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討論中日關係

兩個月前就收到一場名為「愛恨40年——邦交正常化以來的中日關係」的講座通知，在倫敦的大和日英基金會舉行。當時就報了名，但沒想到講座真正舉行的今天（9月10日），中日關係正上演如此緊張的一幕。事實上，一場討論中日關係的講座在英國如此受歡迎——一個月前就收到組織方郵件稱報名已滿，若不能參加望讓出座位——就說明這對雙邊關係在當今世界受矚目程度。果然，今晚講座，只能容納七八十人的小房間里坐滿了人，目測約有一半不是亞洲人面孔。

「從中國和平崛起以及國際高級政治的總體視角看，中日關係或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但中日雙方均未注意到這一點。」

這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國際關係教授巴里·布贊（Barry Buzan）在2010年一篇題為「中國能和平崛起嗎」（《國際政治科學》（2010 年第2期 ，第1—32 頁）的文章中的觀點。今晚的講座由他主持，真是再合適不過。作為英國國際關係理論界的著名學者，布贊教授承認自己並非區域研究專家，但中日關係一直是他的「愛好」。

演講嘉賓則分別是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教授松本盛雄（Morio Matsumoto）和英國利茲大學的中日關係教授Caroline Rose。

松本盛雄原是一名資深外交官，包括在1989-1997年任日本外務省中國和蒙古司副司長、2006-2008年任外務省日中經濟關係司主任、2008年-2012年任日本駐瀋陽總領事。

此前他有過16年作為外交翻譯的生涯，多次陪同日本首相、外長訪華。介紹2008年「毒餃子」事件之初，他用中文說了一句「好吃不過餃子，舒服不過躺著」，完全把我鎮住了！其標準程度絕對夠中央台播音員的水平。1992年日本天皇歷史性訪華時，他亦任翻譯。

「如果不能處理好中日關係，中國的『和平崛起』只是一句空話。」布贊教授說。

此前就讀過他2010年那篇關於中國「和平崛起」的論文，覺得非常在理：中日之間交惡，美國漁翁得利。因為面對中國的「威脅」，日本會繼續維持與美國的盟友關係，美國在東北亞軍事和政治定位的合法性得到鞏固；中國的態度越強硬，就越送給華盛頓那些尋求遏制中國的鷹派以口實。若從現實主義角度分析，中日關係改善對美國無益。所以中國選擇與日本交惡，實際是犯了戰略大忌——樹敵於鄰，把盟友送給更強大的敵手。

2012年，布贊教授再度在《國際政治研究》（2012 年第1 期，第49-62頁）上發表的「國際安全研究的演化——中國的反思與借鑒」一文中再度論述，也值得大段引用：

「中國努力建構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小範圍的東亞，而日本與一些東南亞國家則將東亞推向一個包括印度、澳大利亞和美國在內的廣泛會員組織，以抵消中國的可能優勢。??日本與印度對中國和越南、菲律賓、澳大利亞挑釁性崛起的恐懼，強化了它們與美國的聯盟，並使美國易於掌控其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政治地位。印度與幾個東南亞國家間開始愈加相互憑靠，並仰仗美日以平衡來自中國的威脅。對美國而言，這是中國強硬派對美國外交與戰略上的饋贈，極大地促進了美國近期將其安全戰略核心「重返」亞洲。這些進展在亞洲塑造了一個令人堪憂的冷和平/消極和平前景。在全球層面上，中國已表現出遏制性姿態以阻止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取得與其實力相應的( 合法) 地位。然而，當前世界經濟危機將如何影響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仍不明晰，但中國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佔據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預示著一種對經濟民族主義的令人堪憂的強化。」

「一個由美國支持的從日本延至印度、再經由越南到澳大利亞的聯盟正在形成之中，如果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冷/消極的，則此聯盟將變得更加清晰可見。中國的亞洲鄰國將通過提升自身軍事實力、加強相互合作和尋求美國支持以對抗中國。」

很明顯，中日關係若按理性思維，結盟才對雙方都有利——對中國來說，可以有效減小來自美國的壓力；對日本來說，則有利於樹立（與中國共同的）區域大國核心地位。但事實是，兩國都容易「感情用事」。會後與布贊教授交談，有意思的是，他說：「難道就是因為『面子』？」他也承認：「對我們西方人來說，大概這點是我們比較難理解的。」

面子??某種程度大概可以這樣說吧，我說。眾所周知，中日關係中摻雜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單是「面子」二字大概不足以概括。對於中國人來說，不僅日本侵華的歷史不能容忍，而且許多人眼中的日本文化源自中國文化、日本在歷史上都對「天朝」是從屬地位，正因如此，被日本侵略的羞辱感才倍加強烈。然而，就在上世紀初，日本的現代化還一度是國人學習的榜樣。現代漢語中許多外來辭彙源自日語就是明證，可惜沒有很多人注意到這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日關係也曾有過一段蜜月期，那段時間在中國大受歡迎的日本電影，高倉健，說明兩國之間不是不可能修好的。

據Rose教授引用的民調數據，中國人對日本的負面看法，不出所料，絕大部分（70%以上）都說是因為日本侵華。因此我在講座的問答環節提問松本盛雄，到底是什麼政治原因，讓日本不能還中國一個真正的道歉？

他回答：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訪華，已經慎重考慮過這個問題，也謹慎準備了發言措辭。日本方面認為，通過天皇之口說出的道歉，對日本來說就已經是最高級別的道歉。他們認為天皇在北京發言之後，道歉一事便可了結。但此後日本一些政客發出不同論調的言論，乃至參拜靖國神社，「或許出於個人或政治原因。」

不知松本教授的這番回答，究竟是出於外交官的謹慎辭令，還是日本人真心認為，已經沒有必要再道歉？

會後一位年長的日本女士向我走來，說：「謝謝你提出這個問題！」原來，這位室富子女士是日中友好協會的資深老會員——1961年就加入了！我於是問她：你覺得日本的道歉已經足夠了嗎？「當然不！」你覺得如果我那個問題問給一個普通的日本人，他們會覺得吃驚嗎？「是的。」

她說，或許社會頂層的15%，那些精英，會同意日本對中國的道歉還不夠充分，但大部分的普通日本人對此一無所知。他們對中國的印象，還是停留在文化、中國菜的層面上。

（1992年的日本天皇有史以來首次訪華，也是1989年後中國受西方外交封鎖時日本的巨大善意表現，意義重大。1992年10月23日，明仁天皇在楊尚昆主席歡迎宴會上致辭時說：「在兩國關係悠久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我國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不幸時期，我對此深感痛心。戰爭結束以後，我國國民基於不再重演這種戰爭的深刻反省，下定決心，一定要走和平國家的道路。」）

的確，對比我們腦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日本侵華暴行畫面， 這段話聽起來有些輕。但或許中間有些東西lost in translation？是否在日本文化中，這樣的措辭已經是極限？我不知道，希望了解日本的朋友幫忙解答。

但我想我們在要求日本道歉的同時也不應該忘記，日本幾十年來對中國發展的援助，也是一種行動上的道歉。日本一直最大的對華援助國。特別在改革開放早期，許多重要的基礎設施工程都依靠日本援助資金：北京首都機場、地鐵、上海虹橋機場，還有全國許多地方的港口、鐵路。這些都為中國後來的經濟起飛有重大作用。

但最不幸的是，大概中國人和日本人都不知道自己國家在對方眼中是什麼形象。普通的日本人或許並不知道，日本侵華歷史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仍如此記憶猶新、中國的電視屏幕上仍有那麼多抗戰劇、那麼多面目可憎的日本「鬼子」。或許是教科書的忽略，或許也是他們認為，那已經是三代人之前的事情，早就該過去了。

而在普通中國人帶著受害者的委屈心理看日本的同時，也很難體會，日本眼看著家門口這個新興國家日益強大，給他們帶來的心理壓力。

讓我有點吃驚的是，根據日本獨立智庫「言論NPO」今年6月的一份調查，中國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甚至比日本在中國人眼中的形象還差！84.3%的日本人認為中國的形象不好，而認為日本形象不好的中國人也不過64.5%。

日本人對中國的情感的確是在最近三十年逐漸降溫的。Rose教授介紹，1978年的民意調查中，有62.1%的日本人認為與中國關係密切，但到2010年這個比例只剩下26.3%。

Rose教授在她的演講中就舉了日本的民意調查中，對中國感覺負面的幾大原因：其中當然包括對釣魚島、中國在國際社會中不按規則行事、中國對日本歷史問題的批評、缺乏透明度及軍事力量的增長、不理解中國人的愛國行為、政治體制的不同等，但排在第一位（50%以上）的，是中國對能源和資源的自我中心。

會後有一位國內來的訪問學者也與我交流：「壓力真是大啊，大家都對中國這麼關注。」我說，是啊，但現實就是這樣，不是嗎？我們需要習慣這點，習慣其他國家的人對中國的關注，就像美國人走到世界很多地方也會被人罵他們政府的外交政策一樣，中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影響不可能不讓人側目。如果說世界對中國有偏見，我想中國起碼要付一半責任——我們的體制夠公開、夠透明嗎？憑什麼讓別人相信，中國國內的鷹派不會進犯他國，就算大家都願意相信「中國人民熱愛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