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為何要借司馬懿之手殺掉孟達 | 田餘慶說三國

▲田餘慶先生（1924-2014），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著名歷史學家。

劉備的失誤

西城、上庸、房陵三郡，分別治今陝東南、鄂西北的安康、竹山、房縣。三郡本是益州漢中郡的三縣，建安末年改郡，是魏、蜀、吳的交界地區。《華陽國志·漢中志》謂其地「在漢中之東，故蜀漢謂之東三郡」。三郡之間山道崎嶇不便，但其北境有漢水可以通航。西城郡城在漢水邊，上庸、房陵郡城則分別有堵水、粉水北連漢水。三郡未入蜀時，蒯祺為房陵太守，其人當出自南郡中廬望族。上庸太守申耽，與弟申儀本在西城、上庸間聚眾數千家，與張魯、曹操往來，是割境自保的土豪。三郡迤南之地漢蠻錯居，更為閉塞。

魏、蜀、吳三國都企圖對三郡地區施加影響，迭有軍事行動。蜀從南方，魏從北方，曾先後佔有三郡之地，但都未越過三郡，入侵對方其他郡縣。吳軍最盛時亦涉足江漢間地，有時也插手三郡事態。

▲西城、上庸、房陵三郡所在位置。

建安十六年劉備入蜀，留孟達屯江陵，受諸葛亮節制。

孟達，扶風人，少與同郡法正入蜀，仕於劉璋，事迹主要見《三國志·蜀書·劉封傳》及注，《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及注。《三國志·魏書·劉曄傳》謂孟達「恃才好術」，《晉書·宣帝紀》謂孟達「言行傾巧」。這說明其人富於機智權謀，與法正相似。劉璋以孟達副法正，各率二千部曲，赴荊州迎劉備。劉備人蜀並於建安十九年得益州後，以孟達為宜都太守。劉備為漢中王，命孟達領部曲四千，從秭歸北攻房陵，殺蒯祺。劉備「陰恐達難獨任」，乃自漢中遣劉封率軍順漢水而下，與孟達會師上庸，以統孟達之軍，並顯授劉封以副軍將軍之職。申耽降蜀，為上庸太守，弟申儀為西城太守。劉封、孟達以及申氏土豪勢力彼此牽制，相持不下，當是劉、孟不助關羽攻襄樊的客觀原因。下年孟達降魏後，申耽被征徙南陽，申儀則直至魏太和二年為止未離西城。《晉書·宣帝紀》謂中儀「久在魏興（按即西城郡，曹丕時改名），專威疆場」。又，《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有建安二十四年冬陸遜遣將攻房陵太守鄧輔之事，鄧輔疑為孟達所署用。

劉封，出於羅侯寇氏，長沙劉氏之甥，劉備養子。《劉封傳》：「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溯流西上，所在戰克。」劉備得蜀，劉封在左右為副軍中郎將，甚受尊寵。劉禪漸長，被立為漢中王太子，劉封以養子身分而地處疑逼，境況複雜起來。劉封下統孟達之軍，在三郡地區形成了一個敏感的小局面。

因為，就歷史背景而言，孟達本劉璋部屬，劉封則劉備所親；劉備以劉封統孟達，無疑是以親統疏，以新統舊，明顯地觸及了蜀政中的新舊糾葛。

劉封與孟達忿爭，並奪孟達鼓吹，這是由於劉封武夫，又有所恃，一味裸露矛盾而不懂得待時而發的道理，使深刻的政治勢力的消長問題表現為一方侍權侵凌另一方的個人關係，造成孟達叛蜀投魏的後果。《三國志·蜀書·費詩傳》載數年後諸葛亮致孟達函還說：「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其實真正導致三郡局勢惡化的人，並不是劉封而是劉備自己，是他命劉封下統孟達之軍而啟事端。諸葛亮建議劉備殺劉封，一在一勞永逸地解決劉封地處疑逼問題，一在謝蜀人而圖平衡新舊勢力。

新舊之爭

諸葛亮平衡新舊的手法，曾重複使用過。廖立廢徙，主因是不服李嚴，廢廖立所以安李嚴之心。廖立與劉封一樣，是新人；李嚴與孟達一樣，是舊人。劉封、孟達糾葛，與廖立、李嚴糾葛，具體情節不同，但從一個特定角度加以觀察，卻可見其相通之處。當然，從事件整體考慮，處理新人與處理舊人，性質畢竟不一樣。唯其如此，諸葛亮維護新人統治而不枉法以袒新人之短，即《三國志·蜀書·張裔傳》所謂「罰不阿近」者，是諸葛亮的高明處，使他在處理複雜的新舊之爭中仍然立於主動地位。

孟達在蜀居官治績，史籍記載很少。《劉封傳》注引《魏略》載孟達降魏時發布《辭先主表》，說到自己「列次功臣，誠自愧也」，所指一是迎劉備於荊州，一是拓境土於三郡。我疑孟達是列名於《上漢帝表》的一百二十人之中的。《辭先主表》還引歷史上申生、伍員、樂毅、蒙恬有功而見疑忌諸事，曰：「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在大臣失節，荊州覆敗之時，孟達孤立房陵、上庸，復受劉封侵凌，處境艱難可想而知，只有降魏之路可走。這是劉備不得不處置劉封的原因之一。不過也應當看到，在劉備無法跨有荊益的情況之下，不論是劉封還是孟達，都不能為蜀堅守三郡之地，是可以肯定的。孟達見疑求存而降魏，劉封被逐歸屬而賜死，都是關羽覆敗的結果，是蜀國棄荊州之守的插曲而已。

▲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的孟達。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太和元年注引《魏略》：延康元年魏王曹丕聞孟達來降，致書孟達誇說北國安定曰：…保官空虛，初無質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繽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按其時曹不在譙）。」不難想見，孟達部曲四千餘家，是一支可觀的軍事力量，孟達不會輕易放棄。曹丕在易代紛紜之際也寧願把他們安頓在三郡邊地，而不願調動他們，以免造成事端。這與此年申耽降魏而徙南陽，稍後黃權降魏而詣洛陽為宮之事相比，孟達的部曲勢力為魏所重，是很清楚的。《水經·沔水注》載孟達逐劉封后登上庸白馬塞「而嘆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惆人心；今水次尚歌之」。申耽失上庸，指劉封抵上庸排擠申耽而據之之事；劉封失上庸，指孟達降魏後與魏軍及申氏兄弟共逐劉封之事。此時孟達居新城太守之任，為魏封疆吏，其基本力量就是他原來擁有的部曲四千餘家。這支力量使他得以入主上庸而作上堵之吟，得以在複雜的三郡地區存在數年之久。而他依仗這支力量草率從事，又終於在蜀魏紛爭中遭滅頂之災。

孟達一生主要活動，都在荊州，前八年中無可稱述。《先主傳》二十四年「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攻上庸事《通鑒》繫於二十五年。李平為李嚴建興七年改名，事在攻上庸九年之後，而蜀史中又無另一李平，所以史家對這條史料皆不置信，棄之不用。但我認為，史傳偶見以李嚴後來之名來記敘他較早的事，出於史臣的一時疏誤，並非全不可能，還當從情理上細作考察。《李嚴傳》李嚴曾為劉表出宰秭歸，秭歸是上庸、房陵南通長江的出口，所以李嚴應當熟悉或者打聽過秭歸通向房陵之間的道路情況。孟達攻房陵，即由秭歸出發。李嚴宰秭歸的這一經歷，是李嚴參預攻上庸軍事行動的有利條件，也可以作為上述李平即是李嚴的旁證。據上引《先主傳》文意，李嚴受命同攻上庸，當在孟達已得房陵之後，但李嚴似未成行。這次劉備所考慮的三郡軍事配置，是一個新舊搭配的人事組合：實力兼用舊人，孟達、李平是；統帥之權只能在新人之手，劉封是。李嚴擁有軍事實力，觀其本傳於建安末年連連用兵於鍵為、越嵩等郡之事可知。《先主傳》敘「遣劉封、孟達、李平」三人為一事，實際上是時間地點均有參差。看來李嚴這次未曾直接介入三郡的新舊之爭。李嚴與孟達發生關係，當在數年之後。

▲新版電視劇《三國演義》中的「李嚴」。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載陳壽所定《諸葛亮集》目錄，凡二十四篇，包括《與孟達書第十六》一篇在內，可知西晉時所存諸葛亮與孟達關係的資料還有不少，後來陸續失傳。諸葛亮與孟達書，今天能見到的只有《三國志·蜀書》李嚴、費詩二傳所錄二件。孟達與諸葛亮書，也只有見於《太平御覽》的饋贈綸帽、玉塊、雞舌香的短函二件，以及見於《華陽國志·漢中志》、《晉書·宣帝紀》談司馬懿來攻軍情的短函二件。又《水經》沔水「又東過西城縣南」，《注》曰：「故孟達與諸葛亮書，善其川土沃美也。」所有今見這些來往書札都是簡短節文，時間都在孟達降魏為新城太守之時，很可能集中在孟達有意歸蜀至司與懿擒斬孟達的短時間內。分析這些書札的內容，諸葛亮以新舊關係為背景來處理孟達事件的心機，隱約可見。由於有此背景，所以在諸葛亮與孟達聯繫中不時有李嚴的身影出現。李嚴畢竟是新舊問題中的關鍵人物。諸葛亮在解決孟達問題時發揮了李嚴的作用；而在孟達敗死之後，解決李嚴問題的任務也終於提上了諸葛亮的日程。

孟達之死

《李嚴傳》中載有諸葛亮與孟達書及李嚴與孟達書，皆截取原件數語而已。此書札似未見他人解釋，過去我對此的理解也未能得其要領。現在把它們放在孟達問題的背景下來思考，始有豁然貫通之感。

諸葛亮與孟達書曰：「部分如流，趨舍罔滯，正方（李嚴字）性也。」這是諸葛亮調遣李嚴由永安移屯江州以知後事以後所作，時間當在建興四年春後至建興五年春前。此書的表面意思是稱讚李嚴高超的從政能力，表示對他的信任和器重。此年孟達為歸蜀事已與諸葛亮取得直接聯繫。諸葛亮其所以要把對李嚴的信任和委重說給異國疆臣孟達聽，我想是為了向孟達傳遞一個信息，即孟達與李嚴均蜀舊人，孟達如果此時翻然來歸，同樣可以得到信任和委重，同李嚴一樣。

與此同時，李嚴也有書致孟達，從另一個角度說話。他說：「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云云。李嚴此書也是話里有因。我以前認為李嚴以其並受遺詔地位自恃，他奉調進駐江州而與孟達為境外之交，是他欲與丞相諸葛亮相頡頑的表現。

現在看來這條資料還有更深的含義，不止說明李嚴自視甚高而已。李嚴之意，重在向孟達傳遞與諸葛亮函意向相同的信息：李嚴表示受遺詔輔政，權責甚重，並非虛有其名；他甚盼孟達歸來，以為「良伴」，共營蜀政。把上述二書放在蜀建興五年即魏太和元年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慮，就不難看出二書的根本目的相同，主要不在於諸葛標榜李嚴和李嚴自我標榜，而在於用李嚴在蜀處境順當之例，策反孟達。李嚴之書如果不是諸葛亮授意，就是諸葛亮知情。而策反孟達這一點，與《費詩傳》載較早時間諸葛亮致孟達書的內涵是一致的。

《費詩傳》載諸葛亮致孟達書，明顯地表露了策反之意。原來，建興三年冬諸葛亮在南征歸途中，有魏國降人李鴻來詣，說及數事：

一，李鴻在孟達處遇見原為李嚴部將後來降魏的王沖；

二，王沖對孟達說及往年孟達降魏後諸葛亮欲誅其妻子，劉備未聽；

三，孟達未信王沖之言，認為諸葛亮必不如此，並仰慕諸葛不已，云云。

諸葛亮此時正籌思北伐之事，因而萌生了引誘在東三郡的孟達以為外援之念，而有《費詩傳》所載諸葛策反之書。書中說到：

往年南征，歲末乃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雲足下度量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書中有「往年南征，歲末乃還」之語，知此書作於建興四年，比上引諸葛亮、李嚴分致孟達之書早一個年頭。《費詩傳》說「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云云，與諸葛亮欲結外援的初意正合。上引《李嚴傳》諸葛亮、李嚴分致孟達書，正是與孟達作深入一層的意見交換，暗示孟達歸蜀以後可以得到好安排。但是臨到事發之時，卻出現了大的轉折，諸葛亮的措施並不是著眼於促使孟達成功。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晉書·宣帝紀》曰：

[孟達]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造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乃以書喻之曰：……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

郭模，《晉書》僅見此處，《華陽國志》記其事有裁截，《三國志》不錄。但其事詳見於西晉司馬彪《戰略》一書中。《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引《戰略》曰：

……太和元年諸葛亮從成都到漢中，達又欲應亮，遺亮玉玦、織成、障汗、蘇合香。亮使郭模詐降，過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模語儀，亮言玉玦者已決，織成者言謀已成，蘇合香者言事已合。

看來郭模詐降事不似無稽之談。《戰略》所記當即《晉書》、《華陽國志》所本。孟達贈玉事甚確，《太平御覽》卷六九二引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戰略》所舉孟達遺諸葛亮各物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饋贈者，葛、孟聯繫亦可知非常頻繁。

孟達敗死，在太和二年初春。《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太和元年注引《魏略》記孟達在魏情況，曰：

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候尚親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自以霸旅，久在疆場，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晉書·宣帝紀》記司馬懿率軍自宛倍道兼行千二百里，八日到上庸城下，即孟達當年作《上堵吟》處，擒斬孟達。這是中國古代軍事史上一次有名的快速反應戰役。不過我在此處所注意的，不在軍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即請葛亮在關鍵時刻對待孟達的態度。

▲魏宗萬版的司馬懿。

《費詩傳》曰：司馬懿討孟達，「亮亦以達無誠款之心，故不救助也」。觀前引諸葛亮惡孟達反覆，慮其為患而遣郭模泄謀之事，可知諸葛亮本心有甚於此，不但是不相救助，而且是促其敗死。郭模陳述諸葛亮之言，以玉寓已決，於古義有徵；但以織成寓謀成，以蘇合香寓事合，則屬羅織成罪。至於以此故意泄之於申儀，更是借刀殺人。看來諸葛亮在對待孟達態度上，心態的詭譎超過了通常的「兵不厭詐」權謀。《三國志》敘此事只及「不救助」而不及郭模詭譎事，只能解釋成陳壽為賢者諱了。

《三國志》留下為賢者諱的史筆還有不少，其著者如關羽敗死問題。《關羽傳》羽敗死，荊州棄守，讀史者總不免有疑惑，思欲究其所以，論其責任。委罪於劉封並不足以釋此疑惑。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劉、葛，特別是劉，但於陳壽書無據可依，因而不敢在劉、葛身上立議。《關羽傳》盧弼《集解》引黃恩彤論及其時措置乖張之處，但是一閃而過，以為「非千載下所敢臆度者矣」。其引姚范之論，則以為「蜀之謀士當不若是之疏，陳壽或不能詳耳」，連陳壽一起都在諱中了。這些都是欲言又止之例。章太炎始脫去忸怩之態，直謂蜀假吳人之手殺此易世所不能御之關羽，且斷其責不在他人而在劉備。章氏之論確否，姑不置論。至於諸葛亮對孟達問題的心態，《費詩傳》盧弼《集解》引亮與孟達書「依依東望，故遣有書」之下注曰：「書詞動人，諸葛亦譎矣。」諸葛亮處理非常之事而用非常手段，詭譎之處文獻不止一見，史家當究其原因而作解釋，不當避忌了之。

為何要借刀殺人

以守正見稱的諸葛亮，卻借司馬懿的兵力以除來降的孟達，我認為除了慮其反覆之外，還別有原因。

第一，孟達問題不是一般的降人問題，而是數年前東三郡劉封、孟達糾葛的餘波，是新舊問題的再次泛起。諸葛亮思用孟達以制魏，又恐新舊問題有灼手之處而出此策。

第二，約降孟達事恰在諸葛亮調遣李嚴赴北以圖解決李嚴問題的關鍵時刻，孟達之來於此有礙；而及時除掉孟達則將有助於迅速解決李嚴問題。這兩者在蜀政中同具深層意義。諸葛亮籌劃北伐，並因李鴻來談而萌生誘降孟達之念，在建興三年之冬。李嚴奉命向劉備舊將、名亞趙雲的陳到移交永安防務而改駐江州，在四年春。諸葛亮出軍北伐，孟達與諸葛亮議定叛魏歸蜀，以及李嚴致孟達「思得良伴」之書，諸葛亮致孟達褒讚李嚴之書，皆五年事。司馬懿平孟達，在六年之初。諸葛亮調遣李嚴赴漢中戰場督運，在八年。諸葛亮表廢李嚴，在九年。從這一時間表中，可知諸葛亮處理李嚴問題，與處理孟達問題同步而略後；二事之間的潛在聯繫與諸葛亮的心機，也都隱約可見。

▲唐國強版的諸葛亮。

從李嚴、諸葛亮分致孟達之書的內容分析，直到建興五年，李嚴還在諸葛亮的擺布之中。李嚴自願或者是並不自願地以自己在蜀經歷現身說法，勸孟達來歸；諸葛亮則向孟達表明自己對李嚴的尊重和信任，以為誘餌。這酷似一幕雙簧。孟達敗死以後，事情更明朗化。據我推測，李嚴對孟達之死，不能無動於衷。所以他舉止漸失常態，與諸葛亮的不協也頻頻暴露。《李嚴傳》諸葛亮表廢李嚴說到李嚴在這幾年的表現，曰：

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群臣上下管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

根據前面的考敘，大體可以將廢李嚴《表》的內容以及孟達之死和李嚴之廢的關聯之處解釋清楚。《表》敘李嚴在永安事，只是略帶而過。下雲「臣當北出」，「北出」指五年春亮北屯漢中事；「當北出」則指北出前籌劃之時。所以四年春李嚴還駐江州，即是諸葛亮「欲得平兵以鎮漢中」的第一步，而李嚴「窮難縱橫，無有來意」，牴牾就開始了。李嚴求為江州刺史，以與益州分陝，並築江州大城以自同，均在此時。但李嚴畢竟還是做了與諸葛亮合誘孟達之事，可見矛盾猶未至決裂程度。《表》下敘「去年臣欲西征」，指七年征涼州，其時孟達問題已經解決。李嚴既沒有繼續拒調不赴漢中的力量，只有提出要求，穩保退路，作為應調條件，此即所謂「欲因行之際逼臣取利」。諸葛亮乃再用李嚴為中都護以「主督漢中」，並以李嚴子李豐為江州都督，以保證江州仍在李嚴之手。諸葛亮在解決孟達問題的同時，以強制與安撫並舉的手段完成了對李嚴的調虎離山行動，造成了解決李嚴問題的有利條件。李嚴到漢中，一切全受諸葛亮直接節制，因而諸葛亮得以假借口實，輕而易舉地廢徙李嚴。廢李嚴口實之不足信，我在前舉《李嚴》一文中已作分析，無須贅敘。李豐江州都督一職，亦在李嚴廢徙之年為涪人李福取代。孟達死，李嚴廢，蜀政中新人、舊人糾葛問題至此結束。

通觀此題所論諸事，劉封統孟達軍釀成孟達降魏，早於李嚴輔政四年；孟達歸蜀不成而死，早干李嚴廢徙三年。這些是孤立無關的事件，卻又錯綜複雜地粘連在一起。孟達、李嚴在蜀史中同具某種屬性，孟達是比李嚴先出場又先退場的角色。他們兩人在歷史上都無足輕重，但是使用他們又消滅他們，卻又是治蜀的大事，值得我們注意。

——原刊《文史》第35輯，中華書局，1992年

《秦漢魏晉史探微》，田餘慶著，中華書局2011年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