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不來的奧運賬 | 敦倫政經學院

摘要：儘管政客常常許諾種種經濟效益，但經驗表明承辦奧運會和冬奧會在經濟上並不是划算的決策。辦奧運的成本非常高昂，提振經濟的效果令人失望，算上精神收益也很難彌補缺口。從長期看，辦奧運只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下才能留下正面遺產。奧運會之所以成本越來越高，還不斷有城市願意接盤，是因為特殊利益集團從中受益。

每到奧運季，賽場外常會響起抗議的聲浪。2016年的里約並不例外。從上半年起，這條音軌就開始漸強。政府一邊大辦奧運，一邊削減教育、醫療、治安等公共服務經費，引起了市民的不滿。

給這些反對的聲音打上「短視」、「民粹」的標籤似乎容易。承辦賽事的時候，政客常常許諾包括促進就業、拉動經濟等好處，把該決策描繪成一筆精明的投資。但經驗表明這些收益大多難以實現，承辦奧運會在經濟上很難划得來。

從事前來看，承辦奧運的前景對一個經濟體究竟價值幾何？比起拿著納稅人的錢大開空頭支票的政客，經濟學者通常相信投資人用行動表現出的判斷更加誠實可靠。研究人員曾經分別考察過資本市場在各屆奧運會主辦城市宣布時的反應，承辦國的股市並沒有表現樂觀情緒。

悉尼奧運會公布時，澳大利亞大盤毫無反應(Berman和Davidson, 2000)。而北京申奧成功之後，上證指數經歷了一周左右的亢奮就回歸了原位(Leeds等, 2009)。雅典的情形在文獻中引起了一定的分歧，Veraros等(2004)發現申辦成功的消息引起了希臘股市的上漲，但Floro(2010)運用了考慮到波動類聚的計量經濟學模型，得出了「沒有反應」的結論。

Mirman和Sharma(2010)綜合考察了1996到2012每一屆冬奧會和奧運公布時的股票市場，發現成功申辦夏季奧運會對股市沒有顯著影響，而成功申辦冬奧會反而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此外，上述部分研究觀察了落榜城市所在國家的股市，一致發現大盤對失利的消息無動於衷——換句話說，在結果公布之前，資本市場就不認為「某市可能承辦奧運會」的預期有任何價值。

除了這些基於資產價格的事件研究，現有的文獻和數據為進一步衡量承辦奧運會的具體成本和收益提供了方便。體育賽事經濟學專家Baade和Matheson(2016)以及Zimbalist (2016)分別綜述了這一領域的相關研究，認為舉辦奧運會對一個經濟體通常不是一筆划算的生意，只有在極其特殊的條件下才能產生凈收益。

從申請承辦開始，候選城市的奧運之旅就價格不菲。這包括調研、營銷、公關等費用。芝加哥和東京分別為了申辦2016年奧運會花費了1億和1.5億美金(Zimbalist, 2016, pp. 44)。這些錢都隨著里約的獲勝付諸東流。

芝加哥和東京的納稅人或許應該感到慶幸，因為這些開銷比起實際舉辦的成本只是九牛一毛。國際奧委會(IOC)對承辦城市的體育設施開出了非常苛刻的要求，現有的體育館很少能滿足IOC的容量要求，大興土木不可避免。IOC對基礎設施也制定了高標準。例如承辦夏奧會的城市必須擁有4萬套酒店房間，連里約這樣的熱門旅遊城市都必須追加1萬5千套才能達到這一標準。這些房間在賽後極有可能長期空置，造成嚴重浪費。挪威利勒哈默爾為冬奧會建設的兩個大型豪華酒店在賽事結束後很快就破產了。此外，辦好一屆奧運會還要消耗高昂的運營和安保成本。

21世紀以來的幾屆夏季奧運會的承辦開支介於70億(悉尼)和450億(北京)美金之間(Baade和Matheson, 2016, Table 2)。值得注意的是，從1968年起的每一屆奧運會實際花費都超過了最初估計的預算，並且常常超出幾倍。1976年的蒙特利爾奧運會在這方面可謂登峰造極，市長Drapeau起初誇下海口「奧運會要是能產生赤字，那男人就能懷孕生孩子。」結果是那一屆的最終經費超出了原計劃的十倍，魁北克省政府不得不扮演了接盤俠的角色，而蒙特利爾花了30年都沒能還清所產生的債務(Guttman 1992， pp. 143-144; Barney, 2004, pp. 123-25)。而且，官方事後給出的成本數字也值得質疑。長野冬奧會的申辦委員會甚至焚毀了所有的財政記錄。

除了財政支出，奧運還帶來一定的社會成本。比如，一些研究發現儘管常規的體育賽事和犯罪率沒有統計聯繫，但唯獨奧運會期間當地財物犯罪率平均升高10%(Baumann等, 2012)。

賽事產生的直接收益(轉播、門票、贊助等)都必須與國際奧委會分享，落到主辦城市手裡的往往只能覆蓋開支的幾分之一。例如 ，溫哥華冬奧會產生了16億美元直接收益和76億美元開支，倫敦奧運會產生了33億美元直接收益和114億美元開支(Baade和Matheson, 2016, Table 3)。因此，賽事和籌辦期間的所謂「奧運經濟」只能從對就業市場和服務業的提振上找，但這些效應遠沒有鼓吹者說的那樣神奇。

主辦方和他們僱傭的諮詢公司常常在事前對這些效應給出極度樂觀的量化評估。比如，InterVISTA曾估算2010年的溫哥華冬奧會將創造24萬個就業崗位和107億美金經濟產出；Grant Thorton則預計倫敦奧運會將創造3萬個就業崗位和170億美金經濟產出(Zimbalist, 2016, pp. 35)。但事後的研究說明這些估算完全不著邊際。

先從所謂的「施工建設促進就業」來說。Baade和Matheson以及Zimbalist指出，這些工程僅在經濟短期衰退時作為一種擴張性財政政策有效。對於一個處於自然失業率的正常經濟體，奧運只會與其他經濟活動競爭寶貴的勞動力。主辦城市申奧期間不可能預測到未來的經濟波動，這項收益自然也無從談起。

另一種可能的收益來自服務業。賽事期間來自世界各地的觀眾會可能會給當地的服務業帶來需求，服務業從事者又會用這些新增的收入在本地消費、投資，產生所謂的乘數效應。但組織者對這些效應的估算高得離譜。具體而言，他們既高估了新增遊客帶來的需求，也誇大了這些新增收入帶來的次級經濟效應。

首先，大型賽事會對日常的服務業需求有擠出效應。部分常規(非奧運)遊客預計到賽事帶來的擁擠、管制和漲價，會選擇繞開奧運城市。北京和倫敦奧運會期間，北京和英國的遊客人次都較前一年同期下滑(Zimbalist, 2016, pp. 53-54)。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報告，溫哥華舉辦冬奧會當年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旅遊業就業人數下降1.1%，打破了過去五年每年增長3.2%的漲勢。除了對常規旅遊業的影響，不愛湊熱鬧的市民也可能採取宅在家裡、外出度假等避運措施，減少對本地服務業消費。

其次，這些研究用的「投入-產出」模型無法正確模擬經濟體對奧運會這種短期活動的反應。它們的構造基於經濟體的長期運行模式，且假定大量淺層參數不變。這讓廣義的盧卡斯批評適用於這一類模型。

舉例來說，投入-產出模型預測假如一家餐廳的潛在顧客增加兩成，餐廳會相應多購入百分之二十的勞動力和資本(如餐桌等)。不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這種預測也只適用於長期調整。面臨奧運帶來的兩三個星期的高峰，更現實的可能性是餐廳會節約地利用現有的要素，比如要求客人拼桌，限制用餐時間，督促員工快速工作。或者，餐廳也可以乾脆漲價控制客流。

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後果是高估了奧運收入產生的乘數效應(Dwyer等, 2004; Matheson, 2009; Porter和Fletcher, 2008; )。投入-產出模型認為，服務業收入增長會等比例地增加勞工收入，勞工的消費則會進一步為本地經濟注入活力。但事實上短期的服務業高峰沒有這樣的效果。以酒店業為例，Porter和Fletcher發現亞特蘭大和鹽湖城兩屆奧運會期間酒店以漲價來應對新增客流，入住率沒有上升，不會像模型預測得那樣等比例地增加勞動力僱傭。這意味著大量的收入以增加資本回報的形式流入了酒店投資者的口袋，而服務業的股東多不在本地(甚至本國)，因此這些錢不會被進一步用於本地的消費[1]。

因為上述各項原因，大型賽事的經濟效應總是令人失望。Baade和Matheson (2016)在梳理了對過往各屆奧運會的回顧性研究，發現歷年奧運會的對收入和就業的效應要麼為基本零，要麼只有主辦方預測的幾分之一。一項研究(Giesecke和Madden, 2011)甚至發現2000年奧運會降低了悉尼的消費。作為旁證，Zimbalist (2016)綜述了對歷屆世界盃經濟效應的回顧性研究，結論同樣不容樂觀。大型國際賽事根本不是提振地方經濟的良藥。

當然，成功承辦奧運會能為公民產生一些心理上的收益，儘管研究發現承辦奧運會的快樂並不持久(Kavetsos和Szymanski, 2010; Dolan等, 2016)。研究者用問卷調查統計了英國人對承辦2012年奧運會帶來的無形收益的主觀預估，估算出英國全國人對這些收益的估值(支付意願)總和為20億英鎊(Atkinson等, 2008)。這個數目非常可觀，但不到英國申辦開支(88億英鎊)的四分之一。

把這個估算拓展到其他國家需要注意幾點。一、發展中國家對這些無形收益的人均估值會低得多，因為窮人傾向於把錢用於更基本的需求，不願在錦上添花的項目上花錢；二、這些無形收益是純粹的公共物品，人口大的國家總支付意願會相對高；三、申辦城市佔全國人口比例越高，人均估值越高。Atkinson等人的研究表明倫敦人的估值是英國其他地區(樣本包括格拉斯哥和曼徹斯特)的兩倍。倫敦佔英國人口十分之一，屬於較高水平。

綜合衡量了各種因素後，Baade和Matheson得出結論：「給定專門場館建設和運營(尤其是安保)的成本，奧運會直接產生的收益很難覆蓋成本。算上心理收益也補不上這個缺口。因此，從經濟上為申辦奧運會辯護，只能依賴於賽事帶來的長期遺產。」

在古代東南亞，白象是一種名貴的動物，國王有時會把白象賜給特定的臣民。蒙恩的人心裡往往欲哭無淚，因為白象儘管是榮譽的象徵，在它漫長的一生中卻需要大量金錢餵養和照料。體育管理界常把奧運遺留下來的設施稱為「白象」。

建造體育館對都市區經濟沒有多少效益，已是相關文獻的共識(Coates and Humphrey, 1999; 2008; Baade, 1996)。奧運場館的情況可能更糟。國際奧委會對奧運設施的高標準，既意味著要花大價錢專門修建，也註定它們在賽事後會持續產生高昂的維護成本、機會成本，且不容易被其他組織和個人充分利用。

北京的「鳥巢」每年維護消耗1000萬美金，奧運結束後僅僅偶爾舉辦演出和賽事，旅遊收益也不好[2]。市政府與曾經計劃把鳥巢給北京國安隊作為主場使用。國安考慮到他們的賽事通常吸引1萬觀眾，放到能容納9萬觀眾的鳥巢里，場面想必難看，連忙表示你們還是另請高明(Zimbalist, 2016, pp. 69)。而「水立方」被改裝成了室內水上公園，改建耗資超過5000萬美元[3]。北京奧運會建設共用了8400英畝地產(Long, 2015)，這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也意味著不小的機會成本。

為奧運修建的道路、地鐵等常規基礎設施確實可以帶來持久的方便和收益。但是，這些基礎設施即使沒有奧運會也可以修建。有些有些觀察家認為，申辦奧運可以克服一些阻礙基建的政治僵局，但這些政治存在僵局的地區想通過申辦奧運的決策往往更困難。何況，這些基建在需要在時間和空間上遷就奧運的需求，這妨礙了主辦地區基建的合理化和最優化。Baade和Matheson認為，奧運會的「死線」可能會提高基建的用工成本。Matheson (2012)指出，奧運帶來的基建投資不能保證產生凈效益，有過度建設的危險，還要和雞肋的奧運場館捆綁在一起，不如不辦賽事只做基建。

奧運宣傳還常聲稱，奧運能夠吸引潛在的生意夥伴，有促進貿易的作用。這種說法直到近年才找到定量研究依據(Rose和Spiegel, 2011; Song, 2010)。但這些研究把奧運承辦國(美國、加拿大、德國、中國等)和地球上所有沒承辦過奧運的國家對比，可比性非常有限，他們採用線性的控制變數很難修補這樣的選擇誤差。在跟進的研究中，Maening和Felix(2012)用傾向性匹配方法為每個東道主找到合理的對照組再對貿易額進行統計分析，推翻了先前的結論，奧運對貿易並沒有顯著促進。

最後，奧運會可能起到宣傳旅遊業的作用，從而給當地服務業留下持久的遺產。但從巴塞羅那的成功經驗中可以看出，產生這種效果的條件非常苛刻。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是奧運經濟信奉者言必稱的典範。在之前的弗朗哥政權下，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曾遭到長期的忽視與壓抑。舉辦奧運會後的二十年里，巴塞羅那是歐洲旅遊業增長最快的城市(Zimbalist, 2016, Table 5-1)，成為歐洲首屈一指的旅遊名城。

但巴塞羅那成功的關鍵原因是，它是一顆被長期埋沒的「遺珠」，奧運會釋放了它的潛在能量。符合這樣條件的主辦城市並不常見。相比之下，倫敦本來就是世界上最具人氣的旅遊目的地，很難相信舉辦奧運的經歷能進一步增加旅客對它的青睞。在另一極端，石油城卡爾加里在舉辦1988年冬奧會之後回到了默默無聞的狀態(Ritchie和Smith, 1991)，它在人們心中仍然是那個寒冷無聊的形象。ETOA曾經對奧運會的旅遊業效應進行了多項研究，結果一致令人失望(見ETOA, 2010)。

ETOA認為，口耳相傳是一個地區旅遊業最好的廣告。而奧運會恰恰讓體育愛好者在賽事期間擠走了(更有可能向親友宣傳風景名勝的)觀光遊客。這會對此後的旅遊業產生打擊。即使是巴塞羅那這個成功的例子也值得進一步仔細檢視：巴塞羅那在奧運之後一度面臨被重新遺忘的風險。在賽前入住率達八成酒店，在賽後有一半的房間遭到空置，價格大幅下降(Hillier和Isun, 2010)。隨後的1993年，巴塞羅那旅遊局成立，開始進行大量的市場調研和營銷宣傳，修建了游輪碼頭，旅遊業同時開始迅速增長。1997年歐盟對航空業的去管制化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奧運會很可能只是這一系列交互影響中的一部分。

經濟學家Zimbalist (2016, pp. 131-133)認為，三個根本因素抬高了申辦奧運會的成本，侵蝕了潛在的凈效益。首先，申辦奧運會的過程可以看成一個拍賣，僅僅是潛在競標者爭相投入更多資源的競爭就可以把潛在的經濟租耗盡，如果有成功申辦帶來額外的心理快感，最終承辦者的預期經濟收益完全可能為負。其次，申辦過程中存在不完全信息，候選城市不能準確地知道申辦成功潛在的收益，這造成了所謂的「贏家詛咒」(見Thaler, 1988)——越是不切實際地高估了潛在收益的城市，越可能不計成本地贏得承辦權。因此，最後的贏家往往發現得不償失。更重要的是，申辦城市的奧組委往往代表著一些特殊利益，在納稅人看來划不來的買賣，他們卻能賺到不少油水。

這些特殊利益主要包括當地的建築工程、地產、公用事業等行業。舉辦奧運會意味著納稅人必須大量購買他們的服務。前文討論的股市研究雖然認為申奧成功對大盤沒有持久正面影響，卻一致發現這些產業的股票顯著上浮(Berman和Davidson, 2000; Leeds等, 2009)。組織申奧的地方委員會往往由這些產業的代表組成，他們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和專業優勢向公民推銷對他們有利的昂貴方案[4]。除了商業利益以外，在很多國家，意識形態建設更是政治精英熱衷奧運的主要考量。奧運會的經濟帳如此難看卻總有城市競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影響奧運會辦不辦、怎麼辦的人和普通公民算的不是同一筆賬。

奧運會勞民傷財，是國內的小氣候和國際上的大氣候共同造成的。奧運會其實完全不需要專門修建大量的新增設施來舉辦。如果沒有城市間的競爭和國際奧委會的苛刻要求，選民和工程業等利益集團的博弈可能會有效控制成本。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在財政上非常成功，為奧運會專門建造的工程數量少、規模小，奧運總開支僅為5億美金，併產生了1300萬的盈餘。這是因為之前的幾屆奧運會因為政治衝突、恐怖襲擊、財政超支等原因紛紛演變成慘劇和鬧劇，導致只有洛杉磯一家願意申辦1984年的比賽。洛杉磯市政府提出減少新建項目，並引入私人資本不花納稅人錢，否則將拒絕承辦。此時毫無談判力的奧組委只好妥協。

洛杉磯和巴塞羅那的成功使申奧重新成為熱門，財大氣粗的「金磚國家」也在新世紀加入了競爭行列，這樣激烈的競爭重新抬高了奧組委的談判能力和申辦的成本，也產生了大量的賄賂和腐敗。各國公民日益意識到奧運的高昂成本和微薄收益，越來越不願意掏錢去填特殊利益集團和奧組委挖出的大坑。從21世紀初起，申奧城市數量一直穩定下滑。2012年荷蘭政府的一項研究報告認為，未來可能只有非民主國家才會辦奧運會[5]。

從2013年到2014年，達沃斯、慕尼黑、斯德哥爾摩、克拉科夫的市民紛紛通過公投否決了申請2022年冬奧會的提議。其中，斯德哥爾摩拱手讓出了成為第一個既辦過夏季奧運會、也辦過冬奧會的城市的機會。2014年10月，挪威議會也因為成本考量否決了奧斯陸申請冬奧會的提案後[6]，荷蘭報告的預言開始應驗：還在追求申辦2022年冬奧會的沒有一個是民主國家了。

注釋

[1] 在技術上，這一類投入-產出模型完全可以用相對嚴謹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替代 (Giesecke和Madden, 2013)。這類學界常用的模型考慮到了價格的內生變化，且可以把商家面臨的一些短期約束納入分析，能對奧運經濟的規模做出更現實的預測。這通常也意味著預測出非常有限的經濟效益(Dwyer等, 2004)。

[2] http://www.cbsnews.com/news/olympic-challenge-how-do-host-cities-fare-after-the-games/

[3] http://travel.cnn.com/explorations/play/beijings-watercube-water-park-now-open-040746/

[4] 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官方對成本的估計總是大幅偏低，收益估計大幅偏高，且從不吸取往屆預測過度樂觀的教訓。這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忽悠所需。尤其是上文批評過的「投入-產出」模型，一直存在更靠譜的替代性預測模型，見注釋[1]

[5] http://www.dezeen.com/2012/08/01/democracies-find-it-very-difficult-to-host-games-say-authors-of-olympic-cities-book/

[6] 2014年俄國索契冬奧會已經把成本抬高到了駭人的5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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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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