮詢顧問的「座上賓」。這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主軸密不可分，也同經濟學的科學化努力不無關係。經濟學是社會科學領域科學化程度最強的學科之一，以向自然科學或硬科學看齊為旨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產生了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大有侵入乃至殖民其他學科的勢頭，被人視為經濟學「帝國主義」。但是，經濟學的獨樹一幟和經濟學家的顯赫地位，也在使其逐步走向異化。一些經濟學家缺乏必要常識和社會關懷的不當言論，常常遭人罵甚至臭大街。不少經濟學者甚至缺少起碼的良知，為某些有失偏頗的政策「背書」，或者為一些利益集團「代言」，嚴重背離了經濟學的公器定位。 經濟學是經世濟民之學，但是對模型和方法的過度追求，卻在使其脫離其所仰賴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土壤。以經濟學為代表的許多社會科學都存在一個危險的傾向，就是越來越強調研究的嚴謹性，但是卻忽略了研究的實踐關聯性或實用性。這使學者研究的結果同現實脫節，甚至遠遠滯後於實踐。當經濟學者在苦思冥想高深莫測的模型和方法時，他們同實踐者的距離也越來越遠。往往是實踐遙遙領先於理論，而理論不得不追著實踐跑。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學家同改革開放者是一個戰壕的戰友的話，那麼當下的經濟學家同全面深化改革者們則像是擦肩而過的陌路人。就像在路燈下找鑰匙一樣，經濟學者在學科範式的僵化要求下，不得不依賴於用數據說話，卻無法直面真正重要但可能缺乏數據的現實問題。 中國每天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學者們的解讀和分析卻往往是滯後的。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身處劇烈的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期間，亟需大量經濟學者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人員貢獻智慧與力量，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言獻策。一方面，改革開放為經濟學者提出了一系列可供研究的鮮活問題，另一方面也為經濟學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因此，經濟學等社會科學是經世致用之學，不應躲在書齋里做學問，而是需要走到田間地頭、工廠車間和大街小巷，去探訪企業、政府和民眾面臨的棘手難題，為他們排憂解難和獻計獻策。當然，我們呼喚「仰望天空」的純粹思想，但在當前則更需要頂天立地和腳踏實地的實用理論。 以蕭灼基教授為代表的一大批經濟學家和其他學科的學者，在改革開放初期所做出的學術努力和大膽預測，為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和推行把脈問診，是改革開放幕後的真正功臣之一。他們突破意識形態的束縛，實事求是地直面現實問題，並基於中國現實去提出解決方案，使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而成功的發展道路。他們的努力讓經濟學成為社會的顯學，但是也讓一些經濟學者患上了優越、近視乃至盲目的毛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學和經濟學家，以及其他相關社會學科及其學術研究人員，可能都需要「不忘初心」並重新出發，回歸學術研究的初衷，並直面社會關注的真正問題。 對於90後、00後的許多年輕人而言，改革開放初期是和他們距離遙遠的一段歷史，在其中發揮巨大作用的學者們也讓他們感到陌生。但是，以蕭灼基教授為代表的學術大家，卻為新一代青年人樹立了值得尊敬的榜樣。比如，不久前對兩岸四地（上海、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青年的調查就顯示，許多青年人在價值觀上出現迷失，往往有夢想而缺乏動力，有想法而少有遠見。對於當下的青年人而言，除了追求去做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或者活在自己的「小時代」並追求「小確幸」以外，可能更為重要的是有「匹夫有責」的國家擔當意識。特別是在中國崛起和全球變局之關鍵時期，青年人需要擔起更重的責任，而不是在自由主義浪潮的熏陶下迷失方向和錯過坐標。 與蕭灼基教授等前輩做出主要貢獻的時代相比，我們今天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善。儘管科研考核體系的不合理、經濟利益的種種誘惑和社會風氣的不良熏染，都讓經濟學者和其他研究人員難以求諸本心和從善如流，但是客觀條件不應是我們逃避責任的藉口。蕭灼基教授的逝世，就像一面清澈透明的鏡子，既照射出我們過去本來的面目，也讓我們看清楚未來應該選擇的道路。（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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