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黃河文明到一帶一路（二）71.窮途末路

袁崇煥被下獄後不久，錢龍錫和王洽也被下獄受審，王洽死在了監獄裡，錢龍錫被充軍，崇禎開始重新啟用太監和非東林人士，東林黨的勢力遭到了削弱。「重正盈朝」的時代又草草結束了。

明朝末年，東林黨「重正盈朝」、全面當權的時期加起來不過四年，也就是天啟皇帝剛剛上台的兩年和崇禎皇帝剛剛登基的兩年。在第一個兩年里，東林黨一上來就把熊廷弼拿下，把遼東經略和巡撫換成自己人，然後接連丟了瀋陽、遼陽、廣寧，後金從長白山打到了遼西走廊；第二個兩年，東林黨先幹掉魏忠賢，再殺掉毛文龍，引出了李自成，讓後金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這戰鬥力實在是令人嘆為觀止。

第一次「重正盈朝」之後，明朝還有得救，或者說至少在理論上還有搶救的餘地。經過天啟皇帝、魏忠賢、毛文龍等人的努力補救，局面基本穩定下來了，開始朝好的方向發展；

第二次「重正盈朝」之後，明朝就徹底沒得救了，已經可以下病危通知書了。

因為我們前面講的，東林黨上台壓縮軍餉和減少政府收入引發的兩件「小事」，受後金圍攻北京的影響，都繼續的擴大了。

為了解北京之圍和收復關內四城，朝廷從全國各地調集援軍前來勤王。甘肅、陝西、山西這些地方靠近邊防重鎮，軍事實力比較強，所以勤王兵馬主要從這些地方抽調。但這些地方也是農民起義鬧得比較凶的地方，精銳部隊被抽調走了，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這些人就藉機發展壯大起來。不僅陝西全境糜爛，起義還開始波及山西。崇禎三年二月，正是孫承宗帶著全國援軍收復遵化的時候，陝西農民起義軍開始渡過黃河，大舉進軍山西。

但最嚴重的問題還不是這個。

明朝軍隊的糧餉，在防區內由自己解決，有固定的來源。一旦有軍事行動，離開防區，就由國家財政另外發放糧餉，被稱為「行糧」。援軍四集，中央財政就得花錢。東林黨既不讓多收稅又變不出錢來，只能拖欠。山西巡撫耿如杞帶了五千士兵入援，兵部沒錢給他們發餉，就在三天之內連續把他們調動三次：由通州調到昌平，再從昌平調到良鄉，故意用這種方法逃避發餉。因為軍令規定，部隊到達駐地之後第二天才發響，所以兵部就讓他們不在任何一個地方駐紮超過一天。士兵們沿途辛苦勞累，連續三天都不發餉，還要被沒完沒了的調來調去，就沿途搶劫。

金兵撤退以後，朝廷以失職罪逮捕耿如杞，判處死刑。這五千人就一鬨而散。

遭遇同樣情況的還有甘肅巡撫梅之煥帶領的部隊，也就是因為糧餉短缺，走到半路就發生了嘩變，逃跑了上千人。

陝西的綏延鎮總兵吳自勉更奇葩，在抽調兵馬進京的時候，還在剋扣軍餉，赴京的不發錢，想要不去北京的還需要給他交錢。結果部隊還沒有出發就發生嘩變，大量士兵逃走。綏延巡撫張夢鯨憂憤而死。

這些潰散的士兵無處可去，於是紛紛跟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結合。

這一下麻煩就大了。

農民起義軍一般都是烏合之眾，數量雖然多，無組織無紀律的，很容易就被鎮壓。但士兵們都是接受過軍事訓練的，大規模加入農民起義的隊伍以後，馬上就成為起義軍的中堅力量。農民起義軍的戰鬥力立刻大增。要想在短時間內徹底鎮壓下去，基本上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變兵和變民相結合，是明末農民起義最主要的特徵，之前的明朝中前期的農民起義，都沒有這種特徵。所以也有人說，明朝不是亡於變民，而是亡於變兵。

這樣，明朝就面臨著內外夾攻、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面——勤王部隊剛趕走入塞的金兵，就要調去鎮壓農民起義；農民起義鎮壓的差不多了，後金又打過來了，於是馬上又要把軍隊調過來抗金。

明軍鎮壓農民起義的能力還湊合，關寧軍被吹成所謂的「關寧鐵騎」，就是在鎮壓農民起義中吹出來的。但他們沒有與後金騎兵作戰的實力。那個時候軍隊已經十分腐敗，大部分老弱病殘是沒人管的，只能種地。各個將領都會養幾百幾千個「家丁」作為自己的私人軍隊，待遇稍微好一點，訓練的也好一點，這是他們保證自己權力地位的基礎，哪能去跟後金硬碰硬的消耗掉？都是跟在金兵屁股後頭跑，好像在追擊，完成朝廷的任務，其實離得很遠，根本不交戰。各路人馬也都各自為陣，就好像金兵的儀仗隊一樣，遠遠的在他們周圍跟著走，都希望金兵去找別人的麻煩。

於是金兵就在華北平原毫無阻攔的到處燒殺搶掠，系統性的摧毀中國北方的經濟基礎。搶的殺的差不多了，就再從喜峰口出關，回去消化勝利成果。

等後金走了，李自成、張獻忠那邊又發展壯大成了十幾萬、幾十萬的大軍。勤王部隊又趕緊調回去跟起義軍開打。眼看又要把起義軍滅了，後金又打進來了，趕緊去勤王……

就這樣，兩頭受敵、內外夾攻，而且兩邊的敵人都是機動性極強的軍隊，農民起義軍本來就是流寇戰術，在陝西、山西一帶到處跑。後金騎兵跑的更快，在河北、山東地區四下搶掠。明軍在長達數千公里的戰線上不斷的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來回奔波，疲於奔命，不斷的被消耗，毫無取勝的希望。

崇禎二年的金兵入塞，以及隨之而來的變民與變兵相結合，是明朝命運的關鍵轉折點，使明朝完全喪失內政改革的餘地，只能在內外交攻中快速滅亡。東林黨和袁崇煥只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就把明朝置於必亡之地，讓這個龐大的帝國像山崩一樣的倒塌，無可挽回。

這個時候再談什麼改革復興，已經完全沒有時間和空間了。中央樞機哪裡還有精力來研究如何反腐敗、改革稅收制度、人才選拔機制、整頓軍隊之類的東西？每天就是焦頭爛額的調動部署軍隊和想辦法收稅籌錢。

為了支持這些絕望的軍事行動，苟延殘喘，朝廷必須開足馬力徵稅。商稅就別想了，東林黨寧可亡國也不讓多征，只能主要往農業稅上面想辦法，按照土地加派。

從表面上看，加派的銀兩並不多，每畝地才九厘，最多的時候加派過一分二厘銀子，相當於每畝地多收幾斤糧食。把所有加派和正稅加起來，一畝地總共也就收五六分銀子，相當於二三十斤糧食，占畝產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左右，稅率還是不高。但當時土地兼并已經很嚴重了，官員士紳們享有諸多優免特權，佔據良田萬頃基本不用交稅，地方官員只能把這些全都壓到普通農民頭上。農民負擔就被成倍的加重。此外還有很多私派錢糧，為官僚集團的腐敗買單的，這個我們在前面都講過了。這些因素加起來，才讓看起來很合理的遼餉加派，變成了亡國暴政。

農民不堪忍受逃亡、造反。逃走農民的稅就會再攤派到還沒有逃亡和造反的農民頭上，逼著這些人繼續逃亡、造反。形成惡性循環，農民起義軍的隊伍越來越大，局面遂完全不可收拾。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第二章第二節，《勤王兵的嘩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