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主義:一種反思現代性的話語方式
———兼評作為歷史分期概念使用的「後殖民主義」
目前國內外學界在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研究中,對後殖民主義這一概念的使用
和理解是相當混亂的。用阿里夫·德里克的話說,「這個詞剛一派上用場就不中用了,因為它
同時所指的事物太多了」。[1]他認為,「『後殖民』這一術語的使用日益自由化,用來描述五花八門的文化、經濟和政治實踐,面臨著完全失去有效含義的危險」。[2]巴特·穆爾-吉爾伯特也指出,後殖民主義仍然是一個不十分明晰的、有爭議的術語,這一概念「內涵不定」,「可能有內變為一個被任意切割的分析結構的危險」。[3]總體上看,國內外學界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把後殖民主義當做具有時間性的歷史分期術語來使用。如帕米拉·麥考勒姆認為,作為一個描述性和歷史術語,後殖民主義指稱1950年以來的非殖民化時期,在此期間,非洲和亞洲的許多前歐洲殖民地獲得了獨立。約翰·卡洛斯·羅也認為,「後殖民主義」不僅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以雅爾塔會議為標誌的殖民解放,也指通過文化和其他形式的新殖民化現象,它不再是用軍事手段佔領別國疆域,也不是用明顯的經濟手腕去控制老牌歐美帝國主義體系。[4]國內文熙、楊乃喬等學者亦持類似的觀點,即後殖民主義是區別於傳統殖民主義的一種新的殖民形式或歷史階段。[5]關於這種對後殖民主義的界定,本文是不能同意的。本文認為,後殖民主義是一種反思現代性的話語方式,在此基礎上,本文還對作為歷史分期概念使用的「後殖民主義」界定做了簡要的評析。
一 反思現代性
後殖民主義誕生興起於20世紀末,這一時期正是西方思想界對現代性的全面反思的時代。對現代性的反思較全面、系統、深刻的當屬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從整體上全面反思現代性的理性啟蒙假說、線性發展觀等,其實質在於「重寫現代性」。[6]後殖民主義接過了後現代主義的這一衣缽,但它又與後現代主義反思現代性有顯著的差別。後殖民主義運用後現代主義的成果,轉換反思視角,把對現代性的反思這個開始於西方的問題變成一個全球性的東西方之間的關係問題,反思現代性中的殖民性。從問題構成來看,後殖民主義提出了一個較新的理論視域,那就是東西方或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殖民關係問題。「 現代」作為一個概念始於17世紀。法國啟蒙主義從歷史分期的角度提出「現代」這一概念,以與古典時代相區別。在法國啟蒙主義看來,「現代」內含著進步,而進步則意味著理性、秩序、自由。從歷史上看,「現代」社會建立起來的關於理性、自由、進步的宏大敘事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同步進行的,現代性正是在資本主義時代才得到充分的展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利奧塔認為,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名稱之一。現代性與資本主義歷史進程相促並生的這一特點,說明現代性的過程始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過程。當歐洲的殖民擴張開始系統地展開,從而形成了一種全球的經濟、全球的殖民體系時,歐洲的現代性也就開始了。現代性是歐洲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經濟、政治的結果。可以說,沒有殖民征服,就不會有歐洲的現代性,「歐洲現代性中的問題總是在一個全球性的殖民領域內展開」[7]的。一部歐洲的殖民史也就是一部現代性的進程史,反之亦然。現代性是在世界範圍內伴隨殖民擴張同時發生的一個現象,它的特點是與新的權力形式發生了不平等的接觸,這些新的權力形式是在主導文化與從屬文化的鬥爭中產生的。而歐洲正是憑藉這一不平等的權力形式給世界的其他地區「強加了一種語言,現代性的語言,每個人都必須使用這種語言,不論它能否恰當地描述他們的現實」。[8]後殖民主義正是對現代性中的殖民性的回應。後殖民主義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霍米·巴巴就想通過後殖民的經歷重新闡釋現代性。在他看來,後現代的世界並不只是重複並延續現代性的某些消極方面,而是在伴隨現代性的同時又出現了殖民歷史。另外,現代性不能被設想為是完整的,因為非西方世界在構成現代性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從未得到適當的承認。比如在物質領域,奴隸制度和殖民剝削對西方現代性物質文明方面的貢獻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承認;在文化和思想領域也很少注意到現代性的許多思想基礎———諸如人、理性、進步和國家———是通過一種不同的方式來發展的,即把非西方的東西建構為「後現代的」,在歷史的記載之外沒有充分的人性、理性或認為按社會價值和結構來說非西方是原始的/野蠻的。[9]
我們看到,在霍米·巴巴對現代性的重釋中,他對現代性中的殖民性以及西方在現代化過程中對非西方的建構是持批判態度的。正因如此,霍米·巴巴甚至以拒絕的態度來看待現代性。他認為福柯不能說明社會達爾文主義如何不僅為納粹主義做了準備,而且其本身也是首先在與非西方文化接觸的語境中發展起來的,而這些接觸是通過殖民歷史得以實現的。他還對福柯敘述現代性時所依賴的一個重要「母體」———法國革命所憧憬的由自由、平等和博愛原則來保證人們普遍的兄弟情誼的諾言提出質疑。霍米·巴巴把這種通過對歷史上邊緣化者被鎮壓經歷和歷史的重讀來質疑現代性的方式,稱之為「一種對現代性的後殖民考古學」。對現代性的反思也就是對全球化的反思。
在某種意義上,「全球化是現代性在全球的延伸」(吉登斯語)。全球化的過程實質上就是西方對東方的殖民化過程。「全球化的過程本身也創造了自己的帝國主義,假如全球化將成為一個不可迴避的現象,那麼它就要通過殖民主義」[10]來實現。現代殖民主義最顯著的特徵就在於它與擴張中的資本主義秩序相聯繫,這一秩序滋養了殖民主義,並使它成為一種全球現象。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主張從意識形態的意義上來認識全球化。所謂全球化的意識形態性在於它試圖根據一種比任何東西都更有效地服務於一些利益的新的全球想像來重新建構世界。[11]全球化既是一個政治、經濟上不斷擴張的過程,又是一個不同文化相互激蕩的過程,全球化過程中所蘊含的諸如經濟磨擦、政治衝突等矛盾,其產生和發展均與不同民族之間存在著的文化價值觀念方面的差異密切相關。正是從這一認識出發,人們將全球化視為一種社會實踐過程和文化的擴張性運動,認為其自身包含著經濟與文化的雙重權力意志。全球化說到底不過是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來主導和推動的,這種全球化的結果所帶來的不僅是一種秩序化了的世界經濟市場及其活動方式,而且必然產生出一種內在於整個全球市場活動中的無法抗拒的文化強制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里克強調指出,「全球化敘述比起現代化話語來就是更加徹頭徹尾的霸權了,因為它們將他者的文化內在化,改建其他文化,並以改建之後的形式使它們回歸最初的源頭。全球化也許是所有的宏大敘述中最宏大的敘述」。[12]
後殖民主義顯然注意到了這一以殖民性為特徵的全球化。後殖民主義誕生興起的時代正是全球化浪潮洶湧澎湃和引起人們日益關注的時代。德里克指出,為什麼後殖民主義誕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興盛於20世紀90年代,而不是在此之前,它之所以能夠取代舊有對世界的理解而在學術機構中迅速獲得成功,是因為「後殖民性」作為一種話語,有著獨特的方向,後殖民主義旨在回答全球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和現實問題。[13]的確,後殖民主義的開創者賽義德在《東方學》和《文化與帝國主義》中就對這種全球化做了反思性評述。賽義德指出,在全球化的體系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跨國秩序:國家之間再也不存在什麼邊界,勞動力和收入只受全球化經營者的支配,於是南方臣服於北方,殖民主義死灰復燃。在他看來,由現代帝國主義發動的全球化將世界更緊密地綁在一起,帝國主義及其文化史,不再被看做是與世隔絕、與其他歷史截然有別的歷史。在這一全球化的背景下,無視或低估西方人和東方人之間的共同經歷,無視或低估不同文化源流之間的相互依存,無視從19世紀到20世紀初歐洲的老牌帝國主義非同尋常的全球性擴張給我們時代留下的巨大陰影,就等於忽視19世紀和20世紀世界歷史的核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正是在這種相互依存中,通過謀劃或對抗性的地理學、敘事和歷史敘述而形成同舟共濟而又彼此排斥的關係。[14][15]實際上,後殖民主義正是立足於全球化的視野來探討東西方之間的文化殖民關係問題的。
二 從文化角度反思現代性
反思現代性中的殖民性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角度,政治學家從國際政治關係的角度來反思現代性(殖民性),經濟學家從經濟的角度來揭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其他不發達國家的殖民剝削。而後殖民主義則注重從文化的角度、運用文化主義的分析方法來反思現代性中的殖民性。後殖民主義認為,東西方之間的關係不僅僅表現在政治、軍事和經濟層面,更主要的是表現於文化層面。雖然西方殖民者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的政策會直接影響到其文化的歷史進程,但任何一種表面上看來是超然的、純粹的文化,也都依賴於西方對東方的霸權統治並以一定的形式參與了帝國主義事業。所以,賽義德說:「我希望(也許是不切實際的),從文化方面描述帝國風風雨雨的歷史能夠揭示歷史,阻止歷史重演」。[16]他認為,幾乎所有的殖民計劃都始於一個假定:當地人的落後以及普遍不具有獨立、「平等」的條件。他反問道:「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神聖的使命屬於一方不屬於另一方;為什麼權利為一方接受而為另一方所否認」?他的結論是,「我們最好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這些問題」。[17]
後殖民主義的文化分析範式無疑來源於西方社會科學中興起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發端於1950年代後期的英國,爾後擴展到美國及其它西方國家,逐漸形成為一種頗具影響的西方學術思潮。與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相比,文化研究反對只重視研究歷史經典,注重研究當代文化;反對只研究精英文化的傾向,注重研究大眾文化,重視被主流文化排斥的邊緣文化和亞文化;反對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中,注意與社會保持密切的聯繫,關注文化中蘊含的權力關係及其運作機制;反對僅僅闡發某些文本的表面內涵,注重分析該文本所從出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反對經濟決定論,主張把文化看做社會生活本身,看做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而把經濟、政治僅僅看做這一過程的構成要素。
後殖民主義借鑒了「文化研究」的成果,運用文化研究範式來揭示西方對東方的殖民關係。後殖民主義理論家重新研讀了作為文化載體的各種各樣的文本,他們發現,在這些文本的背後隱藏著根深蒂固的歐洲(西方)中心主義觀念、西方對東方文化身份的「虛構」和「扭曲」以及西方對東方的文化殖民策略。後殖民主義認為,西方對東方的殖民不僅僅是政治和經濟上的殖民,還有文化殖民,而且文化殖民較之與政治、經濟殖民其作用更大、效果更好、影響更深。文化殖民深入人的「骨髓」,捕獲人的靈魂,同化人的世界觀、價值觀、思維方式和生式,在潛移默化中達到政治、經濟殖民所不能達到的效果。後殖民主義以文化為切入點,詳細地論證了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東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扭曲和重建、文化與權力的「共謀」關係、文化與帝國主義的內在一致性、女性文本與帝國主義以及女性主義與文化殖民主義的密切關係。他們探究了文化殖民主義的演變和調整,闡釋了文化殖民主義在殖民主義各個時期的轉變,考察了文化殖民主義行徑對東方實施控制和統治的各種手段、策略,主張通過文化抵抗的方式、運用各種文化策略來顛覆西方的文化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從「文化研究」那裡受到啟發,走出封閉的象牙塔,注意與現實社會保持聯繫,注意到歷史複雜性和各種社會細節,這就使得後殖民主義研究不再是一種冷冰冰的邏輯推理,而成為與現實的人的生活內在相關的有血有肉的東西。後殖民主義對現代性中的東西方關係的研究,就不僅僅是在政治、經濟對文化的制約層面上展開,而是探討了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錯綜複雜而又微妙的關係,從而使東西方關係呈現出一種立體景觀。
後殖民主義的誕生和興起還與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有關,民族解放運動無疑
是現代性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民族解放運動所引發的民族文化重建和民族文
化身份認同問題的反思無疑也是後殖民主義的重要議題。二戰結束以後,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相繼獲得了政治上的獨立。殖民地國家獨立之後,既要致力於發展民族經濟,又要重建民族文化,把殖民主義扭曲的文化重新確立起來,並在此基礎上創造新的文化形態。因此,這些新獨立的殖民地國家一方面必須持續不斷地進行文化領域的非殖民化鬥爭,另一方面又必須勇敢地學習和借鑒西方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在與西方文化的鬥爭中達到東西文化的互滲互融、共生共存。同時,這些國家還必須正確地處理好文化民族主義與非殖民化的關係問題,既要看到文化民族主義在非殖民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又要防止和警惕那種狹隘和極端化的文化民族主義,尤其是文化原教旨主義傾向。後殖民主義對文化民族主義的思考,對非殖民化過程中的文化抵抗的闡述,對東方民族反文化殖民策略的分析,顯然是對上述問題的應答。
殖民地國家在政治上獲得獨立以後,就面臨自我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問題。民族文化身
份涉及到角色的定位、自我的認同、他人的承認三個方面的內容。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過程是通過自己的行動和言辭予以表達、自己自覺認同、他人予以承認這三個相輔相成的環節來進行的。因此,如何重新構建東方民族的文化身份,如何處理好東方民族文化身份認同與西方殖民統治的關係以及與東方民族自身的文化傳統的關係,自然就成為當時的理論要解決的時代課題。後殖民主義對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研究就是從上述三個環節展開的,它揭示了東方主義和文化殖民主義對東方民族的類型化、妖魔化等「東方化東方」的建構方式,考察了西方對東方民族文化傳統的扭曲、東方民族對這種扭曲的反抗以及東西方文化身份之間的關係,對這些問題的揭示和分析又推進了後殖民主義理論研究的深入。
三 反思現代性的話語方式
後殖民主義這一概念是由「後」和「殖民主義」這兩個詞語組成的合成詞。因此,要正確地理解這一概念,關鍵是如何正確把握「後」和「殖民主義」這兩個詞語的含義。作為「歷史分期」使用的後殖民主義概念之所以如此流行,就是因為把「殖民主義」理解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落後國家的政治、經濟侵略和統治。《漢語大詞典》就是這樣給「殖民主義」下定義的:「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階段,資本主義強國壓迫、奴役和剝削落後國家,把它變成為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種侵略政策」。《國際社會科學大百科全書》也指出,「現在殖民主義已經被認為與統治不同種族的人們有關聯,這些不同種族的人們棲息於被來自帝國中心的大海所分割的土地;更為特別的是,這意味著受歐洲國家的直接政治控制或受那些由歐洲人所操縱之國家的直接政治控制」。[18]後殖民主義這一概念中的「後」(post-)也被理解為在某某之「後」(after-)。在《牛津英語詞典》(1989)中,「後-殖民」(中間有連接符)是一個複合詞,「後」作前綴,限制其後的部分。這樣,「後-殖民」就變成了殖民之「後」。據維賈伊·米什拉和鮑伯·霍奇考證,這個詞最早出現在
實際上,後殖民主義並非「殖民主義」之「後」的一個新階段。德里克就發出過這樣的疑問:如果說後殖民主義意即「殖民之後」,那麼,應該問「後殖民」究竟始於何時?由於世界各地脫離殖民主義枷鎖的時間跨度長達兩個世紀(幾乎與殖民主義的歷史相等),後殖民性怎麼能作為歷史分期的標誌?[20]如同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性的「重寫」一樣,作為一個學術話語,後殖民主義也是對殖民主義的文化反思和「重寫」。後殖民主義中的「後」是對後現代主義中的「後」的一種借用。後現代主義之「後」,現代性並未終結,同樣,後殖民主義之「後」,殖民主義也沒有終結,只是變換了模式和形式而已。正如賽義德在《東方學》一書的「後記」中所指出的,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所使用的「後」這個詞與其說暗示一種超越的意識,還不如說表達了「連續性和非連續性,但其重心是放在舊殖民主義實踐的新模式和新形式上,而不是放在某種『超越』上」。[21]賽義德本人在《東方學》中所批判的並不是「殖民主義」之「後」的另一種殖民主義,而是同一種殖民主義的「新模式」、「新形式」的文化帝國主義、文化殖民主義。在這部著作中,他以拿破崙1798年入侵埃及這一歷史事件為個案,詳細地分析了拿破崙如何使用文化手段進行殖民侵略,文化是怎樣參與帝國主義事業的。如果以「歷史分期」的後殖民主義觀為標準,時處18世紀末拿破崙的文化帝國主義行徑顯然要被「踢出」後殖民主義研究之列,而作為後殖民主義開拓者的賽義德也要被排除在後殖民主義的陣營之外了。這無疑是極為荒謬的。賽義德說,後殖民主義表達了一種「連續性和非連續性」。的確如此。後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既有聯繫又沒有聯繫。說它有聯繫是因為後殖民主義是對殖民主義的文化反思,是從文化角度解讀殖民主義;說它沒有聯繫是因為後殖民主義與殖民主義不具有歷史上的線性連續性,不是「殖民主義」之「後」的另一種「殖民主義」。殖民主義本身既有政治經濟上,又有文化上的,它是一個整體的殖民模式,很難把其拆分開,各種殖民主義形式間也是相互影響的,只不過某一歷史時期某一種形式佔主導地位,其它形式處於從屬地位而已。因此,時下流行的「後殖民主義」觀把「後殖民主義」作為一個「歷史分期」概念來使用的傾向,是我們斷然拒斥的。實際上,後殖民主義既不是殖民主義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不是與文化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主義等具有同等意義的一種新的殖民形式,後殖民主義是一種反思現代性(殖民性)或者說反思殖民性(現代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的話語方式、解讀方式、闡釋方式,具有較強的學術性、話語性傾向。
我們說,後殖民主義是一種反思殖民性(現代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的話語方式,是對殖民性的文化反思和重寫,其實,很多國外學者也注意到了這一點。斯蒂芬·斯利蒙認為,後-殖民意味著一種反殖民話語,一種反話語力量。維賈伊·米什拉和鮑伯·霍奇指出,「後殖民主義」不是「後」什麼,它蘊含在殖民主義話語內部。[22]羅伯特·揚在《白人神話:史學著作與西方》(1990)中指出,三位後殖民主義理論家的著作「與過去的殖民活動有關」。[23]在德里克看來,後殖民主義中的「後」這個詞包涵有兩層意思:「後」既是對剛剛過去的事物的超越,又以歷史上先前出現的事物為條件。後殖民主義這個概念既意味著某種緊隨殖民主義之後的東西,又打上了以往殖民主義的烙印。他進一步認為,在當代意義上,「後」還有另一層意思,這就是將「後」當做一種表徵的風格,一種分析或閱讀的模式,一種閱讀殖民文本或事件時的某種策略。通過對法儂、賽義德、斯皮瓦克等作品的分析,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後殖民主義是對過去和現在的殖民主義經歷進行重新解讀和重新闡釋。[24][25]
上述學者把後殖民主義要麼作為在殖民主義內部所進行的一種反殖民主義的話語,要麼作為解讀、闡釋殖民主義的一種風格、模式和策略。簡言之,後殖民主義就是一種反思現性(殖民性)的話語方式。關於這一觀點,最有說服力的莫過於後殖民主義理論家本人的支持。在2002年6月下旬於清華大學的一次訪談中,霍米·巴巴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在殖民
開始之初,就有人批評它,在這種意義上可以稱其為後殖民的。因此,後殖民主義首先是一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另外,還是學術研究的一個領域,它強調文化問題。[26]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把握後殖民主義這一概念應注意幾個關鍵點:第一,對現代性(殖民性)的反思和重寫;第二,從文化角度反思現代性(殖民性);第三,反思現代性(殖民性)的話語方式。上述三個關鍵點既把後殖民主義與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相區分,馬克思側重於從政治和經濟角度反思現代性(殖民性),很少注重從文化角度反思現代性(殖民性)(這當然是時代的局限所決定的);又把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區分開來,後現代主義只是從總體上一般地反思和重寫現代性,沒有或很少關注現代性中的殖民性問題。同時,這種界定,也把我們所
堅持的後殖民主義觀與作為歷史分期概念使用的「後殖民主義」觀劃清了界限。
注 釋
[1][19][22]羅鋼、劉象愚主編:《後殖民主義文化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第263頁;第371頁;第378、381頁。
[2][10][13][20][25]阿里夫·德里克:《後革命氛圍》,王寧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第84頁;第9頁;第144頁;第86頁;第90頁。
[3][9][23]巴特·穆爾-吉爾伯特:《後殖民理論》,陳仲丹譯,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第8~9頁;第157頁;第15頁。
[4][8][12][24]謝少波、王逢振主編:《文化研究訪談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第119、224頁;第248頁;第28頁;第22、23頁。
[5]文熙:《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後殖民主義》,《當代思潮》1995年第4期;楊乃喬:《新時期文藝理論的後殖民主義現象及理論失語症》,《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
[6]關於後現代主義的實質在於「重寫現代性」這一問題的詳細論述請參見楊耕:《為馬克思辯護》(修訂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4,第51~58頁。
[7]保羅·鮑威:《向權力說真話》,王麗亞、王逢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第368頁。
[11]王寧、薛曉源:《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第33頁。
[14][21]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 1999,第449頁;第448頁。
[15][16][17]愛德華·W·賽義德:《賽義德自選集》,謝少波、韓剛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第174、185、173頁;第177頁;第245頁。
[18]巴特·穆爾-吉爾伯特等:《後殖民批評》譯者序,楊乃喬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第22、4頁。
[26]生安鋒:《後殖民主義、身份認同和少數人化》,《外國文學》2002年第6期。
(責任編輯 賈紅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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