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境界

莊子在《人間世》里給我們講過這樣一則故事。 　　在莊子的時代，魯國有一個著名的木匠叫石，其手藝精良，點木成器，連幾國的皇宮都輪番請他去做傢具。有一天，石帶領他的弟子們翻山越嶺去找好的木料，突然遇到了一棵巨大的櫟樹。這一下對於長途跋涉、又累又餓的弟子們來說，真是高興極了。 　　只見這棵樹足有100多層樓那麼高，它的枝葉蓋過了旁邊的兩座小山，下面停下首都機場的所有飛機也不會被太陽曬著，每一個樹枝都可以造一艘軍艦，用整棵樹足以造成航空母艦。石的弟子們開始高興地議論著用這棵樹的枝做成三十個宮殿，再用樹榦做成供10萬大軍使用的木刺……。但是石一言不發，並沒有絲毫高興，經弟子們不解地再三請教，石終於說這是棵無用之樹。他說樹的內質肯定很疏鬆，而沒有紋理，並很泡，別說做船和木刺，就是用一條木枝趕羊也脆的無法使用。 　　然後，石在夜裡做了一個夢。櫟樹告訴他說，你怎麼能說我沒有用呢？假如我身上長滿了果子，每年許多人踩在我身上摘果子，我的許多樹椏早被他們折損了。如果我的木質堅硬，也早讓人砍去蓋成房子了，還能活到今天讓你看見嗎？正因為我沒有你所說的「用」，才使自己得以長成今天的樣子，沒有受到過你們人類的一點兒傷害。 　　我們生長在這個世界上，應該都是平等的。你們人類有生存的權力，難道我們樹木就得等著你們來砍死嗎？為什麼把你們「用」的價值標準強行加給我們呢？ 石在夢中驚醒，彷彿遇到了智慧的神靈。 　　當然，這樣大的櫟樹我們是無法見到的，一方面因為這則故事是莊子杜撰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對於資源的破壞和浪費已無法找到百年的樹了，哪裡能留下這樣的萬年之木呢？ 其實，還有的重要是莊子「無用之用」的境界。有用和無用都是一種功利化出發的價值判斷，每個人眼裡的有用和無用也都是不一樣的。商品對於商人是至寶，而對蘇格拉底來說就是廢品。即使成噸的黃金對於一個身陷無人小島上的人來說，它的價值還不如一塊紅薯,再亮的燈盞在陽光下又有什麼用呢。所以價值又都是相對的，也都是人為的,在相對的世界裡，有用和無用又可以互相轉換。 　　有時在現實世界裡無法轉換的時候，我們則可以轉換自己的心情。比如說不會武功則少了動武的念頭，不會駕車則減少了交通事故的可能，沒有多少錢也就避免了被打劫的風險。 無用之中有用，有用之中無用。這是莊子的境界，也是一種高級的生存哲學。莊子是智慧的，他的故事也願意讓我們生活在智慧里，過一種智慧的人生。因為智慧的人生總是快樂的。 　　但在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常常哀嘆自己的出身和命運,而不去把對立的事物統一,不去找到自己無用之中的有用。 　　人們說莊子是哲學家，可能是非常洒脫、自由的。 　　讀莊子確也讓我們感到上天入地、縱橫萬里的自由和開闊，但這是在他的作品裡，作品裡的本體自由與現實中的生命個體往往會有著很大的區別。許多浪漫主義作品的作者在現實生活中往往非常拘謹，所以，有時並不是文如其人。 　　但莊子是文如其人的，生活中的莊子倒也很象作品中的他。好象這並不是莊子做出來的，似乎有一種率性的自然，和關於對人間世的獨特理解。 　　莊子的老婆死了，他的好朋友惠子聞訊去莊子家弔喪，但見莊子正蹲在地上敲著瓦盆唱歌。惠子便以朋友的身份指責他：「也太過份了，老婆與你生活這麼多年，又為你生兒育女，今天死了，你不痛哭也就罷了，怎麼還能敲著瓦盆唱歌呢？」 　　這樣的情形就是用我們今天最達觀的觀念來看，也有點不近人情，何況在兩千多年前的古代社會。但我們對於生死都是因為文化的觀念而形成的價值觀和倫理觀，而莊子是不受文化影響的，他的確有自己獨到的理解。 　　他說：「當她剛死的時候，我怎能不神傷呢？但一想就感到不應該為她哭，而應為她高興。你看，她出生前是沒有她的，不但沒有生命，也沒有形態，更沒有氣息，後來在若有若無之間有了形態，又有了生命，又有了氣息，最後成為一個人誕生在世界上。就象春天裡在沒有之中有了樹木、花草，而到秋天收穫之後，又全部歸為了沒有。人也不正是這樣嗎？本身什麼也沒有，現在又是什麼也沒有了，這多麼符合自然的法則和道理，她的死是在遵循這個大道理，我怎麼能去悲傷呢？」 聽了這番解釋，我們感到莊子對於生死達觀，主要是他認為人死後完全歸入了平靜，歸入了天地之大道。並且也有佛家的味道，「一切相皆是虛妄，」承認物質的世界是暫時的運動現象，不相信鬼神，不相信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能改變天地之規律。 　　在兩千多年前，莊子是聰明的。莊子還是個唯物主義者，起碼在生死的問題上。 　　在對待自己身後之事的態度上，莊子也十分明白。當他感到大限即將來臨時，聽說他的弟子們要準備把他厚葬，他便非常嚴肅地制止了他們。 　　他認為死後以天地為棺，以日月星辰為裝飾，以萬物為陪葬，這是多麼隆重的葬禮啊！怎麼還要那麼俗世的形式呢？ 　　他的弟子們之所以想厚葬他，主要是因為放在野外怕被烏鴉吃掉。 　　這種顧慮在無法接受天葬觀念的漢文化圈裡實在是正常的事，一般人也不會再有什麼理由反對下葬了。 　　但莊子畢竟是莊子。他說放在地里怕烏鴉吃掉，而埋入地下不是要讓螞蟻吃掉嗎？你們不想讓烏鴉吃掉，而為什麼願意送給螞蟻呢？莫非你們與螞蟻有什麼交易嗎？這也真是不公平啊！ 　　無獨有偶，在莊子去世後的2167年之後出生的魯迅，在一九三六年寫的《遺囑》里，也明確地說：「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不同的是魯迅要求趕快把屍體埋掉，因為魯迅是新世紀的人，「埋掉」完全出於衛生和環境的考慮，實質上對待身後之事都是一樣的。 　　生命，本來就是一種物質現象，既然死後無知那所有的形式和厚葬對死者有什麼意義呢？而如果死後還有知，那與未死又有任何區別，活著的人就更沒有理由去悲傷了。 　　在看子看來，一切應該象季節一樣自然。 　　筆者在十幾年前，也正當20多歲的年紀時寫過一篇《與骷髏對視》的詩論，當時的詩壇很驚訝。其實文章的母體來自莊子，正是因為莊子的啟示，讓人正視了生命的現象。 　　莊子是這樣講的。有一天他要到楚國去。到楚國去講學還是開會，我們不得而知，那個年代肯定沒有火車，從山東到湖北也只有騎馬而行了。這樣的好處還在於路上會有許多奇遇。 　　行途中，真遇到了一件東西，仔細一看是一具骷髏。面目猙獰，眼為黑洞，即便是現在最前衛的超女恐怕也不敢近前。但莊子下馬後用馬鞭敲打它，說：「老兄啊！你怎麼來到這裡成為這個樣子了，是國破家亡時被敵人砍死的？還是犯了什麼罪讓人處死的？要不就是做了丟人的事沒臉見人自殺的，或者是凍死、餓死，還是年紀大了壽終正寢了。」骷髏當然沒作任何回答，莊子便把它拿回家，作為枕頭枕著睡著了。 　　夜裡，莊子做了一個夢，夢見骷髏開始說話了，對莊子說：「你白天的時候嘮叨些什麼？聽起來好象能言善辯，但都是你們人間認為的不幸，只有你們活著才怕死，因為你們不知道死後如何。照你們的說法我已經死了，還能再怕你說的死嗎？我們的死亡之國里，哪有什麼國王、法律和人間的各種疾苦，我們自由自在，舒服極了，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王也無法享受到這些快樂。」 　　骷髏描繪的快樂當今的美國總統可能也是不及的。 　　莊子當然不相信這些，並說可以疏通一下司命之神使其復原，並讓他重新回到原來的家庭。骷髏聽到後，感嘆說：「真是迂腐、頑固啊！」便一溜煙從莊子的夢中跑走了。 　　這則故事的真假，我們是無法考證的。但真實性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莊子傳遞給我們的對於生命認識的信息。 　　常人為什麼見到了這樣的骷髏會驚恐萬狀，別說枕下一夢，就是看見都會躲避三舍。因為常人一般都生活在悖論里，只是生活的各種矛盾和假相擾亂了他的判斷。如果骷髏是死去的生命，那麼它已不是生命，既然死去了，沒有了任何感知，那為什麼值得害怕呢？一個有感知的生命害怕一個無感知的物體，本身還不值得反思嗎？ 夢中骷髏的所有講話，其實都是莊子假借而言的。從此，我們知道莊子認為的死亡世界是極度自由的。象靈魂漂移了肉體，沒有了任何束縛，沒有了任何人世間的纏繞，完全可以隨天地時序的規律而變化。 　　這裡存在著一個前提，莊子還是在思考著生命，正是因為對於生命深度的思考，才有了這個千古之夢。 　　充滿殘暴、鐵律、牢獄、訴訟和禮儀的人世間，如何才能平靜下來，反觀一下生命的本體。中東的流血、伊拉克的慘劇和人類加緊研製的各種殺人武器，能否也象莊子一樣與骷髏對視，能否也讓莊子給你托一個醒悟的夢呢？ 　　我們每個人都會做夢，甚至一個夜晚就可能有一連串的夢汩汩而來。人的一生到底做了多少個夢，恐怕連研究夢的高手弗洛依德也難以知曉。但我們的多少好夢也就隨著時光飄散了。 　　只有莊子的夢留了下來，並且已讓人們欣賞了兩千多年，未來的人們肯定也會迷戀在他的夢裡。 　　在這樣一個夢裡，莊子變成了蝴蝶，栩栩然飛了起來，自由自在，大概也因為「空中的花香」使其「沉醉」，因為自由和快樂，又「穿過叢林去看小溪水」。何等的逍遙啊！醒來後，莊子渾然不知是夢到了蝴蝶，還是現在的自己是蝴蝶在做夢，莊子在一瞬間將自己與蝴蝶變成了統一。 　　這個夢也的確令人神往。不僅是因為夢裡的蝴蝶自由起舞，關鍵在於蝴蝶似乎夢見了莊子，使莊子實在搞不清是自己夢到了蝴蝶，還是蝴蝶夢到了莊子。 　　莊子到達了物我統一的境界。 　　夢，完全是一個非自主的狀態，可以說與自己無關。至於在夢中變成什麼也無法被自己左右，哪怕在夢中變成石頭、樹、狼或螞蟻也都是無關緊要的，我們任何人都不能在臨睡前要準備夢見自己變成預設的對象，或在夢中實現完全的自我構想。但夢的經驗又告訴我們在夢中的一切體驗又是那麼真實，起碼在當時的心靈感覺方面。 　　不管是夢中的可怕，還是夢中的美好，一覺醒來，我們都會親臨現實。在關注現實之時，很快會把夢忘掉，好在現實中走堅實的道路。 　　但莊子的夢是不能忘掉的，這個夢伴隨了莊子一生，並隨著莊子留給我們的《南華經》一起到了今天，那隻夢中的蝴蝶還將飛向遙遠的未來。 　　作為生存著的個體，我們太需要這個夢了，因為生命本身的無奈，和對宇宙的無解。天是無法戰勝的，宇宙的規律又是無法改變的。莊子非常清楚這一點，與其徒勞地與天地爭鬥，倒不如與天地合一，在與蝴蝶的交叉之夢中物化和永恆。 　　清朝才子紀曉嵐一生閱盡滄桑，不願著述。最後留給了他的子孫們一則家訓，就是「知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後來他的子孫們又把其發揮成：「知不可求者，以不求求之。」從中，我們可以感到紀曉嵐從莊子處悟得的智慧，並且把這種智慧領悟得出神入化，據說，正是循著這樣的家訓，他的後裔們度過了許多機警的歲月。 　　表面看來，莊子什麼也沒有做，什麼也沒有說，包括紀曉嵐在內，似乎是一種消極的等待和被動。但省察生命和宇宙的真諦，能將內心物化，能如此平靜的，除了莊子外還能有誰做的到呢？ 　　莊子在夢中實現了蝴蝶的真快樂，醒來後，又向我們講述著真實的莊子。何時，我們也有一個翩翩起舞的夢呢？繞開語言的迷霧，見到那本質中的霞光。 　　天地之間，一切事物的發展都呈現著自身的矛盾，只是哲學家們一直在想辦法擺脫這樣的困境。如何在自身的困境中找到最佳的方寸與空間，實現生命的自由與逍遙，也是每個生命個體的理想和嚮往。 　　但是一般情況下，我們並不能發現造成生命困境的是我們自身，這一點不妨也聽一聽莊子是怎麼說的。 　　……在那個遙遠年代的一天，莊子和他的弟子在山中行走，走到一條河邊時見有一棵大樹，足有百尺之粗，千丈之高，葉繁枝茂，直指雲霄。樹下停著許多車馬在此休息。莊子便上前問一木匠：「為什麼沒有伐下這棵樹蓋房子呢？怎麼讓他長了這麼大？」木匠說：「這樣的樹一點兒用也沒有，用其做船馬上沉水，用其蓋房，很快蟲蛀，正是因為毫無用途，才長了這麼大歲數啊！」 　莊子聽後，深以為然。感嘆道，人們都知道有用的好處，但很少發現無用的好處啊！看這棵樹，如果有用，還能活到今天嗎？實際是無用反而對自己有用。 　　於是，師徒二人繼續趕路，天黑後，便留宿在莊子的一個老朋友家。老朋友非常熱情地款待莊子，叫其兒子殺雁烹之。其兒子請問其父說：「一隻能鳴，另一隻不能鳴，殺哪一隻呢？」其父回答，當然是殺不能鳴者。 　　第二天，師徒二人離開了朋友的家，他的弟子大惑不解地問莊子：「前天，我們見的樹是因為沒用而得享天年，而昨天我們遇到的雁也是沒有用，怎麼命不能保呢？到底是有用好，還是無用好呢？」 　　莊子說：「要處於有用和無用之間，一龍一蛇，隨時俱化，不可專為。」 　　後面莊子還圍繞用和無用講了好大一番。其實，故事聽到這裡就足夠了，莊子教給我們的是不可局限於個案，也就是不能太「著相」，通俗的說法是不能太教條，只能靈活掌握，隨形而變才能掌握事情的主動。 　　我們畢竟是社會人，都生活在價值判斷的巨網之下，許多時候，由於才能畢現，遭到嫉恨，被人暗算，中國歷史也是一部天才被殘害的歷史。這些方面，韓信、袁崇煥、岳飛、彭德懷等都是因才能而遭天妒的，因為才能而未能保全自身。 　　生活之中，才能將放射出一種創造的極光，它是眩目的，畢竟周遭的庸常之輩是沒有欣賞和包容的雅量的，《聖經》中也早就告訴人類，「嫉妒」是人的七宗原罪之一。是需要每個人萬分注意的。 　　知道在什麼時候釋放自己的才能，什麼時候收斂，是很難做到的，正因為難，才成為了一種智慧的生存哲學。莊子說的已很清楚不過了，「一龍一蛇，不可專為」，要介於龍和蛇之間，隨時轉化，「物物而不物於物」，還能有什麼麻煩呢？ 　　但許多人只知道炫技，而不知道藏拙，只知進而不知退，只知盈而不知虧。如此下去，怎能自己不打敗自己呢？ 　　聽了莊子的智慧，不知能不能學一點兒莊子的無用和有用。能不能在無用和有用之間自由地行走，就看你的悟性了。 　　人，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心靈的自足和恬適，語言的發明，主要是為了溝通和交流的需要。因為語言，人類之間的表達和溝通又多了一座橋樑，雖然語言的交流也都是因為彌補他知的不足。由於語言本身的局限，許多時候，我們見到的是語言本身，藏在語言下面的靈魂被遮擋住了，有時，也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語言之橋鏈接起來的。 　　莊子曾講：「井蛙不可語于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莊子是說，一生只生活在井裡的青蛙，無法給他講大海的遼闊，因為那樣的概念，超出了青蛙的知識範圍和認識能力，越過了思維力量的邊界，是無法想像和理解的，因為啟動想像的也離不開現實的參照。試想，只見過井水的青蛙用什麼樣的現實支持它去想像波濤洶湧、變化萬千、氣象瑰麗的大海呢？顯然，這是知識和思維的局限。 　　同樣，夏天的時令毛蟲，怎麼會知道還有冰呢？只在盛夏的高溫里壽命只有幾天的蟲子，因為從出生到死亡都是炎熱的太陽，它可能認為世界只是火組成的。它所有的祖先連秋天也未見過，給它描述那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冬天，它怎麼能夠相信呢？它也肯定會嘲笑講述者是在愚人節說話吧，要不就是喝多了高粱酒，在忽悠「我們」呢。這也難怪，時間的感覺本來已非常抽象了，讓它去怎樣衝破這個時間概念的殼呢？就象我們有幾人能理解愛因斯坦彎曲的時間呢。 　　話又說回來，一個粗俗之人，怎麼能一開始就給他講高深的道呢？民間不是有句話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嗎？一個人連基本的啟蒙教育也未接受過，如何讓他理解笛卡爾的思、尼採的意志、叔本華的表象和海德格爾的存在呢？現實中一個外國留學生回來，給他鄉下的母親講話時夾雜英語，不也是一種笑話嗎？ 　　看來，造成溝通的困難有時不全在於對象，而在於自己封住了流通的渠道，是自己先用一張鐵甲擋在了前面，你讓對方如何認識你呢？我們現在的一些經濟學文章不也如此。本來經濟學是一種社會科學，有很強的人文性，但那些炫技的學院派喜歡用一種數學公式表達，象醫生開的處方，在你閱讀之門開啟之時，作者已用迷霧把你拒絕了。 　當然，有時對許多的理性思考，也並不全在於為了溝通，全部為了溝通也會喪失自己。為了堅持對事物本真的求索，固守住自己的思維之門也是必要的，但也不是永遠不需要表達，關鍵是尋找好表達的時機、方式和對象。 　　為了堅守思考的本質，完全可以「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也可以讓靈性之光在寂寞中磨礪得更加燦爛。 　　為了溝通的需要，我們要學會表達，在表達中完成自己。因為莊子並不是完全反對向井蛙、夏蟲和曲士表達，只是要針對它們講井水、夏天和日常的生活。這裡自然也有海、冰和道，要能做的到，才是真功夫。 　　莊子在《秋水》篇中講述了這樣一個事件：有一天，莊子在濮水之畔釣魚，大概有涼風拂面，鳥語花香，正在山水間忘我。這時楚國的國君派來兩位大使，請莊子去做他的宰相，可能楚王知道莊子的脾氣，讓二使很婉轉地說：「願以境內累矣。」 　　楚國君並未明確地以高官引誘，而是說願讓你承擔一個繁重的任務，這種說法起碼能給孤傲的知識分子一個體面的台階。 　　對於送上門來的高官，莊子如何回答呢？莊子眼前是波光無盡的濮水，水中是游弋逍遙的魚兒，他在此正處於無始無終、無君無臣的無我之境。而背後等待著選擇的是榮華、富貴，威風和地位。楚王讓二使也向莊子透露了一個信息，即「願以境內累矣」。意思是說把國家的行政事務全交給你了，你不但有位，還有權，更有事可干，也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正因為「累矣」，還可以使你得到鞠躬盡瘁、流芳百世的美名，何樂而不為呢？你不是常常指點江山，憂國憂民嗎？現在正好交給你這樣一個機會。 　　莊子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因為自知，可能知道自己不具有治國經邦的才能，作為哲學家的莊子可能更適合以哲學使人們的內心平靜和安寧，因為哲學的目的就是哲學。 　　面對楚王伸出的橄欖枝，莊子漫不經心地反問二位使者說：「楚國水田裡有許多龜，它們是願意到楚王那裡鑽到鋪著錦緞、鑲著金邊的盒子里，而後放在宗廟，讓『留骨而貴呢』？還是願意繼續在水田裡拖著尾巴順泥水而活著呢？」 　　可能是生命之間的真實信息觸動了兩位衣錦著緞的使者，他們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當然是在泥水裡活著好了。」莊子便說「你們走吧，我也該繼續在泥水裡拖著尾巴快活了。」 　　歷史上可能不存在這樣的真實故事，因為很少有國王會把一國之政託付給一個河邊垂釣的老頭，但在莊子心靈的世界裡是真實的，莊子清醒地界定了議政和從政的分野。 　　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中不乏這樣的精神高蹈之士，他們用一生的漂泊堅守精神的純潔，以自己的思想來影響世界作為人生的最大樂趣和理想。他們清楚地知道別才和通識之才的重要區別。 　　「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同樣用一件精美絕倫的宋磁花瓶來支撐房梁時，遠不如一個路邊的磚頭。 　　但我們現在的多少人，既沒有莊子的智慧，更沒有莊子的自知。其實莊子不想去經綸一個國家，可能是他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哲學家是出色的，而作為一國之相可能會非常蹩腳，與其那樣誤國、誤民又害己，倒不如自己繼續在濮水邊釣魚，享受那清風朗月，把那些經邦治國的機會留給那些通識之才。 　　相對之下，這則故事應該給予我們更多的思考，一方面生命的意義固然重要，「清風朗月，閑者才是主人。」另一方面，善於藏拙，迴避自己的短處，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莊子在濮水邊悟得的真道，穿越兩千多年的時空雲煙，我們亦然能聆聽到智慧的叮嚀。 　　歷史上，有那麼一天，這一天非常令人神往，令知識分子神往了兩千多年。這一天，便是莊子與他的朋友惠子在濠水的橋上遊玩，天氣不錯，風兒柔和，橋下的濠水清凌凌閃亮，於是一個千古對話便誕生了…… 　　莊子說：「你看，這橋下濠水裡的魚兒是多麼快樂啊」。惠子非常懷疑地說：「你又不是魚，怎麼知道魚是快樂的，沒準魚是痛苦的呀？」莊子回答道：「你又不是我，怎麼能知道我不知魚的快樂呢？」惠子辯解道：「我不是你，固然不能知道你，按照這種方法推論，你不是魚，所以也就不會知道魚的快樂，這已是很明顯的事了」。莊子說：「那我們就把話題回到開始吧，你說我怎麼知道魚的快樂呢？這已經說明你知道我知道了魚的快樂而在問我，我是在濠水的橋上知道的呀」。 　看來，這個辯論確實讓人著謎，一個堅持說魚是快樂的，另一個要堅持用求證的方法去證偽。表面看來似乎是一個語言問題，其實深藏了兩種對待世界的心靈進路，於是兩種理路沿著兩千年的歷史鋪沿而來。 　　莊子和惠子是好朋友，並且喜好辯論。而惠子更喜歡倚在大樹底下高談闊論，疲倦之極了就「據琴而卧」，雖然莊子看不慣這些，但還是經常在一起辯個不休，因為在莊子的時代，除了惠子難有幾個人能與莊子成為辯友。 　　很明顯，莊子的眼裡是審美的，世界所展現出來的不但都有道理，都有用處，包括最無用的椿樹也可達到無用之用，而且也都是快樂和美的。所以，表面看來，莊子是一種無為的消極，但他心靈世界的深處充滿了積極的智慧。於是天上散開的雲霞，他認為是死去老婆的魂靈，在向天地的回歸，早晨的露珠，他認為是天地饋贈的珠寶，在他的眼裡，連沉寂的骷髏也在超越著生死，笑傲著人間。 　　不同的是，惠子偏要用邏輯的方法來求證世界，認知世界，他認為世界是必須求證的，不附合邏輯的結果肯定是一種荒謬。他無法同意莊子以不同的類感知另類的心靈，所以，惠子更象是一個實證主義者。 　　比較起來，似乎我們更喜歡莊子的心情和智慧。莊子用快樂的心情發現了世界的快樂，可能他知道世界本身是難以求證的，而許多事情也都是反邏輯的，否則，人早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運了。而惠子總是在現象世界之外，還要尋找它的「本來的真」，於是便耗盡了才情而不得要旨。 　　莊子用自己的快樂甚至超越了既成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他固守了自我的本真。這看似是一種簡單的生存，而正是如此，便是一種最高的境界，因為他的超越完成著終極的意義。 　　人類在生存的境遇里，大多數情況下是無法求證和改變世界的，與其在死死想改變世界中無盡地痛苦，倒不如象莊子那樣改變自己的心情。 　　按照《莊子》的記載，應該說惠子是莊子的好朋友，他們都曾衣著簡樸，喜歡談論一些玄妙的問題。雖然經常發生爭執，但不影響他們時常依在一棵大樹下嘲笑那些騰達的帝王。 　　可是，在我們的印象里，他倆都是可愛的老頭，喜歡嘮嘮叨叨，象希臘的蘇格拉底一樣，不為當時的人們看重或理解。雖然兩人都非常洒脫地對待世界，但莊子更注重內心，而惠子為自己的掌握世界積蓄著時機。 　　畢竟惠子是有思想，並且有知識的，更因為他又是一個喜歡靠邏輯求證世界的人，一旦機會來臨，他便放棄了自由的游吟生活。 　　果然，有一天，惠子成了梁國的宰相。在相位上，他充分體會到宮迎階送、起奉坐侍的豪奢，和那種擲地有聲、口出若鼎的威風。坐在巍峨的宮殿里，他已忘記了江湖之遠。 　　莊子不想信惠子的心境有了多大的變化，有一天路過梁國，想去看望一下老朋友，趁機再辯上一個話題。這時，有人告訴惠子，莊子的才能和名聲太大了，這次來梁是要將惠子取而代之。這時候，惠子感到非常驚恐，感到自己的相位剛剛坐熱，尚未過夠癮，怎能讓莊子拿去，於是下令在國內搜了三天三夜，因莊子尚未到達，結果是搜而無果。 　　當時莊子聽說此事後，還是照例去探訪了老朋友惠子，見了惠子後，莊子告訴他：「南方有一種大鳥，叫鳳凰，你知道嗎？它從南海出發，準備飛往北海，途中除了梧桐樹之外，其它樹是不棲落的，除了竹子之外也不吃別的食物，除了甘泉之外絕不飲用其它的水。這時，一隻鷹找到了一隻已經腐爛的老鼠，趕快當寶貝一樣把它捂在手裡，當鳳凰從這兒飛過的時候，鷹以為要和它爭食，並仰頭嚇唬鳳凰飛走。今天，惠子呀！你是在拿梁國嚇唬我啊！」 　　這裡的莊子與惠子已有了明顯的追求分野，而兩個人的生存情懷也分別如日月，他們都是坦率的人，都沒有掩飾自己的內心觀點。但我們看到，莊子實在是太可愛了。正因為他視權貴如糞土，才不在乎惠子對他的警惕，他是想告訴惠子什麼才是真實的莊子，莊子的心中是縱橫天下的豪邁，哪裡有去與燕雀爭奪一粒米的無聊。 　也許有更多的人能夠做到莊子，確實天生不喜歡權力和地位，而願意過一種江湖中的自由生活，雖然沒有莊子心中的豪邁、遼闊，但也能如「雲在青天水在瓶」的安然。可是，大都不會有莊子的幸運，因為莊子向惠子講了自己的抱負後，又叫惠子相信了自己，並且以後又讓惠子接受許多莊子對他的教訓。所以，當今反倒是沒有多少人能做到惠子，能去寬容一個譏諷自己的人，何況，又怎能去相信他的這番辯解呢？說一定認為藏著更深的殺機。 　　曾國藩以自己的宦海經驗，總結出「親戚、朋友中一旦有為官者，一定要以官待之，且不可再以親戚、朋友對待」這樣的官場名言。這是一個人十分微妙的變化，以莊子這樣聰明絕頂的人，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玄奧，我想，主要還是莊子能了解惠子，雖然惠子也有變化，但畢竟還保留了根本。 　　在那樣一個風雨變化、刀槍劍戈的時代，莊子因為對惠子的譏諷而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由於自己的絕世光芒掩蓋了惠子所具有的理解、可愛和包容。 　　黃庭堅在《與子飛子場子學書》中說：「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這是黃庭堅的真實體會，大學問家尚且如此，我們何妨不是呢，在這個滾滾逐利的時代，用什麼來澆醒自己的靈魂，用什麼來喚醒自己的生命存在，這正是現代人普遍面臨的茫然。 　　早在春秋之時，莊子已經為我們準備好了這樣使自己清涼的水。他說當時宋國有個叫曹商的人，宋人讓他出使秦國，走的時候，宋王送給了他幾輛車以示激勵，因為出使成功，秦國國王又送給他百輛車作為獎賞。曹商為此可以說得意忘形，回到宋國時，路上遇到了穿著自己編的草鞋的莊子並嘲笑說：「你也只能住在簡陋的小衚衕里，貧困的靠織麻鞋為生，面目如菜，形容枯槁，這真是你的所長，而恰是我曹商的所短。而一見萬乘之主便能得車百輛，那才是我曹商的所長啊，當然，這些車，你莊子是用不上的」。 　　聽了曹商的炫耀，莊子鎮定地告訴他說：「我聽說秦王有病找醫生時，凡是能夠為他破痤瘡擠膿者便可得到一輛車，而為他舔痤瘡者可得五輛車，所治的病越下作，得到的車就越多。你能得這麼多車，肯定是專門為秦王舔痔瘡了吧？你還有什麼臉在這裡得意啊！快滾開吧！」 　　故事裡莊子把曹商奚落的淋漓盡致，沒有留下一點兒餘地，這真是讓知識分子們解氣、痛快了兩千多年。但儘管如此，並不能澆醒所有的知識精英，許多人並不能象莊子那樣守得住本真，也不能象陶潛那樣不為五斗米折腰。近的有汪精衛，本來是寫得一手橫掃千軍如卷雪文章的鬥士，在利益面前成為了千古笑柄、民族敗類。而當年在敦煌看守經洞的王道士為了區區幾個紙錢，把民族的燦爛文化賣給了西方傳教士，成為千古遺憾。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在可以看得見的當代，已經成為顯學的經濟學又如何呢？ 　　這些年，那些左右經濟風向的國內所謂經濟學家可謂出盡了風頭，真如曹商一樣得到了豐厚的利益。但真正的知識界如何評價他們呢？ 　　他們在認識上的誤區，治學上的詬病，道德上的失范，行為上的貪慾讓他們威信掃地，蒙羞蒙辱，但他們完全不知，正洋洋得意。他們依然「打著學術的幌子，出著智慧的點子，拿著巨額的票子，挨著老闆的棍子，在譏諷窮人，博弈政府。」 　　不知道這些所謂的經濟學家們是否讀過莊子的這則故事，他們在巨大的誘惑面前可能已全然不顧了什麼價值標準。 　　我們確實看不起象曹商這樣的人，曹商也因為遭遇了莊子，讓其遺臭了這麼多年。可是現實中的曹商比比皆是，只不過他們沒有曹商躍然歷史的機會罷了。 　　可能每個人的身上或多或少也有些曹商的影子，也許在他們看來，這是一種生存的技巧，或是生存的無奈。莊子有莊子的標準，曹商有曹商的判斷，既然不能調和，又無法寬容，也只好各奔自己的前程吧！ 　　後人欣賞的肯定是莊子的精神堅守，但這種堅守必須付出生存的代價，因為它超越了俗世的規則。精神的追求，一旦在世俗間獨行，尷尬，自然是難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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