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趣事趣談

民國文人趣事趣談

章太炎

吳稚暉

梁實秋王闓運性情疏闊，似六朝人物。晚年他寵愛家中一周姓婢婦，帶著她周曆天下。曾過湖北，突然拜訪湖北將軍段芝貴，一見段他便對周嫗說：「你不是想看段大少爺么，這個便是了!」湖南巡撫陸元鼎曾來拜訪他，他辭而不見，陸離去半日後他卻租船連追百餘里回拜。有人問他為何如此，他說：「開始不見，因為不敢當；後來遠追，以表敬意！」王闓運自稱有帝王之姿，其日記敘述，多用朝廷語氣。民國初年的交際場合，人多改穿西裝，王卻堅持穿前清官服。譚延?詰之，王答：「國體改，服色未定。吾雖故衣，與子實相等。子西裝歐美之服也；吾服滿洲服，非吾國章服之舊，非皆外國之服耶?」李鴻章晚年易怒，動不動就扇別人耳光。但被他扇了耳光的人，或升遷，或賞賜，二三日內必得佳音。所以在他門下，寡有氣節之士。張宗昌性格豪放，揮金如土。他有一次坐黃包車，計價不過數角而已，他甩手就是一張10元鈔票。車夫以為要找零，身上卻無現錢，惶急不已。張看到車夫猶疑，卻以為對方嫌少，冷笑道：「窮人心狠!」一探手又掏出8張10元鈔票給他。車夫始知其意，喜出望外。不料張的跟班落在後面，竟向車夫索回那8張。張極為警覺，在前面大喝一聲：「這是他的，你想幹嗎?」令他還給車夫。章太炎於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門即不能自歸。他在東吳大學的同事黃人也是一個痴人。這兩個痴人一次在茶館小坐，結賬時才發現都沒帶錢，遂決定將章留下作人質，黃回去取錢。不料黃人回家後，正巧收到朋友寄來的書，於是一看成痴，將章拋諸腦後。章太炎在《在台灣日日新報》任編輯時，常有讀者向報社反映他的文章怪字僻典太多，讀起來很吃力。主編委婉地向他提出意見，他說：「世人之知不知，解不解，我不能管得。吾只患吾文之不善，苟文善，自會有人知之。請勿問!」章太炎被袁世凱幽禁在北京龍泉寺，僅弟子錢玄同可以隨時進見。袁世凱每月提供給他生活費500元，雇廚子一人、聽差二人以供侍奉。他毫不客氣，曉諭聽差和廚子必須每日向其請安三次，清晨九時一次、下午三時一次、晚上九時一次，請安方式為打躬，不得違誤，若有差池重責不貸。聽差、廚子唯唯不敢稍忘。有時已下午三時，章猶自午睡不醒，聽差必聯袂入房，就枕畔低語：「大人醒來，打更時間到了!」按例章每日可享受兩個大洋的菜肴，極盡豐盛，他便要求只做1塊錢的，剩下的1塊錢公然飽入私囊。但即便是這1個大洋的菜肴，光他一人享用也過於豐盛，他從來只吃擺在面前的兩個菜，對擺在遠處的則懶得舉箸。久而久之，伺候他的聽差便只把一些清淡的素菜放在他的近處，而把鮮腴的菜肴放在遠處，等他吃完後，聽差們便自己享用。後來錢玄同曉得了，便和官方取得聯繫，將兩個聽差革職了。辜鴻銘有一次參加參政院的會議，領到了300銀元的出席費，馬上去逛八大胡同。妓院的規矩是唱名魚貫而過，任人挑選。辜鴻銘到每個妓院都點一次名，每個妓女都給1塊大洋，到300元大洋派完了，哈哈大笑著離去。劉半農提倡俗文學，曾編「罵人專輯」，在《北京晨報》上刊登啟事，徵求「國罵」，並不惜以身試罵。先是趙元任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將他罵了一頓又一頓，隨後周作人也用紹興話將他痛罵一通……到了他去上課時，學生們也在課堂上用各種方言輪番罵他。蔣經國曾送給老師吳稚暉一輛人力車，吳當即令他拿來鋸子，將車子的兩根拉杠鋸掉，然後哈哈大笑，把這輛沒有拉杠的車身抬到書房裡。他懶洋洋地坐了上去，說：「我現在有了一張沙發椅了!」接著他又說：「一個人有四條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別人拉?」吳善隸書，然不喜在牆上張貼字畫。他說：「裝飾牆壁與其掛字畫，不如掛鋸子，掛斧子。因為這些東西，是機器的簡單代表，可以用來製造物質文明的。」黃侃是饕餮之徒，好暴飲，喜賭博，性情暴躁。他在北大上課時，常突然停下來對學生說：「這段古書後面藏著一個絕大的秘密，想知道么?……對不起，就憑北大這點薪水不值得講，要聽，飯館請!」他對自己的學問十分自負，與人討論「小學」時，若有觀點不合者，大怒之下常持刀杖相向。然而他卻有「三怕」，即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甚至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蘇曼殊在長沙任實業學堂舍監，常被學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無常，見人時，目光炯炯直視，數分鐘不轉瞬，人稱他為「蘇神經」。他飲食無常度，有時兼人之量，有時數日不食，尤其喜歡巧克力和雪茄煙，曾經把自己的金牙敲下來換糖吃，因此得了個「糖僧」的綽號。他最終死於胃病。蘇曼殊在東京時曾與劉師培夫婦共租一所，有一夜他一絲不掛地沖入劉氏夫婦的房間，手指洋油燈破口大罵，令人莫名其妙。他在上海時，稍有餘財，便去住外國飯店，說一個月不住外國飯店，即覺身體不適。他出門喜歡坐最華麗而馬雄駿之車，且隨意付車費，以華貴為樂。朱湘作為詩人，有真正的孤僻。他最怕自己的哥哥，常挨其老拳而不敢還手，對自己妻子卻十分暴戾，常拳腳相加。他在安慶大學任教時，他的夫人因挑水夫太辛苦，多給了賞錢，他就大吵不休，說她這樣優待挑水夫，必定是同他有什麼關係。更有甚者，有一次他的夫人歸寧，兒女由他照顧，他就每日強迫小兒子吃香蕉一枚，孩子吃不下也要填鴨式地喂下去，不到幾天這個斷乳未久的嬰兒就得了消化不良的病而夭亡了。他在安慶大學任外國文學系主任，本是極優裕的，卻因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與校方反目，致被辭退，從此貧病交加，直至自殺。馮友蘭的習慣是，每次上課前都面無表情地坐在講台後，呆望同學們一二分鐘，然後才開始上課，臉上也開始有了笑容。張大千不懂洋文，卻周遊列國。他在國外經常迷路，於是託人用洋文寫了一張帖子帶在身上，文曰：「愚，張大千，中國畫家也。現住某城某街某號。因不識洋文，以致迷途難返。尚盼過往仕女君子，援我一臂，送我回寓，不勝感紉。」他身著長袍，足蹬布履，長髯飄灑，儀錶雄奇，故這一招在國外居然屢試不爽。然後來李宗仁初至美國，張大千以此法相授，李卻始終不敢一試。袁世凱做總統後，以禮賢下士自居，曾派專使迎王?運到北京，接見時，命秘書以車恭迎。王?運穿戴了清代官服蟒袍補褂而入。當汽車抵總統府大門時，其時尚存一牌樓叫「新華門」，王問袁秘書，此何門邪?告以乃新華門。王說，我觀之似新莽門也。及見袁世凱，袁說，現已民國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邪?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裝了，乃夷服也，我著滿洲服裝，亦夷服也，彼此彼此。章太炎在東京辦民報時，陳獨秀曾去拜訪。章的弟子錢玄同、黃侃在座，聽到客來，只好躲入隔壁的房裡去。主客談起清朝漢學的發達，列舉戴段王諸人，多出於安徽江蘇，不知怎麼一轉，陳獨秀忽而提出湖北，說那裡沒有出過什麼大學者，主人也敷衍說，是呀，沒有出什麼人。這時黃侃在隔壁大聲說：「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主客聞之索然掃興，隨即別去。胡適在北大講學時，常與黃侃同宴會。有一次，胡適偶然談起墨學，黃侃立即罵道：「今之講墨學者，皆混賬忘八。」胡嘿然無語。過了一會兒，黃侃又說，「就是胡適之尊翁，亦是混賬忘八。」胡適大怒，謂其辱及先人。黃侃至此大笑說：「且息怒，吾試君耳!吾聞墨子兼受，是無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學?余非詈君，聊試之耳。」舉座嘩然歡笑。陳翔鶴說，郁達夫跟他們多次逛衚衕，達夫的方法，是一條衚衕、一個班子的慢慢看，先點若干班子的名，然後挑一個姑娘到她屋子裡坐坐，或者一個也不挑。有一次，他對一個姑娘說：「讓我抱抱吧，我已經有五六個月不親近女人了!」這個姑娘就向他的懷裡坐下去。梁實秋聽梁啟超演講，見任公走上講台，打開他的講稿，眼光向下面一掃，然後是他的極簡短的開場白，一共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郭沫若和郁達夫編輯《創造》季刊，銷路不好，他們去問時，書店老闆很冷淡地答覆他們：「二千本書只銷掉一千五。」他們二人很傷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連飲三家酒店，但還沒大醉，走在上海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郁達夫突然跑向街中間，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作手槍狀，大呼道：「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郭沫若則傷心兩人是「孤竹君之二子」。民國文人的浪漫[轉載]民國文人趣事趣談讀民國文人的情書，情感泛濫，多情到「酸」「麻」的地步，全失儀態。徐志摩的《愛眉小札》，聲聲喚著「小曼」「小龍」「愛龍」「眉」，甜得化不開，蜜裡調油，濃情巧克力就摩卡咖啡，口味極重。陸小曼接信之後是何等感受無法揣測，但換到今日，除了青春期初省人事的少男少女，怕沒有幾個人讀的下去。徐志摩並非特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的朱生豪，在之江大學追求學妹宋清如，朱生豪雖是學長，卻幼宋清如兩歲，在情書里稱宋清如為「阿姐」：「阿姐，不許你再叫我朱先生，否則我要從字典上查出世界上最肉麻的稱呼來稱呼你。特此警告。」朱生豪不必再翻英漢大字典，這句話本身足夠肉麻了。沈從文借教師身份之便利，追求自己的學生張兆和，後人為大師遮掩，說沈從文追愛契而不舍感天動地，但在當時人看來，難逃無恥厚顏之譏。換到現在，張兆和該到校黨委告他性騷擾。張兆和的確跑去告訴中國公學校長鬍適了，但胡校長揣著明白裝糊塗，反而勸導張兆和接受沈從文。做校長做成這個樣子，也算民國一大范了。徐志摩說：「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有信心，有勇氣，腔子里有熱血，靈魂里有真愛。龍呀！我的孤注就押在你的身上了！」愛情是孤注一擲，愛來了，哪容得文辭轉圜。文人雖以雕文砌字為生，有些積習難改，抒情誇大、比喻泛濫，但在愛人面前，卻心悅誠服，稚嫩如嬰兒，坦率如赤子，真情勝過文飾。口不擇言，豈有不失態之理？說文人多情，文人無行，文人沒有心中那團炎炎如暖日的火，筆下怎麼鋪展縈迴百轉的風情？愛如神啟，遽然而臨，就那麼孤絕了，不計較有多酸窘，有多失儀，有多悖亂。二三十年代的民國文人，胡適、沈從文、郁達夫、梁實秋，開一代風氣，卻多是些二三十歲豐華正盛的年輕人，正是同學少年使氣用意的光景。魯迅雖年齡稍長，鋒刃銳利，嚴辭犀利，也不乏《兩地書》這樣溫情與幽默閃爍的書簡。並非洞徹了世情，就要失卻真情。自詡為文人，沒激情，不沉迷，圓融通達八面玲瓏相，一副技術官僚的嘴臉，多半是官場失意，用文學面具遮蓋，做仕途功利的迷夢。文人之夢全然不同。在倫敦的徐志摩寫信給陸小曼：「我還是每晚做夢回北京，十次里有九次見著你，每次的情形，總令人難過。」徐志摩是夢裡夜夜和陸小曼相會，沈從文是白日夢著張兆和做夢來找他，他在湘西寫信給張兆和：「夢裡來趕我吧，我的船是黃的。儘管從夢裡趕來，沿了我所畫的小鎮一直向西走。我想和你一同坐在船里，從船口望那一點紫色的小山；我想讓一個木筏使你驚訝，因為那木筏上面還種菜；我想要你來使我的手暖和一些。我相信你從這紙上可以聽到一種搖擼人的歌聲，因為這張紙差不多浸透了好聽的歌聲！」情書雖是文學，但不見有人以情書獲得文學大師的尊號。畢竟，文學要沉澱，要打磨，既要情感也需理智，情書情感泛濫，是個人澎湃地渲泄，來不及心內蚌病懷珠般雕琢，只如鳥之發聲禽之鳴囀，驀然看見春陽，聞見草香，心中的歌詠脫口而出，顧不得是喑啞還是撕裂，荒腔走版荒誕不經。情書本不是為了公之大眾，若有人情書專為出版了給他人看，無疑是偽書，造作的表演。不是憧憬愛情的人，正在情感波瀾內跌宕，也不宜閱讀這類文字，只會覺得文字浮誇，感情俗濫。看情書顯然不是學習文學的正途。就算修習戀愛，情書也學不來。情書如唱歌，周杰倫永遠咬著自己舌頭，楊坤一定是腸胃不調痛苦難忍的樣子，強學一定畫虎類犬，倒因為扭捏掩蓋了真心，反受其累。情書若有價值，也只在其真，失了這一點真，如美人失了顧盼生姿的風情，沒了品味咀嚼的價值。別說民國浪漫，不是有了胡適這樣的校長，有了民國這樣的氛圍，才容納下那份狂縱的痴情。人人都會真情充溢，情到深處，管你是民國還是公元前，一定全是獃話傻話讓旁人泛酸的話。不信讀讀《詩經》：「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千年前古人的情歌也能酸掉牙。現代人不是沒真情，只是民國的風景落在紙上，留給幾十年後的我們驗證繾綣，我們的最美也最無聊的情話都輸進移動電波，付給風了。也許，若干年後，會有人繼續追憶民國的風流，卻只能猜測八卦我們這個時代的愛情了。我們真冤枉！民國文人多「瘋子」辛亥革命後，中國政壇風起雲湧，猶如六月的天變幻無窮。孫中山、袁世凱、黎元洪、張勳復辟、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真箇是你方唱罷我登台；而國務總理更如走馬換燈，讓人目不暇接：唐紹儀、陸征祥、趙秉鈞、朱啟鈐、熊希齡、孫寶琦、伍廷芳……，政治多元、空間就大，統治者不可能用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模式把整個社會塑造成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全國人民一同嘻笑怒罵。於是，在民國時期，尤其是在其初期，文人中就不乏「怪人」、「狂人」、「瘋子」 、「癲子」一類人物。單學林中的文人「瘋子」就可數出多個，其中 最著名的就有兩個，一個是人稱「章瘋子」的章太炎（不過他自稱是「神經病」 ），一個是自稱「辜瘋子」的辜鴻銘。這兩人都是民國時期的大名人。章太炎是著名思想家、文字學家，對中國近代哲學、文學、歷史學和語言學都有大貢獻。著有《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章氏叢書三編》等。中國人說「名師出高徒」 ，誠如斯言。其學生幾乎都是中國文化學術史上的大學者，如黃侃、劉師培。章氏個性極強，平時難免表現得特別固執。有人就稱其為「章瘋子」。1906年，他因「蘇報案」監禁三年後東渡日本。到日本後，他受到中國同盟會和留日學生的熱烈歡迎。在盛大的歡迎會上，他發表演說，針對有人說他是「神經病」、「瘋子」的議論，做了一番精彩的自我辯護。他說：「大凡非常的議論，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能說。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的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者必得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神經病。近來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放在面前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就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為了證明自己的這一番高論，他還別出心裁地列舉出古今中外六個他認為有神經病而成就大事業的人：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法國思想性盧梭、伊斯蘭教鼻祖穆罕默德、德國首相俾斯麥、明朝名將熊廷弼、近代湘軍將領左宗棠。章氏的話雖說牽強附會，但他那為革命而「瘋癲」的精神還是值得稱道的。他在日本呆了一段時間，發現日本人鄙視中國人，很是憤慨，但他又密謀革命，不能不儘力忍著，無處泄氣，有時就用詼諧幽默的辦法宣洩一下心中的鬱悶。有一天，日本警察前來盤查戶口，要他填一份表格。章太炎立即填寫了。他是怎麼填的？職業：聖人出身：私生子年齡：萬壽無疆在日本，私生子多，故以此調侃日本警察。辛亥革命成果為袁世凱篡奪了，章太炎極為不滿，四處揭露袁世凱的狼子野心，戳到袁世凱的痛處。袁世凱遂以黨務相商為名，將章太炎騙進京，軟禁在前門共和黨總部。見到袁世凱派來的憲兵後，章氏揮動手杖，驅趕憲兵，憲兵被他追得抱頭逃竄。袁世凱一看不行就改用軟的一招——收買，派人給章太炎送去500大洋，這在那時可是個大數目！章太炎起初默不作聲，等來人將錢全部放在桌上後，他突然起身大把大把地抓起洋錢向來人辟頭蓋臉猛擲過去，連呼：「袁奴快滾！」 來人嚇得一溜煙跑了。之後一天清早，章太炎手執羽扇，把袁世凱授予他的勳章作扇墜，來到總統府，點名要見袁世凱。袁世凱一聽「章瘋子」找上門來了，不想自討沒趣，以事冗相諉。章太炎見不到袁世凱，就等，等等，袁世凱還不來，他就罵開了，一直罵到傍晚。袁世凱只得謊稱要見他，將章太炎拉到陸軍教練處監禁起來。可章氏始終不低頭。袁世凱也不敢拿他怎麼樣，因為章太炎名氣太大，袁世凱還是有點顧忌。辜鴻銘比章太炎大12歲，正好一輪。他是我國近代著名翻譯家、文學家，也是一個怪誕的思想家。他精通英、德、法、意、拉丁、希臘語，推崇儒家學說，反對新文化。著有《張文襄幕府紀聞》、《中國牛津運動故事》、《讀易草堂文集》、《辜鴻銘講演集》，英文版的《尊王篇》、《中國人的精神》，德文版的《吶喊》等，可謂著作等身，與嚴復、林琴南並稱中國譯述界「三大賢」。1902年慈禧68歲壽辰，大小官員都搞起了祝壽活動，辜鴻銘所在的湖廣總督衙門也不例外，請來各國駐漢口領事和學界軍界要人們，開懷暢飲。為了給大家助興，席間還伴奏西樂，反覆播唱新編的為慈禧歌功頌德的《愛國歌》。辜鴻銘看到官員們如此公款消費，想到民間百姓的悲苦，就頗有感觸地對鄰座的梁鼎芬說：「唉，現在滿街都是唱《愛國歌》的，卻沒有唱《愛民歌》的！」梁聽罷，就戲言道：「那你何不試著編一首？」辜鴻銘略一思忖，就搖頭晃腦地大聲念將起來：「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滿座賓客一下子全驚呆了，一片嘩然，可辜鴻銘臉不改色心不跳，若無其事。1907年，袁世凱在一次宴會上，對德國公使說：「張中堂（張之洞）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辜鴻銘聽說後，挖苦說：「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的。」言下之意是袁世凱不學無術，不會給國家辦好事。民國以後，辜鴻銘一度做了國會議員，他好古、戀舊，卻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又十分不滿。有一天，他參加完會議後，袁世凱給每位國會議員送了300大洋，美其名曰「出席費」。他心知這是袁世凱為了收買人心，於是就拿著這300大洋來到妓院。在北京八大胡同的妓院里，他讓妓女們從自己面前魚貫而過，每過一人唱了名字後，他就賞洋一塊。直到300大洋散盡，他才哈哈大笑，揚長而去。章太炎綽號「瘋子」是別人送的，辜的「瘋子」卻是自封的。20年代初，辜在北大任教授。一次在請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吃飯時，辜鴻銘突然對他說：「閣下，你得小心一點！」戴嚇了一跳，驚慌問道：「怎麼了？」辜頑謔地笑著回答：「因為你右邊坐著的徐癲子（徐墀，時人稱其為「癲子」 ），左邊坐著我辜瘋子。你能不小心！」眾人大笑不已。民國文人的悲喜劇說道文人，「溫文爾雅，君子如玉」當是我們的第一印象。然盛世文章亂世武功是我國的傳統，身在民國，是文人之大幸，亦是文人之大不幸。然常嘆時運不濟的民國文人們卻往往忘記「鄙人者、人恆鄙之」的道理。與其把民國文人的悲喜劇歸於時勢，倒不如說是自身的德行使然。民國是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化衝擊最為激烈的時期，因此我們看到在當時的文人之中既有堅持穿前清官服，還詭辯稱「吾雖故衣，與子實相等」的前朝遺老，也不乏西裝革履、言必稱希臘的「哈西（方）」人士。衣著如此，治學德行更是如此。文人的德行大多體現於私節，對於自古以來就尊崇孔孟的國人而言，忠君體國、從一而終本是大善。但西方思潮的衝擊卻給了民國文人背道而馳的理由：勾搭朋友的妻子可以冠以自由戀愛的頭銜，出賣自己的信仰不妨掛上「曲線救國」的羊頭，以至於「逛衚衕」、「找小姐」也能抬出「我幾個月沒有碰女人」的理由來。真性情、假道學，當一切隨風而逝之際，我們或許可以說一句：「軼事逸話，皆見文骨；嬉笑怒罵，何止文章！」袁世凱做總統後，以禮賢下士自居。曾派專使迎王闓運到北京，接見時，命秘書以車恭迎。王闓運穿戴清代官服蟒袍補褂而入。當汽車抵總統府大門時，其時尚存一牌樓叫「新華門」，王問此為何門？告以乃新華門。王說，我觀之似新莽門也。及見袁世凱，袁說，現已民國矣，老先生何以仍作清服邪？王笑答：你穿西式服裝，乃夷服也，我著滿洲服裝，亦夷服也，彼此彼此。王闓運性情疏闊，似六朝人物。晚年他寵愛家中一周姓婢女，甚至帶其遍游天下。一日，路過湖北，王突然登門拜訪湖北將軍段芝貴。一見段，王便對周婦說：「你不是想看段大少爺么，這個便是了！」清末革命黨人為表示自己堅定的反清信念，決定不用清朝年號。然而，沒有了清朝年號紀年，想記錄日期時間很不方便，而「公元」是洋人的產物，借來使用又似乎不恰當。這時，經學大師劉師培提出所謂「黃帝紀元」的紀年法。光緒二十九年（1903）八月，劉師培署名「無畏」，發表了一篇名為《黃帝紀年說》的文章，提出廢除帝王紀年的傳統方式，改用黃帝紀年，即以傳說中黃帝降生的那一年為黃帝紀元元年。劉師培還表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是中華文明的締造者，「吾輩以保種為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其時革命黨人打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進行反清活動，劉師培的這個主張正好可以激發漢族人的生存競爭意識，促進國家復興，因此後來革命黨發行的各類報刊雜誌，便用「黃帝紀元某某年」來標示日期，直到武昌起義成功後，湖北軍政府仍採用它來紀年。民國成立之後，一貫主張革命的劉師培的思想卻轉為保守，甚至成了積極為袁世凱洪憲帝制鋪路的「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其妻何震，原名何班，早年就讀於愛國女社，後來成為極端的女權主義者，為此甚至不惜與男性為敵。據說她婚後常對劉師培作「河東獅吼」，讓劉師培畏妻如虎，人稱「懼內泰斗」。某天夜裡，劉師培慌慌張張地衝進張繼家中，喘息不已。接著，外頭傳來一陣急促的叩門聲。只見劉師培臉色慘白，哆嗦著說：「必是我太太來了，怎麼辦？我非躲起來不可！」說完即衝進卧房，鑽入床下。張繼開門後，發現是他的一位朋友，就進卧房請劉師培出來。劉師培以為張繼在騙他，無論如何都不肯從床下出來，最後張繼無計可施，只好趴下將他硬拖出來。何與姻親汪公權私通，章太炎發現後告訴了劉，劉卻不以為怪，反怪章多事。1919年劉師培死後不久，何震也得精神病而死，一說她削髮為尼，法名「小器」。梁啟超提倡趣味主義的人生觀，他認為「凡屬趣味，我一概都承認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標準不在道德觀念，而必須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終」，「勞作、遊戲、藝術、學問」都符合趣味主義的條件，賭錢、吃酒、做官之類則非。就他的標準而言，麻將顯然也是一種「趣味」的遊戲。1919年，梁啟超從歐洲回國，有一次幾個知識界的朋友約他某天去講演，他說：「你們定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有來客不解，聽他解釋後方知，原來就是約了麻局。民國六年（1917），德富蘇峰在北京與梁啟超會晤，當時梁啟超已有「中國之德富蘇峰」之稱，而蘇峰則自謙說：「實應呼我為""""日本的梁啟超""""也。」1926年2月，梁啟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顧朋友反對，住進協和醫院，施行割腎手術。不料，所割除之腎，經檢查並無病變，而尿血症也未見康復。於是醫生又說病因在牙齒上，拔取牙齒七枚，而尿血症依舊沒好轉。醫生們只好又改稱毛病在飲食，把梁餓了數日，尿血症更甚，最後溘然長逝。故而有人言：梁雖未被西醫所救，然而臨死前，還是一如既往地相信西醫。餘杭章太炎只知學問，於人情世故竟毫不知悉，以致出門即不能自歸。其在東吳大學的同事黃人也是一個痴人。這兩個痴人一次在茶館小坐，結賬時才發現都沒帶錢，兩人商議一番，遂決定將章留下以作人質，黃回去取錢。不料黃回家後，正巧收到朋友寄來的書，於是一看成痴，將章拋諸腦後。章太炎是最早刊登徵婚啟事的名人之一，有人問他擇偶的條件，他說：「人之娶妻當飯吃，我之娶妻當藥用。兩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適合者為北方女子，廣東女子言語不通，如外國人，那是最不敢當的。」後經過蔡元培介紹，與湯國梨女士結為夫婦，婚禮當天，皮鞋左右顛倒，一時大窘。民國牛人：敢飛踹蔣介石的硬骨頭文人中國不乏硬骨頭的文人。魯迅先生，人稱他的文章是匕首、是投槍，他向黑暗的社會衝鋒陷陣。最近讀了岳南先生寫的「一代國學大師」一書，又認識了一位硬骨頭文人劉文典先生，故神思奔逸，有了許多雜蕪的感想。劉文典和傅斯年、陳寅恪、沈從文是同一代人。他早年加入同盟會，還是個革命家。1907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日、英、德語，海歸之後，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秘書。1917年受陳獨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任《新青年》雜誌英文翻譯和編輯。他選定了古籍校勘學為終生研究的課題，以巨著「淮南子鴻烈集」和「莊子補正」十卷問世，震動文壇，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最傑出的文史家之一。劉文典學貫中西，思想學問博大精深，是當之無愧的學術大師。但持才自傲，狷介無比。他說中國懂得莊子的共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另外一個就是他。如此自誇非信口開河。他連搞新聞學的沈從文都看不起，評沈從文升教授時他就說:「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應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該拿四塊錢。可我不會給他四毛錢。沈從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麼？那我是什麼？我不成了太上教授了嗎？」他並不是一概狂傲，對學問如淵似海精通十四種語言的陳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點造次。他公開承認他的學問不及陳氏之萬一，多次對學生說:自己對陳氏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萬分的敬佩。劉文典才高學廣，蔣介石抬舉他為國寶，可他不買賬。在安徽大學校長的任上，為學生運動的事，當面頂撞蔣介石，不稱「蔣主席」，竟敢當面叫他「新軍閥」。蔣介石沒按「大清律」以「大不敬」治罪，更未因言治罪。蔣介石在盛怒之下動了粗，當眾打了他兩個嘴巴。劉文典不甘示弱，也動粗還之，當眾飛起一腳踢在蔣介石的肚子上。蔣捂著肚子，疼得臉上直流汗。蔣介石並未下令讓左右把國寶五花大綁拿下，以刺殺領袖未遂定罪，只下令關押了七天，好像是以「治安條例」毆鬥處理的民事案。探究歷史講究「無證不立」、「孤證不立」。魯迅先生在他的《知難行難》一文中提到了這件事，可做旁證。此事轟動一時，風傳學界，劉文典被視為敢做敢為的民族英雄，聲震天下儒林。見到校長大氣都不敢出，只會說「哈依」的人是不可能有如此作為的。出獄後，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必須滾出安徽！」看來還是給出路，沒放逐到國外。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聘他到清華大學出任國文系主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沒因有踢蔣的歷史不許人用，組織部也沒對他內控使用，還是很開明的，重的是真才實學。蔣介石殺了很多人，但對兩個人是很寬厚的——一位是張學良，軟禁之時，有夫人陪伴，有廚師伺候，可以散步、釣魚，宋子文整汽車的送洋酒罐頭。蔣對劉文典這個國寶也是寬大為懷的。可信又可愛的民國文人婚戀研究民國文人趣事趣談《民國的身影——重尋遺落的文人往事》蔡登山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版，26.00元品書錄對於民國大時代，人們慣常記得的是黨政要員，潮進潮退中的那些文人，身影卻何在？往事重尋，鉤稽史料，從日記、回憶錄里辨識蛛絲馬跡，重建歷史現場。

致。文中那些民國文人的婚戀，度盡劫波卻勞燕分飛，經歷滄桑而良緣不再。20世紀風雲變幻莫測，將民國文人的婚戀放到歷史背景來透視，文章中縈繞的豈止是愛恨與恩怨，更多的是民國社會風情畫卷。1繼《魯迅愛過的人》之後，蔡登山先生推出的《民國的身影》，上輯鉤沉淹沒在時光之河中文人的愛情往事，下輯描摹湮滅在歷史煙雲中文人的生動表情。十年一覺飄香夢，是寫因一冊「性史」半生蒙垢的張競生，聚焦他情史中的荒唐與真摯。五十年來千斛淚，是寫顧頡剛的婚姻生活和感情世界，他與譚慕愚發乎情，止乎禮，可謂現代文人版的柏拉圖之戀。另外的篇章，像袁昌英與徐志摩的一段情，羅家倫與張幼儀的愛情「插曲」，王世瑛與鄭振鐸的初戀情緣，都有獨家猛料披露。2蔡登山先生的寫作話題看似八卦，其實研究很嚴謹。謝泳先生評價蔡先生的著作時這樣寫道：「蔡登山對中國現代文學中作家私生活研究，貢獻最為突出。他對中國現代作家婚姻和婚外情的研究，特別是他引出的研究方向，讓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格局發生了變化。」在挖掘新文學史料方面，蔡登山先生可和陳子善先生相媲美。這兩位先生常常置身報刊的森林密處，多年田野調查，如偵探般尋找蛛絲馬跡。蔡登山是台灣研究張愛玲生平和著作的第一人，這也和陳子善先生是張愛玲研究專家的身份相映成趣。《民國的身影》的下輯多是講述被歷史遺忘的作家和學者。「世界是一個舞台，人生是一本戲劇，誰也免不了要粉墨登場，誰也不能在後台休息。」西南聯大時期的戰國策學派的陳銓，活躍在昆明的話劇舞台，但由於歷史的誤會，在建國後被迅速遺忘。《顧頡剛日記》中展示了一位學者真實的心靈，但在批判胡適的運動中，學者心中的坦誠難免被扭曲。作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個案，在歷史的夾縫中考察顧頡剛的心態，能夠傳遞出諸多豐富的信息。3如今坊間民國學者和文人的著作，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而蔡登山先生著作當屬可信又可愛者，走的是嚴謹的傳記文學的路子。我想這得益於他多年致力於對傳主的作品、日記、書信、自述、回憶的收集和研讀，寫作時對民國人物的研究「貼近內心」加上「同情之了解」。電影《色,戒》放映時，作家出版社推出蔡先生的《張愛玲：色·戒》；電影《梅蘭芳》熱映期間，黃山書社也推出了蔡先生的《梅蘭芳與孟小冬》。這些民國人物的研究專著，讀者歡迎自不待言，我更樂意將其看作歷史與現實的交響。這也證實了謝泳先生的判斷：「細讀他的研究，發現他不是迎合市場，而是市場的熱點契合了他平時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有一貫的追求和明顯的學術風格。」我感覺蔡登山先生的民國文人研究是寂寞的、沉靜的，唯有如此，才能在其文中蘊含悠遠的滄桑滋味。民國文人的麻將趣事麻將是國人自創的休閒遊戲，它不僅深受市井百姓青睞，就是民國大師，也樂此不疲。他們與麻將的不解之緣，留下了許多趣聞軼事。梁啟超是麻將的超級愛好者，並有一言：「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1919年，梁啟超從歐洲回國，有一次幾個知識界的朋友約他某天去講演，他說：「你們訂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來客不解，聽他解釋後方知，原來是約了麻局。麻將對梁的吸引力之大可想而知。據說，他的很多社論文章都是在麻將桌上口授而成的。張恨水也與麻將有不解之緣，他小說中的人物很多都是麻將高手。每天晚上九點，報館來索稿的編輯便排隊在張家門口等候。一次，他在麻將桌旁上了癮，報館來人催稿，他左手麻將，右手寫稿，麻將、交稿兩不誤。在「熱衷」麻將的文化名人當中，也有牌技很差的。辜鴻銘就因此獲得了「光緒(光輸)皇帝」的雅號。胡適的水平也不高，經常輸牌。相對胡適的勝少敗多，胡夫人在方城戰中，可謂每戰皆贏，這讓平生不信鬼神的胡適，「小心求證」出「麻將裡頭有鬼」，亦不失為一趣聞。不過，文化名人裡頭也有對麻將深惡痛絕的。魯迅就從不打麻將，據許廣平回憶說，「魯迅晚年住在上海，幾乎天天聽到鄰居打牌的喧鬧聲，妨礙工作和休息，使他深感憎惡」。魯迅作品裡談及麻將的有好幾處，最早一處見於《阿Q正傳》。阿Q一貫好賭，但他只會押牌寶，不會打麻將，後來他回到未庄就大發議論：「未庄的鄉下人只知道洋鬼子能夠叉麻將，城裡卻連小烏龜子都能叉得精熟的。」足見魯迅對麻將的深惡痛絕。老舍是對麻將危害體會最深的一位。他23歲左右時曾沉溺於煙、酒與麻將之中，雖然打牌「回回一敗塗地」，但只要有人張羅，他就坐下，常常打到深更半夜。天長日久，老舍漸漸瘦弱，並生了一場大病，昏迷不醒。治癒以後，頭髮全部掉光。從此他才下決心戒除麻將等種種「惡嗜好」，專心教書、寫作，終成一代文豪。1929年，劉文典在安徽大學當校長，支持進步學生鬧學潮。蔣介石到安慶召見他，責令劉交出共產黨員名單。劉文典說：「我只知道教書，不知道誰是共產黨。」蔣說：「你這校長是怎麼當的？不把你這學閥撤掉，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毫不相讓：「提起總理，我跟他在東京鬧革命時，還不曉得你的名字哩！」有文章說，他去見蔣時，戴著禮帽身著長衫，昂首闊步走進老蔣的辦公室。老蔣見面後，一臉怒氣，劈頭問道：「你是劉文典嗎？」劉文典本不怎麼看得起蔣，聽蔣如此不客氣，脫口說道：「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激怒了蔣介石，他拍打桌子怒吼道：「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應聲反駁蔣的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並躬身向蔣碰去，被侍衛擋住。於是蔣介石罵他「瘋子」。另一種說法是，蔣讓劉文典交出肇事學生，劉文典「出言頂撞」，蔣介石大為震怒：「……爾事前不能制止，事後縱任學生胡作非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恥，我此來為安徽洗恥，不得不從嚴法辦，先自爾始。」劉於是怒斥蔣介石為「新軍閥」。還有說法是，「見面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懲罰罷課學生。劉當面頂了回去，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並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傅斯年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貪污舞弊行為。會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曰：「我絕對信任。」蔣介石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麼，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屈萬里《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他抓住孔祥熙貪污的劣跡窮追不捨，最後，終於把孔祥熙轟下台。當然，書生干政之所以成功，還在於宋子文的臉皮薄，如果臉皮厚一點，堅決不辭職，大概事情就很難辦；同時，也在於蔣介石也還要臉，如果蔣介石堅決維護，面對國家權力和百萬大軍，傅斯年大概一點辦法也沒有。不過，如果那樣，傅斯年就不會說話了。民國文人趣事「別求升官發財」1929年, 南開女中部第一屆學生畢業，校長張伯苓幽默地說：「你們將來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為公為國，不要要求丈夫升官發財。男人升官發財以後，第一個看不順眼的就是你這個原配夫人！」鄭傅所長在西南聯大任教時，傅斯年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鄭天挺任副所長。有人來訪時，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接待人員總是先問：「你找傅所長還是鄭所長？傅所長是正所長，鄭所長是副所長。」來訪的客人總是被問得一頭霧水。愛書人著名學者曹聚仁在香港時，生活比較潦倒，住在一間在陽台上搭建的石屋裡。他在港20 年存積的各類書籍沒地方放，只好散落在露天陽台，用塑料布蓋著。曹聚仁在石屋一住就是九年。臨搬家前，半夜忽聞梁上君子偷書，他大喜：「這回總算遇到愛書人了，我一定把他視作知音留下來，並請他喝酒。」哪知令曹聚仁大囧的是，用手電筒一照，那人衣衫襤褸，原來是撿破爛的。曹聚仁連忙向其說明，這些不是論斤賣的廢紙，而是萬金不換的寶書，然後送了300元港幣將其打發走。民國風流文人諸記這是一部故事體的民國史，好看的民國史。那些曾經參與創造歷史的人物都在故事中一一復活。作者為我們拉開這段歷史的帷幕，將王國維、冰心、胡適、徐悲鴻、范文瀾等一百多個民國時期社會不同層面的代表人物展現在我們眼前。他們鮮為人知的傳奇逸事，通過本書，在歷史的零散與完整的記憶中生動地再現，令人回味無窮。張奚若：「無政可參，路費退回」張奚若是著名的政治學教授，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國以來，長期在大學講壇上講授《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西洋政治思想》等課程。他經常對學生講，學政治學，要有獨立的政治見解，抱定為社會服務的宗旨，而不是為了「做官」。1936年11月，他在《獨立評論》發表《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觸怒當時北平最有權勢的人物宋哲元，導致停刊數月。抗戰期間，他以無黨派知名人士身份被聘為國民參政員。有一次國民參政會開會，他當著蔣介石的面發言批評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蔣粗暴地打斷他的發言：「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了他任教的西南聯大，從此不再出席參政會。等到下一次參政會開會，寄來路費和通知，他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到了抗戰勝利，醞釀舉行政治協商會議時，羅隆基、聞一多等要提名他為無黨派代表，由民盟和中共方面一致舉薦，不料國民黨方面不同意，理由竟然是「張奚若是國民黨員」。他聽了十分氣憤地說：「不錯，我曾是一個同盟會員，辛亥革命，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國元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民國二年我去美國前即已向陝西省黨部聲明脫離關係。」「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處處長時，又有人要我入黨，我就拒絕了。」他因此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開了個玩笑」，寫信要他們查明他的入黨年月和黨證號碼。他另外寫了一份聲明，在重慶《大公報》等報紙上刊出：「近有人在外造謠，誤稱本人為國民黨員，實為對本人一大侮辱。茲特鄭重聲明，本人不屬於任何黨派。」就在政協開幕前夕，1946年初他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草坪上做了一次大為轟動的講演，聽眾達六七千人，他在正式講演前大聲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冰心出作文題：《初戀》燕京大學的校園是那麼的美，黃沙地遍種了花生。當秋天開學時，花生熟了，一些女生會挖些花生，用洗臉盆盛來煮熟，圍成一團，快樂地剝花生吃。那種說不出的香味幾十年後都還殘留在某些女生的齒頰。當然，她們更忘不了當年的老師和課堂。冰心1926年在美國得了碩士學位後回到燕京大學教書，已出版過《寄小讀者》等好幾本書，對許多年輕人來說，她的名字是熟悉而親切的。當時，她只有二十幾歲，可是當她出現在講台上，學生們發現她的外貌更年輕：「一副嬌小玲瓏的身段，珍珠般白潔無瑕的膚色，加上一張天真無邪的面孔，假如沒有腦後那隻髮髻，簡直像個十六七歲的中學生。」她在課堂上從不以老師的姿態對待學生，學生可以隨時提問，打斷她的話頭，她決不生氣。課堂總是充滿笑聲。有時下課了，學生還繼續和她談話，捨不得她離開。她給學生出作文題《理想的美》，男生寫《我理想中的美女》，女生寫《我理想中的美男子》，還給學生出《初戀》的作文題，「無論親身經歷還是虛構的都可以寫。」燕大有「團契」活動，旨在加強同學之間的感情交流，有些教師也參加，和冰心同在一個「團契」的學生深感幸運，每星期一次的聚會總是把小小的教室擠得滿滿的，她們一起說說笑笑，無所拘束，無事不談，無話不講，在平和愉快的氣氛下學到了許多從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1927年前後，是燕大國文系的鼎盛時期，教授中有錢玄同、周作人、吳雷川等，均一時之選。年近七十的吳雷川已經有點老態龍鍾，不僅走路緩慢，說話也慢條斯理，鄉音很濃，但口齒清楚，講課條理分明。他講的「國故」課，每隔一星期，就要寫一篇作文，他既不出題目，也不指定參考書，完全由學生自由發揮，交卷也不限時間。不過他看卷非常仔細，常以繩頭小楷寫評註，一絲不苟。有些學生很珍惜他批註的那些作文，會一直保存著。黃卓是燕園有名的左傾教授，他在經濟系開有「社會主義」課，大部分時間都是講《資本論》，有一次他問：「看過《資本論》的請舉手。」結果沒有一個人。他搖頭嘆息：「《資本論》都沒有看過，主修什麼經濟系！」這一來，學生都搶著去找《資本論》了。民國時期文人的交往與品質內容摘要: 這個題目太大了，我們只能選幾個人、幾件事談談，以見當時的風氣，以見交往中顯示的品質。我有個看法，不一定恰當，就是，右派文人的品質好些，交往正常些，左派文人的品質差些，交往不太正常；當右派文人與左派文人交往時，這種特徵更明顯。這個題目太大了，我們只能選幾個人、幾件事談談，以見當時的風氣，以見交往中顯示的品質。我有個看法，不一定恰當，就是，右派文人的品質好些，交往正常些，左派文人的品質差些，交往不太正常；當右派文人與左派文人交往時，這種特徵更明顯。民國時期，主要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三個大的文學團體，也可說是文人團體。一是文學研究會，一是創造社，一是新月社或叫新月派。文學研究會以本土作家和老留日學生為主，創造社以年輕留日學生為主，新月社以留學歐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主。文學研究會人員龐雜，又多有分化，不說了，只說創造社和新月社。創造社的主要成員是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張資平等人。1926年冬天，郁達夫到廣州待了一段時間，第二年年初回到上海，寫了篇文章叫《廣州事情》，批評當時的革命政權，「每一條寬廣的馬路底下，曾犧牲了多少民眾的脂血，工農階級，全被一些小政客所運動。」文章發表後，郭沫若、成仿吾都寫文章批評，甚至絕交。沒過幾個月，「四?一二」政變發生，郭沫若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也反起了這個革命政權。說翻臉就翻臉，可說是左派文人間交往的一個特點。再看新月派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1931年秋，《新月》刊出羅隆基的文章《什麼是法治》，犯了忌諱被查，寄出的四百本刊物被扣，傳言還要查抄新月書店，經徐志摩與邵洵美多方奔走斡旋方化解。大家對羅文有看法，但都是朋友，從未鬧翻。就在這期間，羅與夫人打鬧，「竟至半夜三更頭破血流，但經胡聖潘仙以及下走周旋，仍復同桌而食，同榻而眠，一場風波，已告平息。」（1930年11月徐志摩致梁實秋信）1931年8月9日，徐志摩致胡適信中又說：「老羅家又鬧翻了，昨晚我與光旦看戲，半夜我做俠客將羅太太救出家來，昨夜住我家。」到了1932年志摩去世一周年這天早上，羅對人講，他夢見徐在一洋房裡，起火了，他衝進去救，有吳文藻、梁實秋等，一起將徐抬出來，徐醒過來，大叫「打老羅，打老羅！」羅嚇得跑到一邊，徐喊：「他對女子不忠實，我非打他不可！」羅愧然言道：「我現在的生活，或者的確是志摩所鄙薄的。」右派文人與左派文人之間交往的例子，可舉林語堂與魯迅。過去看書，知林初回國，與魯迅、周作人交往不淺，後來在上海，魯迅左傾之後，關係弄僵了。據魯迅說，是他勸林多譯幾部世界名著，林覺得自己才能在寫作上，所以不滿，就疏遠了。後來看過一篇文章，說林抽煙，將魯迅的蚊帳燒了個小洞，魯迅就火了。還見過有的文章說，是一次朋友在南雲樓請客吃飯，一言不合兩人就吵了起來。後來看到林寫的悼念文章，說他倆之間不管怎樣分分合合，恩恩怨怨，他一直對魯迅還是尊敬的。前不久，報上刊出文章，說林語堂的一本日記在拍賣會上露面，有人買了，內中恰好有南雲樓風波這天的記載。（10月31日《文匯讀書周報》）比較一下幾個人的記述，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南雲樓，上海一酒樓。1929年8月28日，李小峰請客，到客有魯迅、郁達夫、川島、楊騷、林語堂及夫人、章衣萍、吳曙天。《魯迅日記》載：「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畢露。」郁達夫《回憶魯迅》里的說法是：因誤解而起正面的衝突。說魯迅有了酒意，「臉色發青，從位置上站了起來」，林也起身爭辯，氣氛十分緊張。他一面按魯迅坐下，一面拉林夫婦走下酒樓。林在事發四十年後寫的《憶魯迅》里說：「有一回，我幾乎跟他鬧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神經過敏所致。那時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滿於北新書店的老闆李小峰，說他對作者欠賒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說了附和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說他。他是多心，我是無意。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鐘，幸虧達夫作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而實際上，林語堂對魯迅的看法極壞，此後兩人絕交，林在日記里對魯迅甚為鄙棄，說：「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病。」此前日記中已將看望魯迅視為神經變態了。此事各方陳述不同，我還是相信郁達夫的話：是魯迅疑心起了誤解。按說過後該道歉的，而這位左派頭目則是「一個也不饒恕」。賈植芳先生有評價：「我們的左翼文藝，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一直好鬥。五四時代知識分子沒有糾紛，譬如新月派就沒有個人之間的矛盾。李大釗的墓是胡適、劉半農他們幫忙修的……左派文人差不多都好鬥，像錢杏佛，郭沫若、成仿吾，還有周楊。大家鬥來鬥去，幾乎都是左派文人。」於此可知，文人之間的交往應有胸懷，有氣量，與人為善。一般來說，若不是為某種利益所驅使，家境好的，學歷高的，工作安定的，個人品質（教養）要好些，與人交往也寬厚些。反之亦然。張兆和：情書里的愛情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沈從文致張兆和的情書在沈從文寫給張兆和的情書中，這是最動人心魄的一個美麗句子。因為這句深婉有風致的情話，我曾相信了愛情的純美，誓言的忠貞，水會流走雲會散去，而所愛是唯一的。1931年的夏天，在中國公學教書的沈從文，跌入了那場無藥可救的暗戀。張吉友家的三小姐張兆和，名門才女，聰慧美麗，演話劇，跳芭蕾，有如一隻姣好傲然的「黑鳳」，飛入了沈從文多情的相思夢中。沈從文瘋狂地給自己的女學生張兆和寫了一封又一封情書：「我不知怎麼忽然愛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華痴惘，言辭如流水唯美。張兆和對這個靦腆鄉土的老師心生不耐煩，終於告到校長鬍適那裡去了。胡適看了信笑笑說：「沈從文先生固執地愛你！」張兆和回答說：「我固執地不愛他！」張兆和在日記里抒寫了自己的愛情觀：「胡先生只知道愛是可貴的，以為只要是誠意的，就應當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他沒有知道如果被愛者不愛這獻上愛的人，而光只因他愛的誠摯，就勉強接受了它，這人為的非由兩心互應的有恆結合，不單不是幸福的設計，終會釀成更大的麻煩與苦惱。」在這場愛情追逐的最初，顯然，張兆和是驕傲的，高高在上的，帶著名門淑女的矜持與優越感；而沈從文是謙卑的，俯首並仰視的，是一個「鄉下人」的自卑的多情。兩人的位置處於女神與奴僕的傾斜角度，沈從文的愛充滿了一種求之不得夢寐思服的美與哀愁。「每次見到你，我心裡就發生一種哀愁，在感覺上總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獻而無所取償的奴性自覺，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無餘，明明白白從中得到是一種痛若，卻極珍視這痛苦來源。」「我把你當作我的神。許我在夢裡，用嘴吻你的腳，我的自卑處，是覺得一個奴隸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腳，也近於十分褻瀆了你。」「望到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給我的影響恰如這天空，距離得那麼遠，我日里望著，晚上做夢，總夢到生著翅膀，向上飛舉。向上飛去，便看到許多星子，都成為你的眼睛了。」沈從文痴迷的情書一封封不停地寫去，一直寫出自己的靈魂之美，真情之摯，赤子之心。沈從文的憂傷感染了張兆和，他終於漸漸打動了少女那顆矜持的心，「我雖不能愛他，但他這不顧一切的愛，卻深深地感動了我，使我因拒絕他而難過。」對於一個女子來說，感動即是接受愛的開始。不過，與其說是張兆和因被愛而產生了主動的愛，不如說，她一點點的不自覺地跌入了沈從文溫柔的文字陷阱。是情書之美與情書之幻帶來的催情作用，讓一個少女的情懷開始微醺，訝異愛情的滋味，可能是她從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她蠢蠢欲飲。在古典而純真的年代，文人追求愛情的殺手鐧便是情書。如同佐羅用劍與迷人的吻征服了無數貴婦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長的利器——文字，編織美麗的謊言，催開了一座座玫瑰園。文字製造的想像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場愛情的禍。看看我們的祖先，紅葉題詩，必定會引出一場以身相許的相思；西廂的張生托紅娘夜遞幾首情書，矜持而猶豫的鶯鶯小姐就與他「小樓一夜春風」。《愛眉小札》親啊愛啊濃得化不開；連最諷刺戀愛的魯迅，寫起《兩地書》也有幾分溫柔。難怪乎最驕傲的張兆和，在沈從文謙卑而深情的情書攻勢下，終於投下了她感動的一瞥。1933年的初夏，沈從文在青島大學一隅的海邊撿起一枚螺蚌，輕輕拭去金色的細砂，把它裝入信封，寄給了千里之外的愛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隱喻意義）：「我不僅愛你的靈魂，而且要你的肉體。」這隻拾來的螺蚌「無意中寄到南方時所得的結果」，是「一種幸福的婚姻」。那年暑假，陽光熾烈而清白，蘇州壽寧巷的驕陽下，千里迢迢趕來見三妹的鄉下人沈從文，腦門上冒著晶瑩的汗水，臉上寫著赤誠，不安，又有幸福將至的興奮。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終於回信給他，叫他暑假來她蘇州的家。這是一個柳暗花明的答覆，幸福此刻就在扣響門扉的那一端。但等門打開，站著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還是迴避了他。這個赤誠的鄉下人惴惴地回去了。幸好，熱心人二姐給他拍來了一語雙關的電報：「允。」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補拍了一封：「鄉下人喝杯甜酒吧。」這是*史上第一封白話文電報，也是沈從文的愛情福音。1933年9月，沈從文和張兆和在北京結婚。沈從文拒絕了岳父張吉友的錢財饋贈，新房裡幾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婦送的兩床百子圖床單。院子里有一棵槐樹、一棵棗樹，沈從文把他的家稱為「一槐一棗廬」。從此，張兆和成了沈從文生命里親愛的「三三」。沈從文是個居住在純美世界裡的有情人，他以對妻子之愛，創作了《龍朱》、《月下小景》等如夢如幻的化境小說。他們的兩個兒子，分別如他的小說人物取名為龍朱與虎雛。張兆和則是他小說里黑而俊的「黑鳳」。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我想，那是一個庇護在愛神與美神羽翼下的家。沈從文為人忠實純潔，又少與世結交，除了沉醉於小說世界，收集罈罈罐罐花花朵朵，他對妻子的愛，如月之皎皎，縱使漸漸歸於平淡，卻始終至深而唯一。張兆和融為了沈氏溫柔世界裡靜美生存的一員，直至沈去世。」後來發現，這是我的一種誤讀。至少是對沈氏情感世界的認知狹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誤讀。一個朋友指出一個事實：沈從文的生命中，隱約地划過好幾次「偶然」的星子，並分明有過一段閃亮天際的婚外戀情！忙翻閱沈從文記錄「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麼創造了故事，故事怎麼創造了我》，驚訝地走進了沈氏紛繁複雜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與理智之間的掙扎，他對婚姻的審美疲勞與他的「婚外情感發炎史」。情書里的愛情與現實里的婚姻，畢竟有著天上與人間的落差。在情書與戀愛的羅曼史里，「女子是一個詩人想像的上帝」。張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從文做夢向上飛才可以抵達；在婚後，張兆和卻成了墮落到凡塵掌管柴米油鹽的主婦。早年頑劣高傲好扮男裝的張兆和，自從跟隨了沈從文，越發地樸素而家常起來，她曾寫信給沈從文：「不許你逼我穿高跟鞋燙頭髮了，不許你因怕我把一雙手弄粗糙為理由而不叫我洗東西做事了，吃的東西無所謂好壞，穿的用的無所謂講究不講究，能夠活下去已是造化。」——張家小姐的婦德真是了得，當沈從文一味沉醉在創作中連生活都不能自理時，「家務全靠媽媽打理」（沈虎雛語）。從當初的被愛的榮耀到進入妻子角色後的情感反哺，張兆和步入了每個女人那樣的嫁夫隨夫的宿命。而在慣於做夢耽於幻想的沈從文這裡，卻是另一種落差。在得到愛情之前，他把張兆和奉為女神，聖潔美麗，望之嘆息；在得到愛情後，當這個女神實實在在地來到他的生活中，為他生子、操持家務，他反而發現女神的光環褪去了，先前因距離產生的「驚訝」和「美」也逐漸消失。沈從文的人生，始終是需要審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來裝飾理想的一生。而婚姻的種種現實，往往是與審美相悖的。1936年，在他們結婚3年後，沈從文創作了小說《主婦》，分別剖析了男人與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婦的始終保留著那幸福的幻影，並從其他方式上去證明它。」而對於男人，「家庭生活並不能完全中和與調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點傳奇，創造一點純粹的詩，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棗」掩映下的院落，細碎陽光灑在紅木方桌上的一疊白紙，沈從文一面覺著一種「悶熱中的寂寞」，將他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一面用身邊新婦作範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樸式樣，於是有了《邊城》與翠翠。劉洪濤說：「《邊城》是沈從文在現實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誘而逃避的結果。」沈從文也自述：「這是一個膽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現實者最大的成就。」除了一種湘西理想的構築即社會意義上的逃避，沈從文還在逃避誰？——「在這時候，情感抬了頭，一群『偶然』聽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歲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個，重新有機會給了我一點更離奇的印象。」在寫《邊城》之前與之後，已然有一個「偶然」的星子縈繞在沈從文的情感隱秘天空，讓他陷入一種幻想。甚至可以揣摩，《邊城》里那個望著黃昏中的汩汩長河，懷著心事嘆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為 「翠翠」，是不是也與沈從文默想中的這個 「偶然」名字相應——高青子。青者，翠也。沈從文與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鳳凰同鄉熊希齡家的客廳。「主人不曾出來，從客廳一角卻出來個『偶然』。問問才知是這人家的家庭教師。」據張兆和晚年時回憶，高青子長得很美。一張白白的小臉，一堆黑而光柔的頭髮，一點陌生羞怯的笑，給人一個幽雅而脆弱的印象。高青子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學女青年，更是沈從文忠實的讀者，熟諳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裡的人物。初次見面，就有很默契的談資，談沈從文作品裡的故事，談青島的海與櫻花。於是，當兩人告別時，高青子躬身下去尋找她丟落在地上的發簪時，那個優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從文一貫以來對美的孜孜追求與細膩體驗，剎那間，沈從文情感微妙，「彷彿看到一條素色的虹霓」，掛在了他的天空。沈從文與高青子的再遇，是一個月以後。見面後，高青子說自己一個鐘頭以前還正看著沈從文寫的故事《八駿圖》，並為這個故事難過，「譬如說，一個人剛好訂婚，又湊巧……」說時眼中帶點羞怯，與一點不便啟齒的探詢（在小說《八駿圖》中，達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璦璦，又在青島海邊被黃裙子姑娘吸引。達士先生有沈從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個「湊巧」）。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種美的密語啟開了沈從文的心扉。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綠底小黃花綢子夾衫，衣角袖口緣了一點紫。沈從文看著而心會，這衣著，顯然是一種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夾衫，顏色花朵如何與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從文小說《第四》中，「我」與一個女子邂逅於車站並相愛，那女子，「優美的在淺紫色綢衣包裹下面畫出的苗條柔軟的曲線」。高青子以沈從文筆中人的衣著形象走進了沈的內心。當這點秘密被發現時，高青子有輕微的不安，而沈從文的心則跳得頗有些不正常了。此時，沈從文審視了自己的婚姻。「一種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為你很幸福，為的是尊重過去，當前是照你過去理性或計劃安排成功的。但你何嘗真正能夠在自足中得到幸福？」兩種對立的人格：生命之靜美，內心之野馬「沈從文是一個居住在純美世界裡的有情人，生命之靜美，人世之溫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靜謐的文字里得到極致的闡釋。他構築的湘西理想國里，自然與生命，人情與人性，都達到了一種消解了力量的純美境界。沈從文以其靜的內心世界，締造了靜的人生，靜的文學。」後來發現，這也是我的一種誤讀。至少是對沈氏內心世界與人性的認知狹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誤讀。我們慣於從邊城的月夢如水，從天保、儺送們謙讓的愛，從少女翠翠的靜默秀麗，來給沈從文的生命貼上「靜美」的標籤；卻忽略了這個在土匪出沒于山林的鳳凰出生、自小鬧學逃課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過血腥與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內心裡，其實還有一匹「無從馴服的斑馬」。沈從文自述：「誰也想像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種什麼形式下燃燒的。」他是水，也是火。在《水雲》中，沈便是設想了自己的兩種對立人格在進行一場情感與理智的對話。這個湘西人——心情驕傲；性格孤僻。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載得起忘我的狂歡。他寫信給張兆和：「我很安靜，我似乎為愛你而活著。」但他又覺得那場愛情的體驗充滿著痛苦的掙扎，靈魂下壓著一個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他摘星一樣摘到他夢寐中的愛情，卻在名譽與愛情都得到之後，說：「這件事，我卻認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內容雖近於傳奇，由我個人看來，卻產生於一種計劃之中。」他說過「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但又任憑「偶然」闖入，說過「什麼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條虹，一粒星子，在記憶中永遠忘不了？……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他終生懷著對妻子的深愛；但他又另外追求過幾個女人。他是純情的；又是多情的。（看小說《八駿圖》）他是清澈的；又是曖昧的。（看小說《燈》）他是節制的；又是放縱的。（看小說《看虹錄》）他是安靜的；又是狂想氣質的。（看《水雲》）他到老了還抿著嘴笑，一生靦腆羞澀，內心單純如嬰兒；他又是雄性氣血、佻*的，說「打獵要打獅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貝多芬也說過類似的話：戀愛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談，女人不漂亮，還不如愛自己。嗚呼哈哈）。他的情書寫得真摯如赤子；但他又曾對作家孫陵說過：「女子都喜歡虛情假意，不能說真話。」當他執拗地認為自己「是一個鄉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於是，他的整個人生便和普遍社會不合，進行著他固執的價值對抗。都市充斥著聲色犬馬，他也曾為聲色誘惑；而他用一支筆保留著最後一個浪漫派在20世紀吟唱最後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老C說：一個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誠然如此。人性是一瓶水裡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後，就血水交融，複合難辨了。一個作家或者一個藝術家，他的靈魂註定要迷蹤在紛繁複雜的人*叉路口，並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滿了野馬式幻想；他的荷爾蒙由於過分旺盛，往往傾注在兩種事物上：不停地創作，不停地愛上不同的女人。如此，便不難理解沈從文在摘到張兆和這朵深愛的白玫瑰之後，又擷取高青子這朵紅玫瑰。作為一個永遠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說家，沈從文順從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馬。更何況，高青子處處細心思地模擬沈從文的小說人物，以一種有預謀有寓意的筆中人形象，巧妙地進入了沈的藝術世界，從而深深地贏得了他的心。再看看張兆和，在情書里，居於被愛的高度；在婚姻里，居於具體生活的中心；在兩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動。作為一個文學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從文的內心世界之外。張兆和在沈從文去世後整理《從文家書》時說：「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後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為什麼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發掘他，從各方面去幫助他，反而有那麼多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悔之晚矣。」這當然也是一個未亡人的懺情之話。做一個藝術家難，而做一個藝術家的妻子，又何豈容易！張兆和、高青子之於沈從文的生命，讓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風景都看過，我依然和你細水長流。」那麼，那點路上划過天際的風景，又何足道。沈從文被「下放」前，一個人生活，孤苦伶仃，當張允和來看他，他從口袋裡取出一封從紅衛兵手下劫後餘生的信，攥得緊緊的，像哭又像笑地說：「二姐，你看！這是三姐給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舉起來，快70歲的老頭，面色還羞澀而溫柔。接著又吸溜吸溜哭起來，傷心又快樂……民國文人與燈謎燈謎是中華民族古老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於簡潔含蓄中，蘊含豐富的文化內涵，許多民國文人都善於運用燈謎。著名學者胡適，於1925年2月10日在《晨報》以《新月社燈謎》為題撰文，記下了他創作的7條燈謎，多古奧難猜。較通俗的如「雙燕歸來細雨中」（打一字：「兩」）；「惟使君與操耳」（打一民國人物：許世英）。胡適愛謎，也有人以胡適的名字製作燈謎：「未稟尊師胡適之」（打陶淵明文一句，謎底：「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這則燈謎，底面扣合無瑕，面無閑字，集名人名句於一謎，令人拍案叫絕！文學大師魯迅更是一生與燈謎結緣。他不僅把燈謎運用到文學創作之中，而且還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如他的140多個筆名，多運用燈謎的手法，如「華圉」暗隱當時的中國（華）是個大監獄（圉）；「豐之渝」意為「封建之餘孽」的縮寫諧音。在與友人的通信中，他也時常運用燈謎。一次，他在寫給錢玄同的信中，用了「鮮蒼載」一詞，並加了書名號。顯然，這是一本書，但是誰也沒有聽說過。原來，這是魯迅運用「分扣法」製作的一則燈謎。「鮮」扣「新」，「蒼」扣「青」，「載」扣「年」。《鮮蒼載》者，《新青年》也。像這樣的例子還很多。作家老舍每逢春節，吃罷年夜飯，便從書房抱出一沓工工整整地寫著自己創作的燈謎的紅紙條，這些紙條上多是猜國名、地名一類。他叫孩子們把這些謎條掛在鐵絲上，然後要大家猜，若猜中了，便能得到他的一首小詩、一幅字或是幾顆大蜜棗。老舍用制謎猜謎的形式給節日里的家庭平添了幾分歡樂與情趣。1940年，廣西桂林新開了一家川菜館，開張之日，店家貼出告示：「本主人燈謎候教，猜中奉送川菜一桌。」當時著名小說家端木蕻良贈詩一首：「未到巫山已有情，空留文字想虛名，可憐一夜瀟湘雨，灑上芙蓉便是卿。」（打《紅樓夢》一人名）此謎懸掛很久，最後被一位老者猜中(謎底：晴雯)。這家店主人也的確夠風雅。燈謎僅是這些文人生活之餘事，卻融知識性與趣味性於一爐，讓我們看到了他們豐富的生活情趣和深厚的文化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