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33部書籍：28 花妖狐魅情系人世——《聊齋志異》

28 花妖狐魅情系人世——《聊齋志異》

　　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是我國文言短篇小說的傑出代表，其中的許多花妖狐魅，有濃厚的人情味，幾乎家喻戶曉。　　孤憤人寫孤憤書　　蒲松齡（1640—1715），字留仙，別號柳泉居士，清初人。　　1640年生於山東省淄川縣蒲家莊。蒲家為書宦世家，明末以來，即「科甲相繼」。　　雖不太顯貴，也可稱一鄉望族。但到蒲松齡的父親，家勢已衰。蒲松齡少年就表現出卓越的才華，19歲時應童子試，在縣、府、道三試中連得三個第一，深得學使施閏章（也是當時著名詩人）的賞識，稱他「運筆成風」，一時名聲大噪。這使年輕的蒲松齡躊躕滿志，他滿以為可以由此順利進入仕途。為了專心準備舉業，他曾隱居于山中寺廟苦讀，在朋友家住讀。但功夫偏負苦心人，此後他參加鄉試，次次落榜，直到71歲才援例出貢；五年以後，他就去世了。　　在生活上，蒲松齡一生窮困潦倒。他19歲結婚。不久，便因家庭不合而分家，蒲松齡只分得20畝地，五斗蕎麥，三斗小米，還有三間老屋。房子牆壁倒塌，門窗不全，透風漏雨，薄產不能自給。隨著孩子的一個個出世，生活越來越困難。　　他不得不靠「舌耕」（教書）度日。從二十來歲起，他開始在家鄉附近的縉紳、官吏家設帳教書，他邊教書，邊習舉業，邊創作，直到71歲才撤帳回家。　　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窮困潦倒，使蒲松齡產生了無可擺脫的落魄感、屈辱感和自卑感。也使他對科舉制度和封建社會的黑暗有了一定的認識。於是，他把自己的一腔孤憤寄托在《聊齋志異》的創作中。　　蒲松齡二十來歲開始創作《聊齋志異》，到40歲初步完成，並撰《自志》，而後又不斷增補，直到晚年才最終完成定稿。《聊齋志異》的素材來源非常多，有的是改編舊作，有的是記錄親身經歷，也有的是作者的想像虛構，更多的恐怕是采自民間傳聞，加工改造而成的。正如蒲松齡在《聊齋自志》中所說：「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篇。　　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有人甚至說，蒲松齡為了創作《聊齋志異》，在路邊擺上煙茶，見人路過，便強留人家講故事，回家便記錄下來。其說雖不可信，卻從某個側面說明《聊齋志異》的素材來源於民間。　　「聊齋」是蒲松齡的書房名：「誌異」，就是記載奇聞異事。《聊齋志異》屬志怪小說。我國古人相信巫鬼，志怪小說有悠久的傳統。從魏晉到明代，數不勝數。魯迅曾說，《太平廣記》所收的各類志怪小說可以讓人看得厭而又厭。這些作品大都止於搜奇記異，為志怪而志怪，沒有更深的含意；而《聊齋志異》不是一般的志怪小說。它的意義，決不在為我國增添了一部志怪小說集，而在於以談狐說鬼為幌子，寄託了作者的「孤憤」，融鑄了作者獨特的生活體驗，是一部「孤憤之書」。從廣義上說，作家談狐說鬼本身，就是對現實的抗爭。作家厭倦了世俗的痛苦生活，而迷戀於虛幻的鬼狐世界，為自己創造了一方靈魂棲息地。　　在大多數作品中，作家直接把自己喜怒哀樂，　　把自己的理想寄託於作品中，用非現實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才是《聊齋志異》的獨創之處。　　花妖狐魅皆有人情《聊齋志異》近五百篇作品，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令人耳目一新。根據作品的主題和風格，大致可分為四類：1.描寫書生與花妖狐鬼真摯戀情的作品。這類作品篇數較多、篇幅較長，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動人的人物形象，為我們描繪了一個個情致纏綿、韻味悠長的藝術世界。這是《聊齋志異》中成就最高、最為人喜愛的作品。這些作品中的女性都是花妖狐魅化成，因此，都有變幻莫測的非人性一面。但她們卻更具人性，風姿艷麗，善解人意，溫婉多情，又各具風采，是作家理想的寄託，是美的典型。如嬌娜，「嬌波流慧，細柳生姿」，不避男女之別，為孔生治病，割除腐肉，而孔生不惟不覺痛苦，且「恐速竣其事」。後嬌娜一家有難，孔生冒死相救，受了重傷，嬌娜又口吐紅丸，為他治好。連作者都感嘆道：「觀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紅玉》描寫了一個「人俠」和一個「狐俠」。孤女紅玉熱心幫助馮生娶妻成家，之後馮生被冤，她又代為撫養孩子，最後嫁給馮生，夙興夜寐，勤苦勞作，幫助馮生重振家業，參加科舉考試。《小翠》刻畫了一個貌似天真活潑、嬌不知愁、卻能忍辱報恩的狐女，連作者都不禁讚歎道「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者也」。　　著名的《嬰寧》活畫出一個不拘禮法，天真純潔，又嫵媚多情的「愛笑」的狐女形象，讓人過目不忘。難怪有位作家風趣地說，年輕時看了《聊齋志異》，晚上讀書時，總盼望飄來一位狐女。　　2.以幻異的誇張的形式揭露封建衙門和科舉制度的某些弊端。蒲松齡窮困潦倒，處於社會下層，對封建官吏欺壓人民、魚肉百姓的虎狼之行有較多的認識。　　若以尋常的方式加以表現，往往思想性有餘，藝術性不足。蒲松齡以幻異、誇張等非現實的手法加以表現，獲得了驚世駭俗的效果，又具有獨特的藝術情趣。《促織》寫因皇帝喜鬥蟋蟀而引起的一系列悲喜劇，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罪惡。作為一國之君，而迷於鬥蟋蟀，這給大小封建官吏以諂媚和科斂的機會。華陰令諂媚上官，進一蟋蟀，上官讓華陰令常供，華陰令又讓里正進供。做里正的成名，本因老實懦弱，一點家產快賠盡了，恰好上邊徵收促織，成名抱著一線希望自己去找，一時無結果，被打得兩腿間流血；只好求巫占卜。按照巫的指示，找到一隻蟋蟀，又被兒子抓死。成名妻大罵兒子；兒子投井而死，化為促織，輕捷善斗；成名以此進獻，時來運轉，縣令免其賦稅，讓他進學校學習，「不數歲，樓閣萬椽，牛羊蹄躈各千計。一出門，裘馬過世家焉。」成名最終脫離了苦海。然而人的苦難和好運，卻無不反映出上至皇帝、下至官吏的腐敗。《席方平》描寫了席方平不畏強暴、為父伸冤的故事。席方平的父親因仇人在冥間行賄，受到嚴刑拷打；席方平赴地下代父伸冤，上到冥王、郡司，下到城隍獄吏，皆貪贓枉法。將席方平施以重刑，用火床烤，鋸開他的身體。但席方平毫不畏懼，轉生後依然不忘告狀。在《夢狼》中，作家直接了當地指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當然，我們不能要求三百年前的蒲松齡把矛頭指向封建制度，指向最高統治者。實際上，由於當時的歷史條件，蒲松齡只能寄希望於皇帝和清官。　　在《促織》中，他為皇帝開脫道：「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鴞鳥》寫大小官吏借馱運糧草之機，大肆搶奪民間騾馬。　　作者同樣為皇帝開脫道：「聖明天子愛惜民力，取一物必償其值，焉知奉行者流毒若此哉。」在《席方平》中，席方平的希望依然在殿下九王。在這類作品中，無情的暴露性與無意識的妥協性同時存在。　　與此相關的，是對科舉弊端的批判。明清科舉制，雖為統治者選拔了不少人才，但也存在種種弊端，埋沒了不少人才，蒲松齡是受害者之一。科舉最重文章，以蒲松齡之文才，竟屢屢敗北，不能不使蒲松齡產生一定的懷疑。　　儘管蒲松齡一生都是科舉迷，從未打算與科舉決裂，但他畢竟從自己的痛苦經驗出發，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科舉的弊端。《葉生》雖然寫了一個虛幻的故事，卻可以看作蒲松齡的精神自傳。葉生「文章辭賦，冠絕當時」，但「所遇不偶，困於名場」，抑鬱而死。死後還魂，仍不忘借別人為自己文章吐氣。　　他幫助朋友的兒子高中，從而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達到目的，他的靈魂才返回家中，撲地而滅。賈奉雉起初遵奉「學者立言，貴乎不朽」，但總考不中。後來，他從丟掉的廢卷中，選擇那些格調卑下、文詞枝蔓、亂七八糟的句子，集中起來，聯綴成文，竟中經魁。在《司文郎》中，他諷刺考官不僅「無目」，而且「鼻盲」。在《考弊司》中司主把向考生索賄當作「成例」，無錢納賄的，即割考生的髀肉。在蒲松齡筆下，科舉考試弊端百出，才華橫溢的人屢屢失敗，庸俗淺薄之流卻能青雲直上。當然，作家對科舉制的批判是有限的，他不會想到廢除科舉。　　他只不過是希望改良科舉制度，希望有識見的考官真正將有才能的考生選拔出來而已。　　3.表現某種生活哲理的寓言性質的作品。這類作品往往短小精悍，詼諧幽默，表現了蒲松齡樂觀、機智的一面。著名的《勞山道士》、《武技》諷刺了那些投機取巧、嘩眾取寵的淺薄之徒，表現了學貴專一、學無止境的思想。王生慕道，並非真正理解道。他好逸惡勞，不苦心修持，只求學得一點法術，用以眩人耳目，結果碰得「額上墳起，如巨卵焉」。李超跟僧人學得一點武藝，便驕傲自滿，自以為打遍天下無敵手，結果，差點被人打斷大腿。　　《畫皮》則告訴人們要善於透過假面，看到本質。男主人公被一化為美女的惡鬼迷惑，得到道士的警告還執迷不悟，終於被惡鬼挖去心肝。《狼》（三則）　　揭露了狼的狡猾、奸詐，也指出了它們的可笑下場。這些作品，都具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4.還有相當多的作品止於搜奇記異，可以說是魏晉志怪小說的延續，其優點是描繪栩栩如生，但今天看來，已無多大意義。如《咬鬼》、《蕎中怪》、《蛇癖》等。　　《聊齋志異》的內容十分豐富，其中還有不少作品，儘管數量不多，卻具有獨到的意義。目前，我們對這類作品還不太重視，沒有給以足夠的評價，對其中許多經驗，沒有加以總結，更沒有給以創造性發展。《屍變》被許多人認為是純迷信之作。但如果我們拋開成見，忠於藝術感受，便會發現，這篇作品具有驚人的藝術震撼力。作家用那麼簡潔有力的文筆，描繪出一幕可怕的屍體追人的情景，只要讀過就決不會忘記。我們可以說，這是典型的中國式的恐怖小說。又如《狐諧》，如果僅從所謂思想意義看，的確沒什麼；但若換個角度，著眼於小說的風格，便會得出全新的結論。作家描繪的是狐精跟人開玩笑，令人捧腹。這樣的俳諧小說，在我國小說中還不多見，是否　　應給予一定的地位呢？像《王子安》、《續黃粱》等描繪陞官夢、富貴夢的諷刺小說，顯然開《儒林外史》之先河。像《胭脂》、《折獄》那樣的公案推理小說，也具有獨特的魅力。《快刀》表現刀之快，人頭被砍，滾在地上，還喊「好快刀」，這不是中國的黑色幽默嗎？至於意識流，到外國人那裡認祖宗也未嘗不可，意識流作為派別，作為創作方法，是西方人發展起來的，但我們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聊齋志異》中許多描寫靈魂離體的作品，如《考城隍》等，不就是中國的意識流嗎？　　亦真亦幻曲筆傳情《聊齋志異》的藝術成就歷來為人稱道，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將幻異與現實融為一體，創造出亦真亦幻、亦幻亦真的人物形象和藝術世界。作家對生活採取非現實化的處理方法，「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而可采，忘為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換句話說，作家總是將各類精怪的原型性格與人性結合起來，創造出神奇的藝術形象。綠衣女為綠蜂所化，「綠衣長裙」、「腰細殆不盈掬」。葛巾為牡丹花妖，「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熏，無氣不馥。」阿英為鸚鵡精，故「嬌婉善言」。苗生為虎精，故長嘯一聲，「山谷響應」。所有這些，情趣盎然，讓讀者獲得獨特的審美享受。　　前人曾言，藝術「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確如此。　　2.在文體上，蒲松齡創造性地發展了唐傳奇的文體形式，將魏晉筆記體與史記傳記體緊密結合起來，既有小說家的靈活，又有史學家的嚴謹。作家繼承了司馬遷以來的史學論贊傳統，在近二百篇作品的結尾，加「異史氏曰」，對所寫的人事加以評說，大都切中肯綮，發人深思。　　3.《聊齋志異》的語言素來為人稱道，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語言。　　前人早就指出，讀《聊齋》若只當故事看，不做文章看，便是呆漢。甚至說，蒲松齡「有意作文，非徒紀事」，是「才子之筆」。《聊齋志異》的敘述語言簡潔、典雅，無論敘事寫景，還是抒情狀物，無論刻畫性格，還是渲染氣氛，無不曲折如意，變幻之狀，如在眼前。如《花姑子》寫安生親近兩個花姑子，一真一假，真的是香獐所化，假的是蛇精所化。真花姑子為安生按摩，「安覺腦麝奇香，穿鼻沁骨」，「安與同衾，但覺氣息肌膚，無處不香。」真是美妙溫馨之至。當安生與假花姑子（蛇精）親狎時，「偎傍之際，覺甚腥膻，心疑有異，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綆之縛。少時，悶然不覺矣。」　　簡直令人毛骨悚然。《屍變》寫女屍隔樹抓人抱樹而僵，本已令人膽寒；作家彷彿還嫌不夠味，又寫第二天邑宰（縣令）到現場質驗的情形，「宰親詣質驗，使人拔女手，牢不可開。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拳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然。」讀至此，更讓人心增餘悸。　　作品中的人物對話寫得同樣精彩。這似乎是一個謎。一部文言小說的對話，竟能如出其口，如聞其聲，讓人嘆服。《邵女》篇寫媒婆到邵家說媒，便是一例。　　邵女家貪圖錢財，多少人上門說親，都不成。媒婆受柴廷賓之託，到邵家說親，她想以錢說動邵家，卻又不好直說，只好拐彎抹角來挑動邵家。　　當邵母說邵女反覆挑選，一直未定時，媒婆說：「夫人勿須煩怨。恁個麗人，不知前身修何福澤，才能消受得！昨一大笑事：柴家郎君云：於某家塋邊，望見顏色，願以千金為聘，此非惡鴟作天鵝想耶？早被老身呵斥去矣！「前人評論道：」看他於開不得口處開口笑之，駁斥之，無意中以千金動之，末仍以不了語探之，極語言之妙。「這些對話的妙處，就在保持文言格調的前提下，恰當吸收，融化民間口語，加以調和，因而具有既典雅又接近口語的特色。《狐夢》中諸姊妹的調笑、鬥趣，《口技》中對各類人物對話的個性化模仿，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然，要求近五百篇作品篇篇精彩，並不現實，作品中有極少數無聊庸俗之作，如《犬奸》、《狐懲淫》等。也有一些作品，流露出濃厚的封建觀念和文人雅士的風流思想。即使一些較好的作品也在所難免，如《邵女》就宣揚妾對妻的無條件服從。作者在描寫愛情的同時，對一夫多妻、享受「雙美」等醜惡現象也津律樂道，這與現代婚戀觀是格格不入的。　　作為一部文言小說，《聊齋志異》有那麼大的影響是特別令人驚異的，因為要讀懂它，首先要過語言關。過這一關，對大多數人來說，並不容易。　　但《聊齋志異》卻以其獨特的魅力吸引人們去突破這一「關」。早在蒲松齡生前，《聊齋志異》已被廣泛傳抄，並受到當時一些名流如王士禎等人的推崇。　　之後，抄本、印本層出不窮，說家有其書，未免誇張，但說流傳甚廣，幾乎家喻戶曉，卻並不過分。有人統計，解放後出版的各種各樣的《聊齋志異》印本，包括抄本、刻本、改寫本、白話本等，其數量甚至超過《紅樓夢》。　　《聊齋志異》還被改編為多種藝術形式，如連環畫、電影、地方戲等，深受觀眾的喜愛。隨著電視藝術的發展，60集電視連續劇《聊齋》，使古典名著《聊齋志異》更加深入人心。至於《聊齋志異》在文學界的影響，我們只提一點就夠了：《聊齋》之後，仿《聊齋》之作不計其數，我們今天還能記住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