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晚清立憲背後：立憲派和清政府誰騙了誰

立憲派為什麼要去欺騙清廷？與其說是他們樂意這麼做，不如說是他們只能藉助專制皇權去推翻專制皇權，別無他法。

　　清末的立憲運動近年來一直是史學界研究的熱點，這些研究雖然不斷在修正前面落伍的觀點，但是又提不出新的貫通整個清末立憲的觀點和理論體系。於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幾本關於清末立憲的「通史」，儘管過時的觀點比比皆是，最近卻又頻頻再版，儼然仍是研究清末立憲的前沿成果。其中一本，便是高放等著的《清末立憲史》。

　　本書作者在新版「修訂、增訂版跋」中說，新版在論斷和觀點方面作了六處修改。這六處修改的第五處是，「原書的第十三章標題是：辛亥革命的勝利和清末立憲騙局的終結，現在把下半句改為『清末立憲拖局的終結』」，「客觀、公正地說，慈禧搞預備立憲不能完全是騙局」（第596頁）。

　　改掉「立憲騙局」的說法，確實值得肯定。不過，原來的「騙局」之說並不是單一的觀點，而是評價清末立憲的全局性的判斷。新的研究成果雖然否定了「騙局」之說，卻提不出新的框架。所以，雖然作者改掉了標題，但是改變不了整本書「騙局」說的基調，這就導致書中自相矛盾之處俯拾皆是。

　　譬如，書中談到預備立憲諭旨時，說諭旨的精髓在於「大權統於清廷，庶政公諸輿論」，而且斷言「後六個字不過是點綴性的陪襯」，而「其他諸如憂國傷時、濟世救民等等美好的詞句，都不過是一些欺世盜名的空話而已」（第123頁）；談到《九年籌備清單》時，說它是「以欺騙為目的」（第233頁）；談到清廷諭旨寄望資政院「上為清廷竭協贊之忠，下為庶民盡代議之責」時，更是宣稱，「這前一句是真心話，後一句則是愚弄人民的假話。」（第370頁）這些都和作者在跋中特意否定的「騙局」之說自相矛盾。

　　學術界對「騙局」的駁斥都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騙局」之說並非起源於學術界，而是來自彼時立憲派對清廷「假立憲」的指責。以「拖局」代替「騙局」，在學術上固然可以商榷，但既不能幫助我們理解「騙局」說何以能夠流行，也沒有對「騙局」說構成真正的批判。

　　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與其說是清廷欺騙了立憲派，不如說是立憲派欺騙了清廷。清末立憲中，清廷本來就是被動的一方。立憲派說立憲好，清廷就搞預備立憲。立憲派說預備要有年限，清廷就搞九年計劃，定於1916年成立國會。後來立憲派說要馬上開國會，清廷這回沒答應，立憲派便紛紛指責清廷假立憲欺騙人民。可是，清廷從來就沒答應過馬上開國會，欺騙之說又從何而來？

　　清廷說「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時候，對「大權」與「輿論」之間的和諧統一寄予了良好的願望。可是掌握著輿論的立憲派動不動就拿「庶政公諸輿論」要求清廷按他們的意旨行事，一旦不從，就指責對方「假立憲」。「大權」與「輿論」衝突得水火不容，完全出乎清廷的意料。而且，確確實實是立憲派先拿「輿論」當進攻武器，清廷才被迫拿「大權」當擋箭牌。況且清廷說的是「庶政公諸輿論」，而不是「庶政決於輿論」，其是非暫且不論，但清廷要求控制「大權」的意思說得很明白。欺騙之說又從何而來？

　　資政院彈劾軍機案，清廷以為「議院得自由彈劾而無強政府以必行之權」，這才叫「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東方雜誌》第五年第一期）。立憲派以為「權之雲者，謂夫合全國人民之意也」，而資政院「即為全國代表民意之機關」（《申報》1910年12月21日），所以，清廷的「大權」必須按照資政院的意思行事。彈劾軍機不成，立憲派又紛紛指責清廷「假立憲」欺騙人民。其實雙方各執己見，欺騙之說又從何而來？

　　皇族內閣成立後，立憲派又指責清廷「假立憲」，說「皇族不掌政權，為君主立憲國唯一之原則」（《聯合會呈請代奏明降諭旨另簡大臣組織內閣稿》，《國風報》第二年第十三期）。立憲派口中的「立憲國唯一之原則」是個萬能標籤，當他們要求頒布憲法時，會說有沒有憲法是「立憲國唯一之原則」；當他們要求成立國會時，會說有沒有國會是「立憲國唯一之原則」；當他們要求成立責任內閣時，又說有沒有責任內閣是「立憲國唯一之原則」。現在，這一標籤又貼到「皇族不掌政權」上了。可是，在皇族內閣成立之前，立憲派主張皇族不入內閣的言論雖然也有，但說的不多，更加沒有上升到「立憲國唯一之原則」的高度。身為皇族的奕劻出任總理大臣，是立憲派預料中的事，他們也並沒有從皇族不能入閣的角度表示強烈反對。所以，皇族內閣遭到強烈譴責，並不是因為違反了「立憲國唯一之原則」，而是因為內閣中的皇族和滿族實在太多了。

　　皇族內閣的成立，與其說是要「假立憲」，不如說是清廷對權威喪失的恐懼，反映的是執政者的虛弱和稚嫩。到了清末，清廷中人才凋零，政府越來越腐敗，而立憲派則人才輩出。以清廷的渙散、分裂和腐敗，去欺騙充滿熱血、氣勢洶洶的立憲派志士，恐怕是太過高估了他們。從一開始就嚷嚷著被騙了的精明人，肯定不會吃虧，反倒是被騙了還幫人數錢的，那才是真被騙。在清末立憲運動中，清廷可謂不知不覺中被立憲派耍得暈頭轉向。

　　清廷之所以決定立憲，五大臣出洋考察歸來後的報告很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兩份報告，一份是載澤的《奏請宣布立憲密折》，一份是端方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這兩份報告極力鼓吹立憲的好處。載澤的密折中說，立憲「利於國利於民」，還提出了著名的立憲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漸輕」，「一曰內亂可弭」。端方的奏摺猛批專制，說專制「則君主危」，一旦立憲，「君常安而不危」，「不僅常安而不危，且神聖不可侵犯之權亦載入於憲法中」。滿紙的甜言蜜語說得慈禧終於動了心，決定實施預備立憲。

　　可是，這幾份奏摺是由立憲派的梁啟超、楊度等人捉刀代筆的，這在當時的東京「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而這幾份報告，要麼是信口雌黃，要麼是有意欺騙。「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誰能保證立憲真有這樣的效果？事實上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後短短几年，皇位就倒掉了，何來的「皇位永固」？而載澤的密折中還有「君主立憲」可以「鞏固君權」之語，並以日本為例，稱「凡國之內政外交軍備財政賞罰黜陟生殺予奪，以及操縱議會，君主皆有權以統治之」。這些話如果真是出自立憲派之手，那絕對是赤裸裸的欺騙。而清廷在懷著「皇位永固」和「鞏固君權」的美夢答應了立憲之後，很快又被立憲派精心炮製的一個個糖衣炮彈忽悠得找不著北。

　　立憲派糖衣炮彈的第一招是「君主不負責任」。梁啟超說：「立憲政體，以君主不負政治上之責任為一大原則，其所以示別於專制政體者，惟在此點。」（《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第55頁）立憲派說，立憲政體就是君主不負責任，君主不負責任好啊，人民不會怨恨君主，君主地位不會有任何危險。其實「君主不負責任」對君權的削弱，孫寶瑄早就說得很明白，「留一尊嚴不可犯之君，使為一國之代表，而陰削其權，歸之於相，故相負責任，而君不負責任也」[《忘山廬日記》（上），第58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陰削其權」的「陰」就是表面上說得冠冕堂皇，暗地裡則給你使絆。

　　國會請願運動中，清廷屢次下旨拒絕請願，立憲派說，「君主不負責任」嘛，諭旨經過大臣署名，都是大臣的責任，然後公然對清廷諭旨進行猛烈批判。從前不搞立憲的時候，哪裡有人敢於質疑清廷諭旨。現在立憲了，君主不負責任了，發的諭旨卻被批得七葷八素。

　　立憲派的第二招是「君主神聖不可侵犯」。「神聖」一語，是立憲派鼓吹立憲時的口頭禪，可是實質上，所謂「神聖不可侵犯」，在立憲派看來就是你是老大你靠邊站，不要插手世俗事務。孫寶瑄說：「蓋惟君是神聖不可犯，又不負責任，而議會專與內閣對待，於是國政有失，人民可與宰相抗爭，較論是非，而天子不與焉。」[《忘山廬日記》（下），第1230頁]這一觀念也是立憲派約束君主的一道緊箍咒。

　　資政院彈劾軍機案中，資政院要求清廷撤銷軍機處，成立責任內閣。載灃下了一道硃諭，不答應，並特意不經大臣署名，表示由「君主負責任」，不和你們玩「君主不負責任」這一套。硃諭一出，資政院大嘩，立憲派也大嘩。議員劉春霖在資政院會議上很不客氣地說，「本員昨日看這硃諭，似監國攝政王於立憲政體沒有十分研究」，還說，「立憲國君主本立於安榮地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攝政王要是知道，又豈有不願就安榮的道理呢。」（《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第405-406頁，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神聖不可侵犯」不是無條件的，君主想要「神聖不可侵犯」，就應該「就安榮」，「就安榮」就應該靠邊站。

　　在中國傳統中，君主的神聖性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君民是一體的；另一方面，君主掌握著最高權力，「帝王的神聖性與權力的神聖性是一體的」（劉澤華：《從「天王聖明論」說「權力神聖觀」》，《炎黃春秋》2011年第六期）。而自從鼓吹了「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主從前擁有的兩方面的神聖性都沒有了。以前君主是「人民」的代表，現在議院才是人民的代表；以前君主掌握著最高權力，現在在立憲派「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式的制度假設中，君主毫無實權，掌握最高權力的是議院。

　　所以，劉廷琛彈劾資政院時很犀利地說，資政院「使朝廷避專制之名，議院行專制之實。議決案件，必要求政府實行，是神聖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議員」（《國風報》第一年第三十三期）。誰能代表人民，誰就能「神聖」，誰就能掌握最高權力，這是很自然的。所以《大公報》反過來批評劉廷琛說，「區區以國民公僕之劉廷琛，而膽大於身，公然敢參我神聖不可侵犯之資政院，已足駭人聽聞矣。」（《大公報》1911年3月1日）「君主神聖不可侵犯」說起來好聽，實質上是用議院剝奪了君主的權力和神聖性。

　　立憲派的第三招是「萬世一系」。中國人本沒有「萬世一系」的觀念，日俄戰爭之後，立憲勝於專制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同時，日本天皇「萬世一系」的歷史也成了說服中國皇帝答應立憲的誘餌。

　　1904年，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上書政務處奏請立憲，說日本天皇「萬世一系」，所以，「立憲政體者，實所以尊君權而固民志」（《出使法國大臣孫上政務處書》，《東方雜誌》第一年第七期）。孫寶琦的這次上書在立憲派中激起很大反響，但政務處並未予以轉奏。到了1905年，慈禧召見端方，端方向慈禧鼓吹立憲，慈禧說：「立憲如何？」端方說：「立憲則皇上可世襲罔替。」慈禧一聽，樂了，說：「吾今乃聞天子亦有世襲罔替之目。」[《戊戌變法》（四），第313頁]

　　慈禧同意了立憲，後來立憲派「得寸進尺」，又拿「萬世一系」當誘餌。張謇在奏請清廷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時說，「萬世一系」，「我中國歷史之所從無」，而「立憲國何以能之」，那是因為有國會有責任內閣，所以，中國要設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張季子九錄（政聞錄）》，第154-155頁]。

　　「萬世一系」和天長地久海枯石爛一樣，是需要精心去維護的一個極其脆弱的東西。然而，立憲派所想的，不是怎麼去維護它，而是想通過甜言蜜語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一旦清廷不遂人願，立憲派中的大多數人，包括張謇在內，對「萬世一系」的海誓山盟早就忘得一乾二淨。

　　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立憲派想要搞立憲，必須藉助君主的力量。武昌起義之後，梁啟超見君主立憲無望，多年的努力付諸東流，恨恨地說：「但使立憲實行，政權全歸國會，則皇帝不過坐支乾修之廢物耳。」（《梁啟超年譜長編》，第5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而康有為在武昌起義後仍寄情於君主立憲，只是換了個說法，叫「虛君共和」，並說：「虛君者，如存一神以保虛尊，如存一廟以保香火，名為皇帝，實不過一冷廟之土偶而已。蓋仿英日之制以息爭焉。」[《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第151頁，中華書局，1992年]這多少也道出了從前立憲派對君主立憲的真心話，「虛尊」、「土偶」之語，在本質上與「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沒什麼不同。所以，要說在清末立憲中，是誰在欺騙誰，又是誰欺騙了誰，這豈不是一目了然嗎？

　　立憲派咄咄逼人地指責清廷是「假立憲」，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清廷腐敗無能的不滿；而能讓清廷「欺騙」的罪名臭名遠揚，那是因為清廷失去了控制力，而立憲派則掌握著輿論。至於立憲派為什麼要去欺騙清廷，與其說是他們樂意這麼做，不如說是他們只能藉助專制皇權去推翻專制皇權，別無他法。立憲派對清廷的欺騙，並不是某個個人或團體的陰謀或陽謀，而是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造成的。而且，當某種輿論一旦成為了潮流，很多跟著潮流頭頭是道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假不辨，更不用說「欺騙」清廷了。本文來源：《東方早報》2013年4月21日第B06版，作者：丁業鵬，原題：《清末立憲：是誰欺騙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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