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於古老又新鮮的唐詩
唐詩是一片古老而新鮮的雪,能夠隨時取出,擦亮我們的感覺和語言。
它也是掘在庭院中的一口井,眼下仍可汲取,永不幹枯。
在眼下,唐詩和我們的關係含有不動聲色的困惑。對普通人來說,從小學課本里的「鋤禾日當午」,到成年的耳濡目染,唐詩仍舊代表著傳統認同和審美標杆,地位不可動搖。
另一方面,這種關係又似乎止於思古之幽情,不能與當下的人性感受發生實際聯繫。體現在創作領域的表現是,現代詩歌自覺斬斷了傳統的血緣,殘存的古體詩寫作則近似「打油」,魯迅文學獎中的詩詞類評選淪為鬧劇。
我們想到李白、杜甫、李商隱時,會覺得他們是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里寫詩,意境令人神往,經驗卻與今天不具可比性。一句「盛唐氣象」或「天人合一」,往往就籠罩了他們的面目。詩人們與世界的關係,對待物質和自身的態度,人性的層次脈絡,與我們所處的現代有了本質的隔絕。
這也意味著,唐詩更像是家中祖傳的舊物,雖然親切,引人摩挲,卻失去了哺育生命的性質,不再提供創造的原動力。這種現象移植到荷馬史詩或者聖經詩歌上,都是難以理解的,它們更像是後代人不斷反向挖掘、汲之不盡的井。
唐詩的恆久生命力是唐詩不具備延伸至現代的內在生命力,只能停留那個限制了它的「黃金時代」里;還是我們回頭打量唐詩時,視距和角度已經出了問題?
這是我在早年接觸唐詩的經歷中隱隱感到的一種疑惑,一種不適。由於青春期對李商隱的偏愛,這種不適更趨強烈。作為所謂「朦朧詩鼻祖」,李商隱的詩里找不到通常的「盛唐氣象」或「圓融意境」,反倒對於破碎、分裂、寂寞、晦澀有著獨特的傳達,個體性非常強烈,與青春期的我心境似乎天然互通。或許有人將李商隱及李賀看作唐詩中的異數,但以後在對孟浩然、杜甫、王維以至李白的閱讀中,我仍然能感到強烈的個體性差異。
對於一般「盛唐之音」觀念的不適,也就一直延續下來,直到在近著《在唐詩中穿行》里試圖探尋和釋放。
探尋的路徑,需要擺脫對「盛唐之音」的成見,把詩人們還原為生活中的個人,考察他們筆下的個體生存經驗,與今天的我們有無共通之處。一旦擺脫「盛唐意境」和「天人合一」的籠統意象,我們會發覺他們的體驗真實而具體,在可靠性和內在性上,與今天的我們並無絕對阻隔,反倒可以在細緻靈敏上療救現代的某種麻木貧乏。更進一步說,他們都是某種意義上的「現代人」,而我們也並非遠遠超前於他們的感覺世界。
舉例說,孟浩然筆下的「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或者柳宗元的「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在「意境清絕」的評價下,少有人注意到他們對世界的觀察,不只是外部性和籠統的,在精確性和內在意識上不遜於甚至超出現代人。這種精確或「體物入微」正是現代人丟失的語言能力。
杜甫在《北征》或者《贈衛八處士》對野果灌木、韭菜黃粱不厭其煩的描述,不僅是以詩為史,更含有對有限物質的珍視,對個體生存與物質世界供養關係的領會,這完全可以說是一種現代存在意識。盧照鄰在生前預先為自己營造墳墓,偃卧其中,隔絕世事,更可以說是在直面死亡中保存個體強烈的存在意識,含有通向西西福斯或「局外人」的訊息。
即使是天才詩人李白營造的「秋浦」,不也充滿了晦澀恍惚、潛意識與現實交匯,成為某種存在狀態的隱喻?在某種程度上說,「秋浦歌」正是朦朧詩的鼻祖,李白並非只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的豪放。
以我們熟悉的唐詩的主題「友情」來說,在杜甫寫給李白的詩中,既有「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這樣的明快表達,也有得知李白流放消息之後寫下的晦澀奇詭夢境。「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的詩句傳達的,與其稱為意境,不如說是隱喻,喻體是詩人命運抑或時代轉折。
唐人與今人的精神共鳴從作為普通人的生存、情感、身體以至自我實現需求上說,唐代詩人和我們並無不同。王維在藉助玉真公主推薦成名,以後又身陷叛軍的經歷,顯露了人生的無奈。
在他努力尋求內心安寧的詩句中,仍舊傳達了無處不在的靈魂分裂感。從大處說,「安史之亂」的轉折構成了整個盛唐詩歌的背景,任何詩人都需面對這一時代和精神的斷裂,危機和衝突的張力內嵌在他們的詩歌中,這遠非「意境」「氣韻」等名詞能夠傳達的。
在外部世界傳達上,唐詩大大拓展了前代的邊界,又保留著認真細緻觀察事物的視角。在意象營造、情感傳達、物質觀察上,唐詩已經超越了前代的單純講究氣韻風骨或物象鋪排,到達了體物入微又意在言外的層次,也就擁有了超出具體描摹的隱喻能力。這種建立在堅實意象之上的隱喻性,是現代文學和感覺方式的特徵,可見其並非前無古人。
這並不是說要否定唐詩的意境之美、氣象之宏。正是在個體生存體驗、時代衝突張力的根基上,盛唐氣象的意境才獲得了超越性意義,而不是無病呻吟的綺靡或者是空虛抽象的玄言。
擺脫了對唐詩的成見,我們和唐詩的關係才會血脈貫通。如果唐代詩人的感受和我們並非全然隔絕,那我們今天能從唐詩當中吸取什麼?
回到個人的閱讀史,如果說李商隱和李賀拓展了我在青春期的感受世界,提供了打量自我的鏡子;杜甫和高適帶來了成人對世事的承擔、對個人與世界關係的認識;李白提示了我心靈想像的能量和現實限制的邊界;孟浩然、韋應物這樣的詩人則更多磨鍊了我對外部事物的觀察體會。
不管是誠實、認真地面對理想、情感和外界,還是精確入微地觀察體會事物,都是信息複製和消費主導時代我們正在丟失的某種能力,我們與物質世界的聯絡被消費鏈條置換,人際關係陷於密集信息圍困下的疏離,體現在語言上,是無力面對和傳達事物真實、只是沉溺於情緒的吐槽或雞湯。這正是我們要反身求助於唐代詩人們之處。
自然,唐人和我們生活的世界相差很大,工業化製造的諸多事物和現代的生活方式,在其間划出了鴻溝。但人性的深層結構和物質與人的關係並未發生根本改變,這是古老信仰可以延續的原因,自然也是唐詩可以和當下人性相通的原因。
在這個意義上,唐詩是一片古老而新鮮的雪,能夠隨時取出,擦亮我們的感覺和語言。它也是掘在庭院中的一口井,眼下仍可汲取,永不幹枯。具體到文學創作上,它的意象、精神和方法,理應為現代詩歌和文學提供取之不絕的營養。
《在唐詩中穿行》這本書的來源,也含有不乏深意的機緣:因為躺在春天潮濕的地面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發病,初次體會生死後回溯唐詩,由同患肺病的李賀發端,探索前代詩人和認識自己,尋求生命的安頓。這番機緣,大約也說明了我們與唐詩的血脈關聯。
文/袁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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