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的精髓

列寧主義的精髓作者： [美]路易斯·費希爾 著 彭卓吾 譯 2008-08-18--------------------------------------------------------------------------------1903年12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的一位23歲的擁護者尼古拉·沃爾斯基（筆名是：尼·瓦連廷諾夫）在基輔被捕，他在獄中宣布絕食，到第11天時被釋放，接著他立即沿著一條「秘密的鐵路」從俄國跑到日內瓦，隨身帶著一封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格列勃·克爾日札諾夫斯基寫給列寧的介紹信。沃爾斯基下多後，從車站直奔列寧在伏耶街10號的住所。克魯普斯卡婭從他拆開的大衣里子里取出了克爾日札諾夫斯基的信，把那些用隱形墨水寫的字顯現出來。在以後的幾個月里，這位新來的人同烏里揚諾夫夫婦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還同他們一起整天整天地遊玩、吃野餐。幾十年之後，他發表了自己對當年的印象。他記得列寧盪槳盪得好，游泳游得好，自行車騎得好，是一個優秀的射擊手，在吊杠和吊環方面是個優秀的體操運動員。他最欣賞的是列寧的撞球打得好。列寧的岳母伊麗莎白·瓦西里耶夫娜有一次當著客人的面說，列寧常給自己綴扣子，這個活他「比娜嘉做得還好」。瓦連廷諾夫寫道，列寧是為革命而鍛煉身體的。一個革命者任何時候也不可能知道，他的體力將遇到什麼樣的考驗一一是蹲監獄，還是逃出監獄。瓦連廷諾夫的保護人克爾日札諾夫斯基也寫了關於列寧的回憶文章。克爾日札諾夫斯基寫道：「我們就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那純樸、謙遜的外表說起吧。他個子不高，戴著普通的便帽，很容易消失在任何一個工廠區而不會惹人注目。一副令人喜愛的黝黑的面孔，略帶東方色調一一這幾乎就是關於他的外貌所能說的一切。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穿上粗呢外衣，也很容易同伏爾加河流域的任何一群農民融為一體……但是，只要細瞧一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眼睛，細瞧一下他那雙不尋常的、深邃的、充滿內在力量和堅強毅力的、深褐色的眼睛，你就會立刻感覺到，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決非尋常的人。只要你稍微細看一下他的外貌，你從他那樸實外表中得來的最初印象就會馬上消失，而為一種你對他那特殊天賦的印象所代替。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很多肖像都表達不出這樣一種印象。」克爾日札諾夫斯基是1893年在彼得堡同列寧見面的。他寫道：「他是亞歷山大·伊里奇·烏里揚諾夫的胞弟，而亞歷山大·伊里奇·烏里揚諾夫是最後幾個光榮的民意黨人之一，曾於1887年被處以死刑。僅只這一點，就為我們（即馬克思主義者們一一路·費·注）友好地接待他造成了最良好的前提……」後來，克爾日札諾夫斯基在西伯利亞流放地和巴黎時常常見到列寧，革命勝利後，他作為一位蘇維埃的高級職員（克爾日札諾夫斯基一度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更是常常見到列寧。他在回憶文章中寫到了列寧那強壯的體質，回憶起他同列寧談話時告訴列寧關於一個健康的人的定義：「這就是，一個人的健康就在於他的感情活動表現得清楚明確。」列寧同意這個定義。他說：「正是這樣，一個健康的人如果想吃東西，那就是真正想吃；想睡覺，那就是真正想睡，他不會去考慮要睡的是軟床還是硬床；如果他要恨，那同樣也是真正的恨……」在巴黎，一位著名的法國雕塑家對克爾日札諾夫斯基說：「他發現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前額的輪廓同古代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的雕像極其相似。」馬克西姆·高爾基也注意到了這種相似之處。曾經資助過列寧辦的一些出版物的高爾基由於進行革命活動而於1905年1月被捕。同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5年11月27日，黨中央委員會在彼得堡高爾基的住宅里召開會議。列寧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討論了準備武裝起義的問題。高爾基向中央委員會談了莫斯科的戰鬥情緒。1906年1月，列寧在赫爾辛福斯（即赫爾辛基）的私人住所里同高爾基又見了面。1907年4月，他們在柏林見了幾次面一一他們一塊去動物園看動物，去戲院看戲。當高爾基在列寧去世後寫他對列寧的回憶文章時，看來他是把早年的這幾次見面完全忘掉了。高爾基在回憶文章中把他同列寧的第一次見面說成是在1907年5月在倫敦召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時。列寧在教堂（代表大會就是在這個教堂的「好客之家」里進行的）里一面握著高爾基的手，一面說：「您來了，這好極啦！您不是喜歡打架嗎？這裡將要大幹一場的。」高爾基用小說家的眼睛看著列寧，而用劇作家的耳朵聽著列寧講話。他寫道：「我所預料的列寧並不是這樣。我覺得他缺少點什麼。他說話時『p』、『л』發音不清，兩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脫地站著。總之，這個人的一切都太樸實了，在他身上感覺不到有絲毫『領袖』的氣派。」「但是這個禿頭的、說話時字母『p』、『л』發音不清的、結實的、強壯的人，一隻手摸著他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另一隻手握著我的手，親切地閃動著他那一雙靈活得驚人的眼睛，立刻就談到《母親》這本書的缺點……」在「打架」開始之前，列寧把高爾基帶到「帝國」旅館。幫助他進行了登記。他來到高爾基的房間，摸了摸高爾基的床鋪，看床單是否潮濕。大會開始時，高爾基感到「興高采烈」，因為他置身在自己的人中間。「但是我的興高采烈只到第一次會議為止，只到關於『議事日程』問題的爭論為止。這些爭論的激烈一下子就把我的熱情弄得冰冷了，這倒不是因為我發現黨內如此尖銳地分裂成為改良派和革命派，一一這一點我在1903年就知道了，而是因為改良派對弗·伊·列寧懷著敵意。」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這位黨內的涅斯托耳第一個發表了演說。高爾基說：「他講話好像一個傳教士，堅信他的意見是無可爭辯的，他講的每一個字都是極有價值的，就是字句間的每一停頓也是極有價值的。……當格·瓦·普列漢諾夫在第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說的時候，布爾什維克的座位上最不安的要算是列寧了，一一他時而踡縮著身子，彷彿怕冷似的，時而伸開四肢，又好像怕熱似的；一會兒他把手指插到腋下，一會兒搖晃著光亮的腦袋摸一摸下巴，低聲地在米·巴·托姆斯基耳邊講些什麼。當普列漢諾夫宣稱『黨內沒有修正主義者』的時候，列寧就彎下身去，他的禿頂發紅了，肩膀也因為忍俊不禁而顫動起來……」孟什維克尤·馬爾托夫也發表了演說。高爾基寫道：「這個非常討人喜歡的人講起話來像青年一樣慷慨激昂，好像他特別深切地感到分裂的悲慘和衝突的痛苦似的。」……馬爾托夫央求道：「一定要避免破裂，黨太弱了，不能分裂成兩個。」在演說結束時，「馬爾托夫叫喊起來，反對武裝起義的工人戰鬥隊，而且根本反對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接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匆匆地走上講台，用喉音喊了一聲『同志們』。我覺得他不會講話，但是過了一分鐘，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樣，被他的演說給『吞沒』了。他能把極其複雜的政治問題講得如此簡單明了，這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他並不想編造一些漂亮的詞句，而是把每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毫不費力地表達出其精確的含義。」 「……在會議期間，每一天都給予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越來越新的力量，使得他更加朝氣蓬勃，信心十足，他的演說聽起來一天比一天更加堅定，而且代表大會的全體布爾什維克也變得更加堅決，更加嚴峻。」統一代表大會繼續了20天。結果出現了可怕的分裂（舉行代表大會的大部分經費是費拉德爾菲亞的一位肥皂工廠主約瑟夫·費爾斯借給的，他是一位慈善事業家和統一稅的捍衛者。到1923年時還清了他的債）。導致分裂的原因是不少的。在代表大會前夕，普列漢諾夫責備列寧企圖奪取「指揮棒」一一黨的領導。由列寧、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裡羅得和查蘇利奇參加的這場「將軍會戰」在代表大會之前很久就開始了，會戰的結果是列寧退出了《火星報》編委會。任何一個組織都避免不了由個人競爭所引起的矛盾。實際上政治往往不過是掩蓋野心的一個假面具而已。列寧並沒有個人野心，所以他難以制服。在第二國際斯圖加特世界代表大會上，羅莎·盧森堡指著列寧對克拉拉·蔡特金說：「你好好看看這個人。這是列寧。瞧瞧他那執拗倔強的頭顱骨。」克拉拉·蔡特金補充說：「羅莎·盧森堡具有藝術家的敏銳眼力。」列寧在得出一種看法後，他就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可動搖的，於是他駁斥別人所列舉的各種論據來捍衛這種看法，直到在一些確鑿的事實面前這種看法被一種新的觀點所代替，他才放棄原來的看法，然後他又以同樣的深信不疑的態度來捍衛這一新的觀點。在列寧的思想中，懷疑的地方是不多的。他有意識地不容許、排除掉可疑之處。1905年時他堅決主張抵制國家杜馬。並說服布爾什維克（而不是孟什維克）贊同他的觀點。1920年時，他承認這是錯誤的。1906年時他以同樣堅決的態度主張布爾什維克參加杜馬。路線的這種改變，在1907年倫敦代表大會上，引起了一次極其激烈的衝突。這時最重要的問題是各社會主義政黨在杜馬內如何行動的問題。列寧批駁了孟什維克所採取的那種容許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同非社會主義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政黨合作的戰略。他在反對右派反動分子的鬥爭中，甚至不想支持中派。合作要求一定的妥協，而「妥協」這個字眼在列寧的政治辭典里是沒有的。他是一位政治上的孤立主義者，是一位在荒涼壟溝里的耕耘者。他不喜歡、也不懂得民主的議會制，他認為應當為革命的目的，而不是為民主的目的來利用議會。這種觀點是根據他對革命前途的估計得出。1907年時，他仍然認為，俄國革命一定很快就要到來。雖然1905—1906年的起義遭到了鎮壓，這並沒有使他改變自己的看法。他預言，新的暴動將要發生，但是既然在整整10年間並沒有發生任何這樣的事件，那他的邏輯就有了點毛病。例如，1907年5月2日，他在一篇文章中一開頭就斷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全民的革命才能夠是勝利的革命。這種說法在下面這種意義上是對的，即要使革命取得勝利，就必須把大多數的居民團結起來，為實現這一革命的要求而鬥爭。」為了表達得更清楚起見，列寧用稍微不同的字句再一次重複了這個思想：「只有大多數人才能戰勝有組織的少數統治者。」③他認為這是一種「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是在革命時期，情況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在革命前夜以及在革命的最初階段，簡直是所有的人，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以及整個自由派資產階級都紛紛起來捍衛「政治自由」和「民族利益」。然而，隨著革命的發展，當資產階級一資本主義分子開始懂得什麼是「政治自由」時，他們便動搖起來，轉到了反革命的立場上。這時「社會民主黨就必須同小資產階級群眾隔絕。因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小資產階級群眾的搖擺……表明革命的發展很艱難。但並不意味著革命已經結束和革命力量已經耗盡（這是我們的看法）。這時，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就是教育這些小資產階級群眾走向鬥爭……提高他們的覺悟，加強他們的決心和堅定性等等。或者是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意味著當前的資產階級革命完全結束（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對的）。」但是這樣的情況在「各種不利條件的湊合下」仍然能夠出現。列寧根本不去考慮他的論據是懸掛在空中的，而他的結論則是十分模糊的，他在文章結尾處寫道：「這會是一種『全民性的』膽怯，但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無產階級為了整個工人運動的利益，一定要把自己同這種習性隔絕開來。」在黨的第五次（倫敦）代表大會上，列寧在社會主義者對待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的報告中又談到了這個問題，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闡述得極其充分。列寧在報告中說：「……我國革命按其社會經濟內容來看，是資產階級革命。……即使目前的革命取得了最徹底的勝利，即建立了最民主的共和國，由農民沒收了地主的全部土地，也絲毫沒有觸動資產階級社會制度的基礎。生產資料私有制（或土地私人經營制……）和商品經濟仍然存在。」同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也並沒有消失，而是相反。「這一切對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應當是完全沒有爭論的。」列寧問道：但這是否意味著，資產階級革命應由資產階級來領導呢？回答應當是否定的：「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使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為什麼？因為「這場革命的最大特點是：土地問題非常突出。……這種爭取土地的鬥爭必然推動廣大農民群眾進行民主革命，因為只有民主制才能給他們土地，才能使他們成為國家的主人」。因此「俄國當前的革命要能取得勝利，只有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正是這一點，而決不是同資產階級政黨的聯盟，應當成為社會民主黨的目標。列寧說：「我國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連農民所追求的都是烏托邦性質的目標。「農民的主要空想是什麼呢？無疑是平均制思想，是他們相信消滅土地私有制和平均分配土地（或使用土地）就能夠消除貧困、失業和剝削的根源。「毫無疑問，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是空想，這是小資產者的空想。從社會主義的角度來看，這是反動的偏見，因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理想不是小業主的平等，而是公有化的大生產。」但是農民所追求的東西一一「奪取和分配土地」一一會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基礎，這對農民將會是有利的。「這不單單對農民更為有利，就是對無產階級也是更為有利的。」因此，「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應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促進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資產階級革命，無論是資產階級，或者是農民，都是不希望的。列寧說，農民幻想「固守著自己的一小塊土地，固守著自己的一堆糞便（如馬克思憤慨地說過的）而和整個社會對立。這種業主的私有者的本能促使農民脫離無產階級」。既然這樣，如何建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呢？前途起碼是暗淡的。「我國的革命正處在困難時期，需要有團結一致的無產階級政黨那種堅強的意志、堅韌不拔的毅力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才能頂住懷疑、消極、冷淡和不願意鬥爭的情緒。」結論是：「根本談不到我們要支持自由派。」列寧精闢地描寫了他所擔心的那種情緒。勝利的革命需要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大多數人，即工商業者和農民，卻具有反對革命的情緒。但是，革命並沒有結束。既然革命還在繼續，那革命政黨就應當避免同反革命政黨發生聯繫。革命政黨的任務應當是幹革命，而不是搞議會政治。列寧始終忠於革命，他對非此即彼的抉擇不屑一顧。但是革命處在低落狀態，而同革命在一起的是列寧和他那個人數不多的布爾什維克派。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風還沒有吹滿他們的船帆時，他們一直處於死一般的風平浪靜狀態。當時掌權的是少數人。組織問題使列寧更加感到失望。他一向十分重視組織問題。他堅決認為，集中領導和「由下面作出的」民主決定之間的選擇，或者說職業革命家組織和同情者的自由聯合體之間的選擇，不是一個純粹技術程序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思想方面的分歧。1902年時，他寫了《怎麼辦？》一書來闡述這個問題。1904年時，他的《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一書中所討論的也是這個問題。在這部著作中，列寧以不可遏止的好戰姿態，十分認真地、極其詳細地分析了黨內過去的各種爭論。列寧堅決認為，組織問題上的小錯誤正在導致政治上的大矛盾。他稱之為組織上的「尾巴主義」的東西，或者他稱之為無所事事的那種情況，在他看來這些都是無政府主義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已經上升為生活中的一種哲學），心理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在這裡，列寧自己從形式跳到了哲學。他對知識分子發動了進攻。列寧所說的「知識分子」、「知識界」是指「一切有學問的人、一般自由職業者和不同於體力勞動者的腦力勞動者（即英國人所說的腦力工作者）」。列寧說：「工廠在某些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可怕的怪物，其實工廠是資本主義協作的最高形式，它把無產階級聯合了起來，使它紀律化，教它學會組織，使它成為其餘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首腦。」工廠是無產階級的「學校」。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依靠「工廠這所學校」進行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而對於「工廠這所學校」知識分子卻「怕得要死」。列寧寫道，知識分子的無政府主義世界觀是由「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生存條件」產生的。「這種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在俄國虛無主義者身上是特別突出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是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是『農奴制』（見阿克雪裡羅得的小品文），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下實行分工，就發出可悲又可笑的號叫，反對把人們變成『小輪子和小螺絲釘』……」列寧是一個知識分子，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貴族。但是，他決定不去作一個思想清高而無所事事的人。他鄙視那些否定一切的虛無主義者。他嘲笑那些沙龍式的革命家，而這樣的人在19世紀的俄國就有好幾千個。列寧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話加以改變後引證如下：「誰害怕弄髒自己的雙手，就讓他別去從事政治活動。」換句話說，不打破蛋殼，就煎不熟雞蛋，列寧不僅想的是革命，講的是革命，而且他準備弄髒自己的雙手，依靠工人的幫助來組織革命。民粹派盲目地崇拜農民，列寧則崇拜工人。列寧由於在俄國一般知識分子的腦門上看到有奧勃洛莫夫習氣的烙印，所以他願意推崇群眾，推崇來自土地和來自車床的人。俄國的上層人士在生活中既遊手好閒，在精神上又極為講究。所以列寧認為質樸比講究好，體力比腦力好，組織比個人好。在這方面，列寧表現出了某種忘我精神。列寧時常自己抑制自己（革命勝利後，他公開承認這一點）。普列漢諾夫硬說，列寧企圖奪取「指揮棒」來指揮黨，不管普列漢諾夫的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列寧揮舞「指揮棒」無疑也在指揮他自己。他自覺地自己指揮自己，自己組織自己。這時，布爾什維克同孟什維克在所有問題上都產生了分歧。也就是在組織問題上、在革命的必然性問題上、在對待資產階級各政黨的態度問題上、在對待議會的戰略問題上以及在一般的意識形態問題上，等等，都產生了分歧。列寧變得越來越兇惡了。接近他的人越來越少了。在這種情況下，倫敦代表大會不召開會更好些。但是列寧卻歡迎召開代表大會。他寧願公開決裂，也不願意對矛盾採取和稀泥的態度和掩蓋起來的態度。1908年2月7日列寧高傲地寫信對高爾基說：「知識分子在我們黨內的作用日益降低：知識分子從黨內逃跑的消息在在皆是。這些敗類跑得正好。黨內的這些市儈垃圾清除掉了。工人將擔負起更多的工作。職業工人的作用正在加強。這一切好極了……」大概高爾基感到受了委屈，因為列寧在2月13日寫給他的信中借口說這裡發生了某種「誤解」。列寧說：「我並沒有……想『驅逐知識分子』。」 倫敦代表大會之後，高爾基請列寧到卡普里去，但是列寧沒有時間去，因為他正在籌備出版一份新的黨報《無產者報》，並打算讓高爾基參加這一出版工作。1908年3月中，列寧再次推遲了卡普里之行，因為「沒有錢，沒有時間，也不能扔下報紙不管」。但這並不是惟一的原因。3月24日，列寧從日內瓦寫信給高爾基說：「我一定到卡普里去，並盡量設法邀妻子一起去，只是希望這同哲學上的爭論毫無關係。」那裡有這樣一些哲學家：波格丹諾夫、巴扎羅夫和盧那察爾斯基，他們在卡普里住在高爾基的附近。住在「令人厭惡的」（這是列寧的說法）日內瓦，無論是列寧，還是克魯普斯卡婭，都感到不合心意。克魯普斯卡婭在其《回憶錄》中對再次僑居國外所遇到的一些困難進行抱怨。她寫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整天坐在圖書館，但晚上我們就不知道到哪裡好。真不願意坐在我們租的這間冷冰冰的不舒服的房間里，很想和人們在一起，於是我們每天晚工不是去看電影，就是去看戲，但往往等不到看完，就中途退場，到湖邊去散步。」4月份，列寧終於來到了卡普里一一是他一個人來的。在即將啟程之前，他通知高爾基：「……我也可以去……但是，我再說一遍：要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我不談哲學和宗教問題。」列寧和高爾基一起，參觀了那波利的國立博物館、那波利近郊和龐貝廢墟，爬上了維蘇威火山。他們還一塊釣魚、聚談。在一張照片上有這樣一個鏡頭：列寧和波格丹諾夫在高爾基別墅的涼台上下象棋，高爾基和瑪麗亞·費多羅夫娜·安德列耶娃在認真地觀看他們下棋，照片的背景是美麗的卡普里。列寧戴了一個很大的圓頂禮帽，遮住了他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和很大的頭頂。列寧輸掉了這盤棋。高爾基說：「他在輸棋時很生氣，甚至有點像小孩子似地灰心喪氣。」列寧和波格丹諾夫除了下棋，並不較量力氣。有一次列寧對波格丹諾夫說：「請您用三言兩語向我說明，您的『代換說』能給工人階級提供什麼？為什麼馬赫主義比馬克思主義更革命？」波格丹諾夫便開始來說明，但是列寧很快打斷了他的話，說：「算了吧！」克魯普斯卡婭寫道：「當然，卡普里之行並沒有同波格丹諾夫的哲學觀點調和，後來，伊里奇回憶說，當時他對波格丹諾夫、巴扎羅夫說：我們不得不分手兩三年。……那裡人很多，既吵鬧，又忙亂；有的人在下棋，有的人去蕩舟閒遊。不知怎的伊里奇很少談到他的這次旅行。他多半只談海怎樣美麗，那裡的酒怎樣，而對在卡普里舉行的困難問題的會談卻說得很少，因為這對他是很不愉快的。「伊里奇又鑽研哲學了。」布爾什維克本身仍然還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的一個派別（與之同時存在的派別還有：孟什維克、拉脫維亞黨、猶太人的崩得、托洛茨基的中派等），而現在它本身又面臨著分為兩派的危險一一根據哲學分為兩派。馬赫的哲學向馬克思的哲學發起了挑戰。波格丹諾夫、巴扎羅夫、盧那察爾斯基及其他許多布爾什維克都成了馬赫主義者。但他們同時又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對他們痛加責罵。但是為了粉碎他們，就需要更徹底地了解馬赫的哲學和整個哲學。列寧閱讀了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普列漢諾夫和康德的一些哲學著作。1906年時，他讀了波格丹諾夫的《經驗一元論》一書。讀了這部書之後，他寫信給高爾基說：「我讀完之後非常生氣，因為我更清楚地看出，他走的是極端錯誤的道路，非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列寧開始寫一部書來回答波格丹諾夫的這部書。1908年時，由於政治上的分歧，他對波格丹諾夫更加「生氣」。克魯普斯卡婭肯定地說：「當時正是困難的時期，俄國的組織不斷地遭到破壞。警察在姦細的幫助下逮捕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員。……群眾退縮了。他們想要理解所發生的整個事件（即1905—1906年的革命一一路·費·注），要考慮它，一般性的鼓動已經使人厭煩。……基於這種情緒，召回派就有了某些成就。」召回派想從杜馬中召回社會主義的代表，並且像列寧本人在1905年時所堅決主張的那樣，要抵制杜馬。但是，現在列寧認為，對杜馬應當加以利用。波格丹諾夫加入了召回派一夥。這使列寧更加討厭他的哲學。克魯普斯卡婭寫道：「已經使人感到布爾什維克派不像從前那樣團結了，就要發生分裂了，首先是同亞·亞·波格丹諾夫分裂。列寧以其所具有的充沛精力和滿腔熱情在為寫一部反對馬赫主義者的著作而收集材料。但是有一些已經發表的材料，在日內瓦找不到。正如克魯普斯卡婭寫的那樣：「而且僑居生活的吵吵鬧鬧的氣氛又大大妨礙了伊里奇的工作，因此他到倫敦去了，以便在英國博物館工作一段時間，寫完那部已經開始了的著作。」英國工黨黨員、議會議員兼作家約翰·斯特雷奇記下了他的朋友、演員邁爾斯·馬勒森說的一段話：「20年代馬勒森曾到英國博物館的閱覽廳參觀。他是一位充滿熱情的左派社會主義者。他記得，列寧像在其以前的馬克思一樣，也在這裡學習過……圖書館裡有一位在這裡工作了30多年的老保管員，馬勒森深信，當列寧在這裡學習時，這位保管員一定也為之服務過。他想聽到關於這位偉人的一些情況，便問保管員：『您是否記得列寧常來這裡閱讀的情況？』保管員有點發窘地回答：『列寧？不記得，我不記得有一位先生叫這個名字。』馬勒森說：『啊，也許他當時沒有使用他在黨內用的這個名字吧？也許他用的是自己的本名一一烏里揚諾夫吧？您是否記得常到這裡來的一位烏里揚諾夫先生呢？』保管員立即回答道：『我當然記得烏里揚諾夫先生，他是一位非常可愛的先生，個子不高，鬍子修得尖尖的，對人的態度非常和藹。我清楚地記得他。先生，您能否告訴我，他發生了什麼事情？』」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對一種反動哲學的批判）》一書是列寧的研究成果。這部著作捍衛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猛烈地抨擊了俄國的馬赫主義者。恩斯特·馬赫（1838一1916）是奧地利的一位物理學家和哲學家，他為了「思維經濟」而企圖用一元論的理論來消滅心理和物體之間的二元論，他的一元論理論認為，物體（如桌子、蘋果等）除被人的經驗所感知而外，它們是不存在的。如果沒有人的知覺，那桌子就不會有硬度和顏色，蘋果也不會有什麼滋味。換句話說，馬赫使物質從屬於思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義認為，物體、物質、介質、物理世界是第一性的。唯物主義者宣布，物理世界決定意識。馬赫把唯物主義上下倒置，使之兩腳朝天，他硬說，正是意識決定物質的特性：顏色、味道、大小、形狀等等。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清楚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完全一致，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東西，意識、思維、感覺是第二性的東西，因為以明顯形式表現出來的感覺只和物質的高級形式（有機物質）有聯繫。」列寧所說的高級形式指的是人。馬克思主義者證明說，物質當然是在人以前就已經存在了。樹木、石頭、海洋、動物等等，早在地球上出現能夠感知它們的人以前就已經存在了。「存在」即介質，或物質，是第一性的。因此列寧在重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時寫道：「一般說來，認識是存在的反映。」人的感覺是他的周圍世界的反映。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前提的重要依據，列寧把這個基本前提表述如下：「社會意識反映社會存在。」唯物主義所涉及的是物質和個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歷史唯物主義所涉及的是社會和人之間的相互關係。個人同社會的關係不是從內部產生的，也不是本身產生的，而是「社會存在」即社會條件的反映。而社會條件是不斷變化的。社會條件對資本家、工人和農民來說又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列寧的論據是圍繞著階級鬥爭、圍繞著革命而提出的。而波格丹諾夫則堅決認為，沒有自覺性就不可能有社會性；因此，所有形形色色的社會生活都是意識一心理生活。人在世界上的表現是不夠的。他應當有社會生存的動機。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是「意識一心理生活」的表現。「經驗一元論」或「經驗批判主義」就是這樣。創造這種學說的人所抱的目的是要把物質和思維結合成一個整體，但思維在其中起著主要作用。列寧反駁道：「唯物主義認為，客觀現實的存在（物質）不依賴於人的意識、感覺和經驗等等。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存在不依賴於人的社會意識。」列寧斷言，存在和意識並不是同一的，它們是獨立的，因而是多元的。列寧這位學理主義者補充說，如果不犧牲客觀真理，如果不陷入資產階級的反動騙局，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就一個也不能放棄。他把馬赫主義者妄想把物質同意識結合起來的企圖稱之為「調和主義的招搖撞騙行為」。列寧寫道：馬赫主義者本身是一個可憐的大雜燴，他們是哲學上一夥卑鄙的調和主義者，他們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把唯物主義派和唯心主義派搞混雜了。馬赫主義者認為，他們的觀點凌駕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之上，然而「實際上所有這些先生們卻總是倒向唯心主義一邊，並同唯物主義進行著不斷的鬥爭。」列寧斷言，把「信仰主義的合格的奴僕」這一說法用在馬赫、阿芬那留斯及其一派人的身上是最合適不過的了。馬赫的哲學引起了馬克思主義者的極大憤怒，因為這個哲學使他們的社會主義和他們的革命受到了威脅。馬克思主義者想改變物質條件，改變經濟設施和社會設施，改變國家。馬赫主義者則認為，這一切物體只是在人的知覺中才存在。他們還認為，人本身是一種存在，但人不是作為具有骨骼、血肉、皮膚和器官的人而存在，而是作為有意識和知覺的人而存在。唯物主義者把這種概念叫做唯心主義，在這個概念中充滿了僧侶主義、投降主義和對革命的背叛，這種概念是同唯物主義相對立的。屠格涅夫在1866年寫了一部小說《煙》（列寧很熟悉這部小說），書中的主人公波圖金說：「我這裡罵他是唯心主義者，他就真的傷心起來！他差點沒有哭出來。我應當安慰他，並向他保證：我決不出賣他的同志。要知道，要得到唯心主義者的稱號，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人們所說的唯心主義，指的是為幻想、為神秘主義而犧牲真實這樣一種傾向。在19世紀某些知識分子的詞典里，唯心主義意味著頹廢心理。唯心主義產生軟弱無能的空想家、迷信的蒙昧主義者、進步和科學的敵人。為了粉碎馬赫主義者及其俄國同夥，列寧進行了巨大的工作，他的這部著作表明了這一點。對這部著作哪怕只是浮光掠影般地瀏覽一下，那麼這部著作就其基本特點來說，也是可以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相媲美的。列寧對貝克萊作了大量的引證，以便證明馬赫在1872年對18世紀的這位英國主教進行了剽竊，列寧說他「純粹是對貝克萊的剽竊」。列寧鑽研了休謨、黑格爾、赫胥黎、狄德羅、費希特等人的著作。他不僅鑽研了馬赫及其老師阿芬那留斯的著作，還鑽研了許多第二流的、評述他們著作的人的著作；他不僅鑽研了波格丹諾夫、巴扎羅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著作，還鑽研了幾十個不太重要的俄國馬赫主義者的著作，對這些人來說，如果不是列寧以其辛辣的筆觸把他們寫入歷史的話，那他們早就被人們忘記了。沒有一個引起糾紛的蘋果不留下列寧的牙印。這一切在今天看來只不過是僑民中的杯水風波而已。列寧自己也承認，當時為哲學而展開爭論是因為在俄國當時的情況下沒有發生別的什麼事情。馬克思一馬赫之間的整個辯論，列寧一波格丹諾夫之間的整個辯論，是一個小黨的一種病態反映，領導這個小黨的是一位既有才能又愛吵架的人，他對持反對態度的人是絲毫不能容忍的。此外，他對自己那個因遠離故土而陷於枯萎的組織所遭受的種種挫折感到很不順心。列寧在巴黎或日內瓦所掀起的喧嚷總是同從俄國傳來的回聲成反比。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在日內瓦租了一個住所，開始操持家務。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有從俄國來的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和克魯普斯卡婭的母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住在日內瓦。克魯普斯卡婭寫道：「……大家在這個小小的……平靜的湖濱一一日內瓦過得很厭煩。想搬到一個大的中心去。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早已搬到了巴黎。伊里奇猶豫不決，因為日內瓦的生活費用低，進行研究工作較好。最後利亞多夫和日托米爾斯基從巴黎來了，他們勸說伊里奇去巴黎。他們提出了各種理由：第一，將來可以參加法國的運動；第二，巴黎是個大城市，那裡的監視會少些。第二個理由說服了伊里奇。」列寧在巴黎這個大城市度過了3年半之後（他們是在1908年12月遷到這裡來的）抱怨道：「是什麼魔鬼把我們帶到了巴黎？」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一樣，也厭惡巴黎。但是克魯普斯卡婭對那裡的生活卻有著相當親切的回憶，她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心不在焉地看著我們在新居忙著安排家務：他已顧不上這些了。我們租的住房在城郊……離蒙蘇里公園不遠。……我母親住一個房間，剛來到巴黎的……瑪麗亞·伊里尼奇娜住一個房間，我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住一個房間，另一個房間作為會客室。……我們不由地看到，看門人以非常輕蔑的眼光瞧了瞧我們的白色桌子、普通的椅子和方凳。我們的『會客室』里只有兩把椅子、一張小桌子，非常不舒服。」「在巴黎的生活是非常忙亂的。當時有很多僑民紛紛從各地集中到巴黎來。這一年，伊里奇很少在家。我們的人常常在咖啡館坐到深夜。」「至於說到布爾什維克派內部的情況……派別內部的激烈鬥爭非常耗費精力。我記得有一次伊里奇同召回派分子談話後回到家裡時，面色如土，甚至連舌頭都有些發黑了。我們決定讓他到尼斯去休息一個星期，遠遠離開糾紛，到那裡去晒晒太陽。「在巴黎從事研究工作是很不方便的。國立圖書館很遠。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般是騎自行車去的，但是，在巴黎這樣的城市騎自行車不同於在日內瓦郊區……這樣騎車伊里奇感到非常疲勞。午休時間，圖書館停止開放。預訂幾本需要的書籍，手續也非常麻煩……伊里奇大罵國立圖書館，順便也罵巴黎。……後來，他的自行車竟被人偷去了。他每次都把自行車放在國立圖書館旁邊一座房子的台階上，付給看門人10個生丁，但有一次來取車的時候，車子不見了。女看門人說她並不負責看車子，只是允許把車子放在台階上。「在巴黎和巴黎近郊騎自行車要特別小心。有一次伊里奇在去茹維西的路上，被汽車撞上了，幸虧他從車上跳了下來，可是自行車完全軋壞了。」列寧去茹維西是到飛機場看飛行表演的（這是在1910年），途中他被一輛汽車撞上了。列寧在給妹妹的信中寫道：車主「是一個子爵，真該死」。列寧把他告到法院，打贏了這場官司。列寧在另一封家信中寫道，參觀各種歷史人物的蠟像陳列館使他非常滿意。①他在給安娜的信中對巴黎發牢騷，說他對巴黎無論如何也不習慣。現在他很少下象棋。有時候他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去布隆林苑遊玩。有一次他們騎自行車到美當森林裡玩。他在給妹妹的信中說，那裡「美極了」！他們的錢不夠用。克魯普斯卡婭回憶道，他們常吃馬肉，因為馬肉便宜些。列寧打算靠寫作來賺點錢，但是往往找不到出版者。在這種情況下他便常從黨的出納處那裡領取少量補助金。有一次母親從薩拉托夫給他寄來了鱘魚肉和魚子，他表示十分感激，並說，寄來的禮物使他想起了伏爾加河。1909年夏天，列寧同全家人在博姆邦村（塞納和盧瓦爾省）休息。克魯普斯卡婭寫道：「在博姆邦村伊里奇沒有進行工作，我們儘力避免談論問題。」在他們的公寓里住有法國的一些小職員和小資產者。「眾多的小市民是令人討厭的。幸好我們可以單獨地按著自己的方式來生活。一般地說，伊里奇在博姆邦村休息得不錯。」不久，列寧又陷入黨內的意見分歧中去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成一些派別，這些派別又分裂成一些小集團。在3個星期中，即從1910年1月15日到2月5日這個期間，在巴黎召開了黨的中央全會。會議的目的是恢復黨的統一。1910年4月11日列寧在給高爾基的信中說這次會議是個「長時間的全體會議」：「……足足扯了3個星期，把人折磨夠了，真是活見鬼！除了這些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識到的重大深刻的因素外，還增加了一些細小瑣碎的因素，增加了『空泛的調和主義』情緒（缺乏明顯的思想，不知道同誰、為了什麼、怎麼去調和），增加了對布爾什維克中央的痛恨，因為它進行無情的思想鬥爭，再加上內訌和孟什維克老想胡鬧，一一這樣便產生了一個滿身膿瘡的嬰兒。「這就是我們目前最頭痛的事。要麼把瘡割開，放掉膿血，醫好嬰兒，把他撫養大。這是好的結果。「要麼讓嬰兒死去。這是壞的結果。這樣，我們在相當時間內將沒有子女（就是說，我們將重建布爾什維克派），然後再生一個更健康的嬰兒。」列寧預料整個黨將不再存在，而布爾什維克派則依然存在，然後將由布爾什維克派來建立新的政黨。依靠聯合來治好「嬰兒」即治好黨這個前途，實際上極其渺茫。列寧對於妥協不能容忍。他甚至有意地加劇派別之間的矛盾。他給高爾基的信並不是十分真誠的。列寧時常寫信給高爾基，那是需要高爾基在財政上、寫作上和組織上給予支持。高爾基在俄國廣大人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但是在那些居住在俄國社會主義密林中的唇槍舌劍的政論家和演說家中間，他卻是一個天真的嬰兒。對勤勞者的熱愛使他接受了布爾什維主義，但是無論是教條主義，還是促使列寧去進行哲學論戰的黨內的邪說異端，對他都是格格不入的。就文化和性格方面來講，他是接近波格丹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所以他能夠理解他們為使馬克思主義同宗教和解，或者起碼是同文化珍品和解所作的努力（高爾基反對發表列寧的反馬赫主義的著作）。但是列寧不願意失去他。當列寧寫信給高爾基，說什麼如果黨要死亡，那就還要恢復布爾什維克派這番話時，他是曲解了實際情況的。因為布爾什維克派已經在存在著，它的領袖要麼有意地使黨這個「嬰兒」馴服地聽從自己，要麼把它消滅掉。「長時間的全體會議」上真的多數人即孟什維克和某些布爾什維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調和主義」情緒和要求統一的情緒，「折磨著」列寧。所以他在給高爾基的信中感嘆地說：「空泛的（沒有明顯地表明同誰、為了什麼、怎麼樣等）調和主義情緒。」他自己是不準備和解的，他寧願在相當時間內沒有一個不馴服的、執拗的「嬰兒」。「然後再生一個更健康的嬰兒」。這個「嬰兒」的俯首聽命將使父親得到安慰。於是，列寧便來進行人工授精。此事發生在1912年1月的布拉格。列寧的母親1910年時在芬蘭度夏。當時列寧在參加第二國際第八次代表大會。他們在斯德哥爾摩見了面一一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見面。他們在一起住了10天。見面中充滿了溫情。這是在艱苦的鬥爭中一個短暫的喘息，在這場艱苦的鬥爭中，眼下金錢起著主要的作用。列寧作為一個組織家，是知道金錢的價值的。金錢使他能夠出版報紙和雜誌，使他能夠召開各種會議，使他能夠供給黨校和黨的機構的費用，使他能夠把自己的人派回俄國。黨費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從有錢的同路人那裡得到的錢也有限。布爾什維克需要大批的款額來鞏固自己對國內外其他各派別的陣地。獲得施米特的財產是布爾什維克在財政上的一大成功。尼古拉·巴甫洛維奇·施米特是薩瓦·莫羅佐夫（他是俄國紡織業方面的一個資本巨頭，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外甥，由於他的傢具工廠在1905年莫斯科武裝起義時所起的作用而於1906年被捕。他在警察機關受到拷打，最後，據克魯普斯卡婭說，他「被殺害了」。據B·沃爾弗估計，施米特不是被「拷打」致死的，「就是自殺的」，後來他接受了自殺的說法。倫納德·夏皮羅也認為施米特是自殺的。克魯普斯卡婭寫道：施米特臨死前留下遺囑說，「他把自己的財產交給布爾什維克」。是交給布爾什維克還是交給黨？如果施米特的繼承人是黨，那就應當把錢在孟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和其他派別之間進行分配，而由於當時領導黨的是孟什維克，所以布爾什維克能夠得到的錢將會很少，或者一點也得不到。由於施米特死時沒有留下正式的遺囑，所以他的兩個姐妹就成了合法的繼承人，她們也就得到了他的全部財產。這時布爾什維克進行了一次大膽的冒險行動。一位布爾什維克按照中央的指示，同施米特的姐姐結了婚，以便用這種方式為自己的上級弄到錢財。但是剛剛弄到手的錢財對他的社會覺悟顯然起了影響，因為他拒絕交出這筆錢財。後來通過對他進行威脅才迫使他把一部分錢財交給了布爾什維克的金庫。施米特的妹妹伊麗莎白·巴甫洛夫娜當時還沒有成年。布爾什維克集團的一個成員維克托·塔拉圖塔也是根據上級交給的任務，成了她的情人。他讓伊麗莎白·施米特同另一位布爾什維克伊格納季耶夫同志舉行了假結婚。克魯普斯卡婭寫道：實際上「伊麗莎白·巴甫洛夫娜是另一位布爾什維克維克托·塔拉圖塔的妻子」。由此可以看出，克魯普斯卡婭所寫的假結婚是還可以再婚。大部分權威性的材料都說塔拉圖塔是伊麗莎白·施米特的「情人」。不管這個問題在道德標準方面怎樣，反正這個狡猾手段最後是成功了。據夏皮羅說（他引證了一位地位很高的共產黨員在蘇聯出版的一本書中所說的話），布爾什維克派為自己這樣一個小組織弄得了一大筆款子一一28萬盧布。這次行動沒有列寧的參加是幹不成的，因為當時甚至連組織方面的很小的事物也都由他來領導。為了再搞到一些錢財，1907年時布爾什維克對國家銀行那些在梯弗利斯大街上、在騎兵警察隊的護送下運送金錢的勤務人員，採取野蠻的西方方式，進行了武裝襲擊。這次搶劫的幕後組織者是約瑟夫·斯大林。俘獲物是神話般地搞到的，但是其中大部分都是500盧布一張的銀行券，要將其換成現金很困難，因為這些銀行券的號碼外國各家銀行都知道。黨內那些善於動腦筋的人，其中包括後來的外交人民委員馬克西姆·李維諾夫，都被動員起來來克服與此有關的困難，於是一部分銀行券終於換成了現金。幾年之後，「剩下的一些500盧布的銀行券都燒掉了」。這次剝奪事件嚴重地損害了布爾什維克的聲譽。「長期全體會議」上反列寧的多數人於1910年1月投票贊成和解和統一，具體地說，是投票贊成解散各派別和各集團。在這一切沒有辦得到的情況下，列寧同意把錢交給3個德國人保管，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卡爾·考茨基、弗蘭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但是由於實際上各派別還依然存在，列寧便把錢掌握在自己手裡。當3位保管人在俄國僑民政治的迷宮裡弄得暈頭轉向的時候，他們便建議召開一次和平會議來把相互敵對的俄國人聯合起來。羅莎·盧森堡這位著名的德國（起初是波蘭）左派女社會主義者把召開這樣的和平會議說成是一種「愚蠢的主張」，她還說：「自然，在這樣的會議上一小撮住在國外的好吵架的人會競相發出叫喊，竭力引起3位德國保管人的注意和好感，並指望從他們那種雄雞般的叫喊中撈到某些好處一一這是不折不扣的自我欺騙。他們十分愛搞糾紛，十分冷酷無情，這就使得會議只能讓他們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相互侮辱中來發泄自己的不滿。」這樣，「統一」會議也就沒有開成。但是，俄國的黨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特別是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對列寧施加了強大壓力。由於社會主義運動的這幾位代表人物知道了這筆錢財的不可告人的來歷，因此，在1911年6月，這幾位保管人便要求列寧把錢交給他們。列寧部分地滿足了他們的這一要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依然對列寧持反對態度。列寧對它十分厭惡，便於1912年1月在布拉格召開了布爾什維克的代表會議。出席代表會議的有列寧選定的有表決權的14名代表（其中有兩名是沙皇警察機關的密探）。在進行了相當激烈的辯論之後一一就連這個由「選定的代表」舉行的小型會議也暴露出了一些意見分歧，一一代表會議宣布自己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惟一代表，並選出了新的黨中央。代表會議還建議3名德國保管人把列寧交出去的錢還回來。俄國其餘的所有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拉脫維亞人、崩得分子以及托洛茨基（他在維也納出版一份《真理報》）的那個不屬於任何派別的中派小集團都對列寧所進行的政變掀起了一陣喧嚷。列寧對他們的抱怨不予理睬，而是從布拉格前往柏林，去要回他交出去的錢。奧古斯特·倍倍爾這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接待列寧時很不親切。列寧對當時住在柏林的弗·阿多拉茨基說，倍倍爾「像野獸那樣看著他」。阿多拉茨基（他後來是《列寧全集》的編輯之一）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對於考茨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反應很不尊敬。」列寧對考茨基的憎惡就是這樣產生的。列寧離開柏林後，決定通過法院向考茨基追索他所交出的錢。他寫信請阿多拉茨基找一名律師。這件事是否弄到了法院，阿多拉茨基不知道。大部分錢都還留在幾位保管人那裡。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決心採取重要的一著。他離開了巴黎，搬到克拉科夫（當時屬奧匈帝國）去住。1912年7月1日，列寧寫信給母親，告知他搬到克拉科夫的情況，這裡「說已差不多是俄國了！連猶太人都像俄國人，八俄里外就是俄國國境……女人們光著腳，穿著花花綠綠的連衣裙一一完全像俄國一樣」。秋天，他寫信告訴姐姐安娜說：「在這裡，我們比在巴黎過得好，一一神經可以得到休息，寫作多了，糾紛少了。我想我們會面也將會容易些，一一如果不打仗的話，我是不大相信會打仗的。」 1912年11月，列寧在寫給妹妹瑪麗亞（她當時也住在薩拉托夫）的信中提到了戰爭，他寫道：「一旦打起來，大概要搬到維也納去（他顯然沒有想到，奧匈帝國同俄國有可能打起仗來，也沒有想到，他作為一個俄國的臣民會被拘留。一一路·費·注）或者是斯德哥爾摩。」在1913年攝於加里西亞山地療養區扎料帕構的一張照片上，43歲的列寧給人留下了一個老頭子的印象，這完全證實了同志們給他起的那個外號，他在給同志們寫信時有時候就用這個外號來署名。這時距離他結束光榮的一生，還剩下1O年的時間。列寧從克拉科夫及其他一些地方經常寫信給母親、安娜·伊里尼奇娜及其丈夫馬爾克·葉利札羅夫、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列寧的第三個妹妹奧麗珈是一位高等女校的學生，1891年5月8日由於患腸傷寒死在彼得堡。列寧在第一次來到首都期間，於1893年10月5日寫信告訴母親說，他到奧麗珈的墳墓上去看了一看：「我來這裡以後，很快就到沃爾科沃墓地去了，那裡的一切一一十字架和花圈都完整無損。」）和德米特里·伊里奇（「米嘉」）。這些信，簡短、平凡，都是用親屬的身分寫的，雖然信中充滿了親熱，但寫得十分平常，從文學角度來看，並不出色。1912年12月12日（舊曆）列寧從克拉科夫寫給在薩拉托夫的母親的信，很好地說明了他的其他許多信的風格和內容：「親愛的媽媽！今天接到了你和阿紐塔的信。非常感謝。「向你們大家祝賀節日！祝你們節日快樂身體健康，精神愉快！今天還接到瑪尼亞莎的一張明信片，上面印有沃洛果達河的風景。從明信片看來，這個小城倒還不錯……（瑪麗亞這時被流放在沃洛果達省。一一路·費·注）瑪尼亞莎說，她過得還不壞。如果米嘉在你們那裡，那就熱切地問他好！也問馬爾克好！想來他已經恢復健康了吧？只是阿紐塔仍然寫得不好！都是手指頭的毛病！我們身體都很好。打算比慶祝此地的節日更隆重地慶祝俄國的節日（即復活節一一路·費·注）。緊緊地擁抱你，祝你一切都好！你的弗·烏里。」在下一封寫給母親的信中（在這封信中附有給安娜寫的一些話），他感謝母親於1913年2月從薩拉托夫給他寄來的一個包著「甜食」的大包裹。「好了，我們現在可以再過一次『新年』了！……這裡冬天的天氣非常好，也不下雪。我買了雙冰鞋，滑冰滑得很起勁。這使我回想起了辛比爾斯克和西伯利亞。我在國外過去從來沒有滑過冰。緊緊地擁抱你，我親愛的媽媽！熱切地向阿紐塔問好。伊·瓦·和娜嘉也向你們問好。你的弗·烏里。」列寧很健康，情緒也很好。而克魯普斯卡婭的情況卻不那麼好。1913年5月3日，她在即將赴波羅寧（扎科帕內附近的一個村子）之前寫給列寧母親的信中談到了自己的病：「我像殘廢人一樣，動不動就累了。我已經做了整整一個月的電療，脖子還不見好，不過眼睛已經開始好轉，心也跳得慢些了。在這裡的神經科診療所治療花不了多少錢，大夫也很仔細。……我希望趕快搬到鄉下去。雖然我們住在城邊，窗戶對面就是一個菜園，而且前天還聽見有夜鶯叫，但這裡畢竟是城市，孩子們吵吵嚷嚷，士兵和車輛來來去去。」10天之後，列寧寫信告訴妹妹說，克魯普斯卡婭患的是巴塞多氏病，「這個病使我擔憂……」他又補充說：「這個鄉村倒幾乎是俄國式的。草屋頂，非常窮。農婦和孩子們都打赤腳。……希望安靜的環境和山間的空氣能使娜嘉的病好起來。我們在這裡過的是鄉村生活，起床很早，雞一上窩就準備睡覺。每天要走的路就是到郵局和火車站。」克魯普斯卡婭在進行電療，並服用羅卞腺體製劑，但是病不見好。列寧便向弟弟德米特里這位醫生寫信請教。德米特里從很遠的地方進行了診斷後，答覆說，他不認為需要動手術。但是周圍的人們卻不斷地對列寧說，他的妻子可能要失明，或者是得卧床一年或一年半不能動。克魯普斯卡婭把這個情況寫信告訴列寧的母親時堅決認為，她的病根本沒有那麼嚴重，到夏天就會痊癒的。在克魯普斯卡婭於1913年5月25日寫的這封信中，列寧附帶寫了三行字：「親愛的媽媽！緊緊地擁抱你，並且向大家問好！米嘉的來信都收到了，非常感謝。我勸娜嘉去伯爾尼，她不肯。不過她現在已經好一些了。你的弗·烏。」在伯爾尼，住有一位教授泰奧多爾·科赫爾，他是瑞士的一位外科醫生，治巴塞多氏病的專家。這種病是由甲狀腺機能亢進引起的，與之並發的病症是眼球突出和甲狀腺腫，發生這種病症的原因是甲狀腺分泌過多、脖子發粗、食慾變化無常、神經極端不安、心悸和精力大量喪失。6月份，列寧說服了克魯普斯卡婭去動手術。於是他們去到了伯爾尼。6月26日列寧寫給母親的信中說，「娜嘉受了將近三個小時的折磨，沒有用麻藥。」克魯普斯卡婭在其《回憶錄》中指出：「在我住院期間，伊里奇到蘇黎世、日內瓦、洛桑和伯爾尼等地作了他當時正在認真研究的關於少數民族的報告。」接著，他們夫婦就回到了波羅寧。後來，甲狀腺腫繼續折磨著克魯普斯卡婭。*****************************1875年6月16日，也就是列寧在伏爾加河畔的辛比爾斯克誕生5年之後，在塞納河岸上的巴黎，誕生了一個小女孩。她的父親特奧多爾·斯特凡是一位著名的法國歌劇歌唱家；母親納塔利是法國和蘇格蘭的混血兒，也是一位演員。他們給嬰兒起名叫伊涅薩一伊麗莎白。特奧多爾早年去世，留下了一個寡婦和3個女兒，但是沒有留下錢財。姑母是一位音樂和法語教師，她帶上伊涅薩和祖母去了莫斯科。伊涅薩便在莫斯科受教育。17歲時，伊涅薩通過了家庭女教師稱號的考試。18歲時她嫁給了亞歷山大·葉夫根尼耶維奇·阿爾曼德。阿爾曼德的父親有一個很大的（擁有1200名工人）毛織和染色裝修工廠，工廠在莫斯科以北的普希金諾村。阿爾曼德夫婦是俄羅斯化了的法國人，都信奉東正教。普希金諾村尼古拉耶夫斯基教堂的戶口簿的《摘抄本》證明，「莫斯科一等商人的兒子、信奉東正教的亞歷山大·葉夫根尼耶夫·阿爾曼德同法國女公民、女郎、一個男演員的女兒、信奉英國國教的伊涅薩·伊麗莎白·費多羅夫娜·斯特凡」於1893年10月3日結婚。這個《摘抄本》過去保存在俄國一個辦得非常好的檔案館裡，現在存放在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里。這些以及其他一些由文件作了充分證明的事實都記載在帕維爾·波德利亞休克所寫的《伊涅薩同志》一書中。這位傳記作者不僅在一些檔案館裡進行了大量的工作，而且還同伊涅薩的3個目前還健在的女兒（她們現在都已經有了孫子）進行了交談。書中還收有伊涅薩的一些照片。20歲時她是一位真正的法國美人：清秀的、橢圓形的面孔，波紋狀的頭髮，聰明的前額，長得很開闊和睜得很大的眼睛，優美而彎曲的眉毛，挺直的鼻子，嫵媚動人的嘴巴，以及說明她具有強烈的熱情和堅強的決心的圓圓的下巴。阿爾曼德家族和莫羅佐夫家族、里亞布申斯基家族、古契柯夫家族同屬於莫斯科工業家的最高階層。伊涅薩的年輕的丈夫一一亞歷山大·葉夫根尼耶維奇從事慈善事業，是莫斯科省地方自治會議的議員。他創辦了一所鄉村學校，伊涅薩在那裡任教。伊涅薩在少年時代篤信宗教，造反精神很強。15歲時她讀了《戰爭與和平》後，對娜塔莎這個生了不少孩子的淫婦的命運從內心裡感到憤慨。但是在她結婚5年之後，她自己也已經是3個孩子（兩個女兒、一個兒子）的母親了。同年，即1898年，當伊涅薩在克里木休息時，她讀了民粹派的主要思想家彼得·拉甫羅夫的一本書。她在家信里寫道：「很久以來我沒有讀到這樣完全符合我的觀點的書了。」1901年時，伊涅薩又生了一個女兒。1903年她在瑞士時又生了一個兒子。伊涅薩在距離日內瓦湖不遠的地方讀了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這類著作的愛好反映了她內心的波濤。1903年時，在得到丈夫的同意下，她帶上5個兒女，去到了丈夫的弟弟弗拉基米爾那裡。當她還沒有安靜下來時，她就對1905年的事件做出了響應，於是2月7日她被捕了。在搜查她時發現了一支勃朗寧式手槍和一些手槍子彈，還發現了一些社會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的出版物。雖然如此，但是在1905年6月3日她被釋放了。獲得自由後，她開始在婦女中進行積極的革命宣傳活動。從1908年時伊涅薩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省梅澤尼拍攝的一張照片上可以看到，她穿著一件長長的布拉吉，兩隻手放在雙膝上，兩條淡褐色的粗粗的辮子嬌媚地搭在前胸上。在她的兩旁和身後，氣宇軒昂地坐著5個青年人：一個人系著領帶，豎著白色的衣領，黑色的帽子歪戴在頭上；另一個人拿破崙式地把一隻手插入西服上衣的衣襟里。所有這5個人與其說是像被流放的革命者，不如說是像真正的追逐女性的人……伊涅薩的情人弗拉基米爾，跟著她去到了流放地。仍然是合法丈夫的亞歷山大關心著孩子們，不斷地把錢寄給她和弗拉基米爾。當弗拉基米爾被傳染上了結核病，去到了瑞士時，伊涅薩從俄國跑到了他那裡。她到那裡後過了兩個星期，他就去世了。1909年，伊涅薩來到了布魯塞爾。1910年，她進入了巴黎的索邦，當了大學生。列寧就是在這一年認識她的。當時他4O歲，她35歲。她是一位堅強的、勇敢的、成熟的婦女，一位無法制服的造反者。從波德利亞休克那本書中的一張很大的照片來看，她的面孔顯得有點失望、悲傷和順從的神色，但同時又流露出熱情奔放、充滿信心和愛好鑽研的神情。她是很有魅力的。列寧感覺到了這一點。她常到列寧在巴黎的住所去。1921年時，一位同時代人回憶道：「就好像現在我看到她從伊里奇夫婦那裡走出來似的。我覺得她的氣質當時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好像在這個人的身上有著無窮無盡的生命力。她像是一團燃燒著的革命烈火，而她的帽子上的那些紅翎毛就好像是這股火焰噴射出的火舌似的。」伊涅薩成了列寧一家人的朋友。克魯普斯卡婭在其《回憶錄》中不斷地提到她：伊涅薩在巴黎附近的一所布爾什維克的學校里講授政治經濟學課；在舉行拉法格夫婦的葬禮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寫了演說詞，伊涅薩把它譯成了法文」；在1912年，「那時我們在巴黎的人，都懷著一個急於回到俄國去的願望：伊涅薩、薩法羅夫和其他人都準備動身回俄國去。我們暫時只能到離俄國近一些的地方」一一克拉科夫去。「伊涅薩順路到克拉科夫來看望我們，那時我們還住在茲韋日涅茨。她在我們那裡住了兩天……她同伊里奇討論了」她要在彼得堡進行的「全部工作計劃」。「代表會議開到一半時（1913年9月，在波羅寧），伊涅薩·阿爾曼德來了。伊涅薩在1912年9月被捕……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度過了監獄生活，這嚴重地損害了她的健康一一她有了肺結核病的癥狀，但是她的精力並未減退。」「……我們整個克拉科夫小組都同伊涅薩處得十分親密。她為人開朗樂觀，熱情洋溢。……伊涅薩一來，生活就感到更加舒適和愉快了。……我們很喜歡伊涅薩。……她的談話洋溢著一種溫暖。我、伊里奇、伊涅薩時常出去散步。……伊涅薩是個優秀的音樂家，她鼓動大家去聽演奏貝多芬作品的音樂會，而她自己能很好地演奏貝多芬的許多作品。伊利奇特別喜歡《悲愴奏鳴曲》，經常請她演奏……在克拉科夫，伊涅薩沒有地方發揮她的精力，而在這一時期，她的精力卻特別充沛。她決定先巡視我們的各個國外小組，給他們做一些專題報告。然後在巴黎定居下來……1914年1月，馬林諾夫斯基來到克拉科夫，並跟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同去了巴黎。」列寧大約在一個月之後回到了波羅寧。 《列寧全集》第4版第35卷包括了列寧從1912年至1922年這一時期所寫的書信和電報，其中收有1913年寫給伊涅薩的信兩封，1914年一一4封，1915年一一兩封，1916年--------6封，1917年前3個月，即在他回到俄國以前的3個月中一一9封。在這些信中，沒有一封信列寧不表白他對伊涅薩的愛，或者說，沒有一封不是這樣一類的信。但是在1913年的兩封信中和1914年的第一封信中，列寧用「你」來稱呼伊涅薩，而在1914年的第二封信中卻溜出了一個「您」。在1914年寫的第三封信中，沒有第二人稱代詞，在第四封信中一直使用「你」。在以後的幾封信中，「你」的稱呼不見了，列寧轉而使用「您」。在所發表的列寧的書信里，除了最親近的家庭成員外，他沒有在一封信里用「你」來稱呼對方。多年來列寧和很多同志（男的和女的）保持著親密的關係，但他從來沒有用「你」來稱呼對方。伊涅薩是唯一的例外。為什麼列寧後來對她又轉而使用「您」這個正式稱呼呢？這隻能讓人們去猜想了。這是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出現的情況。是列寧更加謹慎了嗎？《列寧全集》第4版第35卷的編輯們。對於列寧寫給伊涅薩的那些信，有的省略了前面的稱呼，有的省略了後面的結尾，有的不僅省略了稱呼和結尾，還省略了簽名，而這些在原稿中無疑都是有的。用這樣的方法來整理信件，即使對於共產黨的書刊檢查員來說，也不是常有的。這樣一來，人們就不知道在信的開頭部分和結尾部分還可能省略了一些什麼內容。實際上，除了莫斯科檔案館的保管員而外，誰也不能夠說，列寧給伊涅薩的信是否全都發表出來了。但是已經發表出來的這些信，無論如何表明了列寧對伊涅薩是非常關心的，雖然這表現得不那麼明顯，但是要知道，列寧對人是從不採取輕浮態度的。通常他在寫信時，一開始都是這樣稱呼：「親愛的朋友！」他給伊涅薩的一封信的稱呼則是：「我的親愛的朋友！」在另一封信中用英文來稱呼：「Dear Friend！」。在信的結尾，列寧通常寫：「緊緊握手。弗·伊。」或「弗·烏。」。列寧在給伊涅薩的一封信的結尾則寫：「緊緊地，緊緊地握手！您的列寧」。另一封信結尾時列寧寫的是英文字：「Friendly shake hands，W·I」。這些寫給伊涅薩的信的正文都是用俄文寫的；除了惟一的一封信而外，所有的信都寫得很長，很認真，談的都是政治問題。這樣一些信一定會使她心裡感到很愉快，使她覺得列寧委託給她的任務是意義重大的，列寧同她談的思想是重要的，列寧對她的工作和對她提出的各種建議是重視的。1913年12月，當列寧在克拉科夫的時候，她是列寧在巴黎的代表。列寧在同孟什維克和一部分布爾什維克進行辯論（因為這部分布爾什維克大約從1911年起就不斷地發出號召，要取消黨的秘密的「地下」工作，要建立群眾性的合法工人政黨，因此列寧把他們叫做「取消派」）時，他在給伊涅薩的一封信中高喊：「可笑得很！一味咬文嚼字，卻不願深思一下，生活是多麼複雜而巧妙，它提供了許多全新的形式……人們大多（資產階級的99％，取消派的98％，布爾什維克的60％--70％左右）不會思考，而只會死記詞句，他們記住了『地下工作』這個詞。……但是，如何在新的環境下改變它的形式（也就是地下工作的方法一一路·費·注），為此應當怎樣重新學習和思考，這一點我們卻不懂得。……你能不能把這個道理向群眾解釋清楚，我很關心。請來信詳細告知。」列寧從克拉科夫還委託伊涅薩採取措施「不讓這個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鼓吹工人按民族劃分，鼓吹烏克蘭工人要有單獨的民族組織的卑鄙齷齪的民族主義市儈事先知道。你能明白，為什麼我不便自己出面把這份草稿寄去。」列寧是一個俄羅斯人，如果他要是猛烈抨擊烏克蘭人的話，這就會有點像沙文主義。因此，他請伊涅薩找一個烏克蘭人，由這個烏克蘭人以自己的名義提出草稿。「請把我的草稿再抄一份（任何修改我都同意，當然，直截了當抗議按民族劃分這一點必須保留）……這件事必須做得巧妙，迅速，要反對尤爾凱維奇並且不讓他事先知道，因為這個騙子會暗中使壞。」1914年6月，伊涅薩帶著幾個孩子搬到阜姆去住。從那裡她給住在波羅寧的列寧寄去了烏克蘭作家溫尼琴科寫的一本小說。列寧讀了這本小說後，給她回信說：「真是荒謬絕倫，一派胡說！盡量湊集各種各樣『駭人聽聞的事』，把『淫蕩』、『梅毒』、揭人隱私以敲詐錢財（還把敲詐對象的姐妹當情婦）這種桃色穢行和對醫生的控告湊在一起，如此而已！通篇都是歇斯底里，奇談怪論，以及對他『自己的』娼妓組織說的標榜。……《言論報》說這部小說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不無可取之處。我看，模仿是有的，但它是對最拙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拙劣的模仿。當然，像溫尼琴科所描繪的這些『駭人聽聞的事』，單個地看，在生活中都會發生。但是，把所有這些湊在一起。並且是這樣地湊在一起，這就意味著是把駭人聽聞的事加以渲染，既嚇唬自己又嚇唬讀者，使自己和讀者『神經錯亂』。我有一次曾陪一個患病的（發酒瘋的）同志過了一夜；又有一次還去『勸說』過一個自殺未遂的同志（在事後），而這個同志幾年後還是自殺了。這兩件往事都類似溫尼琴科的小說。然而，這兩件事只是這兩個同志生命史上很小的一段。可是這個自我欣賞、自命不凡的雙料蠢貨溫尼琴科卻專找這類駭人聽聞的事彙集起來，拼湊成這種『賣價兩便士的怪事集』。呸……烏七八糟，花時間去讀這樣的書，真冤枉。」這封信就這樣結束了。這不是一位沒有鍾情的人給自己通信者寫的一封信。有時候列寧也以這樣的細心態度給高爾基寫信。（上面提到的自殺者是費多謝也夫，他去往的流放地和列寧的流放地同在西伯利亞的一個村子。1898年1月24日列寧就這件事寫信給姐姐安娜說：「不，可別讓我在舒舒再有知識分子同志了！」）俄國社會主義者「統一」代表會議於1914年7月在布魯塞爾召開。列寧未能從加里西亞前去參加會議。他寫信給伊涅薩說：「我相信你是這樣一種人：一旦獨自擔當領導工作，就會顯示出自己的才能，變得勇敢而堅強，一一因此我完全不信那些悲觀主義者，即那些說你……未必……的人。胡說八道！我不信！你會幹得很出色！」對於伊涅薩所應遵循的路線，列寧寫道：「據我看，最主要的是，證明只有我們（即布爾什維克一一路·費·注）才是一個政黨……我們在1912年1月就把取消派從黨內開除出去了。結果呢？他們是否建立了更好的黨呢？？什麼也沒有。……要麼接受我們的條件，要麼決不接近，至於統一，那就更不必提了！！」列寧的這些話的主要實質是：要根據他的條件來實行共存。後來，伊涅薩把她想要寫的關於婦女權利的一本小冊子的初稿寄給了列寧。列寧在1915年1月17日從伯爾尼寫給伊涅薩的信中批評了她的提綱，建議她把「（婦女）要求戀愛自由」這一節刪掉。「這……不是無產階級的要求，而是資產階級的要求。」列寧斷言，「戀愛自由」這種說法是一種表達得相當模糊的要求。讀者會把它理解為「擺脫愛情上的嚴肅態度」，理解為「擺脫生育子女的義務」和「通姦的自由」。列寧把這叫做「資產階級的戀愛自由」。這封信中的最後一句話是：「問題不在於您主觀上『想』把這種要求『理解』成什麼。問題在於愛情上的階級關係的客觀邏輯。」在伊涅薩試圖堅持自己的觀點、拒絕列寧的批評整整一個星期之後，列寧在伯爾尼又回到了這個問題上來。他寫道：「好吧，讓我們再來談談。」列寧在表述了資產階級對戀愛自由的三種解釋後，接著來論述無產階級的要求，這就是擺脫錢財的要求，擺脫物質上的操心，擺脫宗教偏見，等等。伊涅薩在信中堅決認為。「甚至片刻的情慾和曖昧關係……都比夫婦間『沒有愛情的接吻』還富有詩意些，還純潔些」。列寧回答說：「我同意。……但是您用『片刻的』（為什麼是片刻的呢？）『情慾』（為什麼不是愛情呢？）同它對比，結果從邏輯上看來，似乎是把沒有愛情的（片刻的）接吻同夫婦間沒有愛情的接吻相對比……真奇怪。……把小市民、知識分子和農民的……沒有愛情的、低級庸俗的婚姻同無產階級的有愛情的自由同居加以對比，豈不是更好嗎？（如果您一定要加的話，還可加上一句：甚至片刻的情慾和姘居，可能是低級的，也可能是純潔的）」實際上，列寧認為根本不談這件事會更好些。他說：「其實，我根本不想進行爭論。我情願不寫這封信，留待以後面談。」伊涅薩當時住在盧塞恩州的左倫堡，距離伯爾尼大約有兩個小時的路程。不知道他們以後是否進行了面談（從1915年6月至9月，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住在左倫堡）。列寧這個保守主義者說，他「情願不寫這封信，留待以後面談」。他的這種說法看來是意味相當深長的，說明他的這封信是在感情一時相當衝動的情況下寫出的，是在相當隨便的情況下寫出的。在男女關係問題上，列寧是19世紀的一個克制的維多利亞派。他給蘇維埃俄國留下了這種痕迹。的確，他在很多方面和在自己的很多思想中都說明他是19世紀的產兒。布爾什維主義使他成了一位政治上的激進主義者。但是政治上的激進主義常常是同個人方面的保守主義和睦相處的。列寧把自己強烈的熱情用到了政治活動方面；剩下來用在愛情方面的熱情顯然就不多了。而克魯普斯卡婭也未必能夠激發起浪漫的感情來，在她患病之前是如此，在她患病之後更是如此。他和她像是兩位同志那樣生活在一起。就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一位伊涅薩。而她是那樣的富有魅力，那樣的動人心目，她是一位俄國式的法國女人，她贊同列寧的思想，她為列寧而工作，她使列寧感到那麼稱心如意。毫無疑問，她是列寧生活中的一盞明燈；克魯普斯卡婭的許多回憶和列寧本人的許多書信都證明了這一點。列寧的朋友很少（如果一般說來，他也有朋友的話），但他的同志卻很多。政治時常妨礙友誼。1913年1月8日，列寧就他在哲學上同波格丹諾夫、巴扎羅夫、盧那察爾斯基的意見分歧給高爾基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他們是否已經明白，馬克思主義是比他們所想像的更嚴整、更深刻的東西，絕不能像阿列克辛斯基那樣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嘲弄，也不能像其他人那樣把它視為僵死的東西？如果他們已經明白了，我願向他們致千百個敬禮，而一切個人的意氣（這在尖銳的鬥爭中是不可避免的）頃刻間就會煙消雲散。如果他們還沒有明白，還沒有吸取教訓，那就請勿見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們將不惜任何犧牲向誹謗馬克思主義或歪曲工人政黨政策的各種嘗試進行鬥爭。」1916年底，伊涅薩開始表現出「護國主義」的跡象。在列寧看來，這是致命的罪過。列寧在1916年12月給她寫信說：「關於保衛祖國問題。如果我們各唱各的調子，我認為這是極不褕快的事情。我們不妨再來合一合調。」他們也就這樣做了。伊涅薩作了讓步。在《明證》政治月刊1952年4月號上，馬爾塞爾·博迪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亞歷山德拉·柯倫泰》。柯倫泰是一位著名的俄國女布爾什維克。列寧在革命前和她通過多次信。她作為社會救濟人民委員進入了列寧的第一個內閣。1923年她被任命為駐挪威的全權代表。馬爾塞爾·博迪在蘇聯的代表機關中擔任第一秘書，幾乎每天都同柯倫泰見面。他發表在《明證》上的文章是他對柯倫泰的回憶。柯倫泰同博迪常常在奧斯陸的近郊一起散步。有一次他們談起列寧的早死問題。柯倫泰說：「他未能經受住伊涅薩·阿爾曼德的死給他的打擊。是伊涅薩的死加速了他那致命的疾病。」「伊涅薩？」一一在此以前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的博迪高聲問。柯倫泰確認道：「是的。她患傷寒病死在了高加索，1921年當她的遺體從高加索運回來，我們為她送殯時，人們簡直認不出列寧來了。他閉著眼睛走在靈柩的後面，好像眼看就要倒下去似的。」柯倫泰補充說：無論是在巴黎，還是在一般情況下，克魯普斯卡婭是「au courant」的。她知道，列寧「對伊涅薩非常留戀，所以她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離開列寧，但是列寧把她留住了」。克魯普斯卡婭可能是由於和其他許多婦女處在類似情況下的同樣原因而留在列寧身邊吧。但是除此而外，列寧不僅是她的丈夫，也許首先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在政治上的領導者，所以她才為了他的需要而犧牲自己，縱令伊涅薩也是他所需要的。留在列寧身邊意味著為共產主義運動服務，為自己的極其強烈的熱情服務。當妻子的常常是把自己個人的生命服從於那些甚至是不太重要的人的事業。歸根結底，列寧還是請她不要離開。但是如果列寧請她離開的話，那她是會當著列寧的面，不講一句話、不掉一滴淚而離開的一一這是黨的紀律。當時擔任第三國際書記的安熱利卡·巴拉巴諾娃在其《回憶錄》里也對列寧在給伊涅薩送殯時的情景作了描寫：「不只是列寧的面孔，連他的整個外貌，都表現得極為悲痛，使得沒有一個人敢於向他點一下頭。很清楚，他是想懷著自己的悲痛獨自待一會兒。他好像個子更矮了些；他的面孔被鴨舌帽遮蓋著，兩眼含著痛苦的眼淚。每一次當後面人群的移動擠壓我們這批人時，他並沒有給予這種推動以任何抵擋，倒好像是他為這種推動使他能夠更緊地靠近靈柩而表示感謝似的。」伊涅薩於1920年9月24日在北高加索卡巴爾達一巴爾卡爾州的山地療養區納爾奇克去世，她是為了恢復健康到那裡去的。她埋葬在克里姆林宮城牆內。她的墓距離約翰·里德的墓不遠，與日丹諾夫、伏龍芝、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和斯大林等人的墓比鄰。伊涅薩並不是一位多麼重要的人物，但是列寧顯然非常重視她。如今她的墓覆蓋在列寧陵墓的陰影下。************************************列寧在1908年3月24日從日內瓦寫給高爾基的信中以附言的方式補充說：「附上關於您那裡（即在卡普里一一路·費·注）的暗探的重要消息。」沙皇的秘密警察機關自然是對這位作家周圍的那些革命分子很感興趣的。經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列寧預先提醒高爾基要加以防備。克魯普斯卡婭在其《回憶錄》里寫道：「1911年春天，終於在巴黎的近郊成立了自己的黨校。」這時在博洛尼亞已經成立了一個「召回派」的黨校，在那裡講課的有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和唐恩以及卡普里的馬赫主義學派。這個「自己的黨校」不得不通過從俄國工人中招收學員的辦法同他們進行競爭。其中有一個學員是從基輔來的羅曼·馬林諾夫斯基。克魯普斯卡婭寫道：「除了他那美好的嗓音而外，他沒有任何出眾的地方。」他的職業是五金工人，他是一個積極的工會工作者。列寧力求博得這位新型的職業革命者對自己的好感。馬林諾夫斯基沿著黨的路線飛黃騰達起來，因為當時普通的黨員是很少的。列寧讓他作為12名代表之一，派他去參加1912年在布拉格召開的代表會議（前面已經提到，在這次代表會議上，布爾什維克奪取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領導權，使聯合成為永遠不可能的事）。在布拉格代表會議上，羅曼·馬林諾夫斯基被選人由7名委員組成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從而獲得了具有很高威望的地位。1912年，布爾什維克把他作為6名代表之一派他去參加國家杜馬。1912年12月，列寧召集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代表到克拉科夫開會。克魯普斯卡婭回憶道：「頭一個來的是馬林諾夫斯基……馬林諾夫斯基給人留下了一個很開朗的有威信的工人的印象。」①1913年1月8日，列寧寫信給高爾基說：「馬林諾夫斯基、彼得羅夫斯基和巴達耶夫熱烈地向您問好並致良好的祝願。他們都是好人，特別是馬林諾夫斯基。……克拉科夫這個基地果然是一個有用的地方。」馬林諾夫斯基常到克拉科夫來，並常住在列寧的家裡。在1914年，列寧曾和馬林諾夫斯基一起從克拉科夫去巴黎和布魯塞爾出席拉脫維亞邊疆區的社會民主黨代表大會。克魯普斯卡婭回憶道：「馬林諾夫斯基在巴黎就杜馬黨團的工作作了個十分成功的（據伊里奇說）報告。」1914年5月8日，馬林諾夫斯基放棄了杜馬代表的職位而去往德國，途中沒有繞道克拉科夫。這就暴露出他從一開始進行黨的工作起就是沙皇保安局的一個間諜，他常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派中所發生的一切情況報告給秘密的警察機關。馬林諾夫斯基一貫主張採取極端措施，主張同孟什維克和取消派決裂。列寧喜歡這樣的思想方式，因而也就喜歡馬林諾夫斯基。喜歡這一點的還有沙皇的警察機關。分裂削弱了革命運動。馬林諾夫斯基告發了幾十個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及其他一些反對分裂的人，於是他們都被捕了。同志們不止一次地向列寧提出警告，說馬林諾夫斯基是一個密探。在向列寧提出警告的人中有來到克拉科夫的尼古拉·布哈林。但是列寧對他們的警告置若罔聞。克魯普斯卡婭證實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認為馬林諾夫斯基根本不可能是姦細。他只有一次發生過懷疑。我記得有一次在波羅寧，我們從季諾維也夫家回來途中談起所傳的流言時，伊里奇突然在一座小橋上停下來說：『萬一是真的呢？』他的臉上充滿了不安的表情。我回答說：『瞧你說的。』於是伊里奇也就平靜下來了，開始大罵孟什維克，罵他們在同布爾什維克鬥爭中，不惜採用任何卑劣手段。在這一問題上，他再沒有過任何猶豫。」 沙皇被打倒後，臨時政府，隨後是蘇維埃政府，打開了保安機關的檔案庫，進行了一些審問，根據大量確鑿的材料查明，馬林諾夫斯基確實是警察機關安插在布爾什維克領導部門中的一個得到優厚待遇的密探。當列寧已經成為蘇維埃政府的首腦後，有一次，他困惑不解地對高爾基說：「你看，我竟沒有能夠把馬林諾夫斯基這個壞蛋了解清楚。這件事真是令人不可理解。馬林諾夫斯基……」事情確實是令人不可理解：馬林諾夫斯基在徹底敗露後住在歐洲，靠從保安局領取大量的補償金來生活。1918年時他竟自願地回到了俄國，向布爾什維克投降。他在交付法庭審判後，被處決。他為什麼回來呢？要知道沙皇的警察機關的檔案庫已被打開，他已經被政府方面痛斥為姦細。格奧爾基·加邦是一個信奉東正教的牧師，是1905年1月9日「流血星期日」這天彼得堡工人舉行和平宗游遊行示威（這次示威遭到了槍殺）的組織者，他是按照沙皇政府布置給他的任務而工作的。警察機關要他幫助建立政府的工會以便與真正的工會相對抗。敵人把警察頭子謝·瓦·祖巴托夫制定的這個全國範圍的計劃叫做「警察社會主義」和「祖巴托夫主義」。但是，「流血星期日」這一事件使格·加邦感到震驚。列寧引證他的話說：「我們再沒有沙皇了。血的河流把沙皇和人民分開了。爭取自由的鬥爭萬歲！」列寧相信關於加邦同警察有聯繫的說法，但是列寧補充說：「……不能絕對排除這種想法：加邦神父可能是虔誠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正是流血星期日把他推上了完全革命的道路。」列寧注意到了那些對加邦的可靠性有所懷疑的懷疑主義者的意見。但是他自己認為，「能夠解答這個問題的……只有事實，事實，事實。而事實對這個問題的解答是有利於加邦的。」幾個星期之後，列寧寫道：「無產階級衝破了警察的祖巴托夫運動的框子，原來為反對革命而成立的合法工人團體的全體成員，和加邦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流血星期日」之後不久，加邦離開了俄國，並聲明：他支持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他在日內瓦同列寧談了幾次話。1905年4月23日列寧在自己的發言中指出：「他這個人給我的印象是，對革命絕對忠誠，富於主動性，聰明，雖然很遺憾，還缺乏堅定的革命世界觀。」 加邦也同普列漢諾夫和一些社會革命黨人進行了商談。1905年4月2日，他在日內瓦召集僑居國外的18個俄國革命政黨的代表開了一個代表會議，以便建立起義的統一戰線。列寧參加了這次代表會議。後來加邦回到了俄國。這時一些革命者指責他，說他恢復了他以前同沙皇警察的聯繫，於是社會革命黨把他作為叛徒判處了死刑。1906年4月，執行了這一判決：他被在平哈斯·魯滕貝格（他後來在美國成了一個著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並在巴勒斯坦擔任水力學工程師的工作）領導下的恐怖主義者處以絞刑。當馬林諾夫斯基自願地回到蘇維埃俄國時，他是否想到了加邦呢？列寧對加邦的高度評價馬林諾夫斯基是知道的。克魯普斯卡婭回憶道：當布爾什維克的大本營對關於馬林諾夫斯基是姦細這一傳聞進行調查時，「完全失去常態的、張皇失措的馬林諾夫斯基，在波羅寧遊盪著」。馬林諾夫斯基是否向列寧交待過自己的罪行呢？他在青年時期曾經強姦過婦女，並犯有其他一些罪行。警察機關抓住這一點對他進行恫嚇，招募他當了間諜。但是，馬林諾夫斯基可以為自己辯解說，是革命把他推上了正確的道路，就像列寧所說的，是革命把加邦推上了正確的道路一樣。同列寧和其他布爾什維克認識這一點可以使他變成一個誠實的革命者。堅信革命具有所向無敵的威力的列寧是會向他點頭示意的，表示了解他的。列寧沒有指責過馬林諾夫斯基。當馬林諾夫斯基1918年回到俄國時，他是否企圖跪倒在列寧的腳下，以求得到列寧的寬恕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林諾夫斯基作為敵對國的臣民被拘禁在德國。雖然列寧和克魯普斯卡婭清楚地知道馬林諾夫斯基已經退出了黨、退出了國家杜馬，但是他們卻不斷地給他寄去吃的、穿的和革命書籍，讓他分給犯人。這是否促使馬林諾夫斯基指望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會以友善的態度對待他呢？在法庭上，馬林諾夫斯基聲明，列寧一定知道他同警察機關的關係，因此他要求同列寧對質。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迴避了同他對質。充斥著姦細的、派別鬥爭使之陷於分崩離析的布爾什維克黨成了一條折裂的樹枝。處身在克拉科夫的列寧不止一次地企圖「弄直」聖彼得堡《真理報》的路線。因為《真理報》一會兒倒向列寧一邊，一會兒又站到主張進行合法活動並同其他社會主義集團實行統一的立場上。但是社會主義者的隊伍依然陷入四分五裂狀態。在這種渙散狀態下，革命力量遇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俄國歷史上最大的震蕩。沙皇君主制在衰落，而地主階級卻阻礙著進步。儘管如此，俄國還是出現了一些成績。工業由於外國的投資而以巨大的速度發展著。1906年開始實行的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如果能夠在全國完成的話（而這是需要一代人的時間的），將會產生一個使社會趨於穩定的富裕的獨立莊主階級，這種獨立莊主比技術裝備很差的農民具有更大的生產效能，比大小莊園里的奧勃洛莫夫們具有更大的進取性。經濟高漲（既有現實的，又有潛在的）以及1905年革命後政府所採取的嚴厲的綏靖措施，毀滅了革命者的隊伍。列寧在1914年12月12日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他承認群眾中的革命性，他說：「現在，這種革命精神也還不多，但畢竟是有了。」在倫納德·夏皮羅寫的《蘇聯共產黨》一書中根據蘇聯的一份史料指出，1905年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有8400名黨員。在以後的年代裡，黨員的人數減少了：失望、渙散和鎮壓起了作用。戰爭給列寧帶來了新的希望。他想使本國在戰爭中失敗。1914年10月17日列寧寫道：「對我們俄國人來說，從俄國勞動群眾和工人階級的利益考慮，絲毫不容置疑、絕對不容置疑的一點就是，沙皇制度在這場戰爭中現在馬上失敗帶來的損失最小，因為沙皇制度比愷撒制度壞百倍。」列寧在10年前就希望俄國在戰爭中敗給「進步的」日本。現在他則希望沙皇敗給德國。在這兩種情況下他都認為沙皇在軍事上的失敗是革命的必不可少的前奏。革命者單靠本身的力量是推翻不了君主制度的，因為，正如列寧所說：「俄國是一個最落後的國家，在這裡不可能直接發生社會主義革命。」沙皇俄國應當首先從外部被削弱，即被外部敵人所削弱。這裡又是列寧的「火星」理論。在這種情況下，能夠點燃起俄國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之火的不應當是歐洲的無產階級，而應當是歐洲的專制君主。列寧關心戰爭的結局僅僅是因為它能夠導致革命。列寧寫道：「這場戰爭的目的是瓜分殖民地和掠奪別國領土；現在是強盜們在火併，所以，說什麼在這時候某一個強盜遭到失敗，如何如何，從而把強盜的利益說成是人民或祖國的利益，這就是無恥的資產階級謊言。」但是，列寧拒絕爭取和平。他寫道：馬克思主義者懂得，「不消滅階級，不建立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消滅戰爭。」當然，「歷史上多次發生過這樣的戰爭，它們雖然像任何戰爭一樣不可避免地帶來種種慘禍、暴行、災難和痛苦，但是它們卻是進步的戰爭，也就是說，它們……有利於人類的發展」。1914年爆發的戰爭並不是進步的戰爭。所以列寧又寫道：「我認為，和平口號在目前是不正確的。這是庸人的、神父的口號。無產階級的口號應當是：國內戰爭。」為了促進國內戰爭，列寧號召進行前線聯歡，建立新的地下組織，舉行革命罷工。他懂得，必需開展廣泛的宣傳鼓動來促進國內戰爭。因為俄國的大多數富裕農民和中農以及相當一部分貧農都明顯地受著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影響。沙皇的軍隊主要是由農民構成的。宣傳鼓動的矛頭應當是反對民族愛國主義或者說「沙文主義」。當民族主義的和護國主義的情緒在前線和後方還很活躍的時候，是談不上國內戰爭的。因此列寧在辯論中把戰爭同「當今的『愛國主義的』野蠻行為」相提並論，集中地批評了民族主義。工人是不需要愛國主義的。《共產黨宣言》早已闡明了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真理：「工人沒有祖國。」由於工人們每天都在戰壕里不斷證明他們要為祖國而戰鬥和為祖國而犧牲的願望，列寧便反覆引用這句話。1914年8月4日，德國國會中的社會黨人聲明：「在危險時刻，我們不能讓祖國處於無防禦的狀態。」於是他們多數人都投票贊成愷撒的軍事撥款。列寧把這稱之為「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的破產。他毫不猶豫地繼續堅持這樣的看法：「工人群眾定將衝破一切障礙創立一個新的國際。」因為「戰爭造成的犧牲愈大，工人群眾就會愈加看清機會主義者背叛工人事業的行為，愈加認清把槍口轉向各自國家的政府和資產階級的必要性。」列寧顯然了解，他所提出的問題俄國人首先需要予以回答。他是否對自己的祖國漠不關心呢？列寧以演說家的口吻問道：「我們，大俄羅斯的覺悟的無產者，是不是根本沒有民族自豪感呢？當然不是！我們愛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祖國……」儘管俄國被「正確地叫做各民族的監獄」；一百多個少數民族在帝國境內遭受著大俄羅斯人的壓迫。「我們滿懷民族自豪感，正因為這樣我們特別痛恨自己奴隸般的過去（過去地主貴族為了扼殺匈牙利、波蘭、波斯和中國的自由，經常驅使農夫去打仗）和自己奴隸般的現在，因為現在這些地主在資本家協助下又驅使我們去打仗，去扼殺波蘭和烏克蘭……」列寧號召俄國人扔掉枷鎖：「誰都不會因為生下來是奴隸而有罪；但是，如果一個奴隸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反而為自己的奴隸地位進行辯護和粉飾（例如，把扼殺波蘭和烏克蘭等等叫做大俄羅斯人的『保衛祖國』），那他就是理應受到憎恨、鄙視和厭棄的下賤奴才了。」列寧在自己的活動範圍里找到了失敗主義政策的擁護者。列寧的博學多識、刻苦努力和對事物狂熱般的追求精神常常使周圍的人為之傾倒。他的嚴肅的生活方式、堅定的目的性和毀滅性的辯論威力使他享有很高的威信。他那外斜視眼中愉快的火光和他那平易近人的待人態度使他具有某種吸引力。而他對異己思想的不能容忍、他對論敵的無情策略和他那不擇手段的作風一一直至為了補充黨的金庫竟採用武裝方式進行搶劫的作法，這一切又使某些人同他疏遠起來。但是，凡是同他意見一致的人都對他感到留戀。不過，在遠離他的地方，有時候他的吸引力便消失了。例如在西伯利亞，某些布爾什維克就同孟什維克聯合成為護國主義集團。在有些地方，護國派竟超過了列寧主義者一失敗主義者，他們堅決主張布爾什維克派同孟什維克派應聯合成為一個統一的組織。在列寧的黨的隊伍中，雖然這個黨的人數不多，但是關於民族主義和少數民族問題卻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很多人相信，戰爭是由於奧匈帝國進攻了弱小的塞爾維亞而引起的。1914年，愷撒軍隊侵入中立的比利時，這激起了人們對這個小國的同情。它的盟國企圖來消滅這種不合理現象。威爾遜總統在1917年和1918年準備向波蘭、向奧匈帝國的少數民族宣布實行自決的主張。歐洲的疆界在被改畫。同一個原則被布爾什維克用作反對俄羅斯帝國的武器。在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合寫的、1915年在日內瓦用俄文和德文出版的《社會主義與戰爭》這本小冊子中著重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在俄國那樣對國內的多數居民進行這樣的壓迫：大俄羅斯人只佔人口的43％，即不到一半，而其餘一切民族都被當作異族看待，沒有任何權利。在俄國的17000萬人口中，有近1億的居民遭受壓迫，沒有權利。」加之，「沙皇政府進行戰爭是為了奪取加里西亞並徹底扼殺烏克蘭人的自由，是為了奪取亞美尼亞和君士坦丁堡等地。」因此，列寧宣布：「在帝國主義戰爭中，誰如果不做社會主義的政治家，也就是說，誰如果不承認被壓迫民族有獲得解放的權利，有同壓迫它們的大國分離的權利，誰就不能做一個『民族的』政治家。」喜歡提出絕對要求的列寧，要求「承認一切民族都享有自決權。包括放棄任何『兼并』即對自決權的侵犯。……如果認為一切民族都有這種權利，那就不能單單提出，譬如說，比利時一個國家，而必須包括歐洲的一切被壓迫民族（英國的愛爾蘭人、尼斯的義大利人、德國的丹麥人等、俄國的百分之五十七的居民，等等）和歐洲以外的一切被壓迫民族，即一切殖民地。」「僅僅要求解放比利時和賠償比利時損失的比利時社會黨久，實際上也是在維護比利時資產階級的要求，即希望照舊掠奪剛果的1500萬居民，照舊在其他國家享有租借權和特權。」然而，列寧認為可以這樣來講：「我們也絕不是無條件地主張小民族獨立；如果其他條件相同，我們當然擁護集中制，反對小市民的聯邦制理想。」，這樣就預想到了專政。但是其他的條件並不相同，因為掌握集中制的是沙皇。列寧寫道：幫助沙皇摧殘烏克蘭等等，不是社會主義者應做的事。另一方面，「如果歷史解決問題的辦法將有利於大俄羅斯大國資本主義（這裡表現出列寧對布爾什維主義早日勝利表示懷疑·一一路·費·注），那麼，由此得出的結論應當是：大俄羅斯無產階級這一由資本主義造就的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動力的社會主義作用將更加巨大。」但是，在無產階級能夠領導俄國之前，「必須長期地用最充分的民族平等和友愛的精神來教育工人。」列寧著重指出，教育將是長期的，因為他了解俄國群眾。列寧宣稱：「馬克思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他在英國住了幾十年，已經成了半個英國人，但是，為了英國工人社會主義運動的利益，他仍然要求保障愛爾蘭的自由和民族獨立。」但是，既然「工人沒有祖國」，那為什麼還要求小的民族可以實行自決呢？既然如列寧本人所說，社會主義要求國際統一和消滅現存的民族疆界，那為什麼還要在通向統一的道路上設置新的障礙呢？1914年11月1日，列寧發表文章，主張在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廢墟上建立「歐洲聯邦」，後來列寧改變了主意，確切些說（不管這多麼奇怪），他讓自己去說服卡爾·拉狄克（他後來是蘇聯國際問題專家）和伊涅薩·阿爾曼德，讓他們改變自己的意見，並於1915年8月23日取消了關於歐洲聯邦的口號，宣布這個口號是不正確的。列寧寫道：「把共和制的歐洲聯邦這一口號作為政治口號提出來，是無懈可擊的。」但是，「從帝國主義的經濟條件來看……歐洲聯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是無法實現的，便是反動的。」於是列寧提出了「世界聯邦」這一新的口號。那麼，要求解放殖民地或者要求讓小的民族實行自決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列寧怎麼能夠在同一時間既捍衛最廣泛的國際主義又捍衛最狹隘的民族主義呢？列寧的一些同志，尤其是尼古拉·布哈林，對此提出了異議。註定要成為卓越的和有聲望的蘇聯領袖的布哈林，在1915年時才27歲，可是他竟在自決問題上反對列寧。布哈林對列寧是熱愛的，但他並不盲目熱愛。布哈林在1916年10月，即在他去往美國（他在那裡住到1917年5月，於同年途經日本回國） 的前夕，給列寧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了一個請求：如果列寧要繼續進行辯論的話，那請他所使用的口氣不至於迫使布哈林弄到與他徹底決裂的地步，因為正如布哈林在信中寫的，如果將來他不能同列寧一起工作，那將使他感到難以忍受的痛苦，因為他對列寧像對自己的革命領袖那樣，充滿著無限的尊敬和熱愛。隨著戰爭的延長，列寧的神經愈來愈緊張。艱難的物質條件愈來愈使他受到刺激。1916年秋他寫信給施略普尼柯夫說：「至於我自己，告訴你，很需要稿費。否則，簡直活不下去了！！物價飛漲，難以為生。」過去列寧的母親可以從政府方面領到一筆數量很大的養老金（每年1200金盧布），她常把一部分錢寄往先後在西伯利亞和歐洲的造反的兒子，而這時她已經去世3個月了。因此列寧陷於貧困狀態。列寧向自己的通信人指出，必需向出版者「硬把錢要來」，他在信的最後，痛苦地說：「如果這件事辦不妥，我的確維持不下去了，這是真話，百分之百的真話。」（13個月後，他成了蘇維埃政府的首腦）在同一封信中，列寧抱怨同俄國的運動沒有聯繫：「目前最大的弱點是我們和國內工人領導人的聯繫太差！！根本不通信！！……這不行。」列寧的戰友們沒有敢於講出自己的懷疑，因為他們注意到了列寧在精神上的緊張狀態，擔心講出來會使列寧對自己發怒。不過布爾什維克的挪威小組（其中有布哈林和皮達可夫）拒絕了列寧的提綱。布哈林和皮達可夫在他們的宣言里猛烈地抨擊了民族自決的口號，把它稱之為烏托邦式的（因為這個口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不能實現的）和有害的（因為它促使人們普遍地產生幻想）口號。宣言指出，就這後一方面來說，自決的口號同國際仲裁和裁軍等口號毫無區別，因為後面這些口號是以能夠實現所謂「世界資本主義」為前提的。宣言在結束時措詞很不客氣：「順便指出，所有的極端左派都有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反對（自決口號一一路·費·注）的理論。」宣言問道：「這是否意味著他們都是叛徒呢？」布哈林和皮達可夫集團已經預感到他們將受到列寧的尖刻的抨擊。列寧的駁斥也確實是很不禮貌的，他說布哈林和皮達可夫已經滾到泥潭裡去了，他們的思想無論是同馬克思主義，還是同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都毫無共同之處。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是錯誤的。亞·施略普尼柯夫寫信給列寧，小心謹慎地指責他對布哈林集團採取了難以共處的和很不妥當的態度。但是列寧卻依然故我。不過他的立場實質上是溫和的。他知道，他同布哈林在理論上的搏鬥等於是一位年長戰士用帶毒的鏢槍反對一位年輕戰士的閃閃發光的利劍，這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因此，他決定把天空讓給鳥兒去飛翔，而自己則採取一種通常稱之為「改良主義」的立場。他斷言，不只是民族自決權，就連政治民主的一切基本要求在帝國主義時代都是能夠達到的，不過不是全部達到，而只是部分地達到，而且是在一種罕見的例外的情況下達到的。這種斷言包含有一種被矛盾掩蓋著的讓步：「一切要求是在一種罕見的例外的情況下」達到的。列寧毫不含糊地說，我們應當要求解放被壓迫的民族，而不要把問題拖到建立社會主義時才去解決。列寧的目的依然是在革命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各民族不可避免的融合」。但是列寧認為，這個目的只有經過徹底解放一切被壓迫民族，也就是只有經過使它們獲得分離自由這一過渡時期才能達到。這個過渡時期有可能不是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就是「被壓迫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列寧根據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或者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各民族享有分離自由這一原則得出了十分明確的結論。列寧說，具體地講，這種政治的和民主的要求意味著為實行分離而進行宣傳鼓動的充分自由和通過要求分離的那個民族進行全民投票的途徑來解決分離問題的自由。列寧為了掩護其未設防的理論側翼，便在思想上來了個新的轉變。剛才他還在捍衛分離的原則，而現在卻來反對這個原則。他寫道，要求自決決不是要求分離、分開和建立一些小的國家。這種要求只不過是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的邏輯表現。列寧斷言，民主的國家制度愈是接近於實行充分的分離自由，實際上要求分離的願望將會愈來愈少，愈來愈弱。這樣說來，「民主專政」的首腦只需要確認一下他的政府承認各民族享有的自決權是不受限制的就可以了，這樣作就能夠證明「實際上」是誰也不願意分離的，這樣自己也就心滿意足了。1960年時，赫魯曉夫在紐約就使用了這種犧牲一卒以取得優勢的手法，他證明，蘇聯沒有一個少數民族願意分離出去。列寧在觀察一切問題時，都是從它們對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而現時它還沒有到來）、對加強階級鬥爭能夠具有什麼意義這一角度來考慮的。1916年3月，列寧寫道：「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將來爆發。……然而，爆發社會主義革命，也許還要經過5年、10年或者更多的時間。」而當革命還沒有爆發的時候，應當採取各種行動來削弱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因此，列寧為對付沙皇俄國所制定的政策就包括解放過去被兼并的領土：「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斯蘭和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居住的地區。」列寧聲明：「我們決不反對爭取改良的鬥爭。」自決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達到的許多改良之一。列寧甚至在付不起瑞士公寓中的房租時，也仍然是一位講求實際的政治家。他用一些實際手段來沖淡理論的內容，並輕而易舉地從國際主義轉到民族主義，再從民族主義轉到國際主義。作為一位理論家，他認為國際上一些大國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實際上，他卻希望現今各大國的崩潰將使它們成為革命所輕易獲得的戰利品。列寧同意把民族主義作為一個易動感情的事實和潛在的革命因素來對待，這不僅激怒了布哈林和其他左派布爾什維克。而且也激怒了德國的左派社會主義者，尤其是激怒了羅莎·盧森堡。羅莎·盧森堡的小冊子《社會民主黨的危機》於1916年以「尤尼烏斯」這個筆名在德國出版。列寧指出了這本小冊子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為了進行馬克思主義者不可缺少的自我批評」，他開始批評尤尼烏斯以及除本人而外的其他所有的人。尤尼烏斯的主要錯誤就是她斷言：在帝國主義時代「再也不可能有民族戰爭了」。於是列寧寫道：「任何戰爭，即使起初是民族戰爭，也會……轉化為帝國主義戰爭。」這個論據的錯誤是很明顯的：它只有一半是對的，因此，與之相對立的論據也是對的。列寧解釋道：「民族戰爭可能轉化為帝國主義戰爭，反之亦然。例如，法國大革命的幾次戰爭起初是民族戰爭，而且確實是這樣的戰爭。……但是，當拿破崙建立了法蘭西帝國，奴役歐洲許多早已形成的、大的、有生命力的民族國家的時候，法國的民族戰爭便成了帝國主義戰爭，而這種帝國主義戰爭又反過來引起了反對拿破崙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戰爭。」列寧的辯證觀點以及他過去的顯著的例子說明了後來所發生的一些事件（這些事件來源於歷史上他所建立的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蘇德條約簽訂一周之後爆發的。這個協定為了締約雙方的利益而批准了它們所兼并的土地。對於德國和俄國（雖然俄國並沒有參加軍事行動）來說，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的和擴張主義的戰爭。當時，希特勒侵入了蘇聯，佔領了斯大林在國境上所兼并的土地，深入到俄國的心臟。這時戰爭對於蘇維埃政權來說，是一次衛國戰爭。後來，紅軍佔領了外國的領土，克里姆林宮兼并了這些領土，或者是奴役了這些領土上的居民。這樣一來，就把民族戰爭變成了帝國主義戰爭。這種情況同樣地也在東德、波蘭和匈牙利激起了民族起義來反對蘇聯的帝國主義。列寧預見到，民族戰爭或民族起義即使在社會主義勝利後也將仍然有可能發生。因此，列寧確立了自決的原則，而不管國家制度如何，並且還譴責了那些否認「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也能實行民族自決」的荷蘭的和波蘭的社會民主黨人。列寧認為，自決和分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合乎願望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能夠達到的，即使在帝國主義時代也是能夠實現的。他說，持相反觀點的人就是在捍衛「直接的公開的兼并主義」，也就是在捍衛帝國主義。他對波蘭的和荷蘭的左派社會主義者不止一次地進行了這樣的指責，因為他們由於夢想要建立一個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便想讓那些被壓迫民族留在「各民族的監獄」里遭受苦難，一直受苦到苦盡甘來的那一天為止。波蘭社會民主黨人進行抽象的評論：社會民主黨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支持在歐洲樹立新的國界標誌，因為如果支持那樣做的話，就等於是恢復被帝國主義掃除了的障礙。帝國主義者所建立的一些大國將紛紛落入社會主義者之手，那樣的話，幹嗎還要摧毀各個帝國並解放各附屬領土呢？波蘭人緊跟在自己的教條主義的尾巴後面。他們和列寧一樣，也反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保衛祖國，因此他們不能夠提出解放波蘭的要求。如果要求波蘭獨立，對他們來說，就等於是同波蘭民族主義者——資本家們同流合污。波蘭的國際主義者斷言，獨立的波蘭任何時候都將是俄德兩國進行搏鬥的戰場。他們說，在推翻一切資本家和建立統一的俄波德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中，同德國的和俄國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不是更好一些嗎？然而，就是這些拒絕波蘭自決的波蘭社會主義者卻要求歐洲各國和亞非各殖民地實行自決。列寧認為他知道應當如何避開這一兩刀論法的兩個鋒芒。他承認，「當前的狀況的確非常混亂，但擺脫這種狀況的出路還是有的，這就是所有參加討論的人都做國際主義者，俄國和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要求給波蘭以五條件的『分離自由』，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則為大小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的團結而奮鬥，在當前時期或目前階段不提波蘭獨立的口號。」列寧發揮自己的思想說：「可是，俄國和德國的工人將成為兼并波蘭的參加者（這意味著教德國和俄國的工人農民去干最卑鄙的野蠻勾當，同意充當殘殺異族人民的劊子手）還是波蘭將獲得獨立，這對他們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如果波蘭的社會主義者擁護本國的獨立，那他們就將是幫助了階級敵人一一資產階級。這就會削弱階級鬥爭，而在列寧看來，階級鬥爭是高於一切的原則。他希望階級鬥爭不要在戰爭期間熄滅，即使為此而不得不犧牲實行自決和廢除兼并的口號也在所不惜。不過，列寧作了一個改良派的重要保留。「這不能成為反對在兩次戰爭的間隔時期爭取更廣泛的政治自由（從而也爭取政治獨立）的理由。」波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族起義將會加速資本主義的俄國在軍事上的失敗，這是列寧所迫切希望的。但他到底還是反對起義。他是否對波蘭工人中民族精神的高漲感到擔心呢？但是，戰後的政治獨立能起同樣的作用（就像1920年所發生的情況那樣）。這是列寧所沒有預見到的。列寧的著作遺產極其龐大，因此在許多問題上都可以從中找到彼此完全相反的引文。今天那些反對被共產主義帝國所征服的民族可以實行自決的人，能夠在列寧那十分廣泛的理論著作中找到理論上的支持。列寧的理論陣地是這樣一座橋樑，它的一端架在國際主義和世界國家的左岸上，另一端架在民族主義、民族自決和分離自由的右岸上，在這座橋樑下面可以航行的不止是一艘輪船。但是，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大部分名言是主張自決的。認為自決是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的一個工具。不喜歡沒有根基的烏托邦主義的列寧懂得社會帝國主義的危險性，社會主義者對自己原先原則的背叛有可能導致社會帝國主義。所以列寧寫道：「如果有一個社會黨宣稱，它『反對把被壓迫民族強制地留在兼并國疆界以內』，那麼，它一旦執政，就必須拒絕強制留住這些民族。」 關於這一點，列寧引證了弗·恩格斯於1882年9月12日致卡·考茨基的信。恩格斯向歐洲將來的各社會主義政府提出了這樣的勸告：「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不能強迫任何異族人民接受任何替他們造福的辦法，否則就會斷送自己的勝利。」列寧認為，這「無疑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列寧懂得，社會主義制度不會是永不犯錯誤的。例如，1916年秋他公開聲明：「無產階級決不會僅僅因為它完成社會革命就變成聖人，保險不犯錯誤和沒有弱點。」不但如此，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還可能「自私自利一一企圖騎在別人頭上」。列寧沒有排除社會主義的、布爾什維主義的或共產主義的政府成為帝國主義的政府的可能。他預見到，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將會遇到許許多多的陷阱。他說：「革命的困難是大家都知道的。革命在一個國家雖以輝煌的成就開始，但以後可能要經歷痛苦的時期，因為只有在全世界範圍內，只有靠各國工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夠最終取得勝利。」一個國家內的革命是民族革命，它產生民族主義。大國民族主義產生帝國主義。列寧並沒有認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能夠自然而然地成為民主主義的、國際主義的或反帝國主義的國家。摘自《列寧的一生》，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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