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精選 | 香港的 「經濟大佬」史

（香港橙新聞授權轉載，ID：HKOrangeNews，圖：法新社）

最近的 「李嘉誠撤資」討論，弄得香港全城熱哄哄。政治和經濟從來是連體嬰，政治配合經濟，經濟配合政治，不同的政治經濟環境，造就不同的商界巨神，但是當大勢改變，新的巨神出現，舊的後退，成王敗寇，道理如生和死一樣基本。

在香港，過去的遊戲是這樣的：政治的考慮，跟著是經濟的需求，於是政府傾斜的政策出台，造就了商界的神話。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當某些資本家得益，自然帶動經濟，當然，不滿的人會說這是壟斷(Monopoly) 、寡頭經濟(Oligopoly)、唯親主義(Nepotism)，甚至有人說是富豪政治(Plutocracy) ，而支持的人會說這是 「官」 「商」 「民」三贏的局面。

身為小市民，我只感受到香港八十年代的經濟 「多元化」(Pluralism)在消失，換來的是今天的 「單一元素」(Singularism) ，我們八十年代出來工作，香港社會百業興旺，生機處處，什麼行業和 「工種」都有，士農工商，皆大歡喜，但今天我們富得只有金融業、地產業和旅遊業，其他貿易、物流、輕工業、農業、娛樂事業等等，消失了或下墮……

香港的 「經濟大佬」歷史粗略可分為： 「前殖民期」、 「後殖民期」和 「前後回歸期」。

「前殖民期」是第二世界大戰前的情況，當時港英政府當然用人唯親，他們在鴉片戰爭後，即1842年的《南京條約》奪搶香港後，要把它成為一個貿易哨站(Trading Outpost) ，英國人在南中國海混飯吃，任人唯親，同聲同氣是必然的，於是造就了一批英國鴉片商人如渣甸(William Jardine) (雄據銅鑼灣一帶) 、顛地(Lancelot Dent) (雄據灣仔一帶) ，及一些英資 「洋行」如太古集團(Swire Group) (雄據鰂魚涌一帶) 、香港黃埔船塢(Hong Kong & Whampoa Dock)(雄據紅磡一帶) 、和記洋行(John D Hutchison & Company) (雄據了中環一帶)和九龍倉(Hong Kong and Kowloon Wharf and Godown)(雄據如尖沙嘴海旁一帶) ，整個維多利亞港，都被英商包圍起來。在當時，一般中國人在香港的經濟地位是不高的，能幹做到大生意的，都是那些懂英語或精於和洋行打交道的 「買辦」(Comprador) (即英國洋行的拍文件、經紀和代理，他們以混血兒居多，因為他們外語能力強，了解英國人的需要，既可作為外國人的生意翻譯，又可以處理他們和中國政府的溝通，地位特殊，自然富起來) 。

當時，有從事航運及地產買賣的荷中混血兒商人何東(Robert Hotung) 、集醫生律師和企業家於一身的何啟和從事地產生意的區德(他們在九龍灣北岸的住宅計劃用地被當時的香港政府回購，發展成為往後香港啟德國際機場) 、和娛樂巨頭的利希慎(在銅鑼灣經營 「利園遊樂場」和 「利舞台」劇院，當時，利園山一帶的土地屬於他們家族，可惜利希慎在1928年被槍殺身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把香港的經濟歷史改寫的，是大量的內地新移民，當時人口由1947年的180萬，增加至1951年的220萬，往後的三十年大陸偷逃者如洪水入城，香港人口每十年增加一百萬。戰後南來的外省(蘇浙人士居多)移民都是有經濟份量的，例如紡織業的陳廷驊(南豐紡織) 、航運業巨子包玉剛(環球航運)和董浩雲(東方海外)等等。而祖藉廣東省(部分在香港出世)的也出現了一批企業家，如出口貿易業的馮漢柱(利豐集團) 、企業家鄧肇堅(九龍巴士) 、銀行業的周錫年(華人銀行)和恒生銀號何善衡(恒生銀行前身)等等。

在資金、技術、人才、勞動力十分充裕的戰後新環境下，香港新的經濟模式也就漸漸出現。那時候，本地華人的經濟成就和教育水平不斷提升，港英政府不可能只讓 「英資洋行」獨大，否則會產生民怨，而且1949年當中國成為共產國家後，一小群在香港的英國人面對居港華人民族大義，根本不可能極權統治，港英政府必須籠絡一批支持港英政府的商人，實行 「以華制華」，基於上述政治考慮，英國人也要讓這批香港華商在不同領域嘗到經濟甜頭，成全了本地富翁的產生，而且殖民地政府開始委任華人進入權力核心的行政局和立法局， 「政」 「財」集於一身，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香港也就進入了 「後殖民地」時期。

在 「後殖民地」時代，香港經濟是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當時鼎足而立的有四幫人：第一批是舊的英資銀行如滙豐、渣打和剛才所說的英資洋行；第二批是從內地南來香港的工業和航運家；第三批是仍然為英國人賣力的香港本土上流社會的 「貴族」；第四批是戰後和新中國成立後逃難來香港的基層 「新商人」(今天的香港地產富豪家族，多是屬於這一類) 。當然，核心的政治經濟權力仍然在第一批 「殖民幫」的洋資手裡，故此，當時有一個笑話說所有政府公務員要聽命於英國派來的香港總督，但是香港總督卻要聽命於三大英國巨頭： 「英皇御准香港賽馬會」、 「滙豐銀行」及英資洋行（如 「怡和」及 「太古」）的 「大班」(英文叫Tai Pan，即掌權人)。

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把香港問題提上議事日程，1981年中央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十二條方針政策，可惜當時中英就香港主權和治權，互相不讓，隔空角力，引發了香港經濟巨變的數十年 「回歸期」的序幕。

在1982年，當時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京，會見國家領導人鄧小平，離開人民大會堂時，她在樓梯摔了一跤，同時傳出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破裂，陷入僵局，令港人出現了 「信心危機」。當時，大批英資企業、富豪、商賈急謀後著，有些撤資、遷冊，甚至結束香港業務，骨排效應之下，連市民也爭相移民外國，變賣資產（在1982年，香港地價普遍下跌40%-60%），為求一走了之。當時，英資企業如置地也陷於財困，為減債也要出售非核心業務，例如出售尖沙咀美麗華酒店舊翼、大潭道白筆山地段（現址為紅山半島）售與華懋 「小甜甜」為首的財團。

1984年中英兩國在中國北京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起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及答應維持香港現況 「五十年不變」。在這回歸期，如以1984年至1997年作為前期，則為時12年；而由1997年至今，另18年作為回歸後期，那麼， 「前後回歸期」為時30年，到了今天依然延續下去，新的回歸政治形勢，產生新的經濟巨浪，導致新的經濟巨人產生，在回歸前後期，產生了一批新的經濟巨神，這批人在六七十年代積聚實力，到了八十年代以地產買賣和發展變成巨富，有些人稱他們為 「地產家族」，如李嘉誠（長江）、郭德勝（新鴻基）、鄭裕彤（新世界）、李兆基（恆基）都是這些 「神級」傳奇人物。

地產商帶動香港經濟的 「前後回歸期」有六個背景成因：在1972年，港督麥理浩宣布香港發展的 「十年建屋計劃」，大面積的新界農地(集中在荃灣、沙田、屯門)會被發展成為 「新市鎮」，這破天荒的構想，意味著數以萬計的住宅和商業大廈會為地產商帶來巨額財富；第二，在當年，人口已達到四百萬，但是人口仍以數十萬計的增長，住屋數量非常缺乏，如要解決這嚴重的社會問題，除了政府的 「公房」外，便是要靠地產商協助建造大量房屋；第三，1984年訂立的《中英聯合聲明》列明香港土地供應每年不得多於50公頃。在土地求過於供的情況下，把原先1981年開始暴跌的樓價，重新推上高位，換言之，高營利的地產市場再次受到照顧，變成了一個 「保護主場」；第四，為了鼓勵新界農民讓出土地來發展，港英政府作出 「超級優惠」的補償，例如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政府發出的 「換地權益書」，是為徵收新界土地而發給土地擁有者的補償：Letter A，即每一平方呎建築地可以換取另一幅相同面積的建築用地；Letter B，即每5平方呎農地換取2平方呎建築用地。於是，引來各大小地產家族收集換地權益書，而它變相成為巨利的土地期權證。當時，農地每呎買入價僅約八十元，換算之下，即屋地呎價約二百元。1997年間，將軍澳新港城以呎價五千多元開售，扣除利息和建築費約一千多元，地產商每一呎可以賺到三千多元，試想像一個私人屋苑動輒數百萬呎計的面積，那利潤簡直可怕驚人！！第五，香港發生了 「六七年暴動」 ，許多人看不好香港前景，賤賣土地，相反，當時剛起步的 「地產家族」勇敢地購買大量土地；最後，這些地產巨神亦非常進取，那時正值香港的金融業已進入成熟期，他們通過市場集資、公司收購與合併，把公司的資產再以億計擴大，而且，他們長袖善舞，進一步把業務多元化，收購一些民生有關的如電力、煤氣、交通公具、超市、電訊等等的 「現金流」行業。上述各種原因令到地產巨神的財權基礎牢牢打穩，成為商業的大王國。

如是者，地產推動經濟成為香港政府不變的迷信，政府賣地，地產商建屋，自然是最佳賺錢拍檔。慢慢地，地產商取代殖民地時代英資銀行和洋行，成為同時擁有高度政治經濟 「話事權」的新勢力。

在 「前後回歸期」，香港的大家族佔據全港三分之二的財富，財富的集中和不均的狀況達到嚇人的程度；而且， 「以地產帶動香港經濟」的政策也使到香港迷失方向，不發展科技工業或創意產業。未來只有政府帶動經濟改革，沉悶低迷的香港才有生機，可是改革的最大阻力，目前是來自各方各樣的既有利益者和壟斷集團。經濟學者Jeremy Rifkin指出這些既有利益的大資本家的年代，會逐漸被新出現的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而取代，他說： 「資本主義不會消失，但到二十一世紀的下半葉，它可能不再是最具支配力量的經濟基礎，資本主義跟共享經濟最大分別是前者是 「利己」為出發點，受一己利益驅動；而後者則追求協同利益，和市民大眾聯繫合作，造共享經濟成果（如互聯網經濟） 「。我不同意老資本家一定會衰落，只是新的資本家會以新的形式出現吧，而他們的互動網平台更注重和大眾經濟分享。

把香港富豪 「客觀化」 「平常化」 「理性化」 「去神化」是時代政治經濟改變巨浪下的合理髮展，但願香港的經濟重拾正軌：以 「多元化」、 「共享化」、 「創意化」和 「國際化」的四大方向邁進。讓香港踏入政經的新三期： 「新常規」(New Normal Era)。為香港祝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