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成政治共識，是改革有力推進的關鍵

左路軍

人們經常談到改革共識問題，認為由於利益分化使改革共識難以確立。本人認為改革之前同樣是利益分化的，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對大多數人有利的改革政策。大包乾的改革就直接損害和影響了千千萬萬社隊幹部的利益；幹部年輕化知識化的改革就直接侵害了廣大貧下中農、複員轉業軍人、政治運動積極分子和眾多在任幹部的利益與前途。

過去改革迅速推進，是因為上下擁有政治共識

過去改革能夠有效推進，不是因為思想理論界有多少觀念共識、學術共識，由於意識形態禁忌，這方面的共識在絕大多數領域並不存在。改革有效推進，一在各級領導擁有高度的政治權威（傳統政治體制因運動不斷、高度集權，執行力度空前。其執行效率不僅不存在抵制與衰減的問題，更多存在的則是層層加碼執行過度的問題）；二在各級官員擁有高度的事業心與政治責任感。從鄧小平直到千千萬萬文革解放幹部、右派解放幹部、新提拔的工農及知識分子幹部，均如此。三在各級幹部擁有高度的政治共識。極左政策的被批判被清算，使得一大批受政治運動迫害處於底層地位的老幹部、不滿現行政策的群眾骨幹、「右派分子」等等走上各級領導崗位，底層的生活經歷以及對社會弊端的切身感受，加上「天降大任於斯」的振興國家民族的責任感，使得他們對於改變舊體制探索新體制擁有巨大的熱情與強烈的共識。

揭批四人幫、清理「三種人」、平反冤假錯案，這一力度空前的政治運動，起到的是一種改朝換代的作用。運動的結果是徹底的全國性各級黨委政府大換屆，其強度超過了美國政府換屆。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只是改變了美國政府班子的人員構成，並不能改變美國法院、軍隊、宗教、文化、教育機構以及美國各地方政府的人員構成。而打倒四人幫之後的各級領導換屆，則是從中央委員會主席到各單位黨支部書記，從村幹部到國務院領導，從街道委員會到各企事業單位的黨組織，從法院到軍隊、從教育到科研到藝術，一切重要機構部門的官員全部進行了更新換代。與此同時，還對以前年代的政治錯誤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清算和撥亂反正。

改革是一場革命的政治共識，就是通過從上到下千千萬萬官員的更換實現的。強大的既得利益階層及其代表人物是通過不由分說的政治運動被打倒的，如同重慶新的政治共識是通過政治鬥爭實現的一樣。因此在改革之初，即使有既得利益集團階層試圖阻礙損害他們利益的制度改革，他們的能量和影響改革的程度業已削弱到可忽略不計的地步。

當下的既得利益集團，雖然經濟上異常強大，但是在組織性和政治能力上並不一定有過去既得利益集團強大。試想，石油利益集團如果因為政治因素從上到下更換了自己的全部管理層，並且新換幹部是從原來持有不同經濟政治觀點的下放幹部或普通工人中提拔上來的。然後由這樣一批幹部推進石油企業分配製度的改革，相應的改革，豈有改不下去或改不徹底的事情發生！

知識分子坐而論道，談論抽象真理，影響政治共識的形成

過去政治共識容易達成，思想共識並不完全存在（不爭論是迴避這一問題的主要手段），而改革實踐卻進行得很好，還有一個原因：即那時基本沒有研究抽象理論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改革的直接參与者，包括當時剛出校門的青年學生都成為各級政府和改革決策部門的智囊，成為各項制度改革措施的籌劃著和實施者。而且當時，不論是輿論界思想理論界，還是各大學和各級政府研究機構的知識分子研究討論的都是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和與改革決策相關的問題。

近些年，據說知識分子成熟了，開始不爭論主義只研究問題，並且開始研究愈來愈專門的問題了。客觀物質條件的改變使得研究抽象理論或純理論的知識分子有了愈來愈大的生存空間，脫離現實的理論研究開始繁榮發展。比如，大學裡的知識分子完全可以不研究現實社會需要的任何理論與觀念，只研究傳統哲學、政治經濟學，或者只研究儒學、成功學、健康學、性文化、視覺藝術之類的東西。

研究抽象理論觀念，使得知識分子對當下實踐不屑一顧。文人之間喜歡搞意氣之爭、搞無原則糾紛，很少有人認真細緻、全面周到的從各個角度研究當下社會應該採取的政治文化改革策略方案，總喜歡把抽象的理論之爭放在比達成政治共識更重要的地位。當韓寒這樣的民主運動土八路提出了一點從各方利益考量的妥協低調的改革意見之後，抽象理論家們不是認真思考其中展現的真正的問題，求同存異尋找政治共識，而是將其視為異端力圖剿滅。

渾然不清楚，民主是靠千千萬萬民眾的實踐生長起來的，是靠各個方面的人士（不僅知識分子、而且農民、個體戶、教師、企業家、政府官員、石油行業人士）達成行動共識才可能開始的。理論要靠實踐的需要才能發展起來，才能深入人心。當年，並不是胡適的美國民主理論不先進不科學，在觀念領域站不住腳，而是列寧的建黨學說、蘇維埃的革命理論、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念，在實際的政治運動實踐中更具效力。因而得到眾多立志改革社會、建立新制度的革命者的積極倡導堅決應用，事實上，是通俗實用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戰勝了不管用不實用的美國民主理論和多黨制理論。

我知道許多人變成憤青的原因，也知道一些知識分子不願說話與不願說真話的原因，這就是無法說話，或說了沒有用。大家因此希望做道德上無懈可擊的人。但是道德勇士容易做，相忍為國、為了國家民族忍辱負重，做周恩來、葉劍英、陳雲、鄧小平這樣的人物難。如果不是部分知識分子積極策略的呼籲、請願式的籲請，舊的收容遣送制度何以能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廢止。而舊的制度不改革，再多的報紙批評、網路批判、個案救濟、抽象呼籲，又能救出幾個孫志剛式的人身權利受到嚴重侵害的公民。

我們天天說既得利益集團阻礙改革，甚至說某某權力機構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但是抽象的批評批判並不能改變利益集團固有的行為和追求，要靠制度改革，靠支持有改革意願的威權人物的努力才有可能。可悲在於：既得利益集團總是用他們一致的行動、團結的姿態，反對和阻撓著一個個人們希望通過執行的政策方針、改革方案。而力主改革的人們卻總是在內部進行著不依不饒的爭鬥，總是在不斷的做著清理門戶的工作。相反，對於當前現實應該怎樣應對，應該提出怎樣的有望得到眾多公眾支持接受的政策主張、意見觀點，卻依舊沒有一點大致相同的看法。

知識分子是毛不是皮，我們既需要新權威也需要老權威

我們可以清高、可以潔身自好，不與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啰嗦，但這能改變既得利益集團壟斷和裹挾改革及其執行的現實嗎？我們可以不理視各類權力機構官員的言論和行為，管你是改革的還是保守的，秉持正確的觀念還是不正確的觀念，但這樣的輿論和社會氛圍能改變改革派官員在官場中總佔少數這樣的現實嗎？我們可以不認同韓寒這樣的妥協讓步觀念，可以不饒恕認識糊塗、理解膚淺、不三不四的民主觀念主張，但是這能改變知識分子兜里只有五百塊錢這樣的現實嗎？

互聯網解禁了，最先進的媒體工具出現了，知識分子的言論有了愈來愈大的影響力。我們每個著名知識分子都有幾萬幾十萬熱情的粉絲，似乎民心所向，天下頃刻之間就是我們的啦，這是同五七年鳴放時知識分子一樣的幻覺。別看民主了，領導們更加重視民眾的意見了，但實質上我們還是威權社會。如果不是鄧小平而是江青當政，我們照樣沒有今天這樣的改革社會，而只有朝鮮那樣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如果不是現在的領導用溫和藝術的方式對待網路輿論平台，現在的網路輿論還會是03年以前的樣子。

既定的體制規則決定了我們還需要青天，需要觀念正確願意改革的威權人物。歷史經驗表明，從傳統體制向民主體制過渡永遠離不開威權，法國是這樣，日本、蘇聯、台灣不也是這樣。我們遇到這樣的威權領導感到這樣的不滿意，遇到那樣的威權領導感到那樣的不滿意，但是我們的改革主張、建議、方案，最終還是要靠這樣那樣的威權推行下去，這一點卻是永遠不變的。即使出現了不穩定的運動，之後的情形同樣如此。

我們可以不認同那些不懂民主真諦，只憑自己感覺在那裡談論民主要求民主的草民，但是我們的民主究竟會怎樣，最終還是要仰仗他們而不是我們。我們和他們談論學術真理，試圖與他們達成學術思想共識，這是秀才遇到兵。我們同他們爭論辯駁，是在用學術共識干擾政治共識，起的是破壞社會政治共識達成的負面作用。

儘管一些左派知識分子因為支持了錯誤的觀念主張，犯了錯誤，但是他們的實踐效果和險些成功說明，採用傳統的政治活動模式參與和影響現實，可以有效地改革改變社會。當領導們需要頂層設計的時候，我們一些人還看不上這樣的重要工作；當領導們暢談民主理念、呼籲民主改革之時，我們卻還在那裡猜測這是真的還是在作秀；當一些草根派民主人士提出一點自己的獨特觀念主張時，我們又覺得他們秉持的理論觀念不正確而不屑一顧。如此這般，知識分子群體就會變成一批清談誤國者，就會成為一個個只想青史留名、不願委曲求全、使社會真正進步的道德空想家。

這樣的人多了，與國家民族何益，與我們民眾的生活需要何益。兩極政治的良性互動應該是：當強者一股獨大，強大無比之時，弱者應該剛強；當一方讓步，改革開始之時，另一方應該妥協。制度轉型建設是一個需要權威需要耐心的工作，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更不能奢望痛快淋漓。

總而言之筆者以為，知識分子既然是社會的良心，是最有頭腦的社會成員，妥協讓步、委曲求全、韌性努力，就應該成為當前條件下知識階層一致的行為追求，尤其是當「黎叔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