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開道義與情懷，談難民背後的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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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30 葉克飛導讀

去年9月16日，柏林副市長柴亞表示：「對於德國這個有能力舉辦世界盃、奧運會的國家，解決難民問題根本不存在什麼經濟上的困難。」但事實很快就告訴了他，難民問題絕對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不同文化、宗教碰撞產生的社會隱患才是真正壓力所在。

因難民問題和恐襲問題無比焦灼的歐洲，也許還要面對一個問題：新老歐洲的步調不一，以及潛藏的分歧危機。

去年在波蘭華沙旅行時，恰逢一場浩大的遊行抗議。當時我只粗略知道遊行抗議的目標是移民政策，回到酒店求助翻譯軟體才明白，這是在抗議政府接納難民。當時，難民問題尚未激化。不久後，隨著大批難民湧入，歐盟公開分攤難民方案，波蘭於去年九月底爆發了一場更大規模的抗議，七千右翼分子抗議波蘭政府接收難民的計劃。

2016年2月6日，歐洲多國爆發反移民集會示威。

在隨後的十月大選中，已在波蘭執政八年的公民綱領黨下台，右翼在野黨法律與公正黨上台。法律與公正黨的競選綱領主要有二：一是反移民，一是增福利。二者均迎合了波蘭民意。

恐襲與難民簡單關聯，是不負責的判斷

在巴黎恐襲事件發生後，新一屆波蘭政府率先宣布將不會實施歐盟制定的難民分配計劃。比利時布魯塞爾暴恐案發生後，波蘭總理貝婭塔·希德沃再度表示，波蘭此後將不再根據歐盟難民分配計劃接收難民，因為政府必須首先確保本國公民的安全，並稱歐盟並未從恐襲中吸取教訓。

將恐襲與難民問題簡單聯繫在一起，這當然是不負責任的判斷。歐洲被恐怖主義侵襲自有歷史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但去年的無差別接收難民確實會埋下隱患，誰也不能判斷有多少恐怖分子混入其中，又有多少難民會在失望中轉投極端主義。波蘭並非強硬對待難民的唯一，匈牙利的表現更為強硬。它早早啟動邊界管制，甚至出現暴力阻止難民進入的事件。

波蘭和匈牙利同屬維榭格拉德集團成員，集團的另兩個成員——捷克與斯洛伐克同樣在難民問題上持強硬立場。四國曾集體發表聲明，拒絕接受歐盟提出的重新分配12萬名難民份額的方案。這四個國家均地處中歐，當年同為政治範疇的東歐國家，在東歐劇變後轉向西方，2004年一起加入歐盟，並加入申根協定。

對於歐洲有這樣一種劃分，即將冷戰時期隸屬西歐的國家稱為「老歐洲」，將東歐劇變後易幟的前東歐國家稱為「新歐洲」。維榭格拉德集團四國以及波羅的海三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前南地區各國均屬「新歐洲」之列，相比之下，波羅的海三國地處偏遠，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兩國自身問題多多，前南地區各國局勢初定，維榭格拉德集團四國無論政局、經濟發展還是在歐洲的話語權，都是「新歐洲」的翹楚和龍頭。

資料圖：維謝格拉德集團4國總理會晤討論烏克蘭局勢。

當德國最先向難民敞開懷抱，同樣高福利的北歐各國緊緊跟隨時，維榭格拉德集團四國卻第一時間採取了抵制，斯洛維尼亞等也緊緊跟隨。當然，德國和北歐諸國也沒有比它們支撐更久，同樣在難堪重負的情況下被迫實施了邊境管制。

但即使如此，許多人仍對「新歐洲」的強硬表示憂慮。他們認為，在加入歐盟時，對歐洲價值觀的認同是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被接納的重要條件，其中就包括開放市場、透明政府、媒體獨立、開放邊境、文化多元和保護少數民族以及不歧視外國人等。而他們在面對難民時的表現，多少說明這些價值觀尚未完全被這些國家所接受。

關於難民，橫亘在新老歐洲的現實問題

這個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在自由的歐洲世界，前東歐國家當然是後來者，需要時間去改變。但在難民問題上，新老歐洲的步調不一或許並非這麼簡單，左右各國思路的也許並不僅僅是價值觀，還有現實問題。而當我對這些現實問題一一檢視時，又會詫異地發現：這些現實問題不僅僅是新歐洲的問題，也是老歐洲的問題，二者的區別不在於誰有誰無，而在於誰先誰後。也就是說，在難民問題上，往往是新歐洲先感受到危機並採取措施，老歐洲先是批評新歐洲的做法，再後知後覺，走上相同的路。此中所暴露的問題，其根源也許在於歐盟自身。

先說說地理問題。德國和北歐各國是此次難民潮的「終極目標」。匈牙利作為前往德國的必經之路，受衝擊最大，也最先啟動抵制。儘管匈牙利僅僅是個中轉站，但匈牙利政府擔心一旦德國、奧地利等國啟動邊境管制，大量難民將滯留匈牙利。事實也的確如此，難民問題爆發不久，德國和奧地利就暫時恢復與匈牙利的邊界管制。

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國的情況不如匈牙利這般嚴重，但同樣地屬中歐，算作難民潮第一線，且同樣擔心德國等國家一旦無法接納更多難民，後者將蜂擁而至。

與其批評維榭格拉德集團四國的強硬，不如檢討為何德國和北歐諸國在開閘後又築起籬笆，這是不是暴露了歐盟在難民問題上的缺乏協作？是不是說明了歐盟沒有正確預估形勢，更沒有做好準備，無法形成對難民從接納、甄別到認可等各個環節上的有序控制？

再說說經濟問題。東歐劇變後，前東歐各國發展不一。與「老歐洲」距離最近，在體制上也最為開放的維榭格拉德集團四國發展最好，以人均GDP計算，都已早早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則明顯滯後。而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始終極具抗爭意識的波羅的海三國發展又相對較好，被前蘇聯體制羈絆較深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等則發展更慢。

這種情況與地理位置有關，但跟體制關係更大。它印證了一個道理：前東歐國家的轉軌，誰擁抱歐洲一體化更為徹底，誰的發展就更順利，誰無法割斷與前蘇聯體制的聯繫，發展就不順暢。相比之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作為前蘇聯的心臟地帶，舊體制極為強大，固有的權貴利益分配根深蒂固，嚴重影響了經濟轉型。

但即使「新歐洲」奮起直追，發展極快，它們與老歐洲的經濟仍有一定差距，即使已經邁入發達國家的維榭格拉德集團四國也是如此，尤其是比較對象是高福利的德國和北歐諸國時。對難民問題最為強硬的匈牙利，2008年時就受到經濟危機重創，近年來財政吃緊，對難民安置問題自然心懷恐懼。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情況要好得多，但存在同樣心理。

波蘭卻是一個反例，它看似並不起眼，但被一些經濟學者譽為「近25年來世界唯一真正經濟奇蹟」，已是歐盟第六大經濟體，地位相當重要。如果說波蘭作為一個反例尚不夠充分，那麼老歐洲的英國拒絕加入難民配額系統，並將在不久後舉行決定是否脫離歐盟的全民公投，則側面說明了經濟問題也許並非唯一問題。

英國和波蘭其實有些相似，兩國內都有較強烈的聲音認為歐盟部分規定限制了本國主權，二者均未加入歐元區，而是繼續使用英鎊和茲羅提，二者近年的經濟局勢都強於大多數歐盟國家。在英國的「脫歐派」看來，申根區人員自由流動以及鬆懈的邊境管控對英國安全是一種威脅，開放邊界正在將歐洲公民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比利時恐襲事件加劇了這一認識。

難民問題背後的真正隱患與壓力

更大的反例也許是德國自己。去年9月16日，柏林副市長柴亞表示：「對於德國這個有能力舉辦世界盃、奧運會的國家，解決難民問題根本不存在什麼經濟上的困難。」但事實很快就告訴了他，難民問題絕對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不同文化、宗教碰撞產生的社會隱患才是真正壓力所在。

宗教原因確實值得一提。作為曾經的世界中心，歐洲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重創，從原先的優越感爆棚滑向了另一個刻意強調「政治正確」的極端。這種「政治正確」的集中呈現便是「文化相對論」，當年的「歐洲文化最先進」變成了「文化無優劣之別」。也正因此，多元文化政策在西歐地區成為共識。多元文化在民族政策上的體現，便是不要求移民改變自身文化特色。

「新歐洲」明顯不一樣，它們的文化相對更為單一。波蘭就是典型例子，90%的人信奉天主教，捷克的天主教徒比例也極高。維謝格拉德集團四國的穆斯林人口均占本國人口的不足1%，而法國和德國的穆斯林人口佔總人口比例分別為7.5%和5.8%。目前，波蘭、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均由右翼政黨執政，均反對任何削弱「歐洲基督教文化」的舉動。斯洛伐克政府就曾表示「我們只接受敘利亞難民中的基督教信徒，不接受穆斯林」，他們也不認為此舉有涉歧視，而是保護，因為「斯洛伐克境內沒有清真寺，就算收留穆斯林難民，他們要如何融入社會」？匈牙利總理也曾表示，大規模湧入的穆斯林移民恐威脅歐洲的基督教文化和價值。

但這種擔憂已不是「新歐洲」獨有，老歐洲也在難民潮和恐襲後出現了這樣的情緒。如比利時恐襲後，希臘民間就產生了對官方接納難民的抵觸情緒，認為難民的風俗和宗教和當地居民「不兼容」。德國科隆的大規模性侵案後，美國《時代》周刊也認為，這將使得歐洲「嘴上不說、但心裡對移民抱有的各種恐懼公開化——包括對文化碰撞的恐懼、對暴徒人數多過警察的恐懼、對向那些憎惡女人的人寬容地打開大門的恐懼」。

2015年8月21日，馬其頓邊境遭數千名非法移民衝擊，引發衝突。圖片/騰訊圖話欄目

再以德國為例，目前德國已擁有1600萬移民，接近總人口20%，其中穆斯林達400萬。後者的文化封閉性同樣被德國政府容納，但部分穆斯林習俗確實存在與現代文明不符的一面（如目前德國穆斯林男性中，多妻者達35%），成為了對歐洲民主憲政及基督教文化價值的重大挑戰。

在我看來，老歐洲未必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新歐洲，因為從公元10世紀以來，匈牙利就被稱為歐洲的「基督教之盾」，無論是13世紀的蒙古人，還是17世紀的奧斯曼人，都在這面盾牌前停下擴張步伐。甚至可以說，沒有這面盾牌，就沒有如今的歐洲價值。正因為這樣，「新歐洲」在宗教問題上的憂慮或許並非完全不合理，畢竟，因為歷史原因，它們對某些外來宗教有著巨大的恐懼。

歐洲有著悠久的接納難民的傳統，而且近百年來，其內部人口遷移常常是由東向西。如十月革命後大批俄國人湧入西歐，到了冷戰期間，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八十年代的波蘭危機，都造成了大量人口流亡西歐。東歐劇變後，也有大量人口流向西歐。

這次接納難民的急先鋒德國更是有著豐富的接納難民經驗。二戰後，西德主張自由開放，1949年將難民庇護條款第一次列入憲法，規定「所有被政治迫害的個人受到政治庇護」，從此接納了許多來自蘇聯、東歐和東南歐的難民，東德人更不必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避難者開始進入德國，其中多數來自伊朗和黎巴嫩。到了90年代，統一後的德國一方面要接收流落海外的德國人回歸，另一方面也接納了大批前東歐國家的民眾，以及在中東和前南地區戰亂中流亡的難民。

但這次難民危機與此前完全不同。它不是歐洲內部的人口遷移，目的也不像冷戰時期尋求政治避難那般單一。即使難民都來自中東地區，也來自不同國家，即使宗教信仰相近，文化與社會階層差別也較大。冷戰時期，無論是匈牙利、捷克、波蘭還是翻越柏林牆的東德人，高素質群體的比例都相當高。即使是文化素質相對較低的群體，也因為語言和習俗的相近，得以較快融入社會，能夠參與到社會建設中，成為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復甦，成就「黃金三十年」的重要砝碼。但即使是德國這樣的受益者，當初面對難民時也出現了種種問題，德國政府被迫於1993年大幅減少難民權利，並最終通過了新的難民審核程序法。至於眼下，歐洲經濟陷入停滯，高福利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新移民的融入又極不樂觀，甚至有背道而馳的可能，歐洲面對的壓力更大。

德國漢堡的一場足球比賽中，觀眾打出「歡迎難民」的標語。圖片/騰訊圖話欄目道義和情懷的思維無法解決實際問題

此前，當德國「敞開懷抱」接納難民時，國內知識圈也產生了爭論。一方擔心歐洲「綠化」，認為歐洲應該封閉，另一方則認為歐洲人自己都選擇了接納而非歧視，我們有何資格歧視其他種族。我則認為，兩種思路都有狹隘一面，前者漠視價值觀，後者同樣沒有價值底線。以道義和情懷衡量問題的話，以默克爾為首的歐洲政治家們當然值得推崇。但無論是當下歐洲，還是我們，都往往習慣只用道義和情懷來看待問題，這種政治小清新的思維，壓根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

歐盟的制度設計早有缺陷，在其一體化制度設計里，貫徹了共同邊界與人員自由流動，卻沒有統一的難民和移民政策，以至於面對難民時各自為政，甚至互相推諉。自由開放的歐洲價值觀當然沒有錯，但當下歐洲僅僅擁有開放多元的價值觀和豐沛的人道主義，但卻不具有與之匹配的機制和能力。

相比之下，歐盟採取「掏錢買平安」的手段，將土耳其作為安置難民的收容站，雖然看起來「市儈」，卻不失為一個辦法。只是，歐盟與土耳其達成協議後第二天，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就遭遇爆炸襲擊，幾天後又是比利時恐襲，都給未來蒙上了陰影。一方面，土耳其自身的動蕩，加之此前已有近三百萬難民及非法移民的負擔，註定其無法對難民進行真正妥善的安置；另一方面，恐襲帶來的恐慌也會加劇歐洲對難民的敵視（即使大多數難民壓根不是恐怖分子），這道籬笆搭起後很難拆除。

有意思的是，將土耳其作為收容站，與當年東歐地區成為「基督教之盾」的本質並無不同，從這一點來看，「老歐洲」與「新歐洲」在難民問題上確實只有先後之別。

也就是說，難民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新老歐洲在步調上的不一致，甚至會影響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但這個問題不能僅僅歸咎於前東歐國家在價值觀上的「落後」，畢竟，曾經的沉痛使得它們對危機更為敏感。它們將難民問題視為文明戰爭，甚至提出「歐洲將會變成歐羅巴斯坦」的擔心，在某些人看來或許杞人憂天，但絕非無因。

相比歐洲的安全問題、新老歐洲的分歧問題，更值得擔心的問題也許是：對於歐洲人來說，難民權到底能不能超越種族和宗教信仰？以基督教為普遍規則的歐洲人還能不能繼續包容其他宗教信仰？如果能，他們拿什麼來消弭價值觀上的不和諧，又如何破除各種衍生問題？如果不能，他們又會選擇何種方式將之拒之門外，會是歷史的倒退嗎？

【注】本文原標題為《難民會讓新老歐洲分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